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尼亚直面法西斯：极右翼的崛起与左翼的抗击

本文是一片采访记录，由Courier des Balkans（CdB） 驻布加勒斯特记者 佛罗伦丁·卡索内（Florentin Cassonnet）主持并翻译成法语。当前的文本是原始采访的略微编辑版本。

CdB记者：您最近组织了一次关于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研讨会。你觉得法西斯主义今天已经在罗马尼亚兴起了吗？

阿狄娜·马林塞（Adina Marincea）：我们见证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罗马尼亚统一联盟（AUR）于 2020 年获得国会席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议会获得地位的，以复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遗产为目标的的政党——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暴力的军团主义法西斯运动。在 2020 年之前，还有其他草根运动宣称继承这一遗产或使用法西斯主义的符号和仪式，他们举办过法西斯领袖们的年度纪念活动。所以，这一切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一直都在那。但直到 2020 年，他们从未染指过主流力量。当然，之前有极右翼的大罗马尼亚党（PRM），但它并没有宣称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遗产有任何的历史关联。

CdB记者：那他们是如何在政治上实现这点的呢？

阿狄娜：现在，AUR 正在全面平反法西斯领导人。他们基本上是在改写历史，为战犯、大屠杀参与者、军团运动成员洗清罪名。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巩固“狱圣崇拜”——抬高那些因反对共产主义而被社会主义国家定罪的人，以将他们描绘成英雄，尽管这些反共的“狱圣”大多在军团运动中非常活跃：这意味着他们是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且参与了暴力行动。

例如，索林·拉夫里奇（Sorin Lavric ）是AUR的参议员，他对议会的干预包括了为这些法西斯人物平反。他正运营有一个播客，其中的每一期都致力于反共运动，大部分是站在军团主义和反犹主义立场的。与此同时，战犯扬·安东内斯库 (Ion Antonescu) 等人物均被洗白。所以，他们真的在复兴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渗透到社会中，我预感到了法西斯主义重振的真正危险。

我还觉得，社会上仍然不愿意称这些人为“法西斯分子”。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右翼分子”、“民族主义者”或“工会主义者”，他们自己也坚持称自己为“保守派”。但他们不是保守派，他们显然是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与许多法西斯团体有联系，他们复制法西斯主义的仪式、符号，他们谈论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同时，他们害怕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例如，乔治·西蒙（George Simion）在婚礼上模仿了1925年军团领袖科尼利乌·泽莱亚·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的婚礼。同时，他公开否认这一点，并将自己描绘成大众媒体的受害者和诋毁的目标。他给大众带来了煤气灯效应（译者注：一种心理操纵的形式，其方法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隐秘地让受害人逐渐开始怀疑自己，使其质疑自己的记忆力，感知力或判断力）。但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让我们直呼他们的名字吧！

韦达·波波维奇（Veda Popovici）：直呼他们的名字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对罗马尼亚的情况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审视并找到激进右翼和新法西斯化的“小腹”。因为正是这个“小腹”让我们今天看到的 AUR的兴起成为可能。

CdB记者：你说的这个“小腹”到底是指什么？

韦达：我的意思是瞧瞧预备队吧。他们构成了一整个柔和右翼的世界，不如说是隐秘法西斯主义者、保守派、护国派和各种右翼知识分子。这些人之间的专业合作、联盟和相互欣赏都是很大的问题，他们在大学、既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运动中适得其所：这实际上是更大更深远的问题。当然，也有冲锋陷阵的、最差劲的那种人，观察他们很有必要。但从战术的角度来看，了解和面对冲锋派背后的东西也很重要：自由、温和、主流、霸占话语权体系的有能量的人，这些人不认为自己是激进的右翼分子，但支持他们。

