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真实记忆，穿透“妇女进步”的历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少有听见中国农村女性的叙述。《记忆的性别》一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15年收集到的口述史资料，描述了陕西省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
基于《记忆的性别》一书，我们将讨论在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女性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女性叙事和国家叙事有哪些联系？《婚姻法》的推行遇到哪些挑战？如何看待女性经验？女性的经验对当下有什么启发？
1 ｜女性视角和国家叙事有哪些不同？
❇️ 王芳 0:1:0
这本书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了五六十年代参与公共社会的女性故事。虽然她们的讲述具有主观性，但我们依然能从作者的文字中，看到个体的经验如何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叙事。
🧂小言
许多女性把过苦日子的所有时间都称之为旧社会，包含集体化时期。1949年之前，妇女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总呆在家里。因为战乱和饥荒，她们的流动性很强，在山川、村庄间跑来跑去，但并不是说这种流动是好的。那是一种艰辛且充满恐惧的生活。
❇️ 王芳
女性记录时间的方式跟男性很不一样，并不是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跟个人的生命经历紧密相关。很多妇女根据孩子的出生年份来记录时间。
🐚 大萝贝
这本书的受访者大多是积极分子、劳模、妇女主任，是在官方话语里沉浸很长时间的女性，但她们的讲述依然挑战了我的想象。当时很多妇女做纺织类工作，在给劳动定级时，她们有些劳动被承认，有些劳动又不被承认。原因是政府认为农民的劳动来源应该都是农业收入。
🍉 猪西西
我想到“进步史观”这个概念，它指现在的一定比以前的更先进。但在看这本书时，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婚姻法》的推行。我想到我的外婆，她离过一次婚，然后再跟我外公在一起。在外婆的叙述中，离婚是一件正常的事。反而是我妈这一辈，我的姑妈因为感情不好想离婚时，她发现离婚变得困难。
2 ｜五十年代女性的公共参与
❇️ 王芳
在1949年前，女性也一定程度的参与了社会，但她们不被记录、不被看见。到了五十年代，女性开始被鼓励公共参与。
🧂小言
书中有个案例，有一位女性名叫竹香。因为丧偶，竹香只能自己耕田。女性耕田会被人瞧不起，所以她晚上出去犁地。1949年后，因为集体化时代的到来，很多男人被调去做社会主义工程，比如修水坝、河堤等。女性开始承担更多的农作劳动，竹香的种田技能反而帮她走上了领导岗位。
其实一开始竹香非常不适应。比如去县里开会，竹香发现周围都是男的，她紧张得连话都讲不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反应。
❇️ 王芳
评选劳模、积极分子其实是一个政治议程。驻村干部会挖掘有可能成为积极分子的人，树立榜样，让他们调动村子的积极性。比如曹竹香，她作为寡妇，早就承担了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自我牺牲被认为是好女人的品质，因此被选为代表以促进女性的公共参与。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特质被选择性地利用。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女性的劳动是不被认可或被贬低的，其中存在很多剥削。
🐚 大萝贝
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国家基层动员促进了妇女解放。因为国家需要劳动力来参与经济建设，所以发动妇女，让她们拥有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这曾达到妇女经济赋权的效果，但妇女不被鼓励拥有决策权。妇女被认可的机会经过严格筛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以成为劳模。这其实是对妇女贞洁的一种鼓励。
公众参与虽然影响了一些女性的命运，但是当那个时代过去，社会对她们的评价也慢慢散去。妇女的价值并非一直被社会所认可。
❇️ 王芳
四九年之后，妇女们对生活有一种希望，开始的时候非常积极，但是几年之后热情很快消退，因为她们发现生活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3 ｜《婚姻法》推行的阻力
🍉 猪西西
《婚姻法》贯彻时，遭遇了农民的反扑。此后，组织调整了宣传的方向，不把妇女权利或离婚自由当作首要目标，而是挨家挨户宣传《婚姻法》对家庭和睦的好处。这需要一些和善的面孔，得是村民愿意信任的人，所以组织培养了女性积极份子。
有两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为了做妇女工作，有一位女性尽管家庭不睦，她也选择不离婚。她说，我要牺牲我一个人来解放更多的妇女。另一位女性是童养媳。她在离婚的时候被劝阻，最后她坚持离婚，代价是她先前的工作全部归零。她以后再也没有参加任何妇女工作。
❇️ 王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议程的排序。比如说土地改革是更彻底的，但女性相关的政治议程，很多时候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其中有很多的妥协。
🧂小言
1950年，《婚姻法》推行时，妇联的一份报告列举了195例跟婚姻相关的死亡事件。有一位妇女积极分子，提到了暴力威胁。她讲述自己在离婚后如何悄悄地离开夫家，回到自己的村子。一路上，她担心前夫尾随。这和现在的分手暴力很相似。
4 ｜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 大萝贝
