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激进女权应用于永恒政治辩论

开学一个月，自此，《美国日记》那种极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再也不会在我的文本中出现了。

或者说，过去三年以来，我的那种叙事方式不会重现了。对于那些读过我所有文章的读者，一些人会发现从一开始到后来我的叙述风格变化。那是因为我离开高校进入社会，由此，视角和叙述语言都更贴近易于理解的生活本身，一些人曾认为我后来的表达更真实和有说服力，但那是因为对民众的生活有了如民族志一般的亲身理解，因此可以描述一些现象细节，但这是叙事。更贴近读者自己的生活观察而已，但这并不代表叙述技艺或理论发现真正的提升。现在几年后回到学界，很多事情变化了，我现在会做更多理论阐释。

我在两周内补齐了大部分人文社科基础知识。为了理解教授们上课使用的术语，作为一个商科和工科交叉教育背景的跨专业学生，我发现所有其他同学都至少有一个文科的硕士学位，甚至还有行业经验，比如编辑、记者、律师之类的工作，但是我既没有相关知识也没有相关经验，我有很多课要补。我再也不是第一周放假那种可以去城市里到处闲逛的状态了。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房间里，每天读文献读到头昏脑胀。

所以我。

我在下课期间花时间调研自学了所有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历史的和当代的。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地理，视角包括科技、批判、量化… 内容还包括东西方所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历史的变迁、媒体和全球化、政治体制的争论、过去的经典思想理论和今天的流行政治文化…

在读过一切、理解一切之后，我不得不说，接受人文社科教育是一种幸运，这是一种在任何时代和社会中都脱离大众的幸运。然而对于大众来说，很难意识到它的必要性，当你为了生存挣扎的时候，忽视思想建设是极其合理的，也注定了，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民主与集权永恒矛盾的典范。

告别学校之后，我过去几年的生活中，自行阅读了很多社会学、哲学和文学的相关出版物，但不得不说，尽管我一直在为自己强调建立体系化的意识，自己努力执行这件事也是艰难、且效率低下的。没有学界的指导，很多事的确像是盲人摸象。当你回到学界以专业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效率立马提升十倍。

这篇文章，我把我最近的思考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主要通过各类视角讨论大众与精英的矛盾，即民主和集权的永恒辩论。

在互联网或者以出版传播为目的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与大众的沟通，是尝试寻求被理解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如果要最大限度地让大众理解你的观点，你需要不停地简化、阐释、比喻，甚至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你的观点，例如影视、漫画、动画和小说创作。

可笑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就算我在阐释这么一件事的时候，也需要举例来向大众说明：Eg. 当你阐释激进女权的性别隔离理论，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在互联网上呐喊，男人都该死！女人应该完全和男人断绝关系！

这样做你不会获得任何支持，因为大众无法理解你的观点。

但如果你列出数据，如果你阐释原因，如果你告诉大众，男性是如何压迫女性的，以及为什么女性不和男性建立亲密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个人选择… 然后，你会获得支持者。

但实际上，你的观点并没有精进，你的观点从前到后没有变化，区别只在于比起一句话的口号，你详细的阐释让大众理解了。

历史上被我们记住的思想家，之所以能在今天仍然被广泛讨论，表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了传播和大众理解。即使他们的思想看似激进或拒绝迎合大众，他们还是通过某种渠道进入了主流话语。

也有一些人，生前只在少数群体/精英之中传播自己的思想，例如尼采。死后他的理论才得到传播。

也有一些选择完全不传播的人，在历史长河中，彻底不会被大众知道，例如《越过尽头》中我提过的至清。我们曾对此有很多辩论。她要集中我要民主。事实证明，我先前的民主理念更多由个人苦难所塑造。民主的倡导者往往总是被民主本身反噬：“多数人的暴政”。最终，民主的理念也无法实现。

她是完全不使用社交媒体接触大众的知识精英，我是从社交媒体中成长起来的平民，尽管我们都具有同类的女权主义思想。不过她预测得很对，甚至不用一年，在我回到学界的两周后，我立刻倒向了她的观点。对我来说，最好的事就是我一直在质疑自己过去价值观中的愚昧部分。当我从自由女权过渡到激进女权时是这样，现在也是。

人性本恶和人性本善是永恒辩论。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向善，只要没有外力阻碍，人就会自然向善。

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和趋利的，如果不加以约束，人会趋向于恶行。荀子的观点主要有人趋于追逐私利，和礼仪教化的重要性。荀子以木头为喻，说人就像未经雕刻的木头，本来是曲的，必须通过外在的力量（如礼法）雕刻成直的形态，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可以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辩论应用于民主和集中制度的底层哲学。这两种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人性理解的不同体现。

民主制度往往基于对人性的较为乐观的假设，类似于“人性本善”的哲学观点。这个假设的核心是相信大多数人具有理性、道德判断和共同追求集体利益的能力，因此，他们可以通过自由选举和参与决策来治理国家。

集中制度则更多地基于对人性较为悲观的理解，类似于荀子的“人性本恶”观点。集中制度假设人类天生自私、逐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控制，社会将陷入混乱和无序。因此，它强调权威和秩序，认为强有力的领导和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而我们在互联网上表达思想时的矛盾，也可以类比为这些制度中的张力。

在民主框架下，你感到可以通过更多论证和表达来说服他人，相信人们能通过沟通、讨论来理解更深刻的观点。

而在集中框架下，存在一种对传播的不信任。认为思想的传播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权威性的强力执行，不必过分在意大众的接受程度。

激进女权，激进这件事，其实本身就是先于大众理解和接受程度的。可是矛盾点在于，这波中韩激进女权扎根于、起源于大众社交媒体和基层女性，所以它经常在传播与自我发展两者之间进行自我挣扎，时常无法放弃徒劳的传播，本质上是欠缺对于两种基本意识形态的哲学思考。变革注定需要自上而下，社交媒体的传播不可能形成变革，根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这种传播是不可能挑战出现在课本和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

进一步阐述“人性本恶”的立场和例子：

Eg. 我一度表达了对社交媒体大众的厌烦感。

除了我，其他大多数人，无论阶层性别如何，都曾有过在社交媒体上无意中辩论和互相伤害的经历。这些经历，不得不让我们提问，大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众是值得不惜一切说服的，还是应该远离和（相对）被放弃的？

对大部分事情，我们时常可以找到一个平衡，而不必站在两个极端，就像大多数的国家，不必像中国和美国这两极一样。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面临着二元取舍。过度的退让和平衡，实际上只会让你下坠，这也是为什么激进女权绝不接受下坠的性别立场。这是一种激进的态度哲学，人不可能没有身份，人不可能没有立场。如果你不强势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你这种避世立场仍然代表着某一种选择。而过度的逃避常常不是无知就是懦弱。

