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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yn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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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内两进两出,我最终选择跟它说再见

Aaryn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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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内呆了快五年,我自认为学会了一些门道,但那不过是一些花拳绣腿而已,关键时刻根本派不上用场。站在体制内等级森严的大门前,我甚至都没能拿到入门的钥匙,最关键的听话服从,磨平自己的棱角,我一点也没学会。

饭局进行到一半,在座的各位男领导们显然已经喝醉了。他们两三个聚在一起,弯着腰、头碰头地说着话。饭局慢慢变得嘈杂起来,犹如身处闹市,不知声音具体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

副局长还在我耳边絮絮叨叨:

“今天要不是你要走,我压根不会来的。前段时间你们主任说大家一起聚餐,我都没去,这次听说你要走,我二话不说就来了……”

他喝醉了,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车轱辘话,我听不真切,也不想再听下去,只能附耳过去,假装在听他讲话。我像一个被迫接受奖状的差等生,明知受之有愧,然而众目睽睽之下还是得配合颁奖者的表演,微笑着连连点头。

我直了直略微弯曲的腰,长时间保持这个动作让我觉得疲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弯着腰听他讲话,他比我高出一个头,按理说我并不需要保持这个姿势。

他加上了手部动作,跟随他讲话的节奏,手像钟摆一样上上下下地摆动,指尖被烟熏成了焦黄色,指背处冒出许多粗壮的黑色汗毛。我已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紧紧地盯着他的手,生怕它会碰到我的胸部。我重新弯起腰,保持一种含胸驼背的姿势。

趁副局长打嗝的间隙,我赶紧把装了茶水的杯子递上去,以低于他杯口的位置跟他碰了杯:

“王局,感谢您赏脸过来,让我受宠若惊了。这段时间真的麻烦您啦,如果没有您照顾,咱们的工作也不会开展得这么顺利。以后咱们保持联系,我还有问题要向您请教呢!您请坐,您请坐。”

副局长笑得红光满面,嘟嘟囔囔地坐下了。这场闲聊也终于结束了,看了看手表,只过去了五分钟,我却感到有一个世纪这么漫长。

我是被旁边一个跟我同龄的男同事怂恿,去给副局长敬酒的。领导在席间再次提及是因为我才来这次聚会,男同事立刻像接收到讯号的雷达一样,以低于桌面的高度,伸长脖子悄悄跟我说了句:“你再去给副局长敬个酒吧!”

这是最后一次同事聚餐了,主任说,这次聚餐是为了“辞旧迎新”。前不久我跟单位提了离职,今天新来的小姑娘来跟我交接工作。听起来“辞旧迎新”的说法并无任何不妥,但在出发时,我看到有位同事手里拎着两瓶用环保袋装着的白酒,直觉告诉我这次聚餐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果不其然,在我们到达包厢后不久,副局长也款款地来了。我只是单位的一个雇员,一个无人问津的小透明,离职而已,又何须劳动副局长大驾?这次饭局主要还是为了答谢副局长前段时间关照了我们部门的工作。

拥有这种敏感性对我这种在体制内工作的女性来说,非常有必要,它告诉我何时该礼貌而客气地微笑,何时该如相声中的捧角一样谦虚得体地接下领导的话茬,何时该脑壳醒目、手脚麻利地帮领导做好诸如端茶倒水、拉出椅子、打开车门等小事。

这些事情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却非常影响领导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把这些事情安排得细致妥帖,就会被领导夸赞为“听话,醒目,有眼力见;如果一个人只知闷头苦干而不知这些事情,就会收到“没眼力见,脑袋瓜不灵活”等负面评价。

我偷偷问那个新人是否会在饭局上喝酒,她连忙摇头。

“那一会儿领导们劝酒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说自己不能喝酒,以茶代酒,他们就不会再劝了。”她连连点头。虽然我在体制内呆的时间不算太长,但还是总结了一些可行的拒酒经验。

