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

25年来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当今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标，较之初创之际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最初，从事分析的医生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发现病人未能觉察到的潜意识内容，把它们整理出来并在恰当时候告知患者。彼时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艺术。由于这样并不能解决治疗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快改进了方法：迫使患者用自己的回忆来验证分析师所做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患者自己的阻抗，我们的艺术就在于迅速甄别阻抗的来源，将它展示在患者面前，人为的对他施加影响—主要依靠移情作用的暗示来发挥作用—引导他放弃阻抗。

但我们很快又了解到，这种方法依然无法完全实现预设的目的—让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病人不能回忆被压抑在他心中的全部内容，而且缺失的或许就是最本质的部分。所以，他拒绝相信由我们所告知他的这种构建。他被迫把被压抑的内容当做当前的经历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所期望的那样，把它作为属于过去的片段来回忆。这些令人讨厌的重复内容，总是精确的把婴儿期性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它们的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及其衍生物；而且它们必定会在移情的范畴内，即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如果治疗中出现了这一情况，那我们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现已经被新近出现的“移情性神经症”所取代。医生努力的方向是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限定在最狭窄的范围内，将尽可能多的内容推入回忆，尽可能少地让它们重复发生。回忆内容和重复内容间的关系，在每个案例中都有所不同。一般地说，医生无法为患者省略这个治疗过程。他必须让患者重新体验已被他遗忘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患者保持某种程度的超然，让他能明白眼前所谓的现实不过是被遗忘的过去的镜像，如果可以成功做到这点，就能让患者感到信服，依赖于此的治疗也就有望取得突破了。

要理解在这种在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我们必须先放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我们所要战胜的阻抗源自潜意识。 潜意识—也就是那些“被压抑的”内容，根本不会对治疗造成任何阻碍。 因为它们的目标正是要摆脱强加在身上的压力，从而进入意识中或以某种实际的行动来获得释放。 治疗期间的阻抗来自于精神生活中更高的层次和系统，当初就是它把一些内容排挤到了潜意识中。 但根据我们的一般经验，阻抗的动机，以及阻抗本身，在治疗期间最初都是潜意识的，所以这暗示我们必须改进表述中不恰当的地方。 如果我们用连贯的自我和被压抑的内容之间的对立，去取代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一切就会趋于明了。 自我中的许多内容显然是属于潜意识的，我们甚至可以将之视为自我的核心，自我只有一小部分可被称为“前意识”的。 当我们用一种系统的或动力学的术语取代了一个纯描述性的术语之后，就可以说，被分析者的阻抗来自他的自我，这样我们很快便发现，强迫性重复源自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内容，很有可能，只当分析工作削弱了压抑的影响后，强迫性重复才得以显现。

毫无疑问，意识和潜意识自我的阻抗遵循着快乐原则的支配： 它似乎是要避免由于被压抑的内容释放而产生的不快。 另一方面，我们的努力通过诉诸现实原则，从而实现对这些不快的忍耐。 但是，强迫性重复—即被压抑力量的体现—是怎样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 显然，在强迫性重复中被重新体验到的更大一部分内容，只会给自我带来不快，因为它使被压抑的欲力冲动被暴露在外。 但这些不快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它与快乐原则并不矛盾： 对一个系统来说是不快的，同时对另一个系统来说却是满足。 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探讨一个最为奇特的新发现： 某些过去的经历不包含任何愉悦的可能，当时不会使人感动满足，甚至也不会给被压抑的欲力冲动带去满足，这些 经验也都被强迫性重复唤醒了。

婴儿期性生活在早期到达顶峰后，注定因为其愿望与现实水火不容，且不符合儿童的发展阶段而走向衰亡，在最为忧伤的情境中戛然而止，还伴随着最 为痛苦的感觉，爱的丧失和失败的经历，以自恋伤疤的形式，给他们的自尊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以我的经验，以及根据马西诺夫斯基（Marcin owski，1918）的看法，这也是常见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自卑感”（the sense of inferiority）的主要诱因。 儿童对性的探索，受制于其身体发育的限制最终得不到满足，所以才会有后来那种抱怨“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干不好”。 儿童与异性父母一方的那种情感联结，却一再让他失望。 代之对满足的徒劳期待和对新出生的孩子满满的嫉妒，这对儿童来说是所爱之人不忠于他的铁证。 他曾以悲剧般的肃穆，尝试自己生出一个孩子来，但这一努力却以令人蒙羞的方式以失败告终。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教育要求却越来越高，加上严厉的苛责和偶尔的惩罚，让他觉得自己遭到了他人的羞辱。 这些典型的、往往一再发 生的例子，说明了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爱是如何宣告结束的。

