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忘了什么时候知道周保松的，也许是2016年江绪林自杀去世的时候，看到了他的纪念文章，也许是在端传媒上读到他的文章，也许是更早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里读到了他的文章，也许只是也许，从此他的文章和书籍放进了我的必读书架里。

新新世界

周保松：从在课堂讲授人生意义到去监狱探视学生

袁莉

2021年6月30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著名政治哲学家周保松在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合影时开玩笑说，希望10年后他们当中没有人坐牢。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周保松考虑的是大陆学生。他万万没想到，将近十年后，坐牢的是两个来自香港的学生。

北京在该领土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对执政共产党的反对派进行镇压一年后，去监狱探望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已成为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周保松是畅销书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其热情洋溢的书籍和演讲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他说他的生活被国安法颠覆了。

他悲伤、愤怒、内疚、沮丧——有时也感到骄傲和充满希望。他在纠结是否还应该鼓励他的学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因为这可能导致失业和入狱。他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让恐惧潜入他的生活，例如在课堂上自我审查。与此同时，他必须评估他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他可以推动的极限。

他的心理创伤和道德困境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这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在过去一年中的经历——它从一个相对自由和挑战权威的地方，急剧跌落成为一个由专制统治的城市。

他说，香港承受了太多的不公正，让这座城市越来越陌生。“整个城市的core values collapse（核心价值观已经崩溃），”他说。“被destroyed（摧毁）。”

周保松一直深入参与该市的民主运动。1989年，他作为高中生抗议天安门镇压。他在2014年雨伞运动现场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并在民主抗议的最后一天被短暂逮捕。2019年，他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了许多示威活动，目睹了北京的无情镇压。这些抗议都失败了，安全法是最后一击。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在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就是最优秀的人、本来应该被当作榜样的人被谴挞、被判刑。”

二十多年来，周保松鼓励他的学生审视生命的意义，成为积极和尽责的公民，帮助建立基于正义和自由等价值观的社会。

我问他现在教的东西是否还一样。他停顿了将近一分钟，欲言又止，最后说，他已经不再告诉他的学生要积极参与了。

“我当然不是说你这种精神不要了。就是说你要关心社会，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些当然会讲，”他说。“但是我的确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讲你应该怎么做。在现在的这种状态里面，参与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的确是一个非常高危险的一个行为。”

周保松曾享有香港过去为居民提供的那种机会和自由。他出生在南方的广东省，1985年12岁时移居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他的家人住在九龙的一个贫困社区，但他学业优秀，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

他于2002年开始在母校任教，并成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以其充满热情和高度参与的课程而闻名。

他的一名学生颜武周说，他深受周保松的教导影响，尤其是他喜欢引用的苏格拉底格言：“未经反思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

这种理念促使颜武周在今年做出了重要的人生决定。他是129名因拒绝宣誓效忠香港政府而辞职的公务员之一，认为该要求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他是个启蒙的老师，”颜武周说。“周老师经常说人只有一次机会活自己的人生，应该尽力发展自己。”不过，他强调说，周保松从来不会敦促他的学生参与政治。  

这样的牺牲让周保松感到悲伤。同时也激励着他。“很多人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守住这个城市的灵魂，守住这座城市的价值，守住这座城市的尊严，”他说。

令他感到自豪的是，许多居民继续用他们的钱包进行抗议，在民主活动人士拥有的零售店购物，并且为需要医疗和法律代表的2019年示威者的人道主义基金捐款。

但要保持希望越来越难。过去一年的许多日子都以坏消息开始。5月初我们会面的前一天，四名民主活动人士因去年参加一次未经批准的集会而被判入狱。其中之一是岑敖晖，他以前的学生。

为了表示支持，周保松参加了法庭听证会，并到监狱看望了岑敖晖等人。他发现监狱可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另一名前学生周豁然（与周保松无亲属关系）所在的女子监狱看起来几乎像一座办公大楼。活动人士何桂蓝等待判决的监狱则看起来很严厉，被高墙围绕。

最离奇的一个是位于香港岛南端的高档社区赤柱的男子监狱。《苹果日报》的报业大亨黎智英等30多名政治活动人士被关押在那里。访问者在到达该监狱之前会经过美丽的豪宅。有些早晨，等候室给人感觉像是社交聚会，来访者拿着自动贩卖机里的咖啡，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聚会又特别地悲伤，特别地荒谬……”他说。“给我感觉就是特别有电影感。”

他的网络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4.5万名Facebook关注者们过去常常发布自己的的旅行和美食照片。现在已经不多了。“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在受难，”他说。“我怎么好意思跟你秀快乐。”

他的Facebook时间线也是恐惧的晴雨表。当安全法一年前生效时，周保松发现，他的一些关注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假名，或者删除了自己的动态，还有一些人干脆关闭了Facebook账户，这样当局就不能根据他们的帖子起诉他们。现在他的时间线里满是他不认识的名字。

就连周保松自己的Facebook动态也发生了变化。他说，他主要转发别人的帖子，而不是写原创，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谈论自己的痛苦。

他几乎没写过什么文章，更不用说出书了。他的上一本书是在2019年6月的抗议浪潮期间出版的，书名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问他现在是否还会使用同样的标题，他又停顿了很长时间。“可能不会，”他回答。“现在可能是最恶劣时代的开启。”

学会带着恐惧生活是最难的。周保松承认，他曾考虑过在课堂上是否应该更仔细地选择措辞，以及是否接受我的采访请求。

“我尽可能地告诉自己，不要让self censorship（自我审查）变成你内心的那种警察，”他说，“尽可能不要让恐惧支配你的生活，支配你的思想。” 

“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进来，”他补充说。“以后就很难摆脱它。”

尽管处境艰难，但周保松相信，只要香港人民坚持抗争，香港的历史就不会结束。

在警方第二年禁止为天安门大屠杀举行的年度守夜活动后，民主倡导者尝试了新的方式来保持它——包括点燃蜡烛和点亮手机电筒。

“我不知道89年之后的北京是什么状态，”他说。“但是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好像经历过国安法，经历过这么多的被捕，经历过这么多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打压、创伤之后，我觉得那个反抗的精神还在。”

周保松：自由诚可贵 ──我的微博炸号纪事

从“周保松”到“保松周”再到“松保周”，我在微博“死去活来”整整八年，经历各种言论审查也历经各种自由抗争，见证中国最大的网路言论平台的变迁。第二次被炸号后，我决定坐下来写这篇文章，谈谈我的经历。

2019-07-16

【作者按】：本文收在拙著《我们的黄金时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谨将此文献给所有被炸的微博灵魂。您们曾经如此自由灿烂，并照亮无数人的生命。《端传媒》上的版本略有修订。

１

微博是中国为数不多容许网民发表和转发文章、图片和视频，以及自由评论的公共社交平台，目前每月活跃用户逾四亿。如果你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你的微博甚至是个自媒体，能够设定议题和影响舆论，甚至引发公共行动。微博诞生不久，“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成为许多人的希望所在。（注1）

十年过去，这个良好愿望遭受巨大挫折，因为中国政府意识到，自由开放的网路空间会威胁它的威权统治。于是，政府运用权力和科技，对微博进行言论审查，各种监控方式应运而生，屏蔽、删帖、禁言和炸号成为常态。 许多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微博，无数帐号在毫无预警下灰飞烟灭。（注2）

微博，在繁荣热闹表象下，成了网络杀戮场。杀掉的，不仅是一个帐号，更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公开表达想法的机会，以及一片又一片用心经营的精神园地。杀人者，从不表露真身，也从不向人交代；被杀者，一如枉死冤魂，不曾得到半分尊严和公正对待，然后无声消失，遭人遗忘。微博，曾经许诺给大家一片自由新天地，结果却成了肆意钳制言论及思想的屠宰场。今天的微博，面目全非，娱乐消费声色犬马充斥，思想凋零，批判阙如，删帖通知满屏。

我2011年5月13日加入微博，2018年6月11 日帐号“周保松”被炸。2018年10月12日重开帐号“保松周”，2019年４月27日被炸。2019年4月28日再开“松保周”，迄今仍然生存。为安全计，再开一个备用小号“周松保”。