席间各位领导聊起了最近的人事变动,哪个单位的局长退休,新上任的局长是从哪个单位调过去的,过去的任职履历,谁提拔了他们,他们又提拔了谁,他们的处事风格,自己何时何地跟他们产生过交集等等。我的领导经常忘记工作上的事情,但这些人事变动信息却被清晰地印在脑海里,需要时可以随时调用,这是在体制内生存的必备技能。

这是个庞大的系统,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层级和人脉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务和职级,被安插在这张网的对应位置上。而他们就像蜘蛛一样不断地精心编织着这张网,必要时清楚地知道应该弹动哪根线去寻找人脉和资源。

聚餐终于在11点左右结束了,他们都已经喝得烂醉如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放学的小男生们一样,大声叫嚷着,相拥着跟其他人道别。副主任甚至开玩笑地把主任抱了起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我知道第二天再去上班时,他们都会恢复原先正常的模样,仿佛昨晚的丑态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我在体制内工作的第五年,几年前从体制内辞职而今又不得已跳进去,我依然无法适应这种聚餐的氛围。

大四那年我考研失败,听从了父母的建议考公,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乡一座四线小城的事业单位做科员。去单位报道前,父亲跟我说:“领导都喜欢勤快的下属,你过去之后眼皮要灵活一些,要抢着干活,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我确实做到了干活勤快,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办公室卫生打扫一遍,看到上级单位新发的通知,赶紧打印出来向领导汇报工作思路。很快我就发现,工作本身并不难,但跟同事们比起来,我在某些场合显得很笨拙。

跟别的同事对接工作,我先是礼貌地微笑,打声招呼,便开始一板一眼地说工作的事情。但科长显然是个老手,先跟他们开了句玩笑,“咦,你今天咋有空过来啦!咱们可有段日子没见着你喽!”聊完工作还不忘收尾:“以后常过来玩啊,咱这里有好茶叶招待。”

他们说话喜欢用"咱"或者"咱们",似乎只要把对方划入自己的阵营,对方就不好再开口拒绝,只能乖乖配合。撕破脸的代价太大,同事们早就学会了虚与委蛇、看破不说破的处事方式。

为什么我就是学不会呢?每到这种需要交际的场合,我的嘴巴像是被胶水粘住了,很难说出“以后咱还要多多仰仗您提携”"领导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好,不给咱们单位丢脸",诸如此类的漂亮话。

同事聚餐尤其是令人如坐针毡的一个场合,酒桌上为领导敬酒是惯例,但我不会喝酒,也不知该怎么给领导敬酒。有次聚餐我被分了一杯白酒,尝试着抿了一小口,又苦又辣的味道让我皱紧了眉头。坐在旁边的财务科科长看不下去了,他掸掉烟灰以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对我说:"出来混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喝酒的,不喝酒将来怎么进步?"

我无言以对,看到书记眼睛不眨一下就把一大杯白酒灌进喉咙里,心想也许我这辈子都无法"进步"了。

刚工作的我像是一个提线木偶,机械地听从领导的安排开展工作,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差池。即便如此小心谨慎,我还是遭遇了办公室政治。

有次收到上级下发的文件,我本来准备向直属领导科长汇报之后,再拿给分管人事工作的书记看,但科长不在办公室,所以我直接把文件拿给了书记看,后来也忘了跟科长汇报这件事。当科长从书记那里知道了文件内容之后,黑着脸走进了办公室。

“小刘,下次上面有文件先拿给我看,然后再拿给书记。”

我顿时羞红了脸,像被人扒光了衣服当众展示一样羞耻,连连说好。朋友说我这叫越级上报,是工作中的大忌。我有些懊恼,又有些无奈,第一次感受到了体制内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以后每次接到新文件,我都牢牢记住要先给科长看,然后再给书记过目。奇怪的是,大半年之后,每次我把文件递给科长时,她总是笑着朝我摆摆手,让我直接拿给书记去看。

后来我才明白,科长并不是真正想了解文件的内容,每年翻来覆去就那些工作,她工作了二十多年已经了然于心,她介意的不过是我绕过她直接把文件给了书记看,这让她觉得我没有把她这个领导放在眼里,这让领导的面子往哪儿放呢。

