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你还在继续撒谎！

今天在“真善忍”们的大纪元网站上读到“中国妇权”主席张菁的一篇文章《张菁：八孩母亲铁链拴颈 炼狱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是张菁在voa节目《时事大家谈：八孩母亲土房铁链拴脖子，农村人间炼狱怎么办？》里把徐州铁链女沦为繁殖奴隶甩锅给计划生育的言论加以补充而成，她写该文的目的，就是把她将拐卖人口归罪于计划生育的结论“固化”下来。

那么我就来分析一下张菁在文中提供的那些案例，看它们能否支撑起她的结论吧。

首先，张菁文中转引了《古老的罪恶》一书中的数据，提到“1986年至1989年（出版该书时为止）从各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6个县的妇女就有48,100人。”

如果以20岁为成年标准（实际很多光棍都是30岁以上），那么根据该数据中提到的年份1986-1989年，就可以推算出徐州那些买女人的男性应该出生于1969年及以前，他们打光棍，说明他们在当地找不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结婚，也就是说，当地1969年之前出生的适婚人口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而计划生育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逐渐施行并于1982年写入宪法的，所以徐州这批最晚出生于1969年的男人打光棍，跟计划生育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事实上，就徐州丰县那名沦为繁殖奴隶的女性而言，由于计划生育的强制上环和生育间隔等措施，计生政策其实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都在无意之中给了她一定的保护。反而是易富贤杨支柱张菁等反节育派带来的“自由生育”，导致计生政策逐渐松弛废止，在她可能被董家取掉节育环之后，一个接一个地生娃都没人干预，沦为董家的繁殖奴隶。（参考《徐州铁链女生子空档之谜》）

再来分析一下张菁文中提到的几个“已经公开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安徽省宿松县北浴乡汪屋村被拐卖受虐待的女孩邓禄”，我在网上反复搜了好几通，除了“真善忍”网站转载的张菁这篇文章之外，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张菁又非常鸡贼地隐瞒了购买虐待邓禄的那个光棍的年龄，因此该光棍是否出生于计划生育时代，只有张菁自己清楚。

第二个案例是巫山童养媳马泮艳，张菁当然又再次鸡贼地隐瞒了买马泮艳的那个男人陈学生的年龄或出生年份。不过这个案子影响比较大，要查到陈学生的年龄并不难。根据wiki的数据，2001年陈学生29岁，可以算出他出生于1972年，同样是在前计生时代。

张菁提到的第三个案例，湖南陈小平案，根据“ 2013年湖南都市电视台《寻情记》播出一期节目’七十六岁老人和二十九岁妻子温情相守’”这句话，也可以轻松推算出老光棍黎亚勋出生于1937年，他打光棍，更是跟计划生育八竿子都打不着。

张菁后面还提到“凤凰县下千乡全村大约一百五十多户，仅30岁以上找不到老婆的就有四十多人”的案例。但我在Google上反复搜了好几遍，都没有搜到湖南凤凰县有个“下千乡”，只搜到一个千工坪镇。组合搜索关键词“千工坪”和“光棍”，我找到了这么一篇文章《湖南“一进二访”精准扶贫纪实》，里面提到当地干部2015年下去扶贫的时候，“在长青村，像郭稳松一样35岁以上还在打光棍的多达51人。”

2015年35岁以上，说明这些光棍全部出生于1980年之前。而实行计划生育后因B超技术普及导致的选择性堕杀女胎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及之后。长青村这一批光棍找不到老婆，主要还是当地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口存在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穆光宗在《我国有3490万“光棍”！单身社会来了吗？》中说“80后世代多余男性138.36万”），导致他们无法找到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女性结婚。那些人他们打光棍跟计生政策有一定关系，但关系不大。因为，中国实行计生最严格严酷的时期并不包括张菁说的1970年代，而是1980年代中后期及1990年代，反节育派津津乐道的山东“百日无孩”运动就发生在1991年。因B超技术在1980年代后期普及带来的大规模选择性堕杀女胎，同样发生在1990年代及之后：“到1990年代中期，所有县级医院、乡级诊所、计生办都配备了可以在产前识别性别的B超扫描仪。”（参考《消失的女婴：B超技术与性别失衡》）

所以张菁在文章中列举的5个中国的案例，再加上最近徐州的这个案例，一共是6个。它们中除了1个在网上搜不到任何第三方证据，其余的都要么跟计划生育毫无关系，要么跟计划生育关系不大。这些案例根本无法支撑起张菁的结论：中国拐卖和买卖妇女猖獗“一是长达近40年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留下的恶果”。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在voa发在youtube上的那个视频下面发评论，有人言之凿凿地跟我说，中国出现严重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完全是计划生育导致的，计生之前没有严重的性别比失衡。

实际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1953年PRC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吧（参考wiki词条“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