乔治·西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成为 AUR 的领导者之前，他投身于Rezist反腐败运动。这个运动是右倾但不激进的，其背景与前“罗西亚蒙塔娜运动”（Roşia Montană）和拯救罗马尼亚联盟（USR）的缔造者“团结拯救”（Uniţi Salvăm）纠缠不清。这些组织并不认为自己是右翼，但他们正在接纳自称右翼的、更受自由主义品味欢迎的团体，例如联合主义者（译者注：Unionist是一种将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组成联盟的思潮，受到右翼激进派的青睐。支持者称摩尔多瓦人也是罗马尼亚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还认为摩尔多瓦人与俄罗斯族裔的杂居分布是对罗马尼亚身份认同的滥用。异议者觉得这完全是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殖民臆想，忽视了摩尔多瓦的复杂过去和独特的历史文化。）、“2012 行动”(Acţiunea 2012)、“比萨拉比亚属于罗马尼亚” (Basarabia pământ românesc，译者注：比萨拉比亚是摩尔多瓦最大的地理单元的旧称，被罗马尼亚联合主义者广泛使用以代指摩尔多瓦全境。)，或者像乔治·西蒙这样来自极端派团体的人。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是这种社会行为模式和组织类型在实际操作上容纳了法西斯主义并赋予其权力，使其得以崛起。

阿狄娜：即使是罗马尼亚学术协会(SAR)，一个相当自由的、由阿丽娜·蒙久-皮皮迪（Alina Mungiu-Pippidi）的赞助的NGO智囊团队，也提拔了乔治·西蒙。当时他显然是“比萨拉比亚属于罗马尼亚”和其他类似运动中的联合主义者一份子。USR 的领导人尼古松·丹（Nicuşor Dan），以及来自民间组织和自由派NGO行业的许多人有时都认为西蒙是无害的，尽管他显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此外，我承认乔治·西蒙对不同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力，看起来像个好相处的人，但他的民族主义就在那里摆着。

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PSD），民族自由党（PNL），罗马尼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UDMR）等，也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允许高层政治家把民族主义、仇外和否认大屠杀言论当作常态。这就像贝卢斯科尼 15 年前在意大利所做的那样为现在的状况铺平了道路。贝卢斯科尼本人并不是新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为墨索里尼道歉的同时邀请新法西斯主义者进入政府。

CdB记者：然后今天的意大利政府是新法西斯主义的。

韦达：这就是“自由派”、“温和派”和自称“中立派”的政治个人和团体们认为的无害的右翼份子。它是自由主义想象的一部分，也是自由主义运作方式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自己有某种正义感，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纯粹的合法性去代表整个社会。同时，他们看不起左翼或右翼的激进分子：嘲笑他们，阻挠他们，从不认真对待他们，这就是历史上发生在纳粹主义上的事情。拥有金融、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自由界官方权威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但或多或少有些迁就他们。而且，简而言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自由派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或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与右翼环境彻底兼容。只要他们不是受迫害的目标，激进右翼的思想和做法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就不会那么糟糕。这就是为什么主流学术界，尽管不只是他们，对今天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负有高度责任。

CdB记者：学术圈要付什么样的责任？

韦达：在罗马尼亚，主流学者和知识分子尚未解构20 世纪他们那些效忠右翼的先辈的遗产。直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被追究，没有为这种勾结和共谋承担责任。今天的主流学术界仍然崇拜像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萧沆（Emil Cioran）、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和露西安·布拉加（Lucian Blaga）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参与了法西斯政党并认同其意识形态。他们中有的是成员，有的致力于为法西斯世界观的概念合法化。

阿狄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强调一下罗马尼亚的各界政府在民族主义政治的议题上的明显连续性。开始于“大罗马尼亚”时代，经过 1960 年代——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直到今天。

CdB记者：虽然如此，大家看到2020年AUR进入国会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惊讶。