Eg. 很多高女声称，女权太复杂了我不懂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但实际上不耽误她结婚和服美役，让渡自己的性别权利。她以为自己是中立的，以为自己是支持平等的，但不改变就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维护。

回到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大众究竟是善是恶？

中国的大众…

是我母亲那种一辈子生活在县城的男权社会维护者、和保守派？意识不到自身被压迫的社会事实，一方面，既害怕自己赚了钱被更穷的人网暴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又羡慕嫉妒着那些不用工作、靠出嫁实现阶层跃升的女性。也相信结婚为自己带来了好处。

还是我在北京、上海、深圳工作时，身边那些只能看得见股票、晋升、结婚、买房相关政策的互联网新贵？

我在他们身上见到了一线城市中，都市人身上的虚伪和短视。无法跳出目前的生活，对现实有诸多不满但无法改变，所以选择懦弱地屈服、无视。即便受教育程度比我母亲高得多，但大部分的教育局限于某个极狭隘的专业领域，比如计算机编程，医学，金融。因而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其实和我母亲那种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不相上下，没有批判思考能力。

这些人的个人命运，要么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互联网的时代红利，要么受损于国家制裁互联网的裁员风潮。对于国家来说只是单个的政策，对于民众来说，某一个政策往往意味着他们人生的走向。如我所述，我自己过去也是相关政策的亲历者。

随着我的生活经历变化，这些年，我在社会中见到了各类人：

首先，小时候在学校里见到了一些出身于农村的同学，比起农民的质朴，作为他们的同学我看到的更多是对于自身贫穷的自卑、对于富裕者的嫉妒。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那些更富裕的同学通常被当作憎恨、语言暴力和排挤的对象。很可笑的是，我们在学校学着历史，背诵着教科书抽象的、充满意识形态的观点，却一边通过现实生活的政治重演着历史。我身边的同学、老师和亲人体现着同样扭曲的底层人民素质，就像《金福南杀人始末》的村民一样。

进入大学后，学校里那些人人可以负担高额出国留学费用的中产阶级子女和贴近核心权力的精英阶层，这些人在中国绝对是少数存在。但这类人通常极其岁月静好，声称不关心政治，却仍然追求最大化地使制度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方面他们的能力远高于民众）。在追求生活精致的同时无形地维护着男权社会秩序。

要么是公司里那些靠自己实现阶层跃身的小镇做题家，这类人要么由于自身阶层跃升而极其社会达尔文，要么是懦弱的左派，嘴上不满，现实中身体很诚实。

最后，是互联网上女权思潮兴起背后的中国基层女性，这类人和我的政治观念是最符合的，身上也具有其他任何群体都没有的勇敢，但是就像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些农村同学一样，当我毫无防备地试图靠近这些基层女性的时候，立刻遭到了暴力回应。我发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底层群众的共同点，容易陷入民粹，无限内部斗争，以及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理解方式往往仍然无法上升为抽象，无法系统化思考，而局限在具体政策层面。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沟通，误以为大众的知识水平一样，因而可以理解你提出的抽象概念，这是最大的失败。你势必会遭到不同角度的误读。而且社交媒体的点赞功能、转发数据，都是非常容易助长民粹主义的发生。

对于激进女权来说，抢夺在各界的话语权，抢夺最高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过分寻求各方民众的理解。只有这样，才会动摇民众的思想根基，从教育层面改变民众对于性别意识的看法。而不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自下而上的说服，这是徒劳的。社交媒体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对立的意识形态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

Eg. 假设激进女权获权，需要先以强势手腕实行激进性别政策，例如，不允许女性化妆、不允许女男恋爱、不允许女性留长发，女性健身设施和服务全民免费… 并在教育体系中讲解男性如何侮辱女性以及审美畸形的历史。培养民众新的审美和性别观。然后，才有可能让广大女性群众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形成新的社会文化。

如果是一个不够强势的政府，只是羸弱地号召平权，是行不通的，人们会被旧有的思维定势主导，仍然认可男权文化。只有过激和一边倒的社会政策才会行之有效，你必须做出选择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人的利益会牺牲，这是权衡的问题，因为尽管不变革，也有人在牺牲。

然而，在获权的过程中，你必须利用民意。没有任何政府会官方声称放弃群众，这样不会得到任何支持。所有的政治都利用民意掌握权力，然后才可能发生后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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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经济状况一直在流动。时好时坏，所处城市和国家也时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的性别阶层社会形态等各类观念一直在变化。当然，我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就像身边所有人一样。但是我不满并作出了行动，我一直在为自己努力制造地区流动的可能。如果要说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那我也可以从一开始就可以选择把钱用来买房子而不是投入教育，然后不离开那个县城。必须承认我的人生处境和今天所见所想的一切，也是很大程度上我自己选择的结果，因为事情不会白白发生。

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我发现，我对身边的大众大多数时候没有一丝感情。我发现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平庸的同一性。大家想得似乎都差不多。大多数人没有站在舞台上，但即使得到了站上去的机会，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所以我经常发现我在互联网上的表达很矛盾。我只能把它视为对自我的记录才能是合理的。因为面向大众的创作的基础是，你相信人性本善。很不幸，我更多时候站在另一方。

也许激进女权主义者会辩称，一旦女性成为了激进女权，就不会成为如上所述的几类大众，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勇敢善良不盲目崇拜。这个假设相当于所有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成为了社会精英。

但是很不幸的是，激进女权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极其狭窄的理论，我非常认同这一套理论（包括性别隔离、审美变革等等），但它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创生于社交媒体的理论，它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注定了永远带有底层人民的视野局限性。大众无法对自己正在经历的媒体暴力等媒体现象作出深刻的解释。而尽管激进女权社会还未建立，这样的事情却仍在不断发生。斗争和发展的主题是重要的政治哲学，缺乏话语领袖，没有人对此有所深入思考。

Eg. 我有很多激进女权读者，但我仍然不能和她们建立很好的关系。当一个绝对的激进女权因为对你的理论背景认识不充分或自身知识体系不完善而提出一种狭隘的质疑，比如通过自己的揣测，把你划定为「厌世的犬儒主义者」，那么此时你是以一种民主的心态去兼容这个人，跟她耐心解释你的观点、并不厌其烦地寻求她的理解？还是坚定地专注自我发展？在这个例子中，对方肯定是激进女权，因为我们对于审美、性别隔离等基本性别议题具有同样的观点。