我2011年5月13日加入微博，2018年6月11 日帐号“周保松”被炸。2018年10月12日重开帐号“保松周”，2019年４月27日被炸。2019年4月28日再开“松保周”，迄今仍然生存。为安全计，再开一个备用小号“周松保”。

从“周保松”到“保松周”再到“松保周”，我在微博“死去活来”整整八年，经历各种言论审查也历经各种自由抗争，见证中国最大的网路言论平台的变迁。第二次被炸号后，我决定坐下来写这篇文章，谈谈我的经历。

我希望用我的文字，为历史留个见证。思想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我的故事也许微不足道，但一叶知秋，每个个体遭受的言论监控和思想审查，往往能在细微处彰显体制的大不义。不正视这些不义，社会就难言进步。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为无数相识及不相识的微博亡友发出那怕是极为微弱的一声呼喊。他们都已灰飞烟灭。他们消失前，没机会和好友道一声别；消失后，更没机会和他人诉说炸号之痛。而被炸号的人实在太多，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麻木。

可是我们要知道，每个用户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真实鲜活的生命，都有属于他或她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他们都是自由勇敢的灵魂，并有无可取代的尊严。每个消失的帐号，都有被见到和被听到的权利。

２

我的第一个帐号在去年6月11日被炸。那天其实是网友先发现，再在我的微博告诉我，然后我才醒觉我已在微博世界消失。既然我已不存在，他们又怎么可能通知我？这有点怪异，不过确实如此，且容我慢慢道来。 还记得当天中午醒来，我如常打开手机，见到微博有数不清的人在＠我，在一片难过悲愤中说“周老师的号被炸了”。我颇诧异，心里想，我明明还在，还见到你们留言，你们到底在说甚么？于是我想回复大家，却立刻发觉我不能回复，不能点赞，不能评论，也不能发布新帖。一言以蔽之，所有微博功能都不能再用。

我尝试搜索“周保松”，却发觉已经找不到这个帐号。我接著登出帐号，并在其他网友的帖子上点击“＠周保松”，手机马上跳出如下画面：周保松，关注：0；粉丝：0；头像是个空白的人像轮廓，屏幕中间写著：“用户不存在”（20003）。

原来这就是炸号。

炸号，就是令你在微博世界消失。别人从此见不到你也找不到你，而你之前辛苦建立的一切，包括文字、相片以及与网友的讨论，也在网路世界彻底归零。你虽然仍然能够登入帐号，不过那已变成你一个人的世界，你无法再和任何人接触，别人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成了微博世界的幽灵。

这不是比喻，而是我当天的真实感受。有位被炸号的网友如此向我形容：“炸号后可以登陆，就像比干被挖心后躯体还活著。” 我甚至即时想到读大学时看过的一部电影《人鬼情未了》（Ghost）。那部电影的男主角，被人杀死后鬼魂却未消失，他可以见到所有人，别人却见不到他，他拚命呐喊，别人却无知无觉，最后他惟有借助一位黑人灵媒的身体，才能和挚爱接触。

我被炸号那几天，和电影主角的鬼魂一样，看著许多网友在为我的消失而痛惜、哀悼、愤怒，我在旁边默默守著，心里极度难过，却无从让他们知道我就在身边。昨天，我还和大家一起；今天，那个世界已不再属于我。权力以最粗暴的方式将你杀死，事前没给你一声预警，事后没给你一句交代，然后你便得像孤魂那样看著别人在那个世界继续如常，而你的如常却从此不再。

我实实在在觉得，那个在微博生存了七年的我，死了。

我实实在在觉得，那个在微博生存了七年的我，死了。

为甚么我会被炸？微博自始至终不曾给过半句解释。 （注3）我不知道自己违反了哪条法规，也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也没有任何自辩和申诉的机会。被炸后，微博亦不容许我处理后事，例如将各种珍贵纪录和重要资料下载保存。 （注4）更甚者，我身为年费订户，炸号后微博不曾和我交代过半句我的年费会如何处理。我们连最基本的消费者权益都没有。

据不少网友告知，他们的帐号之所以被炸，往往是因为转发了别人的微博，可是他们根本无法事先知道这些内容是违规的。他们无意去踩甚么红线，却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被取消帐号。他们有的试过打电话去微博客服投诉，并要求给出炸号理由，却完全不得要领。

知道被炸后，我托闾丘露薇、郭于华等朋友在微博转发以下信息：“我的微博今天在没有任何知会下被销号。七年用心耕耘的思想园地，一下子无声消失。事出突然，无法和许多朋友道别，抱歉。有心的朋友，也可关注我的脸书。保重。再会。”

这是我在微博的最后道别。我表现得相当冷静，连不舍都只是淡淡的。那几天，我也在电邮和脸书收到不少网友来信，都是慰问和鼓励之语，我逐一回复，甚至反过来安慰他们。我表面好像没事，心情却糟透了。我对于炸号一事不是完全没有预期，但真的来到眼前，还是不易面对。 更糟糕的，是我无论心情多坏，却是无处可诉，也无人可诉。在香港，大部份人用脸书而不是微博，他们对后者毫无兴趣，也不知道炸号是甚么回事。至于微博网友，由于我已不能发言，所以就算想沟通也无法沟通。而且炸号实在太普遍。偶然死一个人，也许是新闻；但事实是天天有人消失，大家也就见怪不怪。更何况即使有网友同情你，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在这种处境下，我经历了一种此前不曾有过的痛苦。你受到不义对待，你切实感受到这种不义对你带来极大伤害，但你只能独自承受，因为即便是你身边最信任的朋友，也难以进入你的处境并理解你的痛苦。更甚的是，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真实感受到的痛苦是否配得他人的理解和同情。（注5）

我遂只能沉默。我在沉默中，一个人慢慢咀嚼，炸号对我的生命，到底意味著甚么。

3

一开始，我很不习惯。

最初两星期，我总是难以自控地隔一会儿便上微博刷刷，没甚么特别目的，就是想看看其他人在讨论甚么，也搜索一下有没有人在谈论我的消失。帐号被毁，那份失落，原来远大于我的想像。和之前被禁言一两个星期不同，我这次成了彻底的局外人。

有朋友或会问，你干吗不去注册一个新号？这不就可以马上重新开始吗？我确实有想过，事实上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做。例如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先生，就是不断被炸又不断重开，在微博上被称为“转世党”。萧瀚迄今已转世三百多次，堪称一项纪录。

我虽然知道可以这么做，却没此念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如果重开新号，便等于向权力妥协，甚至间接承认微博有任意炸号的权利。而开了新号，为了避免再次被炸，我难免会较之前更小心翼翼，做足自我审查，但我并不愿意走到这步。

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如果这么做，便背叛了原来的微博身份。为甚么呢？因为这意味著我要放弃原来那个“我”，而那个“我”并不仅是一个帐号，而是真实承载了我七年的生命记忆。我宁愿从此离开也不开新号，不是为了向别人交代，而是在守护一个虽已消失却不能被取代的身份。那是一种对自我的忠诚。

这种情结，外人看来可能觉得可笑，却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即使到现在，我对自己被炸的两个帐号，仍然有著难以割舍的归属感。是故我曾一度心存侥幸，盼望一段时间过后，被炸的帐号能够重生。我曾写了好几次信给微博客服，要求重新激活帐号，可惜从来得不到理会。我于是找认识微博管理层的北京朋友代为查问，得到的回复是：永久销号。

一年过去，经历两次炸号后，我终于较为清楚地认识到，微博这种任意炸号的粗暴，对个体确实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极大的不义，也是极大的恶。如果我们不尝试理解这种伤害的性质，甚至由于长期活在这种不自由状态而意识不到这些恶，并容忍、默许微博上的奥斯维辛，这不仅对不起那无数被消失的人，也难以在这样晦暗的时代培养出批判的意识和反抗的勇气。（注6）

我花气力写这篇文章，是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和反思，呈现制度暴力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给个体带来何等伤害。

我花气力写这篇文章，是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和反思，呈现制度暴力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给个体带来何等伤害。这种书写重要且必要。愈多这样的书写，愈能帮助我们认识网络时代的极权统治是怎么回事。 （注7）