神经症患者通过移情作用，以十分机智的方式让这些不受欢迎的情境和令人痛苦的情绪一再活现出来，他们想要中断尚未完成的治疗，想法设法让自己再度感觉被羞辱，迫使医生对他们严加指责，冷眼相对。 他们为自己的嫉妒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他们不再心心念念想要生一个孩子，转而要求别人应承诺给予他一些贵重的，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礼物。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再产生童年那种快乐； 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内容只是作为回忆或梦，而不是以新的经验来出现，那么，它们所带来的不快感就不会这么强烈。 当然，它们是那些想要获得满足的欲力驱使的行动； 但是，这些行动非但没能带来快乐，反而继续给人造成不快。 尽管如此，而病人却丝毫没有从过去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些行动就像受到强制压力，依然不断重复。

精神分析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揭示出的移情现象，在某些正常人的生活中也可以被观察到。它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这一切像是某种厄运缠身，或是被某种“恶魔般的”力量所操控。但是，精神分析一贯采取这种观点，即被称为命运的东西大部分是人们自己安排的，是婴儿期经验影响的结果。即便这些人身上并未出现任何由神经症冲突所引发冲突的迹象，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强迫性，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重复并没有什么差别之处。我们发现，有一类人的人际关系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们乐善好施，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庇护，却总在一段时间后，遭到每个被庇护者愤怒的抛弃，不管这些人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不同。他们似乎注定要品尝恩将仇报的痛苦；还有一类人，他们的友谊总是以遭到每个朋友的背叛而结束；另一些人穷尽一生，不断的重复着扶植某个人获得显要的权力或爬上高位，然后过段时间又将他推翻，换一个新人来上位。有些陷入情网的男子，与其每个恋人的爱情关系都经历相同的阶段，并以同样的方式告吹。

当一种重复动作和这个人的主动行为联系起来时，当我们能够在他身上分辨出某种一成不变的 、可能会导致同样经历重复出现的基本性格特质，这种“同一事件无休止的重复 ” 便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了。 更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是那些当事人无所作为，似乎只是消极的体验一切，却依然一再遭受同一种命运的例子： 例如，一位妇人连续三次嫁人，她的丈夫们却不约而同的在婚后不久就患病，都在她的照料下死去[1] 。 塔索（Tasso）在他的浪漫史诗《自由的耶路撒冷》中，以最动人、最有诗意的方式描述了类似的命运安排。 他的主人公坦克莱德无意中杀死了以敌军骑士的盔甲做伪装的、他所热恋的少女克洛林达。 在将她埋葬之后，他走进一片阴森恐怖的魔法森林，这片森林曾令十字军恐怖万分。 他拔出宝剑劈开一棵大树，可切口处却涌出鲜血。 被禁锢在树中的克洛琳达的灵魂，此时向他发出了控诉，因为他再一次伤害了自己的爱人。

[1] 参见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荣格）在《父亲对个体命运的意义》中恰如其分的评价

通过对移情行为和人类命运的观察，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心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它超越了快乐原则。 现在，我们也倾向于把因事故患上创伤性神经症的人的梦和驱使儿童游戏的冲动与此联系起来。 但我们必须明白，只在极少数的例子中，我们才能不借助其他动机，观察到纯粹的强迫性重复影响。 在分析儿童游戏时，我们已经强调，这种现象还有其他解释。 强迫性重复可以与直接获得快乐的欲力满足结成紧密的同盟。 移情作用显然被自我顽固的坚持压抑—阻抗所利用了。 原本作为治疗对象的强迫性重复，却被自我拉拢用来反对治疗（就像自我依附于快乐原则那样）。 经过合理的思考，我们似乎对 大量所谓的“命运的强迫 ” 有了一些了解，所以也 没有必要再引入一种新的、神秘的动机力量来解释它 。

（这种动机力量）最无可质疑的例子或许是创伤性的梦，但经过更慎重的思考，我们被迫承认， 即使在另外的例子中，我们已知的动机也无法解释所有的事实，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强迫性重复的存在辩护。 与被它超越的快乐原则相比，强迫性重复似乎更加原始、更为基础，更具有欲力的特征。 如果强迫性重复真的存在于 心灵中，那我们当然迫切希望知道它的功能，它出现的前提，以及它和快乐原则的关系。 毕 竟，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是快乐原则主宰了精神生活中的兴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