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门户

1938年，争夺中国的战斗如火如荼。日本军队在上海和南京打垮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军，接着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和涌向内地的几百万难民潮。外界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再过几个月就会全面投降。

接着发生了小小的奇迹，蒋的军队在徐州一带的平原坚守了整整一个月。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后，三十万守军主动撤往大别山地区，这里众多山脉成南北向隆伏，犹如一道天然屏障。中国士兵们边打边退，互相掩护。他们的目标：在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作最后的抵抗，那就是工业重镇武汉。

千百年来，武汉一直具备战略重要性。它位于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和最重要的南北水道汉水的汇流处。汉水的源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过去的武汉由三个城区构成：武昌是中国中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位于长江南岸；江对面是汉口和汉阳，位于汉水两岸。帝国时代，湖广总督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控制着大片的复杂水网和湿地。几个世纪以来，武汉都被称为九省通衢。

1938年，三个城市并称为武汉，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中最重要的城市。它也让人看到，如果中国人无拘无束，可以发挥出怎样的活力。为了最大程度团结这个国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允许自由办报和自由的艺术表达。审查和秘密警察都消失了，城市充满了生机。报纸大量涌现，报道政府的各种弊病和大量涌入的难民。作家们比如老舍逃离日本占领区，从北京来到武汉，他们开始描写中国的抵抗行动。

加入他们队伍的还有著名的摄影师、电影人和来自全世界的作家们，他们是来见证中日战争的。这些访问者包括了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丹麦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还有两位英国作家，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H. Auden)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西班牙刚被法西斯打败，武汉会是下一个----在奥登和艾什伍德的回忆录中，这是时代的风向标和未来的预言。

这里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各色人等全住在这个城里......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外国轮船的海军官兵、来碰运气的大兵、飞行员，传教士、间谍。隐藏其间的各种线索，如果有某位能人可以找出头绪，一定能预测接下去五十年的各种事件。（注2）

武汉曾有两百多个湖泊，是史前海洋的遗存，当然后来大部分都被填埋了。虽然最后仅剩下三十多个湖泊，它的昵称仍旧是“海绵之城”，在建筑工地会发现水洞，道路会被水淹没，公园也经常因内涝而积水。下雨季节，从天而降的水滴和从工厂蒸汽机弥漫的烟尘混合，把整个城市都包裹在雾气蒙蒙之中。

正是在这样一个夏季快要完结的某日，我去拜访了艾晓明（注1）。她曾居住在寒冷的北京和亚热带的广州，也总是被家乡吸引回到中国的中心----这个家庭生于战乱，流离失所，为政权左右。她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些迥异的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尽责的女儿，关心的母亲，多产的研究者，社会活动家，地下历史学家。

每个角色都以一个不同的地点为中心。从1995年到2012年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广州，因为她的教职在那里。她的学生们和许多活跃分子都在那里。她的第一部电影也在广州诞生：《阴道独白》，她和胡杰一起拍摄的。2005年的影片《太石村》，记录当局如何系统化的抹杀农村居民的权利。她的住所几乎是半公开的空间，活跃分子和来访者可以过来剪辑放映影片，甚至当他们无处可去时，就住在那里。她如同一只母鸡，早晨带着客人们去菜场买菜，回来就开始讨论下午的工作，然后晚上煮一大桌菜，晚餐是一天最热闹的。

2008年，她五十五岁，从大学退休。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不算提前退休，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被撇在一边，往往正是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因为要给年轻人腾位子----这种狡黠的方式让年轻人找到工作，老人则被边缘化。她没有马上卖掉广州的房子，直到2020年。那会，她生活的重心完全回到了武汉，她最后带的一届学生早在2012年就毕业了。

在武汉，艾晓明有三套房子（注3）分别对应她的三个角色：活跃份子、女儿、妻子和母亲。她能有这么多空间是靠弟弟艾路明，武汉最知名的私人企业家和慈善家之一。艾路明拿过经济学博士，1988年创办了武汉当代科技集团，从生物科技起家，成为横跨地产等行业的大型企业。2019年，中国财富胡润榜单估计他的私人财产近十亿。（注4）

