成都敦壩：一场限期580天的公共生活实验 | 三明治
文 | LIN
2023年2月24日是敦壩的最后一天。
敦壩位于成都三圣乡，是一个精酿酒吧的名字，其所在的幸福梅林，在距离成都市中的东南方向，是一片保存了自然景象的城市飞地。在过去的两年，敦壩逐渐成为了成都公共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和城南二环边的玉林交相辉映。
因为租期缘故，从开业那天起，敦壩便预告了“只存在580天”。
「距离变成仪式感」
敦壩所在的幸福梅林景区，离成都市区有一定的车程距离，过去是一片乡野，后面来了开发商，把这里打造成主打举家休闲的景区。
每年2月末的成都，春意开始升起。周末来三圣乡的人变多起来，多是举家出行，老老少少或者情侣。在一片装修精致整饬，处处都在卖时兴的围炉煮茶的商铺间，敦壩在一条僻静的小道角落，没有招牌，显得和周围有些“格格不入”。
三圣乡像是成都人的后花园。对习惯了老城区生活的人来说，十几公里的车程让这里略显“偏远，而不算便利的公共交通，让我猜想，有时“距离”是不是会成为人们到来的阻滞？
但来敦壩的人源源不断，络绎不绝。终场那天创下纪录：敦库里整整围坐了两百多人。大家带上自己准备的食物，来了一场盛大热闹的“百家宴”。
对于走近敦壩的人来说，距离非但没有成为阻碍，反而成了一种“仪式感”。和市中区的公共空间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里不似社区里可以随时推门而入的场域，如果打算来，需要给自己更加充足的理由，比如更多的好奇心，或者对某个话题更足够的兴趣。
在敦壩，渐渐地，不同的空间承载不同类型的活动。宽敞明亮的敦库是“十日谈”、“龙门阵”、“明亮的对话”发生的场域，而观影活动则在相对狭小一些的会议室。
空间的物理属性本身会给人带来不同的体验。敦库敞亮，却从不显空寂。里面位于中心的圆桌，让各种对话发生，圆形意味没有中心。人多的时候，可以轻松围上好几圈，人少一些，就坐近一点，更显亲密；吧台远离谈话中心，总有一拨人或坐或站，随意聊天；有时这里还会摆上球台，人们在打球，常见的是乒乓，甚至还会带来羽毛球。
运动的人、吃饭的人、喝酒的人、和角落里的猫玩儿的人……所有的状态都在这里同时发生。某种程度上，“宽敞”的物理空间给参与者提供了更安全的心里距离。敦壩的活动多会持续到深夜，如果活动中间累了，可以站起来出门透透风，或者在吧台点一碗抄手，边吃边听讲座。
限定的空间以外，是不限的时间。
敦壩的活动多没有确切的时间说明，“随来随走”，不限定观众的迟到或者早退。来到这里人们大多总是不自觉就对谈到深夜。有时结束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没聊尽兴，还会继续去夜宵“加餐”，直到晨光熹微。
历史学家王笛来的那一次十日谈，从傍晚七点半讲到十点半，当他被问及要不要中场休息一下时，“中场？”王笛感到有些惊讶。顿了顿后，他遂讲起自己一天忙碌的日程。大家以为这可能是结束语了，“听说这里通常是讲到12点，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以后也可以跟别人炫耀，说我也是在敦壩讲到深夜的人了。”
「围炉夜谈」
张灯灯是敦壩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的空间设计师，他在三圣乡住了将近10年。580天前，他不会想到，这里竟会转变成为成都公共生活的代名词。
敦壩发生的原因简单，主理人们希望有一个空间，让身边的朋友有地方聚一聚，聊聊天。开业之后，渐渐有人在这里聚拢起来。2021年的秋天，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聊天的人们开始在坝子里烧起柴火……
有一天深夜，从浙江“游牧”到成都的异格，被问到围火聊天的感觉，他说，像是在体验薄加丘的《十日谈》。十日谈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期间，那时众人围火，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
风哥喜欢这个意象，他是一个教育者，也是最早和最多参与围炉夜谈的人。当晚，风哥开始准备“十日谈”活动。