人们的讲述不一定全部真实。这本书珍贵的地方在于，作者和书中的女性都非常坦诚地讲述了，个体经验和国家话语里有参差的地方，完整地展现了国家干涉妇女经验留下的痕迹。
❇️ 王芳
个人很难逃脱宏大叙事的影响。1949年后，人们被鼓励诉苦，讲述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在疫情中，我们也能看到话语如何被制造、被运用。比如做核酸检测的人具有强制性和暴力性的一面，但却被用“大白”等词来形容，可爱的形象消解了暴力的一面。
🐚 大萝贝
每当我认为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时，我会写下我正在干什么。武汉宣布封城的那一天，我会写下我们一家做了什么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做了哪些准备。在那个时候，我担心我的感受会添油加醋，所以我只写我做了什么，尽量记录一个普通人的行动。
叙事疗法中有个重要的工具，叫“钩子”。举个例子，很多人很难马上想起自己15岁时在做什么，但如果15岁正值2008年奥运会，你很容易能回忆起做了什么事。人们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自己的经历关联起来，这恰恰说明了我们深刻地参与到社会和历史中。
但是，普通人的记忆总被历史一笔带过。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善用钩子，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让我们尽量保证自己的讲述是真诚的。
🧂小言
书中有一位女性谈到封建。在当时，“封建”一词主要指女性身体和行为上的束缚，比如说裹小脚、呆在家里。那位女性说， “咱从来没有封建过。”这是她对自己的定位，虽然用的是官方的语言，但她表达了自己的主体性。
很多劳模或妇女领导非常善于讲述自己的模范事迹。就像诉苦一样，她们练习过很多次。但我们仍可以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启发。比如有一个妇女积极分子，是她们村第一个不坐轿子结婚的人。当时这种行为叫做模范，搁现在，这就是行动主义。
❇️ 王芳
积极分子公开发言一开始也是紧张的。那个时候，女性的参与是被有意培养的，比如识字、公共演讲、干部帮她们写演讲稿等等。其中一些人参加全国性的大会，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断讲述自己的故事。那种讲述当然有集体性、统一性的一面，但我们也看到个体性的一面，也能看到个人叙事跟国家叙事的矛盾和冲突。
🍉 猪西西
允许不同的叙事存在是很重要的。疫情时，有些人的记述会被打上“谣言”的标签被删帖、封杀。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存在，那我们会离真相越来越远。从更加结构性的角度去思考，即使是谣言，它也是有价值的，它可能反映出人们的不满，没有办法被表达出来的哀思。
5 ｜理解女性的讲述，塑造我们的记忆
❇️ 王芳
今天，很多公共叙事很单一。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微小的抗争，但这些经历很难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就更难被听到。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叙述。坚守自己的记忆非常重要，尤其是公共叙事跟我们的个人经历不相符的时候。
🧂小言
以前在听外婆讲故事的时候，我会充满了评判，有可能是因为她文化程度不高，或是她的讲述带有个人偏见。在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那就是我们必须得先记录下来，再去分析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女性的讲述总是不被认可。一方面，她们不会用准确的、专业的词语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女性也存在自我厌恶，体现是对自己的讲述没有信心，甚至觉得自己很多东西不值得被表达出来。
🐚 大萝贝
我会提醒自己两件事。第一，哪怕有性别平等的视角，我们讲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不真诚的。为了迎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将一件事按我们的想象叙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个复杂的故事简单化。
第二件事情是，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小我。当我们强调我们的介入导致了某些改变时，其实改变的动因早就出现了。那些真正实现改变的人，其实是你、是我、是大家。不能因为我们比其她人更能写、更能说，就只记录我们。这是不公正的。
❇️ 王芳
在书写过程中，作者贺萧非常真诚地讲述了自己的困惑和口述史的局限。书中有些女性中断了讲述，所以有些记录可能是不完整的。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情况呢？
每个人都在跟社会、宏大的历史互动。一方面，我们建立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去了解女性的记忆如何被讲述，如何被集体塑造。这些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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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播】
❇️ 王芳：社工，在性别领域深耕十年
🧂 小言：女权主义者，行动者&报道者
🍉 猪西西：女权主义者
🐚 大萝贝：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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