在湖泊点缀的武汉南区，靠近地铁二号线和三环路，艾路明自己开发了一个物业，自己也住在这里。2000年代兴建的物业，现在看不算奢华，但这栋二十三层的大楼看着相当不错，每层按照格局不同大约有四个单元。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窄小的街面上停满了车，但每个车都停在指定的车位。当然也有布告栏和横幅，告诫大家紧跟党最新的运动----“红色教育”，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赶上这个。这个小区和大多数中国的其他小区一样，门口有保安，他们用来阻挡小贩和试图抄近路的车流，也可以记录谁来这里拜访了谁。

艾家占据了很大一个单元。他们的母亲1997年去世，父亲继续住在这里。艾晓明多数时间住在这里，照顾卧床的父亲，也在她自己的书房里搞研究。有个保姆帮她一起承担家务，艾晓明做了大部分事情----虽然很累，但她也乐于这么做。她弟弟1957年出生，比她小四岁，她很爱弟弟。弟弟还没有退休，所以她很高兴自己在照顾父亲这方面担负起责任。

此外，她自己家还有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她很注意保护家庭隐私。她和丈夫有一个儿子，曾经在海外留学，现在替自己亲舅舅工作。很多年来，艾晓明还有个在同一个小区的小公寓，她在那里接待活跃份子和异议份子。这样她可以区分三个不同的世界，也不会给她的核心家庭或原生家庭带来负面影响。和所有企业家一样，她弟弟也是中共党员，她很明白弟弟不能卷入她的这些工作。她从不问弟弟要钱，但非常自豪于弟弟的白手起家和慈善事业。

她在弟弟家的书房里放着电脑屏幕和显示器，她在这里编辑自己的作品，维护自己的第四个空间：虚拟世界的社交网络、邮件、通讯软体。

这几个世界都围绕着她，瓜分她的时间。我们坐在她的书房里聊了几个小时，只有在她下楼照看她父亲时中断几次。虽然她的公共角色是权利和弱势群体的坚强捍卫者，私下里她经常开玩笑，也爱笑----尤其爱自嘲。对于她在生活中的不同侧面，可以发现太多峰回路转的荒诞：年轻时的狂热，在三十多岁时毫不关心政治，只管读书上进，当年龄渐长，又转向女性主义和社会活动，而此时大多数人已经奔向其他目标。

从另一个角度，她的生活也同样绕了一个大圈子。前二十五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是改革时代，中国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塑造自己的人生。现在她又被管制了，政治再次回到了指令模式。在这么多经历中，有一件事一直没变，她的血缘，她的家族历史让她走上一条循规蹈矩的道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挣脱。

尽管举世关注，武汉在1938年仍旧陷落了。这个战役改变了二战的进程。日本原先打算在中国速胜，然后可以转向亚洲其他地区。实际上，蒋介石阻挡了日本西进的步伐，并在上游更远的城市重庆设立了战时首都。蒋介石的士兵拖住了几十万日本军队，直到战争结束。

但在当时，丢掉武汉被看成一连串失利后的又一次战败。当然，损失的人力是无法想象的。死伤的数字很快就上升到千万级别，为了阻挡日军前进，黄河大坝被炸开，洪水摧毁了成百上千的村庄，淹没了广大区域的农田。让灾难浮现的是成千上万的孤儿。救援组织在本土和海外发起活动，为孤儿们寻找领养家庭。

中国的政府官员试图带头做榜样，其中就有唐生智。他曾一度是蒋介石战场上的对手。前一年，蒋介石让他防守南京，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唐生智为这次溃败负责，辞职回到湖南乡下和家人团聚并研究佛经。他只有一个女儿，叫唐仁群，嫁给了一名空军教官。唐生智将军响应号召，收养了十一个孩子，他们都住在家族附近，也一起上学，就在唐将军兴建的湖南学堂里。

不久之后，唐将军的女婿死于一次坠机。将军的女儿成了寡妇，带着一个月大的女儿搬回了家族居住，认识了这些被收养的兄弟姐妹。其中就有艾仁宽，当时才十三岁，比她小六岁。1940年代末，艾仁宽进入军校，也和唐将军的女儿彼此相爱。