一方面，我们承认大众身上有的人性缺点。

另一方面，有人会辩称，大众之所以愚昧和具有那些缺点，是因为没有受到教育，如果受了教育，他们可以表现得更好。

这两个观点简直就像鸡生蛋生鸡一样没完没了。各自都有充分的论据。

那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设在一个完全理想的社会中，人人都有一样的财富，到了最后，人人都会成为知识精英、并且具有很好的品质吗？（就像激进女权普遍设想的那样）

今天的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贫穷问题，很多人在选大学专业的时候选金融计算机而不是文科哲学等，其实也可以体现大众对于提升经济地位的追求。所以就算今天的西方居民比中国的居民很多方面素质高一些，很大可能的确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相对中国人教育受得多），不能论证大众受了教育就会解决一切。

所以说最本质的问题，仍然是前面提出的假设。

如果说，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人人都可以有很好的品质、是知识精英，那么这就是民主派的观点。基于这个观点，我们应该加大投入教育大众变得更好。可是，搞民粹主义，很多国家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即使当选了，承诺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也会背叛他们。在《思想验证区域》韩国政治综艺中，提倡民主派的白熊当选了，但是当紧急问题发生时，她过于尊重各方意见而无法快速作出决策，浪费了时间，事情也毫无进展。这是民主的弊端。当然在集中政治中，遇到明君，尚和普通的民主政治有得一比，要是遇到昏君，那就是世上最惨的情况。

如果说，在理想社会中，仍认为社会走向两极分化，部分人未来会更善良或有钱，而另一部分人则会体现出邪恶或愚昧，那基于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设置严格的法律来约束人民的行为。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而是商品，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不是为满足人的真正的精神需要。比如选秀节目。是为了赚钱，刺激观众消费集资。

文化工业具有浓厚而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社会分成两个部分：国家和市民社会。

对于国家的统治，可以通过暴力或强制，但对于市民社会的控制，则不能单纯依靠外在的武力，必须诉诸文化，这种文化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公民的“常识”和同意的基础上的。通过其在道德、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群众接受他们一系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他将市民社会看作整个国家和政治社会的基础，同时强调统治权的归属以及统治权对于市民社会的重要性。

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带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中来。因此，所谓文化霸权，其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

从这几个理论家的话结合一下中国媒体现状，可以看出，就算是努力提升自己批判思考能力的那些人，比如过度宣扬自由民主的男性反贼，或者是批判现有父权结构的草根女权，大众的情绪和思想总是受到社交媒体的塑造，不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是一句很激进的话，如果没有任何论证说出这句话，会被大众群起而攻之，可惜很不幸，就算受到大众的攻击，这件事本身也体现了大众的民主意识形态立场。

Eg. 今天写一些生活观察类日记，读者立刻受到鼓舞，觉得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明天写一些政治批判，批判制度和性别，读者立刻不敢说话了，生怕作者暗骂的是自己。后天写一些厌世的诗歌和生活故事，读者立刻又觉得说的很对，生活很绝望。

苏格拉底在辩论中曾比喻，民主就像一艘船上，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决定谁是船长，但如果选民不懂航海技术，如何能选出合适的船长呢？

大众的情绪和立场常常就是浮萍。她们沉迷于字句，总是在别人的文字中寻求自己想要的解释，希望从别人的话语里找到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因为你想快乐，所以你拼命在互联网上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生活是有可能让你快乐的。这真的很愚蠢。

而我今天和20年刚创建公众号时的区别，就是在我接触社会越深入之后，越从“性本善”的民主意识转向了“性本恶”的基本假设。所以，那时，我会不厌其烦地解释我的观点，甚至觉得大众媒体会带给我什么意外惊喜（比如社交），但我今天发现不会，大众没有提出新论点的能力。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论点的陈旧性。

不是所有人都像《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中的福南一样具有勇敢、淳朴、善良的品质，我看了这部电影，在今年九月满27岁的时候第一次流了那么多眼泪。看了这部电影，我简直有一种想要立刻投身帮助底层女性改变命运的冲动。可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呢？你会发现困难不是你一开始想象的那种困难，底层人民由于愚昧，可能会把刀剑对准正在帮助他们的你自己。

Eg.《思想验证区域》里面的辩论：记者要不要曝光黑心剥削工人的老板？工人们求他不要曝光，不然自己立刻失去工作今晚马上吃不上饭。如果记者曝光，记者被工人杀掉，完全合理。

冷静下来我不禁想，看了一部歌颂底层人民苦难和善良的影视，你就觉得自己肩负帮助她们的大义，这实际上是极其幼稚天真愚蠢的。这实际上虚化了普通人民的形象。细想我自己的经历，在我和基层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更多时候见到的是愚昧、野蛮、自私、仇恨和彼此拉扯。底层人民通常不会把刀剑对准精英，因为精英太遥远了；他们会憎恨那些比自己的生活境况稍微好一点、但同样在受折磨的人。

尽管我拥有坚定的女权立场，能够识别这部电影中主要讨论的是底层女性的困境。但即便是在底层女性当中，她们也不总是只具有电影塑造出来的那种好品质。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这些品质，比如在激进女权中，我们通常认为女性表现出自私和愤怒，实际上是极好的。这的确很好，但如果是激进女权内部的仇恨和斗争呢，如果是嫉妒呢？

我必须承认，很多仇恨和嫉妒都发生于男权社会的背景，比如围绕男性伴侣所产生的嫉妒。但如果和男性无关呢，如果只是关于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的分配呢？

Eg. 参考之前提出的女权相关eg。

这能解释为什么我过去更年轻一些时候，非常喜欢上层阶级所表露出来的天真和不谙世事。这是为什么过去我在自由主义时期花费过那么长的篇幅描述上层阶级男性。年轻的我，总是倾向追求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比如天真和直率。

如果所有人都在维护自己的私利，那么精英不可能抛弃自我处境为了大爱奉献平民。

民主的问题在于民众受教育程度低，无法作出理性决策。目光局限于当前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无法理解宏大目标。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于“人本恶”的哲学假设。非常讽刺的是，人本恶通常在民众眼里是极其冒犯的激进观点，因此，任何时候当你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想要避免民众的批判，你必须加以大幅阐释。

Ex1. 我的19岁白女室友，欧洲移民后裔，美国土生土长。

当我问她大选打算怎么投票，支持谁的时候，我们聊到政治。

她说，很多人只看到了政客提出的政策主张就投票了，她不这样，她更聪明，她会做research，去调查这个政客所说的话是真的还是骗人的。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批判思考。然而，问题是，她投票的动机不仍然是一些具体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哲学形态吗？