韦达：仅仅是对于那些并不真正关注右翼团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这令人惊讶，因为这些人不会威胁到他们。20 年来，在激进左派内部，我们一直在说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作为回应，自由主义者说到：“你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谁在你们眼里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阿狄娜：许多左翼活动家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变化，他们说我们应该只关注主流政党，比如PSD或PNL，他们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腐化的社会状态。问题是，这些现在 AUR里的人的行为远离我们的视线，他们无法利用被国家和私人利益所俘获的主流媒体发声。他们通常使用社交媒体，瞄准在我们之外的人群，因此他们难觅踪迹。他们还在我们看不见的农村地区开展了很多活动。所以，他们正在雷达探测范围以外悄悄地建立基地。

CdB记者：法西斯主义已经影响到PNL-PSD政府的政策了吗？

韦达：AUR 进入国会的事实肯定会加速PNL-PSD 的右翼政策。但西方和巴尔干地区的所有主流政党都倾向于右翼，罗马尼亚政党也不能免俗。这关乎当下的历史时刻，我们正生活在一场灾难性的经济、社会、环境危机中，而统治精英们并不真切在意，所以他们除了制造冲突并将责任归咎于一些随机的群体，比如同性恋，难民……但是这些人怎么可能为所有坏事负责呢？

阿狄娜：像PSD 和 PNL 这样的主流政党实际上都非常民族主义和保守，这些倾向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更进步的人离开了 USR，少数仍然在那里的人代表的是硬核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AUR 的存在本身也滋长了其他政党内部的激进右翼倾向，因为他们看到有支持该倾向的选民。这在最近提出的立法项目中很明显，例如反对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的那一个。 UDMR 将这个项目带到了谈判桌上，因为 UDMR 是高度“欧尔班化“（Orbánized）的——它已经成为围绕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青年民主主义者-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 ）旋转的卫星。而且自 2020 年以来，UDMR 一直是政府的初级合作伙伴，首先是 PNL-USR政府，现在是 PNL-PSD政府。

我观察到的另一件事是，由于AUR 的存在和主流政党已经认识到这些民族主义思想能吸引选民，许多新政党开始出现，当中有很多正在经历政治“重构”的传统政客。我们看到更多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出现，它们是由那些在政党之间反复横跳以投机的方式获得政治利益的主流政治家们建立的。这就是极右翼通过议会政治渗透进社会的方式。

CdB记者：10月2号有一场针对通货膨胀的抗议。很多人收到的传单上并没有注明任何组织的名称，但它的牵头方其实是AUR。

阿狄娜：他们正在利用左翼话题，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关注人们对经济的不满，这通常是左派的话题。问题可能出在罗马尼亚并没有强大的左翼势力——类似于许多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代言人而穷人缺乏代表。当电费价格暴涨时，似乎只有 PSD 和 AUR 关心人们的担忧。在利用人们的不满的同时，AUR 并没有带来任何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在这里强调，AUR 不是人民的政党，它实际上是支持不平等的政党，并认为不平等是自然的，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CdB记者：工会呢？他们为什么不出现？

韦达：工会在1990 年代后期镇压劳工运动时遭到解体。幸存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并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战略。多年来，左派寻求与工会结成各种类型的联盟，其中一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没什么合法性来源，同时缺乏人手和资源。所以，是的，AUR 可以利用社会经济危机，左派却在社会上几乎翻不起什么浪花，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右翼政党拥有的基础和资源。

CdB记者：你们打算怎样构建基础？

韦达：你要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缓慢地行动，就像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或者你能搞到一大笔经费用于建立经济支持、购买房产、创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期望一场迅速彻底的变革，并且你无法打好上面这些基础，唯一可以希望的就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机遇。然后，你得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你的愿景就能振动社会。但在那之前，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相当小规模、缓慢和零散的动员。

CdB记者：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的“左派”实际上是很多非正式的团体？

韦达：是的，非正式团体、联合会、项目组……他们并非被统合在一起。我们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各种团体围绕着住房正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无政府酷儿（anarcho-queer）运动……开展活动。

