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個維度看中國移民的歷史

中國移民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移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空間分佈與流動，族群身份的碰撞與交融，飲食文化的確立和變遷，不僅是觀察中國移民歷史的主要切入點，也是瞭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何以確立的重要歷史組成部分。

一、           空間維度：從單向遷移到多點交叉

自秦代以降，由北向南的遷移構成了中國移民歷史的主線。雖然不同時期在遷移方向上有所差別，但從規模來看主要是從黃河流域向長江中下游流域移動。

(一)   環境破壞導致生態移民

生態環境惡化，是造成人口南遷的重要因素之一。氣象學家竺可楨指出，早在5000-6000年前溫暖氣候覆蓋著中國廣大地區。黃河流域氣溫適宜降水量豐沛，中下游有大面積的沖積平原，相較于長江流域水網縱橫茂林密佈，黃河流域更適宜人類大規模繁衍生息。

根據葛劍雄的研究，直到西漢末年，黃河流域自燕山以南，太行山以東，淮河以北的華北平原，人口密度已達77.6人—1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總量占西漢全部人口的六成以上。而在以秦嶺—淮河為界的南方地區，一些區域的人口密度只有1人每平方公里，甚至存在大量的無人區。當時南北人口之比為1:4，和今天相比屬於倒掛。

隨著北方生齒日繁，可開發的土地也越來越少，人們只好開墾原始林地，結果導致大量植被破壞引發水土流失，造成黃河泥沙淤積引發水患，洪水毀壞耕地又加速土地鹽鹼化，地力日薄單位面積土地可以喂飽的人口越來越少，人們只好向南方遷移。在《漢書》中就不乏大量關於旱災、洪水的記錄，西漢元狩四年（前119年）“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說明這時期已開始出現人口因自然原因向南方遷移。

(二)   “三朝之亂”徹底改變南北格局

戰爭是人口南遷的另一項關鍵因素。秦漢以來，中原一直是全國政治的中心地區，也因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中原自然環境不斷惡化加之戰亂因素疊加，導致北方地區人民更大規模的向南遷移。光和七年（184年）黃巾軍起義，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移民大規模南遷的序幕。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挾漢獻帝遷都長安，強令洛陽數百萬人口遷移，“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中原人民為避戰禍逃往長江流域。自黃巾起義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國鼎立，短短35年間就有近百萬北方人口南遷到了江淮北部以及巴蜀地區。

兩漢之後中國移民南遷的第一次高潮始於西晉永嘉之亂，永嘉二年（308年）匈奴首領劉淵攻晉，剛剛經歷“八王之亂”的晉朝如一盤散沙，此時的中原又遭遇天災“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後來作為都城的長安更是“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面對故鄉已經不再具備生存條件，中原百姓只得再次紛紛南下，這樣的情形延續了一百多年。從南遷範圍來看，東線移民主要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從中原腹地遷往江淮地區。中線移民則翻越秦嶺，在漢水流域和江漢平原落腳。西線移民進入漢中盆地，進入成都平原並留了下來。

唐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南遷潮。相較于上一次南遷，這次持續的時間更久，影響也更為深遠。安史之亂直接造成黃河以北地區陷於兵火，在唐軍和叛軍的拉鋸戰下，渭河平原戶數減少大半，富庶的洛陽地區人口不滿千戶。由於此時長江以南未受到戰火波及，社會發展相對穩定，農業生產也有保障，又一次成為北方人民的首選。百姓浩浩蕩蕩南遷的景象，令李白留下了“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詩句。

安史之亂的終結，並未改變移民南遷的歷史進程，隨之而來的藩鎮割據阻礙了交通，南方的米糧無法及時運往關中地區，致使災荒一再發生，北人向南謀生變得越來越普遍。詩人白居易就有“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的描述，並賦詩“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西元875年黃巢發動農民起義，給軍閥混戰的中原地區又添了一把火，當時的北方地區“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根據吳松弟的估計，安史之亂造成250萬移民南遷，唐末黃巢起義和軍閥混戰更導致400萬移民定居南方。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南遷始于靖康之亂。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金軍進攻遼國，四年之後遼國城破國滅，金軍旋即調轉鋒芒南下進軍北宋，次年（1126年）中國歷史上最具有藝術氣息的皇帝宋徽宗，在風雨飄搖之際匆忙讓位于兒子欽宗，未幾開封被金軍攻陷，北宋歷史就此終結。雖然不久南宋登場雙方劃江而治，但是卻並未停止中原人民南遷的腳步。 正是這一時期，人口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和生產性資源，進一步成為統治者爭奪的對象，由於金軍的攻勢往往帶有掠奪性質，不但攻城掠地搶佔物資，同時還驅馳大量人口遷往北方根據地。與此同時，南宋為了削弱北方邊境的壓力，也對金軍佔領地區開展招撫，鼓勵當地人南遷，為此還將北方來的稱為“歸正人”、“歸明人”，一時間“來歸之人甚眾”，以至於在宋金議和時，金軍明確要求南宋不許再招攬來南方避亂的北方人。