他们的爱情故事因为政府在内战输给了共产党而变得复杂了。唐家有机会可以逃往台湾，但唐生智和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打过交道，也没有参与政府和共产党敌对的活动。他感觉自己没事，所以留了下来。共产党也给予了不错的回报，宣布唐生智是民主人士，还任命他为湖南省副省长，当然大多数时候这是个荣誉职位。

作为这个家族的领头人，唐将军的决定对所有家庭成员都适用，包括他女儿。艾仁宽本来可以飞往台湾，但因为和唐仁群的爱情留在大陆。两人在1950年结婚。艾仁宽被批准加入人民解放军，后来还入了党，他曾经当过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罪行似乎被宽恕了。他跟着部队来到武汉，几年后复员了。他在武汉商业部门找了份工作，然后又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幸亏他在唐将军的私塾受到的良好教育，他的英语水平不错，所以又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195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这个活泼的女儿就是艾晓明。在那个时代这是最常见的名字，表示对新政权的效忠。晓就是拂晓，明就是光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开启最光明的一天。

艾晓明，还有比她大十四岁的姐姐，母亲第一次婚姻带来的继女，还有几年后出生的弟弟，作为“将军的孙辈”长大了。这是一种有点小特权的平静生活：和许多人相比，他们没有受到限量供应的困扰，人们也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表示了尊敬。但是他们自己明白这样的地位是朝不保夕的。几百万和前朝有关的人在共产党最早期的运动中被清洗或杀害。他们幸存下来都仰仗党的恩赐。

艾晓明回忆在武汉长大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似乎都很安静。母亲唐仁群心理脆弱，易患精神分裂。她的性别是将军复杂家庭生活的焦点。他曾经有过婚史，但因为妻子只生下了女儿唐仁群，将军和她离了婚----将军需要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离婚后，唐仁群和将军以及他的新一任妻子生活在一起。因为第二任也没生下子女，所以夫妻俩就让唐仁群穿男生的服装，假装他们有个儿子。当她十岁时，唐仁群精神崩溃，尖叫着要自己的妈妈。她被打发走和母亲居住，然后就嫁给了第一任丈夫，那个空军教官。丈夫死后，她又回到唐家，在嫁给艾仁宽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她的精神状态变得稳定。但社会压力还是再一次来临。血缘又一次成为这个家庭灾难的中心。

艾晓明的父母很清楚，他们的个人出身和旧朝联系很深。他们力图让子女不要受到牵累，希望子女和自己关系疏远一些。他们告诉艾晓明和弟弟，他们无法给出如何当一个好市民的建议。他们谆谆叮嘱的就是要低调不要出风头，要学会适应社会。

“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不是那种要我们出人头地或成就事业的严格，”（注5）艾晓明回忆道。“相反，他不想我们惹上麻烦，或者独立思考。他的目的是家人和孩子的安全。”

1966年，父亲的恐惧被证明了----多年谨小慎微没起作用----文革来临。唐将军被逮捕入狱，1970年死在狱中，享年八十一岁。艾仁宽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养子和女婿也受到冲击。他不仅是“历史反革命”---共产党给那些1949年之前犯过类似错误的人的罪行。他还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意思是他一直以来都反对政府。

为了证明这一点，党从他的英语教学中找例证。他被指控在黑板上用英文写“毛泽东生在中国，”还有"雷凯是个神枪手。“在他的供述中，艾仁宽承认两者毫无关联。第一句话来自教科书。第二句话是关于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神枪手，他回到学校作报告，他因为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出色的枪手。这两句话并没有隐藏的恶意或隐含着对毛泽东的威胁。

不管有没有证据，艾仁宽都被开除了教职，被毒打还剃了光头，接下来几年他负责打扫厕所。后来因为手巧，他被允许修理拖拉机、手表和其他设备。他还去厨房帮厨。

妻子唐仁群，将军的女儿，也被毒打和关押，被迫写检讨（注6）。除了控诉父亲，她还要深刻反省她在高校图书馆工作时犯过的错误。为了做辣椒酱，她用自己的粮票从学校商店购买辣椒。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承认。她因为父亲是著名的将军才有这些富余的粮票。她意图用粮票购买奢侈品的行为显示，她没有对自己的特权有清醒的认识。

