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小诗和疫情以来的零碎想法
神话
一群老鼠——
或一些植物
铁丝网的孔隙里
历史在生长
1
拉奥孔!
请以永恒的忿怒——
指认：
巨蛇与我们时代凡间的神灵
2
生有羽翼的话语
被涅墨西斯的友伴燔祭——
而我们将用畸形的水果
飱宴后人和我们失声的记忆
3
我长时间的以为
是一次次风暴将我们破碎——
但秘教的神明——使众人
日复一日——把人们杀死为狮子
今夜 让我们满饮此杯——
烈酒表面浮动着寒冷的太阳
将叹息咽入腹中——
但愿它能弥合竹子精致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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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武汉人我是幸运的，我在武汉封城前一段时间回到国外上学，可以说高枕无忧；我又是不幸的，我的家人朋友多半滞留在汉，我却没有任何帮助他们与共同患难的可能。
2.我越读新闻就越觉得痛苦。李文亮之所以成为所有愤怒和哀悼的爆发点，是因为他是个普通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他只想做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却因为官僚机构的僵化封闭和愚蠢，以及可能存在的报复行为失去了生命。
3.到今天，武汉疫情的爆发可以确定是政府全责。一小部分武汉人吃野味感染了病毒？对的。但是且不说这个野味市场的商户背后的保护伞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利益交换，如果在十二月底到一月初这段时间，信息公布及时，还会有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吗？二十万人同时用餐以后，果不其然，几天前武汉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小区的疫情爆发了。有一些人说，'封城之际都跑出去二十万人，早日公开岂不影响更坏?'但捂盖子的最后结果是，整个一月间武汉大约流出了五百万人，而且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要戴口罩的情况下。
4.matters上看了一两个星期，很多非内地人士觉得大陆人纯粹是咎由自取：在威权的统治之下，不作出抗争而是'岁月静好'，甚至'助纣为虐'，例如在反送中运动中作出撑港警的发言等等。我要在此为我与很多普通人辩护。三十年前的北京，结果如何大家非常清楚。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越来越多的半强制性政治宣传教育侵入日常生活，在大街上看见大红色霓虹灯上闪烁的政治标语变成了常态，各大门户网站头条都被置顶习近平的讲话，而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习近平自称习大大——要做全国人民的爹。与此同时，舆论审查越来越严，所有的墙内平台都不再安全，知乎，豆瓣，微博，甚至微信的群聊，删号禁言乃至遭受李文亮式的训诫变得越来越平常。在这样的气氛下，从小就没有接受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的你，从小就没有政治参与与公民意识的你，总是听说朋友的朋友被约谈的你要如何反抗呢？个人的反抗毫无意义，而官方媒体的话语权又大到无边无际。因此我认为，指责内地人不反抗是没有道理的。况且，在魏玛德国有40%多的人投了纳粹党，可今天的中国人民甚至没有投票的机会。
5.我和别的人聊起民主，聊起自由。他们大多表示怀疑，有网友犬儒的表示没有真正的自由——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无论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也好，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剥削也好，是大众媒体的合谋也罢，我只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了言论自由，他唯一剩下的自由就是斯多葛式的自由，即在利维坦面前平心静气的面对自己命运的自由。
可叹，在墙内的平台，无论是要求自由的人，还是支持管制的人，都在用拼音，英语，谐音，隐喻来发出声音。我希望有生之年，不要看到道路以目的时代。
6.刚刚看见吴敦义先生的文章，深有所感。我一向认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首先我们必须要作一个人。要有良知和悲悯，要保持道德判断，要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事。如果没有这些，民主的国家将滑向民粹，威权的国家将建造集中营。
我感到出离愤怒的是，我在微信里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时，有熟人对我说：对个体的情感是巨大打击，但整个社会以后还会照常运作。
我觉得他缺乏基本的人性。正如一部分今天还在为大陆的疫情幸灾乐祸的香港人一样。
7.在今年早些时候，我还没有翻墙浏览新闻的习惯，那时候我只对香港的运动抱有朴素的同情。早在更久之前我就关注过占中事件——那时候维基百科还没有被墙掉。我的态度经历了转变。从最早期的同情，到中期的否定，中间的主要变化来源于官方媒体发布的学生火烧一位政见不同的老伯的新闻。我认为这件事突破了我的底线，而这也成了大陆人对于香港"暴徒"印象的注脚之一。现如今，我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依然强烈反对这种暴力行为，但邵岚的发言以及今时今日暴露出的腐败与僵化让我理解了两件事：
首先这是一场群众运动，群体的极化在所难免，更何况这场运动本身就无法掌控，而且具有排外和民粹的倾向。不能以个体行为否认整场运动的诉求。
其次，我认为大多数大陆人没有看到民主制度的价值。因为中国政府绝不能说是毫无建树的政府：赤脚医生，义务教育，消灭极端贫困，这些政策不能不说是善政，比起隔壁"民主的"印度看上去要好的多。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又将很多的矛盾掩盖在歌舞升平之下。我也曾感到怀疑：一个民选的政府真的是必要的吗，政权的合法性是必要的吗？
到今天，我看到铺天盖地的删帖，甚至连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文章也被删帖，我懂了。民选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才是，而民选就是最好的保障监督的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人格化的善或恶的政权，只有一个因为缺乏民主监督与社会力量而无限增生的肿瘤：权力与金钱，官僚与资本家的结合体。
所以我现在同意：香港年轻人的抗争，恰恰是三十年前天安门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