她说，她的目光很长远，因为她未来打算买房，所以她投票的动机不仅基于眼前的利益，还包括未来买房的政策。

所以说，她所谓的长远目光，其实最长远之处就只触及了「市民买房政策」这么一个问题，非常实际，非常局限，这就是民主制度下个人投票的理由。

大部分人的政治立场取决于调动自己热血、情绪的单个社会事件，或者某个影响人生走向的社会制度。

她的支持者会批评我，说我陷入宏大叙事，基于自己的利益作出政治选择才是务实的。

然而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民粹。如果所有人都只基于自己的立场为最好的买房政策投票，如果所有人都把买房这件事作为第一要务，那这个世界的格局不会有任何改变，仍然是只有精英能买得起最多最好的房。事情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民众所说的长远眼光，只是相对于自己人生的长远，而无法综合考虑各种不同的世界性议题。这可以非常深刻地体现民主制度的弊端。

还有另一点，在我对美国政治欠缺理解的情况下，我问她为什么各州的投票具有同一性，为什么政客们总是试图争取某一整个州的支持？我的室友对我解释说，因为同一个州的居民生活经历和价值观相似。但在我查过资料之后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她所说的原因顶多是次要原因。

美国政客之所以要争取整个州的支持，是因为选举人团制度。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的并不是直接普选制度，而是通过各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来决定总统。每个州根据其人口数量分配选举人票，绝大多数州采取的是“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规则，即无论候选人在该州赢得多少选民票，只要领先对手，他就会赢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因此：选民的倾向会表现出同一性：在赢者通吃的制度下，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具有胜算的候选人，导致整个州的选票呈现出一致性（即大多数选票集中到一个政党）。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来，尽管我室友接受了比大部分中国民众更好的美国教育，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和自由表达环境，但实际上她的思维和知识以及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仍然是很有限的，尽管被允许谈论政治和参与政治，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对政治发表独特有趣的看法。

在民主社会，并不是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或精英，财富和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是这些民众的生活相对比集中的社会好一些，物质上有区别。可是本质上，从思想上，没有任何区别。

无论是大众还是精英，自我利益始终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在西方民主国家，尽管教育被认为是提升大众参与和理解政治过程的关键手段，但现实中，大众仍然常常被短期利益驱动，而难以关注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动机与选举行为中，选民通常会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作出投票决定，而非结构性改革。例如，税收减免、补贴等短期利益的诱惑往往会影响他们的选择。这也是许多政客在选举中采用民粹主义策略的原因，直接迎合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视长期政策的可持续性。

尽管民主社会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但许多结构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化等）的复杂性，使得普通选民难以完全理解其深远影响。这种信息不对称加剧了民众对短期利益的关注，甚至导致他们支持可能并不符合自身长期利益的政策。

精英阶层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往往能够通过制度和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和权力集中有关。尽管民主制度强调平等参与，但现实中，精英的经济、文化资源优势使得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多影响力。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游说团体和大公司的影响力极大，资本的集中往往影响政策走向，使得精英利益在许多关键议题上被优先考虑。例如，大公司通过游说阻碍税收改革或环保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为了更广泛的社会福祉。

虽然西方民主强调阶级流动，但在实际操作中，精英阶层往往会通过其社会网络和资本优势，继续维持其地位并阻止政策上的重大变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西方社会表面上是民主平等的，但阶层差距依然显著。

民主制度虽然在理论上能够通过教育和参与提升社会公平，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托克维尔等思想家曾提出“多数人的暴政”的概念，即民主可能会因为过度迎合多数群体的短期需求，而忽视少数群体的权利与长期的社会利益。

Eg. 多数人投票，把一个无辜的人送上绞刑台。

政客为了选举胜利，常常更关注短期内能够获取选票的政策，而非长期结构性改革。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或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上，许多西方国家难以达成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部分原因就是由于短期政治利益的干扰。

民主制度强调多数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少数群体的利益容易被忽视或牺牲。例如，移民、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在政策讨论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

Eg. 而中国在美国的移民，也会因为政客“是否亲中”这一点，来决定自己的投票。而不是考虑背后深刻的政治哲学。

虽然教育被视为解决社会不公的重要手段，但教育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结构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优先考虑集体利益。

人们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和社会位置不同，其利益和观点也会有所不同，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也可能因为不同的背景作出不同的政治选择。

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是推动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即便在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仍然可能影响投票选择，导致社会的分裂与极化。

Eg2.通过参与美国本科生的课堂和批改他们的作业。我现在对于美国20岁的年轻人有了非常直观的了解。我发现，我的学生作业中，并没有体现出他们有明显很好的批判分析问题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大部分仍然流于表面。只有其中少数人做的非常好。

从语言上来说，英语是一种比中文更适合培养人逻辑思维的语言，从文化上说，民主的制度也更容易培养民众的批判思考能力，但即便在两者兼具的优越环境中，能做到的人仍然是少数。大部分人仍然和中国的民众一样，是尼采所说的“羊群”，无法摆脱平庸。

而且我发现，至少在我的学校和本科生课堂上，美国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其实大部分也仍然是平民教育。这些课程教学生如何具备一个工人的技能，如何满足市场上对于工人“能力”的要求，让他们已找到一份薪资优厚或符合个人能力/兴趣的工作作为目标。

接受这些教育，也并不能让这些美国本科生实现阶层流动。即使美国的本科教育已经是全世界最出彩的了。就算再民主，能进入藤校接受顶尖教育然后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仍然是少数精英家庭。

所以说，所谓的民主，只是为了让大众听起来开心，其实和集中并没有本质区别。两个制度看似不同，但受益的永远是精英，受苦的永远是平民。如果一定要做出选择，集中反而能发挥优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不能把一个只知道如何种菜或开锁的人放在一个同时决定教育、移民、军事等议题的位置。

即便是在美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中国，但是人们的思维仍然很局限、同质化。所以可以看出，就算是民主的制度，普通大众的思考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1. 民主的制度得益的仍然是背后的精英阶层。

2. 受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每个人的经历、阶层、思考方式不同，所以最后的意识形态也不同。

如果给了中国民主会怎样？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并不能贡献有效观点。

为什么同样是维护私利，底层人民的自我维护就显得更高尚呢？因为他们的问题通常更悲惨和紧急。

推翻现有的政权，然后呢？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斗争「保守派」，然后等新的阶层流动固化之后，又会形成新的精英阶层，这些人受教育程度高，掌握权力，决定国家大事，而过去这些人是一些悲惨的平民。就和今天的局面一模一样。

很多人受过教育，意识到了这种阶层流动上的历史循环，因此对政治感到很悲观，觉得不管怎样都无法改变。激进女权认为这是因为政权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上。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女性掌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至于能解决50%还是80%的问题，这需要量化研究，不是能乱说的。