“十日谈”最初的设想是邀请十个朋友来到敦壩分享，一共十场，是为“十日谈”。分享内容不提前透露，盲盒主题。开始前，没有人知道那天来的嘉宾到底会分享什么。甚至有时连嘉宾自己也不知道，“我先自我介绍，大家随意提问，我们随意聊。”类似的场景也发生过不少次。每一期的嘉宾多是一个人，也有过一次二人组合，是历史学博士和政治学博士，分别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展开对某个主题的阐释。
活动宣发也简单，一张海报，写明嘉宾、主持人的身份，其余不再过多言说。主持人有两个，除了风哥外，还有灵子。灵子是在英国念博士的人类学学者，2021年夏天，她来到成都做田野。每当问及自己和成都的关系，会非常爽快地介绍自己“一个精神上的成都人”。
风哥开始选十人名单，很快就发觉，“怎么最先确定的几个都是男性嘉宾？”。遂向灵子提议，要不再做一季全女性，你来找嘉宾？
两季“十日谈”后，风哥和灵子却有种“才开始”的感觉，觉得还可以有第三季，还可以再想点别的玩法，遂有了第三、第四……做着做着就到了第十季，
“十季，一百场，我们觉得可以了，完满了。”
在“全女性”的第二季“十日谈”里，来了一个“非典型律师”，张颖。
张颖第一次的分享是漫谈式的聊天，先讲自己转型成为律师的经历，然后观众现场提问。她隐约记得，那段时间Me Too运动受到比较多关注，现场出现了许多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十日谈”的第五季是关于性的主题，张颖也来做了返场。
张颖住在双流，离敦壩很远，最初她会形容自己几乎是“挣扎”着去，每次都要下很大的决心。到了历史季，自己一下给“震住了”，才逐渐定下来，去得越来越频繁。川大的一位老师给她极深的印象，那一场，他分享了用清代的法律文书描写女性命运的例子，作为律师的张颖一听，觉得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她和这里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也习惯了每天几十分钟的车程，“跑着跑着啊，突然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成为自己日程当中的一部分了。”
后来，风哥策划一个新的系列，“明亮的对话”，邀请张颖来做主持，
“明亮的对话”生发于风哥个人对“对话何为”的思考：什么是真正有益的对话？如何才能真正倾听，而不是自说自话？他想，一定会有人存在这样的诉求：愿意与人和而不同地讨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我们。
基于此，“明亮的对话”设定了一个基础规则：遵循哈维尔对话守则，除去第七条。
哈维尔对话守则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明亮的对话”一共开展了27次，在系列活动，每一场会预设主题。第一场明亮讨论的是奥斯卡的扇耳光事件，讨论开始前大家先进行“角色扮演”，对当时的场景复刻感受，然后再选择自己支持的一方。张颖的律师身份和活动相辅相成，在“明亮的对话”终场里，她分享“做完这个系列，对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我的胜诉率明显提高了。”
「偶然的“天意” 」
这580天里，敦壩一共发起了100场十日谈，41场观影活动和27场“明亮的对话”。还有其它栏目，比如对过境成都朋友“雁过拔毛”的“有朋自远方来”，以及多位嘉宾与观众共同探讨某一议题的“龙门阵”。
在200多场活动中，灵子用速记记录下180多万字的笔记。单是100场的十日谈里，她参与了85场，作为主持的，也有将近一半。
灵子形容，来到敦壩是自己的“天意”。她最早来到成都，因为听说了这里颇具野生气质的公共文化氛围，而想到自己对这个地方了解不多，觉得是有新鲜感的。
2021年6月，灵子达到成都，第二天就认识了做教育的风哥，还去风哥创办的山海夏校做了助教。风哥和敦壩的三个主人们是很好的朋友，她便这样遇见了敦壩。“不知不觉之间，就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这里，以至于后来在成都别处，好像已经无法找到我了。”一次她在一苇书坊看书时，被那里的读者认出来，问她怎么没在敦壩？
