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方艙醫院也不能治好羅蘭巴特的偏頭痛
在中國的日子，每天早上羅蘭巴特都要從偏頭痛中醒來，他喋喋不休的抱怨著中國毫無“色慾”可言、統一的服裝髮型、相同的言語“批林批孔批劉少奇”還有清一色的兒童表演。“幼兒園。都是三歲半的孩子，跳著紅色集體舞。女孩兒們都做了打扮，紅嘴唇，紅臉蛋，頭上戴著紅蝴蝶結。”
如果你不知道這些孩子是什麼樣子，那麼容我在此出賣一個朋友的童年照片用來舉例。
如今的他是個熱愛搖滾的金融直男，這是我去他家偷拍到的他年少時的照片。左邊那個穿著潔白點點襯衫，唇上抹著口紅、額頭一個紅點的便是他。畫面中的他似乎是在音樂的節奏中搖擺，身體頗為悠然，而精神似乎並不沉溺，他敏銳的注意到了相機的存在，即便襯衫是母親替他選擇、紅點是老師幫他綴上，而直視鏡頭的一瞥，還是讓他奪回了主體性。
每到一個朋友家，當話題僵住的時候，我會要求看他們過去的照片，一來可以讓主人更多聊聊自己過去的故事，二來也是滿足我的偷窺怪癖。於是這樣的照片也在我太太的家庭照中找到，她說自己從幼兒園開始就多才多藝，領著小朋友們跳舞，仰慕者眾——我瞬間有些不知從哪裡來的得意。
說回羅蘭巴特，1974年文革如火如荼的時候，期望大肆宣傳文革成就的中國組織了不少如今“朝鮮鴨仔團”一般的旅遊路線。巴特為時三周的旅行，按照中國政府所設定好的路線，不自由的游歷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陽，西安各地。而無論到哪裡都是千篇一律的紅色宣傳和紅色文藝匯演，這樣他感到挫敗且無聊。而他對於中國兒童的觀察卻頗有意趣：
“小姑娘們都化著妝，戴著紅領巾，做作地微笑著。紅旗。小男孩們也化著妝。致歡迎詞。還是那些孩子合唱。動作俗套，手指分開。……一個非常小的女孩唱歌，她小得簡直像是化了裝的嬰兒。小女孩們的集體舞。她們模仿的都是女園藝師。所有顏色都是西方人害怕的顏色：紅，刺眼的綠。”（P117）羅蘭巴特在每日規則的發型和零度的衣妝，缺乏誠意千篇一律的歡迎儀式，充滿勇氣但全無詩意令人厭煩的各種表演，和善、好奇與謹慎的表情眾人相似，笨拙的寫實主義裝飾中仍然不斷的從偏頭痛中醒來，再不厭其煩的記錄著，他沒有孌童癖。他是同性戀，而他早早就放棄了在當其時的中國尋找任何“性衝動”，也難以捕捉生活的靈光。
五一勞動節，羅蘭巴特在當天參加了多場“幼稚的”慶祝，他沒有等到超越平常呆板、木訥的節慶場面，還是“Ejusdem farinae”（一個逼樣、一個操行），沒有激情、沒有狂飲，真樹上扎著許多紙花，太多少兒的活動看到膩煩：“一種稚嫩的兒童文明，竟表演給一群有點呆傻的被動的成年人看”。
他當天只有這幾句感想：
【被成年化的兒童在使成年人兒童化】
羅蘭巴特如果有機會看到《方艙醫院真神奇》，應該也是意興闌珊見怪不怪。不過如今已經二三十歲的中國年輕人們，上一秒還在bilibili上看著“6歲的朝鮮小朋友唱出60歲老人的慈祥”，嬉笑朝鮮兒童還要為那些過分編碼的表演而強顏歡笑；下一秒就要在疫情的恐懼下直面一位口抹口紅的翩翩少年僵硬微笑著讚頌方艙醫院，確實很難接受。
羅蘭巴特看到的宣傳畫面上，“兒童在撒種子（而在我們國家，兒童在相互愛慕）”（P47），這並非是污衊中國曾經也幹著資本主義剝削童工的事情，只不過是這些孩子比西方國家的孩子成熟的更早，在談情說愛的年紀便能夠如成人一般投入生產建設中，甚至階級鬥爭中。於是我們更能看到有高中生發信給武漢作家方方，質問她「在一個光明時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用在提振民族精氣神上，還是一直聚焦在不足之處，不停的揭露和追問」；「您是生長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您是吃武漢糧、喝長江水活著的！」，不該像年輕人說自己國家怪話那樣「不懂事」。
中國的青少年兒童總是成長\被成年化的好快。上世紀20年代，在中共武裝割據的蘇區的”共產主義兒童團“，便是“革命的英勇戰士的後備軍”，參與中共的激進土改，並清洗了組織裡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子女。軍事化程度上，兒童團員的日常操練由紅軍或赤衛隊員負責指導，內容包括木棍操、刺殺、擲手榴彈等。接受檢閱時，兒童團員也要隨身攜帶大刀、梭鏢等。才有了少年英雄潘東子火燒地主胡漢三的一幕（很暴力是不是？反正這一幕在中國總是大快人心的）更不要說6、70年代那個造反派的楷模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毛主席檢閱，更改名宋要武，當時師大女附中（今師大實驗中學）副校長卞仲耘也慘死在宋要武等之手。到了和平年代就有了大名鼎鼎的“五道杠少年”和紀錄片《請投我一票》裡選班長的鬧劇。
而很多成年人也非常喜歡假兒童之口，來投射自己的意志和慾望。表演歌舞的小朋友為了表現天真無邪，微笑卻必須機械化反復練習直到僵硬；為了表現活潑與開朗，色彩就必須是濃妝艷抹、紅綠搭配。如果說這些品味的艷俗只是小小的惡趣味，那麼拿孩子當諂媚工具甚至攻訐武器者則是純粹的“孌童”：歌曲《方艙》，是由湖南省長沙市瀟湘詩會《湘人湘歌》對外公開徵稿後，由「湖南作協」成員、兒童文學作家譚哲負責填詞，作曲家蔔文正及蔣軍榮（湖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教師、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共同作曲，主旋律讚歌。而那位宋彬彬在為自己開脫的文章中也提到說當年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並非自己所作，乃是記者假她之名的宣傳文章。其實也不太會有多少人相信那篇指責方方文章的作者真的是一名高中生，然而這也不重要。方方仍然對高中生做了回復：
“孩子，我一直以為這種自己與自己的鬥爭，自己給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只會在我這一代人中進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將來也會有這樣的日子。”
——這一代的孩子也救不下來了嗎？
參考：
羅蘭巴特《中國行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