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 思想史的傳薪者——余英時紀念論壇資料整理（二）
論壇第三場「知識人的實踐」
第一位講者，錢永祥教授。
錢永祥，台灣著名學者。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1983年9月供職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專長為黑格爾哲學、政治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近年來從事自由主義專題研究和“人民”概念研究。《思想》雜志主編，《台灣社會研究》顧問。著有《縱欲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以及多篇學術論文。翻譯有韋伯的《學術與政治》，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
錢永祥老師文章分享：
如何理解儒家的「道德內在說」（根據徐復觀、牟宗三、余英時三位先生的部份著作探討相關說法）
錢老師的講述中提及的文章：
1987年余英時、丁學良、胡平對談紀錄：中國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
第二位講者，周保松老師。
周保松，（Dr Chow Po Chung，1969年－），香港哲學學者，自由主義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著作包括《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及《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同時也是《二十一世紀》及《思想》的編委。
周保松老師寫余英時教授：
周保松老師的講述中提及的文章：
丘慧芬：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從余英時〈天人合一的新轉向〉說起
並歡迎參考
《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
第三位講者，蘇曉康老師。
蘇曉康，祖籍四川，出生于浙江杭州，為中國著名文學家、記者、異議份子，著名作家。电视剧《河殤》總撰搞人，並以此而聞名，被視為是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因积极参加八九民运，“六四”后遭到通缉，被中國政府指控為八九學運的幕後黑手，1989年6月，流亡美國。
自述：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詰問華夏歷史，悲歎文明衰微，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凡三十年，未止思索，筆耕不綴。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
新書：《西齋深巷》2020《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2020 《瘟世間》2021
蘇曉康寫余英時教授：
提及文章：
本場主持人：張潔平
張潔平：區塊鏈內容平台Matters發起人。曾任《端傳媒》總編輯、《陽光時務》執行主編、《號外》雜誌副主編、《亞洲周刊》記者等媒體職位，多次獲頒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包括最佳調查報導、獨家新聞、特稿寫作、評論寫作、信息設計等，2010年獲頒年度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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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論壇Q&A部分的最後一個問題：
在今天，尤其是中國大陸，香港的環境裡，人的自主性越來越逼仄，在這樣有限的情況下，知識人可以做一些什麼，讓割裂的社會保留一些希望的火種，在今天這樣的現實中，我們怎麼自處，怎樣讓同行者看見彼此的光亮？
周保松回答：
謝謝這位朋友的提問。幾乎每一次參與網絡的討論，都會有朋友提問類似的問題。簡單來說，現在的情況是，現實很黑暗現實很不理想，個人活在其中，我們可以怎麼辦？我們的力量從哪裡來。很多朋友都會問這樣的問題。今天最後分享兩點，今天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跟大家討論了，自由主義，一生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意味著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余先生從20幾歲從香港開始，一直到人生的最後，他一生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直在堅持，面對這個世界。想一想，從50年代，到2021年，中國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在中國非常的低潮，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現實上，我們也知道很多知識人，學者，都越來越退回到書齋裡，不再願意公開講自由主義的理念，自由主義的價值。最後我要給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剛才那位朋友的問題，我們恰恰可以從余先生一生走過的路，來思考這個問題。余先生到底憑什麼來堅持，他的底氣在哪裡，他的道德資源，知識資源從哪裡來。余先生也說得很清楚，他在20幾歲也面對了非常多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他自己說來到香港以後，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他要在學理上，讓自己能夠回應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那種說話，他覺得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方式是讀書，他當時除了跟錢穆先生讀書，也主動去英國文化協會美國的一些圖書館資料館借很多很多當代西方的不同理論書歷史書籍來閱讀，拓寬自己的眼界。在這裡說出一點，就是讀書可以給我們力量。