这份工作的试用期是一年,试用期满要由直属领导和单位的各分管领导对科员进行评审,达标才能继续留下来。科长肯定了我这一年来的工作,告诉我评审只是走个过场,只要这一年不犯什么大错误就没问题,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评审会顺利进行,快要结束时主持人按照惯例问了一句:“还有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仿佛正是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原本安静的会场适时地响起一声不自然的干咳,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局里资历最老的那位前辈。

这位前辈不是我的直属领导,但偶尔有些工作上的问题我需要向他请教,他是局里出了名的性格古怪刁钻,每次沟通都会让我不太愉快。

“这个小刘啊,大家都说了她工作中的优点,那我就得唱这个黑脸,说一说她的缺点。年轻人啊,还是太急躁,做事情浮于表面,人又不太懂事。局里是个什么地方啊,对领导和前辈还是要有最起码的尊重的。”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主持人赶紧打圆场:“呃,贺老批评教育得是,年轻人嘛,还是要戒骄戒躁。”我当即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是说事业单位的同事们一般不会当面指责对方,都是看破不说破的吗?

无端遭了这样一顿指责,我的心里又气恼又委屈,在洗手间哭了一场还不敢让人看见。脑子里反复咀嚼他说的每一句话,试图从工作中找出对应的错处。也许是因为某次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好好改材料?或者说错了话?

邻桌的同事悄悄问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了贺老,我这才想起来一桩小事。那次上级单位催报一份材料,有些数据需要从他那边获取,我耐着性子催了三番五次,他那边还是没动静,我便有些着急了,发给他一句话:“您这样总是拖延时间,咱们的工作以后还怎么进行啊?”

原来是因为这件小事生我的气。他做事拖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每次同事们向他请教问题还总是倚老卖老,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但因为他快退休了,在单位就是熬日子,领导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我只能自认倒霉,敢怒不敢言。

书记找我谈话,先是安抚了我的情绪,宽慰我贺老的脾气就这样,话说得过分了一些,让我不要放在心上,然后肯定了我这一年的工作,让我抛弃思想包袱,继续专心工作。我像是得到了某种首肯,既然领导也觉得是他出言伤人,那我可否要句道歉。

书记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小刘啊,你来单位晚,可能不知道,去年贺老跟你们科长因为工作上的问题闹了点矛盾,他敲打你其实是在敲打你科长啊,毕竟你是她带出来的兵。你让他给你道歉,那科长那边呢?你让他的老脸往哪儿搁?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不能太较真了啊!”

我像迎面被人打了一闷棍,原来其中还有这层关系在啊。我在心里暗暗感慨,这里的人际关系真是隐蔽又复杂,又觉得一丝委屈,我只是个新来的年轻人,即使自己被树成了靶子,也是顾全大局的需要,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得失最是无关紧要。

算了,领导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争论下去也没有用,大不了日后尽量不跟贺老打照面就是了。

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起初的新鲜感和紧张感已经褪去,泡在事业单位的日子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工作翻来覆去都是一些重复的内容。没有人在意我工作做得好不好,也没有人称赞或者责怪我。我对待工作的态度渐渐变得敷衍,只求交差了事。

坐在工位上,我感觉灵魂正在飘出自己的身体,远远地看着那个敲打键盘的工作机器,重复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不知道这份工作能教会我什么技能,也不知道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办公室的同事们正在热火朝天地互相分享淘宝好物,他们都比我早工作几年,不会感到无聊厌倦吗?不,他们不会。他们大多在这座小城安了家,不求大富大贵,这份稳定的工作只是生活的点缀,他们的生活重心放在了照顾家庭上面。我摊开一本张悦然的《茧》,心想他们应该不会愿意跟我聊最近读的书吧。

我将同事们单独分为一个微信群组,只有在发跟工作相关的朋友圈时才会勾选他们。我戴着面具生活,努力在工作中表现得体有分寸,学别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如果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大概会被别人当作疯子看待。