４

炸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被迫断联（disconnect）。断联，就是你和你熟悉的世界断去联系。断去联系的，可以是你至为在乎的人，至为在乎的过去，至为在乎的家园，甚至至为在乎的自我。

炸号之伤，在于未有得到个体同意下，强行将人从最珍视的生命联系中割裂出去。（注8） 那些联系，绝非可有可无，而是生命中的重要之物，构成人的自我，影响人的行动，并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和方向。这些联系对人愈重要，一旦失去时人就愈失落，甚至觉得构成生命最根本的某些部份，从此不返。炸号这种暴力行为，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完整性的攻击。 （注9）我因此残缺不全，不再是原来的我。

这里有必要简略说明“生命联系”（life connections）这个概念。

人活在世界之中，须通过活动来实现自己，并赋予生命意义。这个过程，我们可理解为人作为理性自主的主体，通过有意识的选择，与世界建立各种联系。例如你相信某种宗教，并投入到该宗教的活动，你因而成为教徒；你相信某种政治信念，并加入倡议这种信念的政治团体，你因而成为政治人；又例如你相信某种伦理生活（如动物保护、素食、性别平等），并投入到实践这种生活的事业，你因而成为动保分子、素食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

人生于世，不是本能的存在，而是通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联系起自身与世界，并赋予自身一个或多个自我认可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ies）。这些社会身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影响我们的存在方式，例如我们怎样行事，怎样做人，以及怎样看世界。

这里有几点须留意。

一，这些联系的建立，是得到个体反思认可并自行选择的，而不是被他人灌输和强加的。真正的价值认同，必须得到主体的内心认可。

二，这些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主观任意，而往往是在某个文化脉络之下得到广泛认可和肯定，或至少是个体能提出合理理由支持的。

三，这些联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我们的世界客观存在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每个主体可以基于自己的理性价值判断而投入这些活动，并形成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些身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冲突（例如宗教认同、政治认同和伦理认同之间的不一致），从而令主体出现认同危机。如何面对这些危机，是个大问题。但在大部份情况下，主体总是努力寻求各种认同之间能够彼此协调和互相支持，从而活出相对完整的人生。

读者或会问，这些讨论和微博有何关系？微博是个公共平台。如果人们在这个平台建立各种重要的生命联系，例如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追求自己认同的价值，甚至通过微博来实现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那么微博就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家园。

炸号，是以最羞辱人的尊严的方式，将一个人在微博的历史、记忆以及用心建立的各种联系，彻底摧毁。

炸号，是以最羞辱人的尊严的方式，将一个人在微博的历史、记忆以及用心建立的各种联系，彻底摧毁。正是在这种脉络下，我们才能恰如其份地理解，为甚么炸号会令用户如此痛苦失落。如果微博只是可有可无的虚拟之物，我们便很难理解以下网友的分享：

“当时用微博完全是真实生活的延伸。被封号的瞬间，有一种被杀的感觉，血淋淋的。因为联系方式和过往记录全部被抹掉了，‘自己’不再存在了。”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从网络上认识了的那么多人一瞬间就失联了。几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顷刻间我就化作一串消失在互联网中的透明代码。”

“那个账号有我近千条生活记录，它们从2010年延续至今，陪伴我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认同，到第一次暗恋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失恋，再一次暗恋再一次恋爱再一次失恋。它记录著我生命走进的一个个可贵的朋友，以及无数我于某个昼夜的特别情绪。所有微博无关政治。可如今那一切都被清空。这八年，我仿似不曾存在过。”

“之前仔细经营的微博号，特别认真记录著生活中的点滴，因为敏感话题炸号了，那些记录再也看不到了，就好像我活过的痕迹被抹得一干二净。”

“关注的人一次次的炸号，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像是坐在一艘漏水的船上，裂缝愈来愈多，我们也试图堵住那些裂缝，可还是悲观的想，这艘船早晚会沈。一边绝望的认为看不到光，一边又倔强的不肯认输。”

“我很喜欢闾丘老师，因为她的书影响了整个中学时代，她微博很多文字让我更客观看待生活不同的问题，包括不平等！可是她也被禁言，700万粉丝的微博，说没就没了，好愤怒又无助。”

“当然最喜欢又最可惜自己的账号。多年青春一夜之间登陆不上，查无此人了。”

“我这种小透明都炸过几次，都是某些敏感时期评论或转发了某些微博，然后我变得愈来愈沉默。”（注10）

从这些分享可见，炸号对许多微博人，哪怕是一般用户，都带来实质的伤害，而且情况相当普遍。愈投入微博，拥有愈多记忆和建立愈多联系的人，伤害愈深。所谓伤害，不仅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也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例如炸号之后，他们便不能通过建立了的各种联系去吸收文化和道德养份，也难以通过与网友的平等对话，实践一种公共生活。

如果有人愿意做个实证研究，找这些被炸号者做深入访谈，让他们慢慢讲述炸号的经历，我们很可能会发觉，炸号带给个体的伤害，会较大家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

为甚么会这样？就我观察，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对炸号和言论控制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不当一回事，使得受害者必须在别人面前有意识地淡化和压抑自己的感受，免得别人以为他们过度反应。 更甚者，是当事人自己也可能缺乏适当的语言，向他人讲述自己承受的是怎样的伤害。这有点像在一个性骚扰极为普遍但却得不到合理正视和认知的社会，被骚扰者往往有苦不敢言也不能言。不能言，因为整个社会文化还未有对性骚扰之恶形成基本共识。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个体如果希望公开清楚地表达不义的权力体制对他们的伤害，不仅本人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和道德知识，社会也须对这些不义有相当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共识，否则个体便很易承受双重伤害：第一重是体制的暴力，第二重是集体的冷漠和无知。 （注11）

正因为此，如何回到个体真实的存有状态，并在某种规范性框架（normative framework）下，公开呈现和叙述极权体制如何以不同手段置个体于痛苦屈辱之中，便极为重要。 （注12）这个过程既是还个体以正义，也是改善我们的公共文化，并累积社会抗争资源。

5

让我谈谈我的经历和感受。

我的帐号去年被炸后，我极少重访。因为不忍回看，我甚至没有为历史留个纪录的念头。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新登入这个用了七年的帐号“周保松”。我发觉，从2011年5月13日到2018年6月11日，我合共发了6881条微博，平均每天两条多，还有近3000张配图。

好几个不眠夜，我一个人静静从头回看我的微博史，一条接著一条。那里面，有我和我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共同走过的日子，有她的照片、她的说话、她的画作，还有我初为人父的兴奋和喜悦；有我和学生在校园青草地上课的美好留影，有我写给学生的信，还有我的教学笔记；有我参与各种公开讲座和主持文化沙龙的海报和视频；有我的旅行札记和生活随笔；有我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实时报导；有我推介的书籍、音乐、电影和美食；最重要的，是有我许多政治哲学的文章，以及那早已消失但仍教我回味不已的与网友的思想辩论。 这些严肃认真的哲学讨论，是我的微博基调，也吸引了许多喜欢学术的网友。

故园荒芜。

事隔一年回望，我终于比较清楚地见到，我的微博，不仅是我的生活日记，更是我的生活本身。微博八年，改变了我的思想和写作，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身为一个政治哲学研究者，如果没有微博公共讨论的经验，也许我大部份时间，就是留在学院生产学术论文。每天在微博和不同地域、年龄、阶层及知识背景网友的交流，却大大改变了我对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哲学应写甚么、为谁写、如何写，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看法。

今天的我认为，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是直面中国现状，包括它的不自由、不民主、不公正，以及这一切背后的权力体制，并推动社会转型，使得中国早日完成政治现代化。政治哲学不应只是学院的概念游戏，也不应自限于西方学术界设定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更不应以服务和取悦当权者为己任。真正有生命力和批判性的学术工作，是善用清晰严谨的语言，回应所属社会重要的政治道德议题，并在公共领域与所有人展开理性讨论，借此提升公共文化，累积道德资源，培育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公民，以期良性、和平及进步的社会转型能够出现。（注13）