在她父亲和丈夫被关押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写着检讨，艾晓明和弟弟被留在家中无人照看。（他们同母异父的姐姐，那个飞行教官的女儿，已经结婚离开了家庭。）最后她被释放了，她的新工作是在一个景区清洗地面。她的精神分裂再次发作，有时她跑去邻居家砰砰敲门，质问为何她的家庭都被毁了。

在父亲被控诉的时候，十二岁的艾晓明也成了一个靶子。她正在前往学校商店的路上，两个学生拦住了她，让她和自己父亲划清界限。她还没弄清状况就被闪电击中，慌乱的跑回家。

当晚她拿出一张报纸，用毛笔写了控诉父亲的大字报，指责他在家是一个暴君。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指控，她的大字报也不算很大，但她明白这是她和这个家庭划清界限的唯一方式。第二天她回到学校商店，爬上一张椅子，把大字报贴在墙上。

她内心一片混乱。她像个机器人一样，仍旧去学校上课。父亲已经失踪了，母亲每天都在为辣椒酱的罪行忏悔，要么就去景区拖地，艾晓明和弟弟必须自己找吃的。

有一天老师把她叫住。

”你在作文本上写了啥？“

”随便写的。“

”你写了艾仁宽是么？“

”我没写！“

”我们掌握了你父亲的一切。你还在藕断丝连。为何没有一刀两断？你还想起了什么？想想吧！“

老师拿出艾晓明的作文本，把它翻过来。反面写着“艾仁宽是好人”。是用铅笔手写的。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看得很清楚。那天下午同学们都收听了学校广播喇叭里的宣传剧，喇叭就装在每一个教室里。她回忆起自己双手互握，虽然周围一片嘈杂， 她几乎一直在打瞌睡。是她自己写的么？

老师写了一个报告放在她档案里：艾晓明写了反革命标语。

艾晓明仍旧努力成为新中国的好公民。她试图加入红卫兵，因为家庭背景被拒绝了，但后来因为标准松动她终于加入了另一个小组。她学会了跳革命舞蹈。她改了自己的名字。不再是艾晓明，而是艾卫东，保卫东方的意思，也就是保卫毛泽东。当她所在的红卫兵小组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父母给了我生命，毛主席教育了我。”

1969年艾晓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现实的考验来了：她因为家庭成分被高中拒收。因为家庭的政治因素导致学业中断。第二年她把名字改回原来的晓明，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城市青年一起上山下乡，去田间劳动，向农民学习。

当她回忆过往的时候，她嘲笑那时的荒诞。她的青少年岁月都在种地读毛选。有一天，当我们再谈论这些，她忍不住脱口而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后来，她的血缘又拯救了她。1974年，离文革结束还有两年，党重启了高等教育。高考要到1978年才恢复，但毛主义大学开始招收高干子弟，包括那些死于毛主义暴力的干部子女。和习近平如何进入大学的故事一样，艾晓明连高中文凭都没有照样进了大学。她的祖父是唐生智将军，这就够格了。

但和习近平那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开启自己成功的官场履历不一样，艾晓明被所学的知识改变了。她进入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和其他许多高校一样，当时这个学校也被迫迁往乡村。所以艾晓明还是远离家乡，而每天的课程大部分就是背诵毛主席诗词。她和其他同学一起找到一些外国作家的小说，比如托尔斯泰和司汤达，然后互相传阅。她们也阅读中文经典作品，那些作品有道德和理念有关的深邃思想。

信息的沉淀是很慢的。1976毛泽东死后，艾晓明非常努力想要入党，用血写了入党申请。但因为档案中的污点被拒绝了----就是那个“反革命”标语，内容是父亲是个好人。她一直坚持申请终于再1984年被批准入党。之后她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党员资格是个“保险箱”----可以在未来的岁月保护自己。