内心的叛逆破土而出,在这里我像颗格格不入的螺丝钉,看不惯这里的风气,又学不会自欺欺人,逼迫自己接受这里的规则,想到那些重复性的工作,更是觉得人生无望。

我想我必须离开了,不如二战考研吧,考到南方的大学,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母亲听了这个消息大为愤怒,撂下一句“你要是读研可别想着让我们给你付学费”,然后摔门而出。我开始了边上班攒钱、边复习备考的日子,也许是离开的愿望过于强烈,我高分通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从职场回到了校园。

毕业后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这里的工作方式与事业单位截然相反。工作节奏非常快,同事们对接工作讲究精准高效。一切以结果为导向,每个月有KPI考核,每周有例会,每天仿佛身后有人在用小鞭子抽打着你往前跑。部门leader比我大不了几岁,没有严格的层级关系,大家处得像朋友。

人在这样的压力环境中成长得也会很快,我铆足了劲精进自己的工作技能。我以为体制内的工作将跟我再无关系,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原点。

工作不到一年,部门leader就辞职了,新来的leader意图裁掉部门原先所有的员工,我即将面临失业。有几个同事转去了别的部门,大多数人在投简历找工作,而我还没有着落,巨大的焦虑向我袭来。

有时生活就像放置了太久的纸张,一揉便碎了。我此时方才理解了父母口中常说的“稳定”一词的真正含义,它意外着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至少不会被牵连,至少有一份可持续的收入去维持生活。

当时恰好看到某政府部门急招一名雇员,收入差不多跟我当前的工资持平,福利待遇更好。我报名参加了考试,以往在事业单位的工作经验帮了我,我顺利入职,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再次进入体制内工作,我是胸有成竹的,我有了类似的工作经验,也学会了体制内的一些门道,能帮我在这个环境里游刃有余地生存。

与其被动地等待领导安排工作,不如主动出击。我浏览了往年的工作记录,认真做了笔记。虽然新单位的主责主业跟上一份工作相关性不大,但我很快就上手了。两个月后,部门的各项工作报告基本都由我来撰写,就连之前由副主任亲手操刀的案件报告也很快交给我来写了。

我编辑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指南,如果日后辞职,这些工作记录可以帮助我更快地交接工作,也可以使我免受新人的询问和打扰。这种未雨绸缪来自以往辞职的经验总结,这份工作大抵也不是一份能一直做下去的工作。

刚到任新单位,有项工作需要汇总其他几家单位的材料,眼看截止日期要到了,还有一家单位的材料迟迟催不上来。我打电话了解情况,客气地询问对方有什么困难。对接人说没有困难只是还在搞,问他什么时候能报上来,他像报菜名一样说了一连串的工作流程,就是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而后匆忙把电话挂了。

我有些生气,但对于他用言语搪塞我的原因也猜到了几分。我刚来到新单位,跟这个对接人还不熟,况且他的职级肯定比我要高一些,人家凭什么要给我好脸子看?

只能请领导帮忙了。我跟主任汇报了这项工作的进展,最后加了一句:“那家单位的对接人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我刚来,他跟我还不熟,可能不太方便跟我说太多,以后工作不知道好不好开展。”

主任沉吟了一会儿,拿出手机给那家单位的分管领导拨了通电话。电话接通,对方客气地叫了声“马主任好”,而主任直接叫了他的名字,我猜他的职级应该没有主任高。

“哎,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个同事小刘,以后就由她负责跟各个单位对接工作,她刚来跟大家还不太熟,以后工作上多沟通沟通就熟悉了。还有啊,该按时完成的工作还是要按时完成,拖来拖去的工作也搞不定……”

这通电话果然有用,那个办事员很快打来了电话,详细解释了之前的情况,把文件报了上来。在这个系统里,职务和职级是最好用的通行证,尤其是生面孔,只有领导带着你露了脸,人家才能接纳你。但人家是看在领导的面子上才接纳你,狐假虎威偶尔用一下可以,用多了就成了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是不懂事,要落人话柄的。