敦壩是灵子在成都的一个线索，回头梳理时候才会发现，一切都是从这里展开的：田野、学习、居住，甚至自己的生日宴会、还有当时回英国的送别派对，都是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做的。
灵子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都既是工作，也是生活。“它们是完全不可分开的，这种融入的感觉非常好。”在这个层面上，博士论文也是一种“天意”，论文源于自己真实生活中的经历与观察，作为一种“确定的东西”，让她有锚定、不虚度的感觉。“如果不是这样，假设我就是从北京离职了，来成都生活，也绝不可能像过去一年半这样，如此全身心投入到公共文化生活里。”
过去在北京，灵子也做过观影会这类的活动，但那都更像兴趣小组，是偏电影或者内容本身的。过去的灵子从没有过要参与公共生活、甚至创造一个小空间这样的想法。而敦壩把她带到了要求对话题的深入讨论，更明确指向了话题即将去到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讲话的机会多了很多，自己的公共表达欲也在增强。而在更细微的个体层面上，“它让我觉得，除了媒体和学术，自己还有大量可做的事情。好像我的可能性也变宽了，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证和延伸。”
面对如此高密度的活动频率，灵子少有疲倦，“这一年半都是打鸡血的状态”。唯一比较遗憾的事，只会出现在如果某个辩题没有得到很好地展开，或者一个话题没能更加深入地讨论。
面对敦壩的结业，就像当时100期“十日谈”结束的时候一样，“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觉得有始有终，挺好。” 为了参加敦壩的结业，灵子又特地从英国剑桥飞回成都，了结心愿。
「走进敦壩的人们」
“十日谈”第99场的主题叫“走进敦壩的人们”。
当时一个发言的男生，分享了自己那天来到敦壩的过程。他是在上海读书的学生，趁着假期时候回到成都。他来参加活动那一天天气不好，空气阴霾，心情也比较低落，一整天没有出门，到了傍晚，当漫无目的地骑车时，刷到朋友圈看敦壩有活动。他没仔细留意活动的嘉宾，径直骑了40多分钟就过来了。
到了现场，他只待了20分钟，但是后来在分享时候说，“那20分钟让我活过来了一点点，我会知道，但凡走出来，就有这个地方，就有一群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是同类人。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支撑的力量，我只需要在旁边听一会儿，感受到这种存在，就足够了。”
亮叔是一个经济学者，2014年他来到成都，现在已经在这里定居。他是北方人，被这里人际交往的丰富活跃深深吸引，来到成都后，觉得做各种事都很顺利。
疫情对他的生活有很大改变，最直观的是，人和人的见面没有那么顺利了。亮叔频繁写作，因此对他来说，见人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长时间不见，也没有东西可以写。
“敦壩活动太好了，每天都可以去见人，去听各种声音。”他特别喜欢“明亮的对话”，几乎每场参加了。对话的训练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有时为了了解不同的声音，他会选择自己本不支持的一方，站在对面的角度进行辩论。
尤其当感到孤独的时候，他会很频繁去敦壩。在这里，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人”，还在跟其他人互动。“有时候也不是为了一定期待嘉宾，就纯粹是想跟这群人待在一起，喝点儿酒，围着烤点火，觉得很舒服。”在敦壩，人们的相互熟络是自然又迅速的事情，活动以外，也会约飞盘，约桌游。就连嘉宾和分享者，也会和大家“打成一片”。
过去在进行公共表达时候，亮叔有时会担心自己的水准，会怕害怕自己的发言是不够好的。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至此，心理障碍也被很大的消解了。他还记得，有一场的一个男生，很直接地说出了自己也许略显“笨拙”的疑惑，引起大家的共鸣。