首先，当阅读我的文章时，假设我们对于民主和集权的所有构想都是激进女权内部的社会建设。

Eg. 在激进女权对于如何实现构建女性社会的实现方法中，有人主张杀光所有男人，有人主张减少男性出生率，有人主张双雌生育，尽管这些措施可以权衡，但却仍然需要确定主要方向。在民主制度下，你如何说服每个人？

如何分配和设置女性的工作制度？

我得出的结论是激进女权唯一有前景的立场实际是偏向集权。参考《她对此感到厌烦》，需要明君。民主是行不通的。需要受过教育有判断力的高层女性作出决策，即便这也意味着她的权力高于其她人。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需要牺牲民主的场景，参考柏拉图《理想国》。

在一个全女社会中，如果采用集中模式进行治理，工作问题的分配可能成为一个引发争议的例子，涉及工作内容的分配、工作时间的确定以及如何确保公平等关键问题。

1. 工作内容的分配

在集权模式中，工作内容的分配通常由权力中心做出决策。这可能意味着，由上层机构决定哪些女性负责哪类工作，而不一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技能或意愿。在这种模式下，一些女性可能被分配到她们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岗位，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和个人的不满。比如，高层可能认为某类工作需要更大投入，但忽视了实际从事该类工作的个体需求和资源的差异。从集权的角度看，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提高整体效率和生产力，因为上层可以集中资源到被认为最重要的领域。强制性的分配可能忽视个人的技能发展和职业兴趣，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削弱社会的整体活力。但是需要有人为女性社会集体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这种牺牲我们今天很熟悉。

2. 工作时间的确定

在集权制度下，工作时间也有可能是由集中的权力机构统一安排。集权者可能会根据整体目标（如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收入）规定统一的工作时间，忽视个体需求或不同职业的特殊性。工作时间的标准化可能会导致对某些人群的忽视。例如，育儿、养老等女性的现实需求可能被忽视，导致一些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时面临更大压力。某些岗位可能需要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但集权模式通常倾向于统一化决策，无法适应多样化的需求。集权模式下，统一的工作时间可以方便监督和管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稳定。这种统一的标准化安排可能会对需要灵活性的女性群体不公，进一步加深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那些身兼家庭责任（养女儿）的女性群体中。

3. 如何保证工作分配的公平

在集权模式下，权力集中意味着少数人负责如何分配资源、决定工作和薪资水平。这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决策者可能倾向于优待某些特定群体或按照自己的利益偏好做出决策。公平问题在集权制度中尤为突出。尽管上层决策者声称会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但由于权力集中和信息不对称，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做到真正的公平。一些女性群体可能被边缘化，或被剥夺了参与工作分配决策的机会。集权者可以通过强制政策保证表面上的“平等”，避免因个人能力或背景差异导致的机会不均。然而，这种平等是表面上的，往往缺乏深入考虑个体需求的差异。这种所谓的“平等”往往忽略了个体差异，实际上可能加剧不公平，因为权力集中往往伴随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偏好。对于那些无法进入权力中心的女性群体来说，公平问题反而更加严重。

4. 制度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

集中模式通常会强调制度化和刚性，工作安排也是如此。然而，社会和经济环境是动态变化的，需要灵活的应对措施。如果工作安排不能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可能导致制度僵化，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如果集中者过于专注于提高整体女性的利益，可能忽视那些个体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的安排上，缺乏灵活性可能导致不满的积累，并且长期来看可能会抑制社会创新和进步。刚性的制度安排有助于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和工作安排的效率，特别是在需要快速决策的情况下。然而，制度刚性也可能带来长期的阻碍，特别是在女性工作领域中，许多创新和灵活性往往需要鼓励个体探索和自由表达，而过于集中的制度会抑制这些创新。

民主与集权是永恒辩论。

如果更加倾听当前贫困人口的意见，削弱政府权力，那就成了民主体制。各方意见太多，矛盾无法统一。

eg. 疫苗问题。是否打疫苗，疫情如何控制。

在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西方国家由于民主体制，推行任何制度都需要内部进行漫长的辩论和完成流程，因此无法立刻推行。本质上受苦的仍然是民众，因为很多民众会因为政策不及时而死去或重病。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有很多问题，但是官方声称的是，无论推行什么政策，由于集中，都能够立刻有效执行。

那再来看看集中的问题典例：

Eg. 很多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太应试，没有培养学生批判思考。中国政府接受意见，推行教育改革，不准补课，提倡素质教育，然后呢。那些精英阶层仍然能找到办法补课，而对于民众来说，想要取得好的结果表现更困难了。顶层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升国民素质，但是由于缺乏民主，离人民太远，所有的政策都像这个教育政策一样脱离实际，反而加深了阶层分化。因为精英总是能更及时地对任何政策作出解读和反应。

同情统治者是不幸的开始？如果这么说，作为反驳，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过度倾听别人的意见，会导致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自我、失去判断力、导致效率低下？

如果在缺乏足够的论据和批判思维的情况下莽撞站队，是无可置疑愚蠢的行为。

那些通过教育和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的人，真的能再代表原先底层人民的观点吗？还是会倾向维护自己现有阶层的利益？

底层人民，常常因为所受教育不足，所以思维视野局限，甚至无法认识自己正在遭受的痛苦是什么问题，自然无法提出解决方案，没有参与决断的能力。

左右派的争论可以部分解读为对普通大众的信任程度：

左派：倾向于认为普通大众是值得争取和维护的，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性，而在于不公正的制度和资源分配。因此，改善教育和社会福利，消除贫困与不平等是关键。换句话说，左派相信普通大众在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和教育后，会做出更理性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

右派：则更多强调个人责任和自由，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可能助长懒惰和依赖。因此，右派往往更不信任大众集体行动的能力，倾向于相信精英的治理和市场的自由调节。

大众是否值得被维护？

维护普通大众的权益，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然而，现实中大众可能表现出愚昧、无知、短视甚至怯懦，这往往与缺乏资源、教育不均等因素相关。历史上，革命家、思想家常常因捍卫普通大众的权利而面临阻力，甚至遭到大众本身的反对。

一些典型的例子包括：

法国大革命：一方面，革命是为了捍卫普通人民的权益，推翻封建制度；但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极端主义和暴力，甚至普通大众有时站在反对变革的一边。

工人运动：许多为改善工人阶级权益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发现，工人们有时并不理解或支持这些努力，反而害怕失去短期的稳定和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看，争取大众权益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种“受害者反扑”的现象，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对现状的习惯，大众可能反过来阻碍为他们争取权益的变革者。

在精英阶层看来，大众有时可能表现出无法承担复杂决策的能力，特别是在涉及长远利益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指出，民主的一个危险是多数人的暴政，普通大众容易被短期利益驱使，而忽视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