换言之，在我们的时代，政治哲学可以且应该更深地介入社会。我这里不是说，哲学人身为公民，应该有更多的公共参与，而是说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本身，可以有更强的公共角色，并在推动社会改革时起更大作用。政治哲学理应具有一种公共哲学的品性，就社会议题，在公共领域，以大家能够理解和参与的语言，与公民一起对话、反思、批判和想像。

如果更多哲学人意识到这点并愿意为之努力，我们或会见到，政治哲学将不再是一小群知识精英从事的特殊工作，而是具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共同事业。我们更可预期，当愈多公民感受到政治哲学思考的乐趣和力量，公共讨论的质量便愈高，他们也将愈严格要求公权力行使须具有正当性。

当政治哲学成为公共哲学，它就不再只是大学某门学科，而是公民在公共讨论中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当政治哲学成为公共哲学，它就不再只是大学某门学科，而是公民在公共讨论中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政治哲学在培育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上，殊为重要。而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尤为关键。

微博耕耘八年，教我有此体会。

我并不知道有多少学界同道认同这种观点，也不晓得这些年的努力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但这确实成了我个人的学术志业。 我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些年在微博的参与，没有在和无数网友交流中见到政治哲学的力量，我不会有这种想法。是故当我的微博被炸，我是如此真实地觉得，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份，随著我的历史、我的朋友、我的园地一一消失，也将从此不再。那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失落。

我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帐号，更是一个身份和一种生活。

6

炸号的本质，是剥夺个人自由。而所有网路审查的目的，都是在限制个体表达意见和传播信息的权利。生活在微博，就是活在一种每时每刻都被监控和被干预的状态。这是怎样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具反思意识和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会带来甚么样的伤害？讨论炸号之伤，我们不能不谈不自由之恶。

炸号是微博监控的极致，但在炸号之外，还有不同层次的言论审查。

炸号是微博监控的极致，但在炸号之外，还有不同层次的言论审查。举例说吧，如果你在微博发表某段话或某张图片，你有机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一，你的帖子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而你误以为所有人能看到；二，别人能看到，又或只有互相关注的人能看到，但却不能评论和转发；三，你的帖子直接被删掉，你和所有人都看不到；四，你的所有发帖必须先被审查，获通过后才能出现在你的微博。五，你会被禁言，俗称“关小黑屋”。禁言时间可以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禁言期间，你不能发帖，不能评论，也不能转发。

以上待遇，我全部经历过。

我们也要知道，从2018年3月起，微博已全面实施实名验证。要使用微博，你必须留下你的身份证件号码或行动电话号码。换言之，如果官方因你的微博言论而想找你麻烦，完全没有难度。此外，如果你的发帖如被认为有“网络诽谤”之嫌而又被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以上，便已触犯刑法。

在这种大环境下，微博使用者如何才能避免触礁？很简单，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最安全的，是只看不说。不转发不评论，做个沉默的旁观者。其次，只关心吃喝玩乐和明星八卦，绝对不碰敏感议题。再其次，碰上某些不义的重大公共事件，实在忍不住有话想说，也必须小心翼翼，避免使用任何敏感词，而用隐蔽迂回的方式表达。

我敢说，绝大部份使用微博的人，都活在这种自我审查的状态，而这正是当权者想要的效果。微博有几亿用户，无论科技多么先进，官方也难全面监控。如果它能使得大部份人因恐惧而自动噤声，并鼓励大家纵情声色娱乐，社会自然“和谐稳定”。

由于我每天同时使用脸书和微博，对此体会尤深。在脸书发帖，我从来不曾有过被审查的顾虑，事实上也从未经历过。你会轻松自在，想说甚么就说甚么，并觉得你的脸书空间完全属于你，完全不用担心有人在监视和限制你的发言。 （注14）

微博是另一个世界。每次发帖，我几乎都会问自己：这个帖子会否因为太敏感而被删去？我会否因此而被禁言甚至被炸号？这种恐惧恒常存在，而我知道这绝非过度担心，因为实在已有太多类似经验。回看我的微博，满目都是“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微博举报投诉操作细则》”而被删除的帖子。每年六月四日前后，一句“今天是几号”或一张蜡烛照片，都会在数分钟内被删。

久而久之，我已大概知道甚么样的帖子，会被微博小秘书盯上，因此会尽量避开。必须老实承认，虽然身在香港而少了大陆朋友的许多恐惧，但为了生存得久一点，我也慢慢习惯了自我审查。不过，尽管小心翼翼，也总有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今年四月，我分享余英时先生一篇反思五四运动的学术文章，心想这种文章应该没事吧，结果是连号也被炸了。

我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熟悉各种自由理论，对于自由之好和奴役之恶，可以和学生随便谈上几小时。但当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一次又一次被权力粗暴践踏时，我发觉读过的诸多理论都不足以体察和解释我的感受。 最真实、最直接的感受，是羞辱。

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当你在微博发言，你清楚知道，有个你永远见不到的人在黑暗中时刻监视著你。他手里拿著刀，只要你的言论过了界，刀便会砍下来。他永远不会告诉你界线在哪，也不给你机会解释。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的判决是最后的。他决定你甚么时候可以说话，甚么时候必须闭嘴。你必须服从。你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讲道理的余地。

这就是我们国家对待人民的方式。据《宪法》第35条，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据第38条，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现实却是，我们的言论自由日复一日遭到国家践踏，我们的人格尊严每天都受到国家侮辱。

这是小事吗？

这怎么可能是小事。既然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就有最大责任去履行承诺。现在国家不仅不作为，还带头用最粗暴的方式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请问这种国家的统治正当性何在？！是的，身为个体，我们无权无势。但这又如何？难道因为我们脆弱微小，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等于国家背弃了它对人民的基本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正当统治的权利。施行暴力和拥有统治的权利，是两回事。 这是怎样的人格羞辱？

就是国家不将她的公民当人来看待。道理并不难懂。人是甚么？人会思想，会讲道理明是非，会懂得为自己做选择，并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基于这些特质，人是自由自主的道德主体。人的尊严，建基于人是能思想的主体。思想需要自由。当人不能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思想，生命就会扭曲变形，丧失健全独立的人格。思想不自由，伤害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

有人或会说，你太当自己是一回事了。只要你不这样看自己，你就不会如此受苦。换个说法，既然我们改变不了权力，那就不如改变我们自己。

我必须承认，作为一种应世策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思想审查如此深恶痛绝，并在言论受限时如此倍感羞辱，确实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种对自我的特定理解。我们理解自己是自由人，并极为重视这个身份，所以才对不自由如此敏感。如果我们接受自己生来就该被人统治，接受人除了吃喝拉睡并无任何特别之处，那么我们对于自身遭到奴役压迫，也许就不会那么在意。自由的价值，和主体的自由意识直接相关。

确实如此。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如果大家都不当自己是主人，习惯于屈从认命，对自由没有向往，也不愿意奋力争取，我们怎么可能成为自由之国？

既然困局在此，那么出路也在此：我们须转化公民的主体意识。我们须在教育、在文化、在家庭、在网络，以至在生活每个层面，逐步让国人明白我们生而独立、自由、平等，理应得到国家的公正对待。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身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注15）

这不是甚么新鲜事。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在为此努力。只可惜百年过后，我们离自由社会仍然很远。如果自由是人的尊严所在，我们便别无选择。我这样说，既不愤激也不沈痛，而是如实道出我们要做的工作。自由意识的开拓、累积和深化，不应只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能指望一两场社会运动，而是必须通过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一点一滴长期实践，让自由的理念走进我们的生命，使自由的价值沈淀成社会共识。

这个过程，漫长艰难，但只要更多人一起走，自然会有路。是的，不一定所有人都有机会见到路成的一天，但没有每个人在路上踏过的足印，路从何来？！何况我们选择在自由之路行走，自有奴役之路无从得见的各种好风景。

7

有人或会问，既然微博有那么多限制，而且这些限制并非微博自身所能控制，那么干吗不离开，改到墙外的推特和脸书继续发声？继续留在微博，还有意义吗？以我所知，不少朋友被炸号后，都已转战推特。我也经常鼓励网友翻墙关注我的脸书，接收更多墙内看不到的信息。尽管如此，我始终觉得，只要还有丁点的言论空间，微博仍然值得留守。 我有四点考虑。