小秋形容自己和敦壩的关系是，“不常去，但每次都会很有收获”。对她来说，敦壩半乡野的氛围、外面一片大的树林和开敞的坝子都会让她觉得轻松自在。
她喜欢十日谈抽盲盒的感觉。一次邀请的还是教过自己的大学老师，老师的专业是西方文学，选择的主题却是关于“30年代知青下乡的始末”，在小秋的印象中，老师讲得非常清晰生动，把整个历史的脉络和个体人物的命运联系起来。
“听完后我一直在想，我能够说清楚我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吗？我能够像他那样清清楚楚地去活着吗？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时代，是不是可以尝试去把它做更进一步的思考，或者是尝试着去把它搞清楚呢。我想这应该是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就没有那么迷茫，更有可能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黄菊老师也让小秋极大触动。在她的自我介绍中，从河流和大山溯源去讲自己的家乡，“她讲的时候，整个画面感就在我脑海里流淌。”黄菊的分享极尽细节，从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热爱自然说起，讲到那天晚上吹过敦壩一颗香樟树的风是从什么方向来的。“她能出所有的大江大河的名字，中间她站起来，念一首诗，非常自然，非常美好。”
小秋有时会觉得自己很枯竭。“以前我也是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也可以写出自己觉得还挺灵动的文字，但是我已经很久没这样写了。那天晚上黄菊老师触动我，在于：我想其实很多时刻里我们都是可以去这样做的，就像她说她在厨房煲汤，看到砂锅里面冒起来的热气，就会想到在沙漠旅行的时候，看到的‘大漠孤烟直’。”
勇哥是敦壩的常客，“常”至什么程度呢？100场的十日谈里，他参加了其中80场还多。“快要赶上主持人了”，有时一旁的人会这么形容。
勇哥是西北人，在西北城市生活的时候，平日身边人最常见的娱乐聚集方式是喝酒，“但我又不那么喜欢喝酒”。一家人搬来成都后，勇哥白天时候比较空闲，因此频繁参加城市里的各种文化活动。2021年，某天他无意中得知有个活动“不要钱，还能烤火”，也没问具体内容，径直来了敦壩。
“在打车软件上，敦壩已经被我设置成为了‘工作’地点，是我在成都最常去的地方，没有之一。”后来，他还邀请儿子奥斯卡一起参与。奥斯卡也喜欢这里，再到周末，敦壩成了父子俩心照不宣的首位选择，“今天敦壩有活动，走吧。”
勇哥很少留意活动海报的具体信息，嘉宾、主题都不太重要，“我喜欢的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氛围。”谈及为什么喜欢这里，勇哥说敦壩吸引他的原因足够多，某种程度上，这里的每个细节都能成为“原因”：
“没有时限，随来随走，是我喜欢的；活动频繁，频率高，是我喜欢的；夜宵是我喜欢的；没有中心的圆桌是我喜欢的……”
勇哥说敦壩像是自己的“夜校”，是对自己进行社会教育的一部分，甚至还是生活困惑的绝佳解决场所。“有什么事就来这里，和灵子聊，和风哥聊，和甚至不认识的陌生朋友聊……聊着聊着，就开朗了。”
敦壩的终场活动是一部话剧的表演，《正义陪聊团》，由独立作家余松编剧和导演，演员都是“走近敦壩的人们”。勇哥和儿子也参与了其中两个角色，他们在剧里反串了父子身份，“在排演时还有点放不开，一上台情绪就出来了，演得很过瘾。”
对于敦壩的终场，勇哥有些伤感，“现在一到周末，就会有些空落落的，一时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正如勇哥所说，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发生在这里的这一切，每个走进这里的人，多会在一点上达成共识：敦壩是一场偶然的“天意”，是不可简单复制的“奇观”。
图片提供：敦壩的朋友们
本篇来自三明治555 Project · 成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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