1953年PRC刚“建国”不久，当时尚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计生，因此不存在普遍多报或瞒报人口的动机，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从上面截图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953年，中国从0岁到59岁的所有年龄段人口均存在男多女少性别比失衡，经过计算，我发现：

0-4岁男性比女性多了2,934,646人，293万以上，男性比女性多出6.8%左右，性别比接近107；
5-9岁男性比女性多了3,754,345人，375万以上，男性比女性多出12.7%左右，性别比接近113；
10-14岁男性比女性多了4,374,748人，437万以上，男性比女性多出17.7%左右，性别比接近118；
15-19岁男性比女性多了2,419,181人，241万以上，男性比女性多出9.8%左右，性别比接近110；
20-24岁男性比女性多了1,111,803人，111万以上；
25-29岁男性比女性多了1,107,467人，110万以上；
30-34岁男性比女性多了1,103,470人，110万以上；
35-39岁男性比女性多了1,275,660人，127万以上；
40-44岁男性比女性多了1,253,725人，125万以上；
45-49岁男性比女性多了592,307人，接近60万；
50-54岁男性比女性多了514,263人，51万以上；
55-59岁男性比女性多了236,380人，23万以上；

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我发现，0-1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失衡是最严重的，男性比女性总共多出13,482,920人，达1348万以上；20-59岁男性比女性多7,195,075人，接近720万。而0-59岁男性比女性总共多出20,677,995人，超过2067万。

表面看来，当时20-5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失衡似乎不太严重，但需要注意的是，1953年之前，中国接连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而战争是会导致大量军人（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死亡的，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参战国以及二战后的日本都出现“男人荒”，就说明了战争造成的男性（尤其是青壮年）减少有多么严重。

反观中国，1953年之前接连经历了三场总共持续十几年的战争，不仅没出现“男人荒”，青壮年男性的人口居然还比同年龄段女性多，如果没发生战争，当时青壮年的实际性别比失衡程度会有多么严重，简直难以想象。

我们不妨用wiki提供的数据做一个简单的估算。根据wiki词条“第二次国共内战”，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单是国民党军队的战死人数就高达807.135万人。这些阵亡军人自然以男性为主。按照国军死亡人数推算，三次大规模战争应该至少造成中国1000万以上的男性军人（包括国共两党）阵亡，这些军人自然以20-59岁的青壮年为主。

除此之外，前面那个有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的wiki网页截图底部还有一行小字：“不含年齡不詳和在役軍人。”年龄不详的人口数量有多少，很难查到，但在役军人的人数不难查到。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几次重大的精简整编（1949年后）》，1953年年底，经过精简后的中共军队仍有420万人左右，这些军人自然也以男性为主。

如果将几次大规模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和1953年的在役军人（都以男性为主）计算在内（至少有1500万人），这个年龄段的性别比失衡严重程度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20-59岁的男性实际应该比女性多出2000万以上（1000万+420万+720万）。再加上0-19岁人口中的1348万，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如果没有发生几次大规模战争，上世纪中叶中国的0-59岁男性人口应该至少比女性多出3500万左右。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只有6亿多，加上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估计也不过7亿人。

仅有大约7亿人口的上世纪中叶，中国0-59岁的男性就比女性多了3500万，如今14亿人口有差不多同等规模的光棍，究竟哪个时代的性别比失衡更严重，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这些数据一下子就戳破了反节育派认为前计生时代性别比失衡不严重的谎话。

历史和现实已经一再证明，导致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因素，是男尊女卑思想导致的女性非正常死亡（包括杀婴、虐杀以及B超技术普及后造成的选择性堕胎）。中国计生时代的性别比失衡，不过是此前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延续。中国的拐卖和买卖人口现象跟男尊女卑思想几乎同样“历史悠久”，它并不是计划生育导致的，而是男尊女卑思想和多子多福造成的。各地政府公安妇联等部门对妇女拐卖不作为甚至助纣为虐，除了官员的贪腐这个因素，也是受到父权制社会不把女人当人看的传统影响。

张菁在她那篇文章中后半部分中列举的东南亚国家大量女性被拐卖到中国，不过就是中国漫长的男尊女卑思想、漫长的性别比失衡和漫长的人口拐卖现象的延续。她把这一切主要归罪于计划生育，是赤裸裸的谎言。

把性别比失衡和拐卖人口甩锅给“万能替罪羊”计划生育，张菁就把导致这一切问题的真正罪魁祸首——崇尚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思想的父权制家庭——给隐藏了起来，掩盖了父权制家庭千百年来一直溺杀虐杀女性然后又拐卖囚禁强暴女性强迫女性怀孕生育的滔天罪恶。作为“中国妇权”主席的张菁，其实是千百年来戕害女性的重男轻女父权制家庭的帮凶。

作为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张菁应该把她的“中国妇权”更名为“中国父权”或“中国夫权”，或许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