一，大部份大陆网友不懂或不习惯翻墙，而且翻墙的难度和风险愈来愈大；就算能翻出去，由于文化圈子和网络环境不同，大陆网友也很难像在微博那样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当中许多人会觉得，此地信美终非吾土，是故难以久留。

二，尽管限制重重，微博仍然是大陆用户最多及公共性最强的网络平台，容许网友互动讨论和转发信息，因此即使删帖炸号不断，仍然值得我们屡败屡战，尽力突破言论审查和新闻封锁，让更多的光照进暗屋。（注16）

三，微博仍有许多对社会有关怀，对思想有向往，以及对生活有追求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微博是寻找同道和思想启蒙之地。如果微博日渐荒芜而又没有其他更好选择，这些年轻人将难以在凛冽大地找到一小块思想绿洲，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时代艰难晦暗，围炉取暖，彼此守望，是我们一起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四，我们每天在微博理性讨论、针砭时弊、分享文章，以至集体抗议，其实是在实践一种公共生活和开拓一片公共领域。微博最大的潜力，是它的公共性：我们并非藏在私密空间和一小群熟人交流，而是站出来与所有人公开讨论；我们交流的话题，很少关乎个人私事，更多是关于公共事务；我们使用的概念和诉诸的理由，往往是彼此能够理解的共同语言；我们说服他人的方式是讲道理，而不是依仗暴力。

公共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留在微博继续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当然，以上所说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微博公共性的程度和质素，并非自然而然就存在，而须靠大家一起努力。事实上，许多人离开微博，不是因为炸号，而是因为对微博的公共性彻底绝望。我也经历过无数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目睹过许多可怕的网络欺凌。我甚至为此辗转反侧感触落泪。恶的极致，有时并不令你愤怒，反而教你悲悯：你会想，世间为何会有被这么深的恶缠绕以致完全失却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这是多大的不幸。

不知不觉间，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我已成了少数还留在微博且仍然想方设法继续言说的人。

微博确实不是乌托邦，有时更是人性丑陋的放大镜。我因此理解许多人为何放弃微博，选择退到像微信群那样的熟人小圈子。不知不觉间，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我已成了少数还留在微博且仍然想方设法继续言说的人。真的值得吗？我不止一次停下自问。经历两次炸号一切归零后，这个问题对我尤其艰难。

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值得，因为我们别无选择。集体离开微博而又没有更好替代，实际上意味著我们放弃努力在当今中国活出一种公共生活。我们这样放弃，结果不会更好，只会走向一种私人的、离散的、消费为主的，却失去了公共性的生存状态。 （注17）如果是这样，微博就是不得不守的阵地。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数量具公共参与意识的自由人，没有足够数量愿意通过公共讨论学习聆听、容忍和尊重异见的社会人，我们就很难突破现状。

我真的相信，我们在微博每一次就社会事务发声，每一次与网友作思想交流，都在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这些改变虽然看上去很微小，但世界由人组成，我们改变，世界就必然跟著改变。只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情况就会不同。

8

文章已写得够长。但在结束之前，我想特别交代两场与我直接相关的微博抗议。一场是我脱鞋抗议《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另一场是我抗议广州中山大学打压学术自由。这两场抗议，分别发生在2014年4月和5月，并在微博产生巨大回响，无论于我还是于微博史，都有特别意义，是故值得一记。

先谈胡锡进事件。

胡锡进是《环球时报》主编，而《环时》是《人民日报》旗下一份每日发行量逾200万的全国性报纸。胡锡进也是微博大V，2011年2月加入微博，目前有1891万粉丝。胡锡进的社论和微博言论，尤其是他事事为党国辩护，被网友调侃为“飞盘胡”，意指“无论政府把盘子扔多远，你们都能叼回来”。（注18） 拥有这种官方背景却愿意在微博直面网民的政府官员，在中国绝无仅有，胡锡进虽然因此成为网民批评嘲讽的焦点，却也赢得巨大社会影响力，俨然成为党国辩护人，经常以“稳定第一”、“中国情况很复杂”、“国家利益至上”去化解各种批评。

2014年4月1日下午四时三十分，胡锡进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之邀，以“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为题作演讲，地点在郑裕彤楼一号演讲厅。我五时才到会场，门外有保安把守。我进去，坐第一排，讲室没坐满，估计有二百多人，以内地生和内地学者为主，还有一些校外听众和媒体朋友。

胡锡进当天主要从《环时》的经验，介绍大陆媒体在市场化和面对新媒体竞争下的几波发展，并特别强调“我必须既要听党的，同时又要听市场的，这两个老板就像两条鞭子在抽著我。我们必须在两个老板之间形成平衡。”胡认为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符合国情。中国媒体不应仿效《纽约时报》那一套，而要走自己的道路。

这种说辞并不教人意外，胡的洋洋自得和道路自信也是意料中事。真正使我愤怒的，是他在演讲中多次强调“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差别没有媒体想像那么大，它们的利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然后又说在香港问题上，“大陆人的态度，跟官方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换言之，《环时》的立场就是政府的立场，而政府的立场就是老百姓的立场。《环时》经常批评香港，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我们在场所有人，都“被代表”了。

胡锡进结束演讲后，我觉得我必须抗议。当天坐在我后面的媒体人杜婷小姐，在她的微博做了以下报导：

今天下午《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中大演讲。提问环节，中大政政系教授周保松先是感谢了活动主办方USC，之后讲他很耐心地听了胡先生的演讲，胡先生一直在说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中国十三亿人大多数和党的想法是一样的，《环球时报》代表的就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声音。今天现场很多人都来自中国，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非常不赞同胡先生今天讲的内容请举手。逾一半的人举手。保松说，“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之后脱下鞋子，用手拎著，从第一排离场。

这就是当时的全过程。我有这个念头，完全是出于一时义愤，事前没有任何计划。而为了避免给主办方带来不便，我也尽量低调。当听众举完手，我便立即脱鞋离开，没有和胡锡进先生有任何对质，过程快得令在场的人来不及留下一张相片。

至于要求听众表态，我其实可以采取一种更有利于我的做法，就是请赞成胡钖进的人举手。我估计，如果我这样问，举手的人一定很少。但是我不想这样。我觉得，既然这是一场集体抗议，那么参与者就必须有主动的判断和行动，而不是坐著不作为。我们举起手来，即证明胡钖进错了：他并不代表我们，党国也不代表我们。

后来许多人问我为甚么选择脱鞋，而不是扔鞋或其他方式。说实在话，扔鞋肯定不是待客之道。可是如果我就这样走出去，别人就根本不知道我是在抗议。又有朋友问，为甚么不选择理性辩论而要这么激进？因为胡锡进并非独立学者，也并非真的要来作甚么学术交流。严格来说，他是代表大陆官方来训示香港人。我先请听众表态，再脱鞋抗议，就是要清楚告诉胡，我们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我离开讲室半小时不到，消息已传遍整个微博，成了一件大事。

就我所见，舆论几乎一面倒站在我这边。这不难理解。网民本来就对胡锡进有很多不满，我这种形式的抗议又不太可能在大陆出现，许多人觉得我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纷纷转发表态。

4月2日凌晨两时，胡钖进在微博发表以下回应：“昨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座，现场气氛活跃，听众发出笑声掌声，与我友好互动。部份学生反对我观点，但表达方式不失礼貌。最激烈的是周保松先生。他作为该校副教授，做学生都没做的事，脱鞋，但现场并未对他的这份无理给予呼应。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脱鞋，事后从微博得知。讲座圆满结束。 ​​​​”

胡先生很聪明，完全不提我为甚么要抗议，也不作任何实质回应，而是转移视线，指责我不礼貌和不够风度，然后将整件事归咎于我一个人，却没有提及现场有那么多人举手反对他。更可笑的是，他的微博封锁了我的“评论”功能，不容许我在他的微博作回应。《环球时报》官方微博做法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我的微博开始出现海量水军，也就是俗称的“五毛党”吧。他们的身份不难辨识，就是帐号虽然不同，发言却千篇一律，都是冷嘲热讽式的人身攻击，志在将事情弄成一片混水，却不和你有任何实质讨论。