另一方面，左翼思想家则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大众本质上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长期被剥夺资源和权利所导致的。如果能够提供公平的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普通大众将有能力参与并推动更为公平的社会。

Ex. 完全不理解集权合理性的人，通常是欠缺对于历史的调研理解。

西方（为了立场，需要强调是西方男性和男权国家）通过殖民和侵略完成了资本积累，成为了今天的发达国家。在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并不像今天这样民主，而是充满了对工人的压迫和环境污染。现在他们资本积累完成，因而把视野转为民生、制度建设、环保，并指责发展中国家这些做得不够好。

可是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过去被殖民、被掠夺，导致了现在还在大力发展经济，没办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提升民生和环保上。如果像西方那样推行民主制度，那会导致国家整体收入下降，任何政策流程实施周期长（各方辩论）等等问题，当然这种表述充满了集体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毛病，但，作为参考。

如果说精英和民众都把眼光局限在个人经济层面上，始终支持对个人经济更有利的政策，那么此时是否需要有人作出一些长期军事和外交、外贸国际项目的决定判断？还是说，把权力下放给民众，让什么都不知道的民众对这些事情作出决定？

如果选择一个更代表民意的领袖，也就意味着这个领袖在遇到问题时，因为犹豫和征询别人意见，做决策的速度更慢。而时间的浪费，最后付出代价的仍然是底层民众。民主的领袖常常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

如果说社交媒体当前是民众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来源和思想塑造场所，那这些民众的思想，是否正被媒体上的少数精英引导和操纵、而并不是自己真正的思想？

最后几段写得比较碎片，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写这文章了，只是作为阶段性思考的记录。或许这对别人的思考也会有用。

但只要我在写作时考虑这一点，实际上就已经体现了和大众之间的一种沟通。

做个总结，在经过系统的社科学习之后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立场，激进女权注定在民主中行不通。激进女权之所以在西方搞不下去，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底色选择了民主。

我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偏向集中，也发现自己偏向“人性本恶”的理论。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在每个人的个人表述中都极其合理。

讽刺的是，我能够今天坐在这里读这些书、谈论这些话题，而不是作为一个工人在中国工作，其实短期来看直接原因得益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全额奖学金，然而我却在提出一些民主的虚伪、以及反对民主的原因。

我们的学习中涉及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对数字主权的声称，西方称为fire wall，还有很多流行且敏感的当代问题，每周都会谈论它们。

比如对于数字主权：

那么中国的政策，其实就可以提现一种人本恶的哲学思想，因为他们不信任普通大众，所以不公开很多信息。

这种观念体现在他们对民众行为和思想的manage上，尤其是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度。中国政府倾向于不公开某些信息，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民众无法正确解读或使用这些信息，进而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这反映了一种对大众的普遍不信任，认为他们可能因为情绪化、短视或缺乏知识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这显然过于极端，我现在写点什么都得规避。

但从哲学上看，这与某种程度上的“人性本恶”假设有相似之处，假设人类天性中存在着潜在的自私、无知甚至危险的倾向，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gov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中共的一些政策（如fire wall、严格的政治教育等）便是在这个逻辑下运行的，认为通过控制信息、引导舆论和强化国家权威，可以避免混乱和分裂。

但另一方面，这种对民众的不信任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它确实可以短期内维持社会秩序，但也可能限制民众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社会参与感。而这些正是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强调的内容，认为通过开放的信息交流和公共参与，可以逐步提高社会的成熟度和公民素质。

但是荒谬的是，尽管我们理解这种集中制度的底层哲学，我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仍然受到集中制度的诸多限制。而且我能以这种形式写这篇文章，阐释我的论点，实际上得益于在西方接受的批判思考教育，而这种教育具有民主的根基。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二元问题，但是需要先解决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中国的课本中，只会讲己方的立场，批评民主的弊端，而不会批判自我的集中。在西方的课本中，是否也主要集中于批判集中的弊端，而宣扬民主的意识形态呢？显然是这样的。

任何国家，官方的教育体系会反映政府的核心价值观和立场。因此，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课本中，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都会占据主导地位，尽量展示其优点，并可能对另一种制度提出批评。

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高度推崇，强调集中制度下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强大。同时，民主制度通常会被描绘成有内部分裂、效率低下和不适应中国国情的缺点。对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书本中更多地强调其成功之处，而较少提及集中制度中可能存在的弊端，如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或问责的风险。

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内容会大力宣传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课本中通常会批评集中或独c制度，尤其是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角度，指出集权政权如何限制言论自由、打压异见、以及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导致腐败和压迫。然而，西方国家的课本也并非完全理想化自己的制度。某些课程中，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会对民主制度的缺陷进行反思，比如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政治极化、少数群体权益被忽视等问题。

但是这种反思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允许异见和辩论的民主形态。

任何国家的教育内容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因为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是教育系统关注的重点。因此，教育内容不可避免地有偏向性。在中国，国家希望通过教育来巩固对中国d的忠诚；在西方，国家则试图通过教育来培养对民主和自由的信仰。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单向性，因为它们希望通过教育来维护各自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流通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和国际交流，能够接触到更多多样化的思想和观点。这种变化使得不同制度下的人们有更多机会反思各自的政治结构及其局限性。

虽然西方的教育更多元开放，可是多元开放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形态，恰好互相证明。

多元开放是西方「民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这在教育系统中的表现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西方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并不是完全超脱于其民主意识形态的存在，而是与其民主价值紧密相关的结果。

在民主制度中，多元化和开放性是基本的原则，因为民主国家强调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这些核心价值推动了教育体系内的多元视角和开放讨论。因此，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民主制度自我维护的机制。通过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和讨论，民主制度可以适应新的挑战和变化，从而增强其合法性和灵活性。

然而，也有一些批评者指出，所谓的多元开放本身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例如，虽然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可以接触到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甚至是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但这种反思通常仍然是在民主框架内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系统不会大规模地质疑民主的正当性，而是试图通过展示其多样性和包容性来强化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自我证明是否有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看，多元开放的教育确实在不断强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它使得公民有机会在多个观点中进行选择和辩论，而不至于陷入单一的意识形态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多元开放没有局限。在多元化的环境中，虽然看似允许了不同的观点，但如果这些观点过于边缘化或缺乏强大的平台，它们的影响力也可能非常有限。因此，多元性是否真正反映了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或者只是以表面的自由来维护现有的权力结构，仍然是值得思考的。

多元化教育与民主制度的紧密关联使得这种“开放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民主的自我优越性。然而，真正的多元化不仅仅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还需要制度层面上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确保这些声音能够被平等地听到和讨论。换句话说，虽然民主社会通过多元开放来维护其合法性，但它的多元化是否真正做到平衡和公正，仍然是一个可以持续讨论的问题。

