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7：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2021 年 10 月 25 日

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

1979年翁松燃說在香港談統一問題才可以暢所欲言，由此點出了殖民地香港在言論上推動兩岸進步的重要性。在那個年代，台灣問題絕非只有統一前景問題，而且那根本不是主要問題。台灣當時，是處於黨外人士爭取民主爭取言論自由的關鍵時期。立法院和國大代表增額補選的政治對抗，縣市選舉，特別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為訴求的反威權政治的言論，是當時台灣向自主轉型的推動力。在言論上，香港《七十年代》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

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陳映真、柏楊、台大哲學系風波，雷震、余登發、陳明忠、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案、陳文成案、鄭南榕自焚……我們都大篇幅地反威權，和支持台灣人為自主權利的勇敢抗爭。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貼近現實的來稿呢？原因之一，是台灣留美歐的知識人，許多都是我們的讀者，他們既有台灣內部的信息來源，又具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或者早有許多洞見蘊藏胸中，《七十年代》提供他們發表的園地。原因之二是有所謂「外轉內」言論，就是台灣黨外及自由派的論政者，委託一些支持台灣民主的外國人，把他們寫好的報導與文章，帶到香港，交給《七十年代》發表，然後在台灣的黨外雜誌再以轉自《七十年代》的名義刊登，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支持台灣民主的外國人中，最重要的一人，就是長期致力於台灣人權及民主運動的美國人梅心怡（Lynn Miles，1943-2015），他主動跟我聯絡，把許多台灣黨外人士的文章帶給《七十年代》發表。他有兩三個拍檔。

印象較深的兩次，一是《雷震回憶錄》的出版。《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因言致禍，十年牢獄中所撰的《回憶錄》被沒收，他出獄後重寫，但被禁制不能出版，於是他將手稿交陳菊，再輾轉送到在日本的梅心怡手上，由梅親自帶到香港交給我，《七十年代》雜誌社於1978年12月出版了這本書。

另一次是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被通緝，他的美籍太太艾琳達（Linda Arrigo）被強迫離境，先到日本，後來香港，由華裔英國人黃世雄（Dennis Wong）與我聯絡，於19日接受《七十年代》的長篇訪問，詳細談「美麗島」的背景，事件經過，和她自己的經歷。這是台灣官方對美麗島事件報導之外、作為被鎮壓一方的說辭。這篇報導震動海內外，也傳回台灣。

在台灣民主運動開始活躍，並掀起一波一波浪潮的七、八十年代，為什麼在香港眾多傳媒當中，台灣的黨外人士，和支援台灣民主的梅心怡等人，要選擇供稿給《七十年代》呢？原因是香港媒體左右分明，右派的不敢得罪台灣掌權的國民黨，而左派因為摸不清黨外民主人士的底細，不是懷疑台獨，就是懷疑「外國勢力」，所以對台灣黨外的抗爭，不敢大篇幅報導，更遑論發表評論了。而香港一般市民不關心台灣政治，也使電視新聞不怎麼報導。

我當時秉持著反專制、反威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意識形態，也因為長期形成的對國民黨的莫名惡感，又沒有正統左派那種怕這怕那的心態，因此在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就抓住時機大量報道了。

台灣其後走上民主之路。我們的「外轉內」言論，是否也起過推動作用呢？我雖不願意妄自菲薄，但也必須承認，若有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功勞，這功勞也首先屬於台灣提供信息和評論的黨外人士，其次屬於支援台灣民主的外國友人，而其三，是屬於香港這個靠近海峽兩岸的自由法治的殖民地保護傘。

2017年臺北市長柯文哲說「香港很無聊」。現在，或許是的。但在四、五十年前，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許多臺灣的知識人、黨外人士來香港，如饑似渴地到圖書館看資料，看香港報紙，買香港雜誌，對他們來說，香港不僅不無聊，而且十分有聊，甚或是全世界最有聊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那個時期《七十年代》對台灣政治的報導和評論，固然有推動民主自由的作用，但對蔣政權的批判則未見公允，特別是只看到專權政治的一面，而沒有看到還有好的一面，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在中共的威脅下，不得不嚴密防範滲透，而且即使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下，仍然逐步開放人民的自由。我想，這是我那時的左派思想意識根源所導致的偏差。

（原文發佈於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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