我有种被绑著手与人比武的感觉，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

这场交锋，我有种被绑著手与人比武的感觉，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我从一开始便清楚，胡锡进不仅是微博某位和我观点不同的大V，而是一个代表党国的符号。他在微博取得那么多关注，多少象征党国在新媒体时代有能力和老百姓对话并得到他们认可，因此具有某种正当性。胡锡进深明此理，并引以为豪，因此才会大言不惭地声称党国利益就是人民利益。

我的行动可说揭穿了这个大话，并借助微博形成一场网上集体抗议。我们都清楚，我们真正抗议的对象，不仅是胡锡进这个人，更是他代表的整个势力。我自己完全没料到，在2014年愚人节，我的轻轻一脱，会为万千网友带来那么多欢乐，并与大家一起作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抗争。

9

我更加料不到的，是短短个多月后，我在微博会引发另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加深远的抗议行动，而且是以自由之名。

事情缘于广州中山大学几个学生社团，邀请我在五月中作三场讲座，主题是“论自由与社会公义”。第一场是在15日晚上，到朱健刚老师负责的核心通识课谈“自由的价值”。朱老师在中大推动公民社会和公益慈善教育多年，深受学生欢迎，我在2013年曾应邀主讲过一次“自由主义与美好生活”，印象深刻；第二场是在16日晚上，为学生社团“中大青年”主讲“思考社会正义：这个社会会好吗？”；第三场则是在17日早上，为另一著名学生团体“马丁堂”主持一场穆勒《论自由》（J. S. Mill, On Liberty）英文原典读书会。

我和中大颇有渊源，每次去都有宾至如归之感，故此对这三场讲座充满期待，并为此做足准备。中大方面也十分重视，专门设计了好看的海报，并在校园和网络广泛宣传。不少广州高校同学在微博告诉我，他们会呼朋引伴到中大听我的课。

5月14日下午两时，“中大青年”负责人电邮告知，三场活动全部被取消。我知道消息的刹那，真是愤怒难过得久久不能言语。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朱健刚老师其后来电，建议为我在广州找家书店另办一场。我认为这样取消讲座已是对我的极大羞辱，再如此委曲求全，实在没有必要。我要么堂堂正正在中大讲，要么便不讲。朱老师理解我的心情，并不勉强。我也曾想过悄悄跑上广州去旁听朱老师的课，这样最少可以和同学在一起。不过我担心这会给朱老师带来麻烦，遂作罢。

当天下午六时，我见中大仍然没在微博公布讲座已被取消，担心明天有同学白跑一趟，遂在微博发出如下信息：“获告知，所有讲座已被取消。各位朋友，莫灰心，让我们期诸来日。”

网络一片愤怒。

晚上七时，我再发微博：“‘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各位共勉。”，配图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封面。八时半，我将我的文章《自由的价值》制成长微博贴出来，并特别强调：“人的生命像一棵树，要长得健康茁壮，能力、情感、信念就必须在不同领域得到充分开展实现，并在过程中建立自我，获得认同，并看到生命的各种可能。”

直至十一时，中大那边仍然没有消息，我决定在微博表态：“既然别人不说，那我说吧。这是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严重打压，值得严正抗议！”我当时觉得，这种正常学术活动在被誉为中国最自由开放的大学都遭禁，如果我哑忍并且连个基本态度都没有，那实在是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中大。许多中大人转发并同声抗议，包括袁伟时先生。

一小时后，中大“公民社会猪肠粉”帐号发出如下信息：“我们很遗憾地通知大家，我们不得不取消《自由的价值》以及接下来的连场活动。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帖子配了我的讲座海报，并在海报上加了个刺眼红印，上书“CANCELED”。这张海报让我感受到，中大同学也愤怒了。

5月15日下午两时，我在微博宣布：“各位朋友，虽然今天去不了中山大学，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还是可以在微博有限度地继续的（希望）。今晚七时，我在微博和大家自由讨论和自由有关的问题。大家随便提出问题，我们自由交流。”

我们就在这个平台就‘自由’这一议题进行自由讨论。

晚上七时，我在微博宣布：“各位朋友，这个时候，我本应在中山大学和同学们愉快地讨论自由的。既然讲座不得已取消了，我们就在这个平台就‘自由’这一议题进行自由讨论。大家随便发言，我尽量回答，也欢迎大家互相回应。”

我们从七时开始，一直讨论到凌晨一时。再准确一点，网友其实早在当天下午四时已开始提问。换言之，那天我坐在电脑前，作了整整九小时的“论自由”。反应出乎意料地热烈。单是上面这条微博，已有728条评论，1686次转发，474万人次阅读。至于网友之间的延伸讨论，更是不计其数。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问题，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尽力回答。

最难得的，是所有参与者都异常认真。从自由的概念，到自由的价值，到自由的实践，到自由的界限，再到自由是否适用于中国，从康德、洛克、马克思、穆勒再到当代的伯林、施特劳斯、罗尔斯和胡适，我们一一谈及。参与讨论的，有崔卫平、郭于华和刘瑜等老师，还有无数我不认识的网友。我真的没料到，我们的讨论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我在网友帮忙下，两天后已整理出一篇长达万字的《微博论自由》，供网友下载保存。（注19）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天没有水军来捣乱，没有流于发泄情绪的发言，微博也没有删帖。一场数以十万计网民围观和参与的哲学讨论，竟能在和平理性中徐徐展开，并圆满完成。那夜到尾声时，我公开感谢微博，也向所有参与讨论的朋友致敬。真的是靠所有人的努力，才造就出微博史上如此难得的一次公共讨论。这一夜，我们在微博讨论自由，实践自由，同时在争取自由。

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

当天下午，微博开始流传这样一则消息：“周保松老师在中大的讲座《自由的价值》被取消，我们选择自学。15号晚7点，逸夫楼202，列印一段关于自由的诗或名言或歌曲，在现场朗诵。也可带一本与自由有关的书，在座位上站起来，捧著书默默阅读5分钟。”

当晚七时，二百多位中大同学、校友和广州公益团体的朋友，自发涌到我本来要做讲座的逸夫堂202，将整个课室坐满，甚至不少人不得不站在走廊外旁听。讲台黑板左右两边，贴著用毛笔字写的对联“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先生1929年纪念王国维的文字，而陈寅恪生前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从微博见到，同学们在课室打开电脑，一边看我在微博和大家论自由，一边朗诵赞美自由的诗歌，唱著《孤星泪》中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Beyond的《不再犹豫》，还有同学站出来发表演说，分享感受。

中大同学的行动，很快由学生媒体和参与者传到微博。整个微博迅即沸腾起来。各种转发、评论、赞美、声援，真个是铺天盖地。那一夜，中大那个小小课室，成了整个微博的焦点，也成了争取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象征。香港的我，广州的同学，以及全中国网民，联成一线，为自由同声呐喊。

到了深夜十二时，有位中大同学在微博给我留言：“今晚结束后，我们几十人又到去年您来时去的大排挡吃烧烤喝啤酒，把酒言欢，第一杯就敬给您和自由精神！”辛苦劳累一整天，读到这一条，我终于泪下。 我在微博作过许多抗争，但以这场最为难忘。我至今仍然感激当年的中大师生校友，以及万千微博网友，与我一起打了这场自由之战。我相信，这是值得写入微博史和中大校史重重的一笔。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自由。所有为了自由的抗争，都值得记下来。

当我站出来，我不是想像中那么孤单。身边许多人，会以不同方式与你呼应，给你支持。

我们生活的国度，由于长期高压，大家对于个人自由被剥夺早已习以为常，即使内心多么痛苦也不相信站出来对权力说不有任何意义。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是当我的尊严受辱，选择公开表达我的愤怒，于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很珍惜这种表达，它令我觉得自己还是完整的人。我也发觉，当我站出来，我不是想像中那么孤单。身边许多人，会以不同方式与你呼应，给你支持。胡锡进事件如是，中大事件如是，炸号事件亦如是。这些不让人感到孤单的力量真的很重要。