1985年，她移居北京攻读北师大中文系的博士。她仅用了两年就完成了左翼文学的论文----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女博士。然后她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是一个团中央的直属院校，这是党的一个重要机构----吸引年轻人才进入体制的重要渠道。这个工作如果不是党员根本不可能。

这份工作可以成为教育界美好职业道路的起点。但艾晓明内心的想法在发生变化。她和一些局外人成为好友，比如王小波，学习他的“沉默大多数”这个理念，了解被中国共产党封杀的人们。艾晓明在王小波1997年因心脏病早逝后，写了深情的悼念文章并帮助出版了一个文集。当王小波的尸体在火葬场被放入棺材时，艾晓明把刚刚出版的他的文集放在他手中。

1988年艾晓明曾在香港工作了一年，学习米兰-昆德拉，翻译他的作品《小说的艺术》。1989年她回到中国，学生示威活动正在发生。她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生活的重心是刚出生的儿子。和王小波一样，她不知道广场上喧嚣的场面能带来什么，也不清楚学生们的诉求。

“我们这一群经历过文革的人本能要和政治运动保持距离。八九学运，我内心是抵触的。”她说，自嘲现在回顾自己当时的态度有多可笑----她，一个政治活跃份子对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抗议活动不屑一顾。“现在我的看法不一样了，但那时我就是那样的想法。我当然支持民主，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运动。我再也不想加入任何运动了。”

但艾晓明为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抗争。许多人在共产党宣布戒严令后离开了广场，因为很清楚当局打算使用暴力清场，但艾晓明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显露了本色。

“也许我受了昆德拉的影响。你不能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学生。我必须站出来。”

她到广场上看望示威学生，给绝食的学生送去毛毯。可屠杀让她措手不及。“我们从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难以置信。”

屠杀发生后，她的学校发起了针对所有运动参与者的清洗。她躲过了大部分指控但也清楚自己在这个高校是没有前途了，因为这里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结构深深绑定。因为对政治的厌烦，她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这是个南方的大城市，离香港不远。她加入了中文系，之后转入比较文学专业。她的注意力转向了女性议题。她告诉我，她注意到系里有些不对劲。

“比如在学术会议上，女性学者很少，尤其是高级别的学者。我们系里女教授尤其少。再出色的女教授也不能担任系领导或其他管理职位。我意识到我们所有谈论的女性议题在学校表现非常典型。”

1999年对她是个转折点，她在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美国大学不仅仅搞研究。他们还要服务社会、改变社会。这对我影响很大。我第一次思考了这些问题。我真的喜欢民主、平等的教育形式。”

“我参加了校园里的许多活动。这个学校强调多元化。学校里活动非常多，比如非裔美国人音乐小组和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活动。这让我学会了一个大学理应如此。”

她在这一年还学会了拍摄影片。她几乎每天都借阅两三本录像片，有时候早上七点半就来借阅，晚上就归还了。

在美国期间她看了话剧《阴道独白》，内容是关于性经验，生殖、割礼和月经，还有其他女性话题，这些话题通常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边缘化的，必须低调处理。她2000年回到中国，把剧本翻译成中文，并让自己的学生上台表演。

此刻的中国正值新一轮激烈的思想碰撞。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曝光变得更普遍，包括2003年黄静案，一个姑娘被她男友强奸后死亡。艾晓明出来为黄静案奔走呼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她还关注了死在收容所的年轻人孙志刚。这个案件改写了警察收容迁徙农民工的政策。看起来，一个更加透明的政治体制有可能会到来。

艾晓明在这么多敏感话题上制作这么多影片，习近平掌权后，政府最终还是关注她了。2008年，她是最早一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之一，宪章要求温和的政治权利，由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起草分发。第二年，她写信给党组织要求退党。虽然党组织并未批准，之后她自认不再是党员，她也不可能知道组织上是否还把她视为党员。

从那之后她再无法离开中国。2010年，她和人权律师郭建梅一起获得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女性自由奖。她受邀去巴黎领奖，但公安部门拒绝了她更换护照的申请，这个策略未来成为警方对付许多人的一贯做法----也是新冠期间对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做法。