新单位在南方的一座一线大城市,这里的领导和同事们的业务能力更强,工作效率相对高一些。新工作的内容挺有趣,接触到的每个案子都是不同的。工作有清晰规范的流程和纪律,减少了沟通中的内耗。但我很快发现了这里跟家乡单位的相同之处,那就是独属于体制内的那种温情又黏糊的人情氛围。

“主任好!主任觉得今天食堂的哪个菜最好吃呀?”还没看见人,远远地听声音我就知道是隔壁部门的小吴过来串门了。她的性格大大咧咧的,打招呼前总是先咧开嘴浅笑一声,然后才打开话匣子。她似乎跟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与这里一团和气的氛围显得分外融洽。

“周末嫂子在家给您做了什么好吃的?”

“您是有口福的人喽,不像我周末还要给一大家子人做饭吃。”

话聊到这里,我预感到她差不多该说正事了。

“嗐,我今天过来也没有别的事儿。这不上个月的行动专项要写工作总结了,我有些具体的问题想跟您确认一下……”

见面寒暄五分钟,接下来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边喝茶边谈工作,最后十分钟继续聊回家长里短,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工作谈妥了,同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黏在一起分不开,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基本都了解彼此的家庭情况,房子买在哪个小区,爱人在哪里上班,孩子在哪里上学,遇到生活上的困难,能帮一把是一把。所有人都是这种温情的受益者,因此没有人敢打破这种氛围。

我没有将工作和生活搅和在一起的习惯,同事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总是跟他们打哈哈。我注册了一个工作微信,重新戴上面具来应对这份工作。就职谈话时,人事领导提醒我,“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转发的不要转发,不该评论的也不要评论”。因为怕被盯上,我很少发朋友圈。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寒蝉”效应,即使你发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你也会再三思量它是否合适,是否会带来灾祸。这种自我审查的感觉让人顿时失去了所有的表达欲望。

为了避免朋友圈太过冷清而被人疑心有小号,我偶尔会发一条自己爬山或者徒步的动态,全是风景图片,没有人像照。再看身边的同事们,朋友圈里晒满了他们的生活日常,我不仅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还清楚地知道了他们的孩子、伴侣、父母、公婆长什么样。

真是可怕,仿佛自己的生活正被一群近在咫尺的人窥视,而他们很可能会在第二天打照面时问你一句:“昨天晚上在家里做大餐了啊?”。如果我持续地在朋友圈里更新自己跟另一个女孩子的合照,可能很快就有领导来找我谈话了。

他们一开始就这样适应这里的环境吗?还是他们也曾年少轻狂,后来逐渐被这个环境同化了?如果真的能被同化,需要具备哪些必要条件?

没有答案,也不敢去寻找答案。

我跟在家乡的单位时一样,生出了“大概只有我是异类”的感慨。每天早上站在庄重森严的单位大楼前,我总会觉得有些压抑,里面有一群跟我不一样的同事,他们轻松、自洽且舒适,不像我,沉重、割裂且别扭。

原以为大城市的风气会开放一些,没想到这里也跟家乡的单位一样,所有未婚的同事都会被当作潜在的婚恋资源介绍给彼此,最终在这个系统内部被消耗,成为人际关系网上的一个点。他们自己都是这么过来的,夫妻二人常常都是体制内的。

我身边的同事们对这种介绍对象的行为司空见惯,在我表现出困惑时,他们好心地规劝我:“领导这是在关心你呀!”