是的，我因为这些选择，付出了代价，有时甚至代价不菲。但我没有后悔。我做了对的事，尽了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就行了。再说，我并不觉得一切都是徒劳。我最近在微博重提中大这场抗争，许多网友仍然记忆犹新，甚至说这件事对他们影响甚深。可见发生过的，并没有灰飞烟灭。一如此刻我将这段历史写下来，读到的人自然知道，微博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

10

让我回到文章最初。

2018年6月，我的帐号被炸，我心灰意冷，决意从此离开微博。到了10月5日，我应某个团体之邀去为一班大陆年青人作场讲座，地点在大围一个基督教营地。参加者来自国内不同学校，都是对社会有关怀的同学。 那天我谈民主。我先介绍中国近代史，然后谈了一下民主的理念，最后分享了当下我们可以做些甚么。对我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一次讲课。没料到听课的同学反应很大，提出各种问题，眼神热切，空气中有种难以形容的激动。我开始明白，我以为平常的东西，他们却极珍惜。

两小时的课结束后，我打算离开，有位同学过来和我握手。她似乎有话想说，却一直开不了口，接著眼睛便红了。又过了好一会，她说，周老师，请求你回来微博吧。你今天讲的，只有我们二十多人听到，可是中国还有许多许多年轻人想知道这些。我默然。我驾车离开。我终于忍不住在车上掉下泪来。

2018年10月12日，我以“保松周”重回微博。2019年4月27日，再次被炸。2019年4月28日，再开第三个帐号“松保周”。2019年6月9日被禁言一个月。2019年6月9日，启用第四个帐号“周松保”。

自由诚可贵！

初稿，2019年5月26日

定稿，2019年6月4日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此文正式发表之日，即2019年7月16日，周保松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微博帐号同时被炸）

注解

1、这是笑蜀在2010年1月发表在《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标题。笑蜀在文中认为“一个公共舆论场早已经在中国著陆，汇聚著巨量的民间意见，整合著巨量的民间智力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做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即一个可以让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渐进地起作用的空间。每次鼠标点击都是一个响亮的鼓点，这鼓点正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我们时代最壮观的交响。”

2、 以我所知及网友提供，近年较多人认识的被炸帐号包括：李志、郭于华、章诒和、萧瀚、李静睿、王志安、作家崔成浩、西闪、作业本、李承鹏、陈光诚、郭玉闪、浦志强、斯伟江、章立凡、张雪忠、蒂芗、李英强、夏霖、袁裕来、黄耀明、黄伟文、何韵诗、麦烧同学、张赞波、爪姐、眉毛、竹顶针、朱利安大王、李南心、老编辑、罗开、女权之声、女权史上的今天、曾金燕、文三娃、炸号bot、懒方闲、老刘在德克萨斯、岳昕、梁惠王、麻姐、北京厨子、Ming-the-Great-大明、Glaucous、whitelip、Sakuraway、Dustette 、北欧、小能、只配抬杠、下岗女工、吴维在歧路、罗玉凤等。这只是无数被炸帐号的极小部份，我谨立此存照。

3、 我被炸前最后一条微博，是关于写作的，和政治敏感议题完全无关。而在被炸之前的5月31日，我发了以下帖子：““不知不觉，又到六月。六月的哀伤，还有多少人记得？！”结果在二十分钟后被屏蔽。去到６月2日，我被禁言一星期（微博用语“关小黑屋”）。6月9日释放出来后，我转发“微思客”和我做的一个访谈《做一只有尊严的蛋》，然后在6月11日被炸。

4、被炸之后，虽然主页还在，但所有“评论”、“转发”及自己发的长微博却已全部消失，无法阅读。

5、我第三次开新号后，发了一则微博，询问大家对自己及一些他们喜欢的帐号被炸的感受，结果收到大量回应。我发觉，许多网友和我都有类似的炸号创伤后遗症，只是由于大家没有机会分享，所有痛楚遂只能放在心里。在收到555条评论和342条转发后，这条微博最终也遭屏蔽。

6、“微博上的奥斯维辛”这种说法，来自作家李静睿在她的微博的一段话：“每天睡前都看看这个微博，感觉迟早所有人都会在这座公墓里拥有一块墓碑 （我已经有好几块了，萧老师三百多块）。开始他们也只是零零星星地杀人，但最终有了奥斯维辛。” 她这里提及的“微博”，是一个叫“炸号Bot”的帐号，专门收集被炸帐号的资料，是故自述为“互联网公墓”。这个帐号在2019年4月28日也被炸了。“萧老师”指的是萧瀚先生。

7、微博炸号只是网路思想控制的一例，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微信、知乎、豆瓣这些网路平台。删帖和炸号不仅针对个人，同样针对各种媒体、社团、NGO和商业公司。在网路时代运用各种高科技对思想言论进行如此高密度和全方位的监控，也许全球只有中国如此。

8、“得到同意”在这里十分重要，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也会主动断绝一些联系。也许这样做同样痛苦，但性质却不同，因为这是出于你的选择，你的自主性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9、 英文可称之为 “an attack on your integrity”。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颇受当代道德哲学家威廉斯的启发。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J. J. C. 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 Again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08-118。

10、 以上留言引用自Matters 和我的微博的网友留言。

11、我这方面的体验，颇为接近Miranda Fricker在她的著作讨论的两种“认知上的不正义” （epistemic injustice）中的第二类，即她所称的“诠释上的不正义”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这种不正义的出现，是由于社会文化缺乏合适的规范性概念，去诠释和理解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体的第一身经验。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47-175.

12、规范性框架，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其他人，都是必要的，因为根本没有所谓中性（neutral）语言去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人的压迫经验。例如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权利”、“尊严”、“屈辱”和“不义”这些道德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建构起来的框架，我们便很难理解炸号对人的伤害。

13、我对政治哲学的理解，颇受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启发。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Samuel Free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1;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dited by Erin Kel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5.

14、 脸书当然也有它的内容审查机制，但尺度明显宽松得多，不会审查用户的政治观点。

15、对这个观点更深入的讨论，可参考拙著，《政治的道德：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16、微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享我自己所写及我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在我的经验中，一篇数千字的政治哲学文章，往往能在很短时间内，获转发数百次并吸引数十万人次的阅读量。我印象待别深的，是我在2018年11月19日发的文章〈走进生命的学问〉，在炸号之前有11308次转发，986条评论，以及758万人次阅读。对于像我这种已很难在大陆媒体发表文章的人来说，微博几乎已是仅有的思想传播渠道。

17、我是否过度悲观？科技进一步发展，会否创造出一种更好的媒介和平台，促进公共生活，抑或反过来使得当权者更加容易监控和打压公共参与，令人们更加消沈？这有待观察。

18、 相关报导，可参考〈《环球时报》使舵者　总编辑胡锡进〉，《凤凰周刊》，2013年9月25日。

19、此文也收录在拙著《政治的道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页227-249。

周保松：香港独立书店之路──序言书室十年志

十年前某天午后，李达宁和李文汉两位哲学系毕业的年轻人，约我在中大范克廉楼咖啡阁见面。他们计划开一家新书店……

2017-03-15

十年前某天午后，李达宁和李文汉两位哲学系毕业的年轻人，约我在中文大学范克廉楼咖啡阁见面。他们计划在旺角开一家新书店，想来听听我的意见。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序言书室”这个名字。

记忆中，那天我们拉杂谈了许多，例如如何定位这家书店，该卖什么类型的书，吸引哪些读者，打造怎样的阅读氛围等。我当时特别强调了几点，例如要主动办思想性讲座，要有二手书部，要想办法找外国学术出版社的仓底货（remainder）来卖。我还笑着对他们说，读书界有个说法，如果你想坑你的朋友，要么鼓励他去办杂志，要么鼓动他去开书店。祝你们好运。

过了一段日子，大约是2007年5月初夏，序言正式开业，在书店办了个小派对，还找了已结业的曙光书店老板马国明先生来做特别嘉宾。曙光书店创办于1984年，结业于2006年，地址在湾仔庄士敦道，专售英文学术图书，滋润香港读书人二十年，是香港书店史上的地标，也是传奇。