阿狄娜：应该说是“左派们”。

CdB记者：为什么没一个出现在主流政治光谱上？因为国会里没有左派的代表吗？那里是自由开放的。

韦达：也许你该问问社会主义者。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可不想建立什么政党。

阿狄娜：是这样的：反共的修辞称霸罗马尼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左翼团体都很难接受这一点。人们会把USR称作“左”，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LGBTQIA+权利之类的进步话题。如果左派提出任何的社会政策，人们就会觉得那是“共产主义”而后反对或者直接叫停。反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话语手拉手肩并肩，阻挠试图获取关注和地位的任何左翼运动。一方面，我们历史上硬核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受到了强烈的反共主义清算，这使得左翼思潮看上去难以下咽。另一方面，1989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一直在战略上与反共主义合流。

我感觉我们还在发展和储备的阶段。有些左翼批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太“学术”，关注“文化”太多了。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为左翼正名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当然动员是必须的，但是布加勒斯特的“左人”只有寥寥几十个有积极性的，动员起来去干什么呢？

我时常感受到西方国家人对于罗马尼亚正在发生的——或者还没发生的——事情有一些高高在上。但我认为我们在另一个阶段。

韦达：对我来说，作为政党首脑的一员领导一场巨型社会运动没什么吸引力。我可以参与，但这不是我工作的目的。值得我努力的是做基础建设，创造和维护稳定平和有组织的文化，并且能自我再生产，从创始的十个人扩大到一万人。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什么断点存在，连续性是最吸引我的。我感觉在那些最严重的危机面前——经济危机，政府崩溃，战争——连续性才是那个让抵抗的力量继续下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小小左翼并不会带来挫败感。我实际上很自豪，罗马尼亚左翼非常多元，关注众多的话题，同时极度动态——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变得更好。当下的世代更替有一个精彩的临界点。新一代人正在进入我们的联合会和圈子中，他们真心想做点什么，他们投身事业，他们和同伴相互依靠，这就够了。对我个人来说，若我“只”能继续做我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那完全没问题。我自豪于和我的社群一起直面法西斯的崛起。

阿狄娜：回到为什么没有左翼政党的问题，原因也出在把门槛定的太高的选举法上，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参选需要一大堆的签名，二十万个！规模较小的左派没办法凑齐法律要求的这么多签名，甚至对于有建制的政党和资源丰富的候选人来说这都是个挑战。签名伪造是常有的违法行为。另外，竞选活动会花费巨量的金钱和资源，有兴趣的机构或者势力的支持也可能有帮助，这样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谁。除了商人谁还能提供这么多钱？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与商人们妥协，甚至被他们左右，这对左翼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很不利。

民主与团结党（Demos）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们自称是左翼政党，但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同时找到愿意妥协的人和坚持到底的人，这使他们注定失败。我个人也不想耗费精力去组建政党，因为在我看来政党政治并不是左翼理想的未来。与此同时，务实地说，我承认在法律上有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可以对政党和政治家施压，以另一种更适合我们的方式对政策施压，这样一来我们也不用做那么多妥协。

CdB记者：其他影响政策的方式是什么？

韦达：比如说，本地住房正义运动其实是很反资本主义的，参与者中不乏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必用战术包括与地方政府商谈，并且推动立法改革。我们有了一些小胜利，就可以把我们取得的小战绩向我们组织的社群分享，并且说：“看看我们的成果！”，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合法性。信任关系也可以被建立，在此之上还可以做到更多。这是一种战略。

理想情况下，参与者可以做出稳定的承诺，这非常重要。你可能拉不到一万个人，但，见鬼，你会有50个愿意一直从事激进政治工作到死的人。这可太厉害了。这可不是一万个今天被动员明天就不见影子的人，他们随时可能找到别的事情做，最坏的是加入AUR。这可太恐怖了。