歷史往往是相似的，南宋端平元年（1235年）北方後起之秀蒙古軍隊滅金，很快再次率軍南下，由於擔心歷史重演，北方人民不僅向江淮地區逃難，更是播遷到南方廣大地區。研究顯示，與北宋後期相比靖康之亂造成大約500萬人逃離家園，其中大部分來自北方。到了元代，南方的人數和戶數均已占全國總數的八成以上，從此根本上扭轉了中國人口北多南少的局面。

(三)   國家調控下的移民區域多樣化

   進入明清以後，大規模征戰逐漸減少，中國歷史進入了相對穩定期，與此同時南方土地開墾趨於飽和，由北向南的單向遷移模式，逐漸被多樣化的移民流動取代。最顯著的變化，是在國家主導下的人口向北方回遷，洪武初年飽受戰爭摧殘的黃淮流域人煙稀少土地荒蕪，為此明朝組織了將近700萬人以墾荒的名義向北遷移；除此之外為了充實邊疆地區的移民，明代還設立軍籍移民，組織大量軍戶前往西北、遼東、西南等地屯邊；為了向土地要飯吃，除了一路向北，移民開始進一步深入南方偏遠地區。隨著長江中下游流域平原、河谷以及低地地區被開發殆盡，糧食問題越來越突出，這段時期人們開始自發向西南山區甚至海外遷移；與此同時南方地區間的平行移民逐漸增多，明末清初發生在中南地區的“湖廣填四川”便是顯著的例子，另外還有清代福建移民渡海向臺灣地區墾殖。綜合來看，隨著國家對移民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加之南方地區土地承載量趨於飽和，移民流動的方向也從平原遷往山區，由內陸移向海外。

二、           族群維度：從中原王朝到多民族共同體

從國家的角度看，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出現同樣與移民密不可分。移民長時間、遠距離的空間流動，以及在遷移過程中所帶來的族群碰撞與融合，都是共同體意識確立的重要條件。

(一) 戰爭下的非預期後果

秦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國家，但實際的控制範圍仍以黃、淮河流域為中心，屬於典型的中原王朝。西元前213年，秦始皇向西北方向擴張勢力對匈奴發起進攻，同時徵發數十萬人口屯墾戍邊。西元前219年秦朝揮戈征伐南越，為此又組織了十多萬移民遷入。在另一方，邊疆民族也並非一味固守，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南方農業地區對他們更具有吸引力，因此邊疆民族也通過衝突和戰爭的方式向內遷移。

戰爭是殘酷的，但也帶來了外溢效應，不同民族之間的接觸增加了。一些邊疆民族被中原王朝羈縻，在邊境地帶定居下來。東漢建武二十四年（48年），漢朝接受南部匈奴的投降，將其部族安置在今天甘肅、寧夏、內蒙古地區，資料顯示進入漢朝疆域的匈奴移民及其後裔至少有50萬人。值得一提的是，邊疆民族的內遷並非完全由征戰導致，中原王朝在軍事活動中，借用邊疆民族的力量，強化自己的實力也是重要因素。史料記載，東漢時期軍隊中已有數萬名烏桓人，朝廷給其衣食，被委以“助擊匈奴、鮮卑”的任務，甚至一度還深入南方地區參與討伐。饗

(二) 內遷的過程也是漢化的過程

對於中原王朝而言，當自身強盛的時候，借助邊疆民族的力量可以如虎添翼，但是當朝廷衰弱外強中乾時，邊疆民族便得以趁機擴張，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出現中原王朝被邊疆民族取而代之的結果。西晉初期五胡大規模內遷，在西北和北方地區定居，元康元年（291年）西晉王朝陷入內亂，五胡的代表勢力便紛紛封疆裂土自立為王，形成了以劉淵匈奴、慕容鮮卑、石勒羯、苻洪氐、姚萇羌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政權。