在她最早期的一部影片中，艾晓明给观众介绍了谭作人，从成都来的活跃份子，2008年北川地震时学校里几千孩子死在倒塌的校舍中，他是最早把此事归因于豆腐渣工程的人。北川有大约两万人死亡，还有其他各地的四万九千人。谭作人写了著名文章《龙门山》（注7），详细描述了地震对于北川来说，如何成为第二场人为制造的灾难。

第一场灾难的发生时间远在1935年，那时红军长征路过此地，然后北上直奔延安。红军在北川呆了一百天，征召了一千五百人入伍，军队撤退后，留下手无寸铁的居民迎接前来报复的政府军。更糟的是，红军实施了焦土政策，摧毁了十几座村庄，一座唐朝遗存至今的珍贵庙宇，外加大部分当地人在山区费尽辛劳才修好的道路和桥梁。最后的结局是，北川四万六千人口的一半都被杀害了。

谭作人调查了许多建筑项目，把发现的问题公布在网上。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新公民运动”----这个理念就是中国人应该努力成为公民而不是服从者。在2000年代，艾晓明的影片主人公都是谭作人这一类人。这些人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利，比如“维权律师”逐字逐句的引用政府的法律文件，为这些中国宪法和法律中神圣的条款挺身而出。

艾晓明认为，这种策略能否行得通，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取决于政府如何回应和平示威。在文革后一段时期，人们讨论的是“拨乱反正”，那时候是最理想的阶段。和平对抗的方式从被容忍逐渐变成了某种禁忌。艾晓明觉得，到2010年代，许多试图尝试这种温和改革的人都被“污名化和惩罚，一个接着另一个，政府也变脸了----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

“政府通过这些回应措施所释放出来的政治高压（注8）清楚表明它是无可撼动的，它不需要倾听，它已经自我偶像化。过去曾经发生的，将政府的批评者妖魔化的行为，再一次发生了。”

学者曾金燕写了大量关于艾晓明的文章，包括2016年的博士论文。她记录了艾晓明经历的几轮污名化。起先，她是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的女儿，意味着她的童年经历了国家精心策划的暴力和排斥。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的短暂回归后，她成为一个在大多数人看来太过激进的学者，因为她致力于女性主义运动，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争议的话题。虽然在女性主义圈内备受尊敬，她的作品并没有得到所在高校的支持，也没有在她过了五十五岁退休年龄后挽留她继续留校执教-----这是对知名学者的常规操作。

第三阶段污名化是在她开始拍摄记录影片之后，当然这些片子都被认为过于激进。地下纪录片电影节通常不会邀请艾晓明参加，直到他们在2010年代早期被勒令关闭。他们喜欢更有审美风格的影片，也担心艾晓明影片游说或者说鼓吹的本质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例如，曾金燕在她博士论文中就记录了她有一次受邀去某女性电影节发言，但主办方提醒她不要提到艾晓明。

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我们没有邀请艾老师。如果你的讲稿涉及到她，那可能会不太合适.......最好我们谈论其他中国的女性导演。艾老师太敏感，也许会搞到被叫停。（注9）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警告根本无济于事，这种独立电影节最后都被关了。很早艾晓明就认识到妥协毫无意义，这导致了她最出名的一次行动。2013年，她要抗议中国某所学校中对儿童的性虐待。在政府逮捕了揭露性侵的活动人士后，艾晓明请曾金燕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她赤裸上身拿着一把大剪刀，身体上用毛笔写满了抗议政府不作为的书法字。她把照片贴在自己的微博上，当然立刻被禁了，然后又贴在推特上。

这幅影像成为过去几十年最知名的抗议作品，也是艾晓明这类努力改变社会的人感到绝望的信号。当他们关于当下事件的著作和电影纷纷被禁，如何才能改变这个体制？

2014年，艾晓明对历史的关注与日俱增。她的影片曾经一直关注当下：被强奸的女人，为民主抗议的村民，揭露腐败的公民。她的下一个项目就是关于夹边沟劳改营的史诗记录片。艾晓明花了几年时间来完成对历史的回望，同时她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交媒体兴趣倍增，尤其是其中最有远见卓识的作者，遇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