CdB记者：能具体说说你在住房运动中都做了什么吗？

韦达：政策的角度来说，举个例子，我们设法在市政厅层面稍微改善了社会安置住房的适用范围，这包括克鲁日和部分布加勒斯特。我们的努力让社会与公共安置住房项目被写入罗马尼亚恢复与复原计划中（通过这个计划，罗马尼亚从欧盟得到310亿欧元）。如果不是我们多年的关注，没人会在谈判桌上提出把公共住房加入该计划的方案。总体来说，罗马尼亚的住房运动把住房提上了各党派和本地政府的议程。人们在渴求这一点，于是我们对基层和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同时施压。我们还把影响了别的势力，比如工会——这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非常花费时间与耐心。现在，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把劳工和住房问题绑定，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与政府大人物谈判的时候提到住房问题。

CdB记者：这些成果很有力。环境问题呢？在克罗地亚的萨格拉布，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环境已经成为社会动员的指向。为什么罗马尼亚没有呢？罗马尼亚没有绿党吗？

阿狄娜：绿党直到最近都是由弗洛林·克林内斯库（Florin Călinescu）领导的，他是个基督教民族主义保守右派，叫嚣着反对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绿党的其他成员支持卡林·乔治斯库（Călin Georgescu），他公开认同新法西斯主义，并被AUR领导人乔治·西蒙推崇。对于绿党的“内部改革”能力，我持怀疑态度。

韦达：我认为他们已经失败了。

CdB记者：所以罗马尼亚的绿党并不站在左翼立场。

韦达：目前还有些别的团体——环保运动在未来肯定会成长。在我们的运动内部，环境问题已经被整合。比如说，在住房运动中，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指出与之相关的环境种族主义所带来的不公正。另外，东欧的城市在欧洲可以算得上最拥挤的。布加勒斯特是它们中的一员，很多实实在在的环境问题是人口因素导致的。

但是，要牢记于心的关键问题是，所有的环境公正举措必须从零开始。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2010年代前期左翼环保主义者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打压。其次，随后，两大这一时期设法成长起来的强大环保运动轰轰烈烈地分崩离析，他们是罗希亚蒙塔娜运动（the Roşia Montană movement）和森林保护运动。

CdB记者：请详细说说。

韦达：我学到的教训是，罗希亚蒙塔娜运动的崩溃是因为所谓的“温和”人群接纳了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分子。与此同时，激进左翼被一步步赶出了这场运动，因为他们准确地指出了前述的问题。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最终导致运动的解体。森林保护运动大概与罗希亚蒙塔娜运动一起到达鼎盛，并且沿着相似的脉络走向消亡，他们也被右翼元素所渗透。当时，在我们的联合会里流传的故事是一场残酷的镇压，这使得少数参与其中的左派人士在内的很多人气馁。回头想想，你就会发现事情变成这样很自然。木材生意实在是太赚钱了。况且，去保护森林会把人们带到一片该死的荒无人烟之处，威胁与暴力镇压变得很简单。所以现在，只有那些大型NGO组织会做这些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从所需的保护等级中获益。尽管是他们，比如来自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活动家，也会挨打。记者也一样。

阿狄娜：我觉得，罗马尼亚当下的环境运动还没有政治化。除了一些很小的，年轻的团体。并且，这让我回想起2008年，在反北约抗议被暴力镇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罕见地井喷式增涨。对我来说，谈论宏大愿望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要随时牢记的。当你的运动很小规模很容易被摧毁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保全运动的生机，而不是在不必要的危机面前暴露自己。一旦被毁，重建一场运动真的要花很久很久。