我不想被消耗,也不想被领导以这种方式关心。每次提及为我介绍对象的话题,我要么推说自己是未婚主义者,要么谎称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次数多了,他们也就不再提了。

撒谎可耻,但有用。

我像个撑着平衡杆走钢丝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我跟这个系统之间的平衡,只要还有一些自己的空间,我便还能忍受。如果连最后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了,那我便不能再忍了。

2022年10月,我被单位派去外地支援疫情防控。南方的暑热还未消退,接近30度的天气里,我们每天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挨家挨户地登记信息,做核酸,运送生活物资,一圈又一圈地巡逻,有人甚至周全地给树和篮球架都采了样。脱掉防护服,衣服都湿透了。

每天一大早从集中居住的酒店坐大巴前往疫区,一呆就是一整天。工作很快就做完了,剩余的时间我们席地而坐,无所事事地刷手机、闲聊。晚上再集中坐大巴返回酒店,不允许有单独活动。这种近似隔离的状态让人的精神状态变得很糟糕,身心俱疲,但却因为未知和焦虑而失眠。

脑子里像是有人在不断地敲木鱼,每敲一次就向我抛出一个天问:什么时候能清零啊?用得着把这么多人拉过来做志愿者吗?每天重复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做这些事情病毒就会被打败吗?是不是被感染了就不用继续呆在这里了?我洗冷水澡让自己发烧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吗?……

我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崩溃,强迫自己将精力聚焦于自己的身体。每天至少要喝3升水,即使盒饭再难吃也要吃饱,每天排便都要通畅,要睡够六个小时。工作完成后,我快步绕着休息区走路,仿佛只要走得够快,那些烦人的问题便追不上我。

居民们看见我们这一身白色靠近,马上自觉地躲进了屋里,又不甘心地探头出来,问我们何时能够解封。我们只说“快了,快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日期,当天又新增了一例,因此需要重新计算隔离时间。

上级组织不断发来慰问信,为我们这批奋战在抗疫前线的战士加油打气,说我们是最美丽的人,词句空洞而肉麻,读起来让人觉得讽刺。他们也不能告知我们何时解封,何时能回去。

无尽的等待。

直到当地社区清零之后,我才被拉回酒店隔离,终于从魔窟里逃出来了,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没想到,刚回到单位没几天,我就接到通知要去附近的一个社区做疫情防控的志愿者,那边人手不够,所以紧急向各单位抽调人手。

脑子像是煮沸的水,劈里啪啦地往锅盖外吐泡泡。才刚回来又要我过去做志愿者?单位这么多人,凭什么偏偏拣着我用啊?天天去做志愿者,本职工作还干不干了?

要冷静,要冷静。我深吸一口气,礼貌地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那人已经猜到了我要说什么,立刻回我说,社区有专业的医生可以给你检查身体。再换个理由,我刚从疫区回来,精神状态还没调整好。那人依旧不折不挠,有很多之前去外地做志愿者的人,这次也被抽调过去了。太气人了,哪有赶鸭子上架的道理啊?我说出了自己的方案,要不换成别的同事去吧,岂料那人轻哼了一声说,这可是领导的意思。

“那你自己过去当志愿者吧!”我完全失去了耐心,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发疯的结果就是被组织约谈。很快办公室便在工作群里发了局长的口头指示:“抗疫也是重要工作任务,任何人不得挑肥拣瘦,无故拒绝组织安排。”这件事经过层层汇报,已经闹到了单位一把手那里,中间不知道被多少人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真是令我哭笑不得。

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谈话,很意外地,他竟然没有骂我,而是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了领导如此安排的考虑。被抽调的还有另外一个刚来不久的同事,单位本身的业务工作繁重,把资历尚浅的年轻同事派去做志愿者这种非主责主业的工作最为合适。

虽然心里不爽,但这种安排方式在体制内十分普遍。之前在家乡单位时,我几乎包揽了上级组织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运动比赛等各种活动。但此次做抗疫志愿者跟参加活动的性质不同,再去一次我怕不是得去看心理医生。

“年轻人嘛,多下基层锻炼是好事,整天坐办公室也不行的。”我在心里阴阳怪气地接上了主任的话:“是呀!年轻人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恰好我还没有成家,无牵无挂,之前又做过志愿者,不找我找谁呢?”