是故序言此举，既是向前辈致敬，也有承先启后之志。

那天我在场，许多朋友也到了，人人带着期待和祝福。

序言的地址，是旺角西洋菜南街68号7字楼，就在地铁站附近，左边是乐文书店和田园书屋，同一座有梅馨书舍，右边不远处的旺角城市中心，其时有文星、榆林、博学轩、新思维等书店占据不同楼层。这些书店各有特色，例如文星专攻大陆文史哲，乐文集中售卖台版书，梅馨则只经营二手，端的是香港独立书店集中地，吸引无数爱书人日夜流连。

我有好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从中大坐火车到旺角，走过闹市，爬上各种大厦不同楼层，穿梭其间，来回寻觅，消磨许多淘书时光。在众多书店中，序言虽然后起，却在附近不少书店相继结业后仍能继续，并成为香港年轻一代读书人的汇聚之地，中间有许多曲折。

序言承继了曙光吗？

据李达宁早期的说法，是希望将序言办成一家以人文社科为主且中英并重的学术书店，既提供最新的英文学术原著，也供应中港台各种重要的前沿思潮，而读者群则主要是对理论有兴趣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

以我理解，序言当初是想走曙光书店的路。

十年过去，序言承继了曙光吗？这问题不易答。

书店离不开书。就英文著作而言，序言进书的广度深度以及新书上架的频率，和当年曙光相比，其实有相当距离。早年势头还好，近年则愈来愈以中文书籍为主。我最近和书店另一位合伙人黄天微谈过，印证了我的观察：目前序言中英文售书比例已去到十比一。

原因不难理解：网络书店兴起后，愈来愈少人在序言购买英文书，于是存货愈积愈多，遂欠缺资金和空间购进新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我也留意到，序言早期还会售卖大陆出版的简体字学术著作，近年也日渐减少。可以说，序言今天已转型为一家专营港台人文社科及社运理论为主的书店，这可从近年每个月的畅销书榜得到印证。

这种转变，或许不是序言的初衷，而这也不见得是坏事。但一叶知秋，这个城市的知识社群愈来愈难以合力维持一家以学术理论为主的独立书店，却是必须承认的事实。马国明曾经说过，当年曙光能够生存多年，靠的也就是百多位忠诚读者的长期支持而已。今天境况可想而知。

社会没有好书店的代价

但这样的转变，并非没有代价。这话从何说起？姑且让我怀旧一下。

我仍然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读大学时，老远从中大跑去曙光打书钉的情景：湾仔老唐楼晦暗的楼梯，楼梯两边五花八门的海报，推开门，是一室文史哲的青文书屋，书从地面堆到屋顶，窄窄的通道转身也难，店长罗志华永远藏在书堆中对着电脑忙着，偶尔才抬头看看客人。

从青文往里走，就会见到“曙光”，那是另一番景象：书架上整整齐齐分门别类排着各种英文学术著作：哲学、文化研究、社会学、批判理论、后殖民研究等等。在书店尽头，有一书桌，有位带着眼镜上了年纪的男人，总是静静坐在那里看书，忘了天地的样子。他就是马国明先生。

那个时候，曙光书架上的书，大部分是我未曾听过，也是我看不懂，更是我买不起的，但我每次去，还是会捧起翻开，看看里面说些什么，八卦一下作者，甚至暗暗背诵几个“主义”。如果偶然在那里碰到自己仰慕的学者，还会偷瞄几眼，暗喜一下。

因为离学校远，我去得并不频密，但那种书店氛围，却教我知道那是读书人汇聚之地，那些是重要的书，那种生活值得向往。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两家这样的书店，让那个时代有志于求知的年轻人，有机会在那里遇上同道中人，接触到最进步最深邃的思想，从而知道这些思想家在思考什么，以什么方式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一己生命及当下社会有何意义，那么这个城市就会付出代价：没有好的书店，就没有新的思想；没有新的思想，社会就会停滞；社会停滞，人的心灵就会闭塞；心灵闭塞，我们就很难见到活得更好的可能。

这个代价，不仅是对某个年轻人的生命而言，也是对整个城市所有人的生命而言。

序言的创举

时代变了，序言走到今天，虽然不是曙光第二，但却创下香港书店史上的一项纪录，那就是利用书店的有限空间，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举办各种讲座、对谈、新书发布和诗歌朗诵，从而令序言成为香港最重要的一片公共领域。这项成就，不仅其他独立书店无人能及，就算是商务和诚品这些大型书店也难望其项背。

这样说，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我对自己的判断也不是很有信心，于是特别请教黄天微，到底序言十年办了几场活动。她说，七百场。我一听，简直呆了。七百场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过去十年，平均每五天多，序言就有一场读书会。

这家小书店办的读书会，到底在讨论什么？我很好奇，于是去序言网页搜索了一下。不看则已，一看更为吃惊。为什么呢？以下是2016年6月至10月序言举办过的活动，大家看过便会明白。

从上可见，在短短五个月内，序言合共办了十九场读书会，主题包括哲学、政治、宗教、经济、法律、香港问题、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教育、女性主义等等。每场讲者，要么是新书作者本人，要么是在相关领域学有所长的读书人。

如果我不将清单列出来，有多少人会相信，在香港这样的城市，会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年复年月复月聚在一起进行如此密集的读书会？序言的实践，不仅在香港书店史上极为少见，即使放在华文社会乃至全球书店的语境，也是殊为难得。

十年读书会的意义

序言的读书会，究竟如何操作？

首先，出版社或民间团体如想和序言合办讲座，是不用支付租金的；其次，讲者是没有酬劳的；最后，听众是不用付费的，但鼓励随缘乐助。由于地方狭窄，如果来的人多，书店就会将中间的书架移走，腾出一个可容纳三四十人的空间。平时来听讲座的，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中学生和大学生，有教师和社运人，也有失业者和退休人士。

我有幸在序言做过几次讲座，每次都很愉快。记得有一次，来的人很多，将椅子坐满后，其他人只好在后面站着听，再迟来的甚至不得其门而入。那夜灯光昏黄，空气混浊，楼下是香港最繁华最吵闹的一条街，街头卡拉OK 的歌声一阵阵飘上来，而我们数十人则聚于一室异常认真地讨论政治哲学。那个景象，有点荒诞，却也教人回味。

十年，七百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办者要有莫大的恒心毅力，同时要有莫大的知性热情，才能持之以恒地同一件事做足十年；意味着这些读书会，正在润物细无声地启迪无数对知识好奇和对社会关怀的年轻人；也意味着在持续的理性讨论和深入对话中，孕育出一个阅读共同体，并令序言成为读书人讨论公共议题的重要平台。

我自己也办过多年的读书组和思想沙龙，深明个中艰难，因此对序言十年的努力，怀有最高的敬意和谢意。序言所做，是真正的公益。

序言超越了曙光

写到这里，回过头看，我终隐隐明白，从曙光到序言，中间这三十年，香港其实走过颇不平凡的一段路。这段路，折射出两家书店不同的命运。

序言最初希望办成曙光，但终究成不了曙光，原因有许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时代变了。这个时代的读书人，似乎早已失去想像中的理想象牙塔，也淡薄了对西方学术理论的单向迷恋，甚至没有了昔日那份沉潜读书的安静心境。主体、民主、自主、抗命、本土、独立，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如何用思想去理解时代，以及如何以观念去指引行动，是许多年轻一代读书人走入书店拿起书本的内在动力。

序言之为序言，是通过贴近社会脉络的书籍推介和读书会，有意识地回应时代，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其独有的精神和格调，并得到许多读者认同。序言不仅是一家书店，也是一处公共空间，更是一个价值社群。正是在此意义上，序言超越了曙光，并开出香港独立书店的新格局。

我每次去序言，都喜欢坐在靠近窗边的椅子，静静看一会窗外风景。所谓风景，也就是旺角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人群中发出的种种叫卖声。那是香港繁华热闹的缩影。偶然回头，我就会看到书架上排得满满的书以及专心读书的人，还有小猫“未未”静静地守护着这小小的书室。这也是风景。

香港在路上，序言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书，会为我们燃起一路的灯。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