CbD记者：你能多说说那时发生了什么吗？

韦达：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一场北约峰会。罗马尼亚无政府朋克网络连带着其他国家来的同志们发起并组织了一场反北约集会。这就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只要有北约峰会的地方就会有的反北约抗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是有详细档案记录的：我们的同志在布加勒斯特的小廷布里（Timpuri Noi）租了一间大型工厂的礼堂以供大家过夜，当时的计划是对峰会的举办进行公开抗议。4月2号早晨，峰会开始前一天，反恐作战小队带着手电筒闯入了礼堂，武装到牙齿，还带着枪。他们殴打了字面意义上每一个人，这个数字起码50，有几个严重受伤的人肋骨和腿都被打断。之后，他们被逮捕并监禁了几个小时。另外，事后发现，那个抗议团体已经被监视了数月之久，并且情报部门早就安插了内鬼。

整件事情就是出悲剧，令人窒息，站在同志们一边的其他人受到严重的惊吓。他们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平时写写文章，做点贴纸，玩玩朋克音乐什么的。从那之后，很多人放弃了任何形式的活动。他们非常受创伤，很多从此变得抑郁，有些人决定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那个组织抗议的网络也被完全破坏了。

无政府朋克和无政府女权主义运动都还蛮强的，直到这场沉重的事件带来的压抑让他们开始消沉。我们则在他们的废墟上重建，“另类图书馆”（Biblioteca Alternativă）的建立就是一种延续。我们认为我们得进入地下，因为该死的情况变得很棘手。最后我们决定做点文化项目。

阿狄娜：当时，当局完全是在卖力地跪舔北约。他们2004年才加入，所以急于证明罗马尼亚是北约的一条好狗。这些专制主义的压迫倾向可以被视作继承了以往的独裁政权，因为至少有一些系统并没有改变什么，比如情报部门。

CdB记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移民和左翼的关系。在罗马尼亚甚至整个东欧，人口在持续的流出，年轻人对现状感到绝望，他们去往柏林，伦敦等等地方。你在你们的活动家圈子里感受到这一点了吗？

韦达：啊对。这些年来，有很多我们的人发现他们的项目在柏林或者伦敦会更好开展，于是选择离开。也有不少人不确定是去是留，所以他们倾向于不参与政治组织。我当然发现了这个状况。比如，在住房运动中，你组织了社群，但却发现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很成问题，因为人都走了。这些社群大多是由工人阶级组成。他们很穷，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里，年轻人出发前往意大利、英国或者德国打工，并且往回寄钱以设法让家人购置房产。这就是布加勒斯特城市工人阶级解决拥挤的办法：他们润出去。至少在住房运动中，你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最重要的组织者来自一些被驱赶出自己家的群体，结果他润到西方国家去了。最近这个情况倒是有所改善。

阿狄娜：是的，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回来。很少，但确实有。他们会带着有用的经验回来。

韦达：最近几年已经好转太多了，能感觉得到的。不仅仅是更不容易润了，而且愿意润的人也变少了，后者是更重要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冷漠，不再犹豫是否要加入某一特定的政治计划。现在，更少的人选择离开，他们留在这里并说：“这是我的生活。”

受访者介绍：

阿狄娜·马林塞Adina Marincea：在2014年左右开始参与激进主义活动。此前，她曾参加过2012年反对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的抗议活动和2013年的Roşia Montană 抗议活动。她是一名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研究极右翼激进化并定期发表文章她在主流媒体和左翼、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平台上进行分析和在线调查。作为一名活动家，阿迪娜是几个反独裁团体的一员，并参与了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组织以及住房正义运动。

韦达·波波维奇Veda Popovici：2011年从反资本主义、反独裁、去殖民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立场开始参与行动主义。她的政治工作随着各种自治、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倡议而发展，例如Claca社会中心、Macaz合作社和自治集体、政治艺术公报、Dysnomia社区或住房权利共同阵线。作为一名组织者，她参与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例如2012年的反紧缩抗议活动、2013年的Roşia Montană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住房正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社区建设。作为一名敬业的理论家，她撰写了关于去殖民主义思想、反法西斯主义、交叉女权主义、政治艺术和变革性正义的文章。她目前主要致力于组织住房正义、激进的酷儿政治以及区域和国际团结。

译者：RanOfficial

编者：阿K

来源：left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