民主的悖论在于，如果把集中作为“不同声音”中的一种，但是却无法保持多元和同时尊重这种不同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必须是有选择的。

当民主制度强调包容所有声音时，实际上它却难以真正容纳集中思想，因为集中本质上是与民主制度相冲突的。在民主框架中，不同的声音可以存在，但当某种声音（例如支持集权的声音）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民主制度时，民主便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民主的内在矛盾：包容性 vs. 自我保护

民主制度强调言论自由和多样性，这意味着理论上应该允许集中主义者发表他们的主张。然而，集中体制与民主背道而驰，一旦集中思想获得了权力，可能会剥夺其他群体的表达自由。因此，民主制度必须对集中思想保持警惕，从而避免其破坏民主的核心价值。这是民主的一个内在悖论：民主制度一方面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护自己不被反民主的力量瓦解。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是否应该允许那些试图颠覆民主制度的思想（如极权主义）存在？这就引出了卡尔·波普尔的“宽容悖论”（Paradox of Tolerance），即一个过度宽容的社会如果不对不宽容的力量加以限制，最终可能会被这些不宽容的力量摧毁。因此，民主社会在保障自由与防范集中之间往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也表明，在多元和开放的民主框架下，社会必须有界限，以免完全自我瓦解。

民主制度在许多情况下表现出选择性宽容，它可能对部分极端思想保持警惕，而对主流或温和的反对声音保持包容。在这种意义上，民主并不是无限制的开放和自由，而是必须在复杂的权力动态下进行调节和取舍。尤其当某些主张试图改变制度的根本性质时，民主不得不通过立法或其他机制保护其自身的结构。

在民主社会中，尽管多元化和包容性是基础，但社会依然需要做出选择，以维护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正如民主国家不能容忍极端暴力组织的存在一样，它也不可能容忍极权思想在主导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这将威胁到民主的存续。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通常会借助法律框架来划定言论自由的边界，从而在保障自由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正如美国的言论自由在宪法上受保护，但对煽动暴力或颠覆政权的言论有严格的法律限制。这种平衡实际上显示出，尽管民主制度是开放和包容的，但它也有其“自我保护机制”。

因此，民主的悖论在于它在努力保持多元开放的同时，必须面对和处理那些可能威胁到自身的声音。这意味着民主社会有时不得不选择性地限制某些反民主的声音，以保护其根本制度。而这个悖论也显示出，民主并非是一个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体系，而是在原则和现实之间不断平衡的过程。可惜的是，很多时候这种平衡必须有取舍，一旦有取舍，往往会违背民主的价值观。

Eg. 特朗普制裁华为和tiktok，其实正体现着西方评判数字主权的双重标准。一边批评中国firewall，一边屏蔽来自中国的信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分享一个我在互联网工作时的经验，作为产品经理，其实我的身份也是一个领工资的工人，但是作为产品经理，你常需要像领导一样做决策，决定和你合作的工程师什么时候完成、完成什么任务。

有时候也许因为你的一个小疏忽，就会导致研发工程师工作量翻倍，引发民怨，看起来就好像你是一个压榨工人劳动力、不知疾苦空谈策略的幼稚资本家。当研发人员向你“正义”般地发泄不满的时候，十分像是一种民粹主义，实则是矛盾的转移。本质上产品与研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工人与工人的矛盾，只是非要在工人之中分裂出了一个领导者。产品自己也有自己的kpi考核，而这种考核常常是和研发的利益有所矛盾的。

然而在互联网产品设计中，不可能由技术人员来做产品经理，必须有一个懂得市场、用户和创新思路的人来做决策。人类对于创新和发展的需求，这就注定了工作种类的分配不可能平均，而且人民的权力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

产品经理注定是一个极其矛盾的职业，从民主和集中的范式来看，产品经理永远无法摒弃民主，因为公司的目标是通过产品盈利，所以产品经理注定需要倾听用户意见来调整产品策略。然而如果过度用户导向而忽视自我意见建设，产品经理永远无法提出像苹果手机、chatgpt这类颠覆过往已有模式的创新型产品。

如果你的产品是一个媒体平台，比如tiktok，微信，那么你的产品本身就具有民主的根基。因为社交媒体就是服务于大众的，精英几乎不需要从这上面获取信息。然而各种证据都可以表明，社交媒体从信息的内容、信息的传播各层面都受到精英的严格控制。

最后，产品经理在中国就沦为了一个失去自我思想、在市场上抄来抄去的职业。本质上仍然是在民主与集中问题上的失败平衡。

最后之一：

分享我和我的量化教授E关于美国意识形态、堕胎问题和量化方法局限性的邮件讨论：

E教授，您好!

下午好!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上课前提到的韩国真人秀的Reddit链接:[思想验证区域:社区] 链接在这里。

该节目鼓励观众对政治、性别、社会阶层、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反思，非常吸引人。我强烈推荐这个节目，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专业人士，因为它对这些主题提供了评论。也许不够深刻，但是值得观看。

另外，这周的课堂之后我有了一些想法。在课堂上，你提到了一个例子:“你的政治立场越自由，你就越重视大选中的堕胎辩论。”

当时，我没有完全掌握这个例子的上下文，虽然我知道它只是为了说明定量方法。在研究了美国的堕胎话题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问题。

作为一名中国女权主义者，我最初不理解为什么堕胎在美国受到如此激烈的争论，因为在中国，堕胎一直是允许的，这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的人口控制政策，而不是女权主义的进步。对我来说，答案似乎很清楚:

堕胎应该被允许，没有其他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在你的课上看到这个假设时，我需要时间来理解这个问题。

然而，我也从另一个角度质疑这个假设。意识形态不能总是被简单地分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类。虽然我同意堕胎的权利，但这并不一定使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的观点并不完全属于这两类，我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更为激进。然后我发现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模型来解释人们的政治观点。这比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更全面，很有趣。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种二元分类似乎是许多定量方法的局限性——它看起来很准确，但其框架往往受到设计师知识边界的限制。

感谢您抽出时间在课堂上进行如此发人深省的讨论。

最好的问候,

Cloudy

Hi Prof. E,

Good afternoon! I hope you're doing well.

I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the Reddit link to the Korean reality show I mentioned before class: [The Thought Verification Zone: The Community]Link there.

The show is quite fascinating as it encourages viewers to reflect on issues like politics, gender, social class, and ideologies. I highly recommend it, especially for thos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it provides insightful commentary on these topics.