我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真的无法忍受那种近似隔离的工作状态,而且手头也堆积了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我忍不住掉了眼泪,主任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工作能力好,责任心也强,来这里不到一年,就把部门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我要说一下你的缺点,也是为了你的未来考虑。你太有性格了,又爱较真。这个体制有它的规矩,工作能力是其次,关键是要听话,往大了说就是要有大局意识,服从组织安排。你要适应它,而不是让这个体制去适应你。”

“我打听过了,这个事情影响面不大,知道的也就几个人。我去跟局长说说你的情况,看能不能换个人过去。你别多想,回去好好工作吧。下次可别再这么莽撞了啊!”

我静静地听着,脑袋里嗡嗡作响。发疯时没来得及考虑后果,事后想起来才有些后怕,万一让我背个处分该怎么办呢?主任到底是个心思周全的好人,替我安排好了一切。我擦干眼泪,连连道谢,心里有些愧疚,他平时待我不错,但我却将他置于这种难堪的境地。

未来几天,主任的话在我脑海里盘旋。他的话跟当年书记对我说的话差不多,都是让我顾全大局,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

如果我总是觉得别扭,无法适应呢?就算我能暂时说服自己去适应它,但是无法一直以这种方式去适应呢?如果是这个体制出了问题,而非我出了问题呢?

在体制内呆了快四年,我自认为学会了一些门道,但那不过是一些花拳绣腿而已,关键时刻根本派不上用场。站在体制内等级森严的大门前,我甚至都没能拿到入门的钥匙,最关键的听话服从,磨平自己的棱角,我一点也没学会。兜兜转转几年过去,这里的环境还是一样地瘀滞,真的没意思透了,真想辞职啊!

但人总要向现实低头。彼时我和伴侣正准备出国留学的事宜,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刚向各大高校递交了申请,还没有收到offer。我不能在这件事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就莽撞地辞职,毕竟出国需要很多钱,这份工作的薪水还不错。我和伴侣商量,再给自己两个月的时间,一边上班挣钱,一边等学校的offer,准备出国的材料。

打定了辞职的主意,接下来上班的日子完全变成了苦熬,大有年轻人说的“上班如上坟”的感觉。每天睁开双眼,想到我要挤地铁去单位上班,我就像秋冬的枯草一样萎靡不振。渐渐地,我几乎每天都要迟到和早退,主任提醒过我几次,但我依旧打不起精神。这份工作已经得心应手,我能很快地完成工作,剩下的时间我用来看书和准备英语考试。

终于熬到了四月份,我陆陆续续收到了各大高校寄来的offer,同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英语考试,辞职的时机到了。我很快向主任递交了辞职信,他满脸惋惜,规劝我可以趁工作时间复习备考公务员,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就简单了,将来无论进入哪家单位,他都可以把我借调到现在的岗位继续工作。

他所言非虚,虽然工作内容差不多,但政府雇员的待遇比不上编制内,而且没有上升空间,所以选择做政府雇员的人都是抱着考公的打算,先来熟悉工作环境,积累人脉资源,为下一步进入编制做准备。他是个务实的领导,言语里都是对我前程的打算,只是我志不在此,无法接受他的好意。

各级领导爽快地批示了我的辞职信,并祝我有个好前程。走出单位大楼时,我的内心觉得无比轻松。门禁系统已经删除了我的面部档案,不出意外,这是我最后一次踏足这个地方。我回头看了一眼威严的单位大楼,层层叠叠的楼梯一路往上,直达现代化的玻璃大门,门卫警惕地四处查看,每个进入大楼的人都要经受一番询问。

楼前是一大片池塘,每天都有自动循环装置供应着新鲜的活水,锦鲤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据领导们说,当初政府花了大价钱找风水师堪舆,最终确定了这栋大楼的选址和布局,这里面是有深刻的风水学问在的。

转身离开,我又要投入生活的洪流里了,从这一刻开始,我将失去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我知道,所谓的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初我因为想要追求稳定而选择再次进入体制内工作,如今不还是得再次离开吗?

有人反问我,体制内难道不好吗?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一份工作而已,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风格,很显然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从体制内两进两出,我最终还是要跟它说再见的。

注:文中所有关于工作的细节都做了模糊化处理。

CC BY-NC-ND 4.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