我非常感激余英時先生，因為我也是從事學術的，我特別感激的地方是，余英時先生留下了很多他寫的書，他每一本書都是心血，讀他的書，只要進入他的思想的世界，你就可以得到力量，你可以從他的書裡看到他的人生歷程，有很大的思考。
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很簡單，我們今天懷念余英時先生，向他致敬，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不要在聊天室裡隨便聊聊就完了，我們聊完後回去後還要好好讀書，然後接著余英時先生問的問題，我們思考下去，余英時先生在美國這麼多年還這麼關心中國的發展，我們其實要問的是，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大陸，中國是大家的，大家都活在同樣的這個國家裡面，這個國家有問題，這個國家制度不好，結果是大家都受到一個suffering（受苦），沒有自由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受得到，所以我自己不喜歡說「余先生逝世了就是一個時代過去了」，好像我們就是旁觀者，旁觀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過世了，然後悼念他就完了。我自己從來沒有這樣想，對我來說，余英時先生曾經那麼努力，用他的一生給我們那麼多寶貴的道德資源跟知識的資源，那我們後輩可以想，我們怎樣接著他的努力走下去。如果他給我們榜樣，那我們怎樣從他的榜樣中得到啟發，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位置裡面繼續的做一點事情，千萬不要說我們什麼都做不了，結果變成犬儒主義，到最後每一個人說，現實是無法改變的，我們只能接受受人欺負，然後我們什麼都不做，我們只有看著別人在努力，別人在犧牲，我覺得這是要不得的，因為如果這個世界是我們的，這個國家是我們的，我們能簡單做到的事情就是，大家盡可能的很認真的對待這些問題，要在我們自己有限的空間可以努力的地方，我們就去做。我覺得這沒有什麼特別，大家可以看到錢永祥先生一直都在做出努力，張潔平女士也一直在努力，蘇曉康先生就更不用講，他們都是在他們自己不同的位置上不停的努力一直沒有放棄，包括今天我們能夠討論，能夠參與到這樣的思想的交流裡面，大家也都知道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今天中國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受到那麼多的限制的時候，這樣的討論很好！所以我回答這個問題作為今天的總結，我們好好讀余先生的書，好好的思考自由主義的問題，接著他的問題接著他的思想，我們大家一起走下去。謝謝大家。
錢永祥回答：
這個問題很沈重，相比較而言，我覺得任何具體的建議可能都是讓我覺得不忍心說出口的，我非常認同保松剛剛講的，允許我表達自己的感受的話，我要這樣說，特別是對於在中國大陸，環境的壓力很大，各種限制很多，昨天葛兆光教授有提到，余英時先生的書裡有兩句話，宋朝時候的政治文化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統治者對於知識者比較尊重，所以當時的人他們「得君行道」，到了明朝的時候，因為朝廷對於知識人的壓迫非常嚴重，極盡侮辱之能事，所以到了明朝的時候，特別是儒家就開始走向「覺民行道」，不再寄望於“得君”然後行道，而是“覺民”，喚醒民眾來行道。我想拿到我們今天的環境的話，這兩件事情可能都離我們很遙遠，但是我覺得回到自己的身上，我覺得很根本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一個問題，你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要面對「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你自己會有一種強大的責任感，就是你不可以太委屈自己，不可以活得窩窩囊囊的，這個要求就是說，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之下，你想說的話，你想做的事情，就盡量去說到做到，我知道很困難，但是人不能夠放棄，你在乎自己的話，你就不會變成一個完全虛無，完全犬儒的人。我覺得在面對一個壓力很大的環境，也許，如果你不想有很大的內在力量的話，你很容易就變得犬儒和虛無，因為那是一個讓你把責任從肩膀上丟下來的最簡單的方法。可是我覺得那樣的人，最後可能很難跟自己做交代，我想只要我們在乎自己，在乎自己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就會開始去在乎很多其他人的事情，這就是我們不再寄望於君王，也不再寄望於讓整個社會覺醒，而是寄望於你自己在周遭小小的環境有限的條件之下，發揮一些影響力，去多跟人溝通。我覺得這些話說起來似乎挺容易，我希望聽的人能夠體諒到，我講這些話的時候，我的心情是很沈重的，我知道做起來不容易。既然被問到這個問題，我只能講到這個程度。
蘇曉康回答：
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會進入一個“黑暗”時代，多長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看不到這個政權有改弦更張的跡象，然後我們也看不到民間有抵制的可能性，所以在這樣一個時代，對年輕人，我有兩個建議，非常簡單的兩個建議：
第一，大家都不要做壞人，好不好？
不做壞人什麼意思呢，就是不要去害人，就好了。我不要求你勇敢，我不要求你起來當烈士，你不要做壞人。就好了。
第二，你有一點餘力，你幫人家一下。
我以前常給人家推薦一本書，蘇聯的小說《日瓦戈醫生》，這本小說寫了日瓦戈醫生這個人，他不是一個反抗者，他就是一個甚至有一點軟弱的醫生，但他就堅持一點，不做壞人，然後，他有任何餘力的時候，就幫助人家一下。
能做到這兩條，我覺得你就對得起良心了。
張潔平ending：謝謝蘇曉康老師，蘇曉康老師最後這句，不要做壞人，能幫人的時候幫人。也呼應了余英時先生講到的，就是「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最終你要實現自我，你要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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