Additionally, I’ve had some thoughts after this week’s class. You mentioned an example: "The more liberal you are, the more importance you attach to the abortion debate." At the time, I didn't fully grasp the context of this example, though I understood it was meant to illustrate quantitative methods. After looking into the topic of abortion in America, I found it to be a significant feminist issue.

As a Chinese feminist, I initially didn’t understand why abortion is so highly debated in the U.S., since in China, abortion has always been allowed, largely due to historical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rather than feminist advancements. For me, the answer seems clear:

abortion should be allowed, with no alternative outcome.

That's why when I first saw this hypothesis in your class, I need time to understand this question.

However, I also question the hypothesis from another angle. Ideologies can’t always be neatly divided into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categories. While I agree with abortion rights, this doesn’t necessarily make me a liberal. My views don’t fit strictly into either category, and I consider myself more radical in some respects. Then I found many scholars proposed some new models to explain people's political views. That's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liberal and traditional, so interesting.

From this case then I think, this binary classification seems to be a limitation of many quantitative methods—it appears accurate, but its framework is often constrained by the designer’s knowledge boundarie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for facilitating such thought-provoking discussions in class.

Best regards,

Cloudy

嗨Cloudy,

希望你这周过得愉快。谢谢你分享这个节目的链接。我得想办法看。听起来和我的兴趣很相关。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堕胎的重要性的对话，我们讨论了如何论证堕胎对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尽管他们的理由可能不同。我们决定把它作为一个研究问题。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我们研究了关于堕胎在2022年国会选举中的重要性的问题，发现自由派比保守派更有可能认为堕胎对那次选举很重要。接下来，我认为我/我们应该更多地讨论我们的假设。虽然这是课堂上的一个例子，但理解这些问题对于帮助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某些测试以及我们如何构建rq或假设是很重要的。请在课堂上提出这些问题，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些对话中来。

也感谢你分享你对量化的看法——它非常有价值，并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和政治背景如何影响对堕胎等话题的看法的理解。作为一名中国女权主义者，你的经历突出了不同的社会框架如何导致对一个在一种情况下看似直截了当的问题的不同解释，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自由”和“保守”这类分类的局限性，你说得很好。在美国的背景下，这些意识形态类别确实倾向于更明确地与政党保持一致，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它们并不总是像它们看起来那么严格。许多调查(也许不像我们使用的调查)实际上探索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维度之间的区别，表明个人可以是，例如，社会自由但经济保守，反之亦然。然而，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种趋势，这些意识形态倾向于更可预测地与某些政党结盟，其中自由主义似乎与民主党更结盟，保守主义与共和党更结盟。

就定量研究而言，当我们进行二次数据分析时，我们可能会受到先前研究人员选择测量某些概念的方式的限制，这有时意味着在这些有限的类别/框架内工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定量研究仅限于这种二分类或仅仅是关于二元分类。如果我们设计自己的研究，我们可以灵活地创建更细致的测量方法，以捕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或任何其他我们感兴趣的变量。有许多方法可以扩展简单的二进制方法，从而对这些问题有更丰富、更全面的理解。

我鼓励你们不断质疑这些框架，因为这是培养强大研究技能的关键部分。你对这些方面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将有助于你探索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复杂性。

下周见。

最好的，

E教授

Hi Cloudy,

I hope you had a good week.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link about the show. I'll have to find a way to watch it. Sounds very relevant to my interests.

Regarding the conversation about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abortion, we discussed how an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abortion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both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ough their reasons might differ. We decided to leave it as a research question. In our dataset, we examined the questio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bortion in the 2022 congressional election and found that liberals were more likely than conservatives to consider it important for that particular election. Moving forward, I think I/we should discuss our hypotheses more. Although it is as an example in clas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se issues to help make sense of why we run certain tests and how we frame our RQs or hypothese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these questions in class so everyone can engage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ank you also for sharing your perspective on measurement—it's incredibly valuable and adds depth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shape views on topics like abortion. Your experience as a Chinese feminist highlights how different societal frameworks can lead to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might seem like a straightforward issue in one context but is highly debated in another.

You make an excellent point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classifications like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In the U.S. context, these ideological categories do tend to align more clearly with political parties, bu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y aren't always as rigid as they may seem. Many surveys (maybe not like the one we are using) actually explore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showing that individuals can be, for instance, socially liberal but economically conservative, or vice versa.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a trend where these ideologies tend to align more predictably with certain political parties where being liberal seems to align more so with the Democrats and conservatism with Republicans.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when we engage in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we might be constrained by how previous researchers have chosen to measure certain concepts, which sometimes means working within those limited categories/frameworks. However, that doesn’t mean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limited to such dichotomies or is only about binary classifications. If we design our own studies, we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create more nuanced measures that capture the complexity of ideologies or any other variable we’re interested in. There are many ways to expand beyond simple binaries to develop a richer,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I encourage you to keep questioning these frameworks, as it’s a crucial part of developing strong research skills. Your ability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these aspects will serve you well in exploring the complexities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more.

See you this coming week.

最后之二：

在这里列出这些人文社科黑话，为自己的学习做总结，这些天，我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和做作业，脑子里全在研究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查一查。

推荐一个近期大火的韩国综艺《思想验证区域》，虽然作为娱乐节目的问题深度不够具有学术前瞻性，但对大众是很好的思想启蒙。

有趣的是，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也正在体现着一种极其矛盾的政治立场。

References：

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同质化。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鸦片战争。中东（西亚）、中亚，犹太大屠杀，台湾香港历史和政局，南京大屠杀，左翼、右翼（保守派和革新派的debate），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 ，纳粹 ，穆斯林 ，玛雅文明，存在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两党制和堕胎问题（和中国、英国的比较），新加坡政治制度（结合了民主和集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带一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沟通的本质与分类、说服、法老与楔形文字，伊拉克，911。日韩政治与中国俄罗斯中东的区别，语言学（语言借词、语言亲属），法西斯，存在主义，民粹（Populism），俄罗斯、南美洲、非洲、中东、北欧地区的「政治形态、文化、宗教、语言、经济」，社会达尔文主义，三权分立，皮尔逊相关系数、备择假设、调节变量、名义尺度、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犬儒主义（Cynicism），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深国（Deep State）、红色恐慌（Red Scare）、铁幕（Iron Curtain）、黑金政治、 millennial（千禧一代）。

以上是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调研、阅读的部分内容（15%左右），此外，我还研究了很多时事和社会辩论作为背景，如果有人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想要在这个领域深入思考、发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建议可以通过ai工具查阅以上术语，并不断对它提问。媒体中尽管这些黑话经常出现，但你也会发现大部分是大众在一知半解状态下的滥用。

我承认我很矛盾，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出于一种对大众抱有希望的下坠，换作至清，她一句话也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