雖然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屬於非漢族王朝，但在面對與其他政權的競爭時，又不不約而同學習、借鑒漢族的非物質遺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北魏時期的孝文帝改革，在經濟上仿效漢人的班祿制，在土地上改遊牧業為均田制，在政治上參照南朝漢族政權的典章制度，產生了制度同形化的效應，無形中促成了民族之間的融合。

到了隋唐時期，邊疆民族繼續大規模向內地遷移，甚至出現了唐朝中央政府中少數民族大臣與漢族大臣同朝為官的現象。《資治通鑒》就記載了唐太宗李世民曾對褚遂良等大臣說，過去的中原王朝“雖平定中華，不能服戎、狄…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可見此時的大一統王朝已經開始具有多民族共同體的雛形。

(三) 從族群認同到國家認同

如果說五胡建立政權的過程也是漢化的過程，那麼到了遼、金、元時期，當邊疆民族再次入主中原，則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內涵。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率領契丹族內遷過程中非常重視利用漢人。《遼史》記載他採納唐將韓延徽的建議“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希望留住北方的漢人，在形式上促進了跨民族的交流。

多民族雜居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自身的族群屬性，漢胡不兩立的矛盾得到了緩解，客觀上有利於超越族群意識的形成。最顯著的例子是北宋末年，當宋朝試圖動員“燕人”（北方漢人）反遼時，得到的回應卻是：“兩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這段話生動說明此時遼國漢人的認同已經更傾向於一種類國家認同，而非抽象單一的族群認同了。

元代的歷史雖不足百年，但卻是各類非漢族人口向內地移民頻繁的時代。元朝在四處征戰的過程中，一方面軍隊攜家帶口被派往重要地區駐防，大批蒙古族人定居在南方。另一方面，蒙古軍隊裹挾帶領了大量其他民族的人口隨軍南下，其中包括被統稱為“色目人”的西域各民族。例如在元代享有商業特權的回回商人遷居到全國各地“擅水陸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成為元代最會理財的少數民族群體。曹樹基認為，元時期蒙古族移民大約40萬，色目移民100萬，加上其他邊疆民族共計200萬非漢族移民遷入內地。

明清時期民族人口的內遷已日常化，以北京為例宣德末年藉由歸附名義在京居住的人口已達1.5萬左右，明代中期在京城的入籍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蒙古人，還有相當數量的回回。明天順二年（1458年）朝廷諭令兵部“凡來降達子，回回俱留在京安插”，今天人們熟知的牛街回民聚居地便是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的。到了清代通過制度化的八旗駐兵，在首都和京畿周邊，各直隸省份重要城市派駐滿洲兵士，將邊疆民族向內地遷移進一步推向深入。康熙時期，僅北京城內便有滿族人口48萬，隨著滿族逐漸與當地漢人混居，到了康熙末年甚至連滿族的發祥地盛京都出現了“旗民雜處，以至滿洲不能說滿話”的現象。到了清中後期，滿漢通婚已十分常見，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下詔“滿漢臣民…惟舊例不通婚姻…今則風同道一，自應俯順人情，開除此禁”。宣佈放開滿漢通婚“准其彼此結婚，毋庸拘泥”。民國之後，滿人紛紛改名漢姓，族群身份界限進一步模糊。

對於歷代王朝而言，雖然都是從有利於自身統治的角度出發，保護和促進移民活動。但是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移民活動的影響不單單是促進物質經濟的發展，而是在遷移和雜居過程中建立起血緣和精神的紐帶。隨著時代的進步，形成了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造就了今天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

三、           飲食維度：從生存需求到風味人間

飲食作為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吃什麼，怎麼吃，與所在地的自然稟賦高度相關，隨著大規模移民的出現，這種情況則被深刻改變了。

(一) 飲食的自然屬性弱化社會屬性增加

移民的遷移不僅是空間和族群的流動，也是飲食風俗的傳播。在800毫米等降水線以南，古代越人很早就開始種植水稻。在400-800毫米等降水線區間的北方地區，主要糧食作物變成更耐旱的“黍”（黃米）和“稷”（小米）。在400毫米等降水線以下地區，遊牧民族則是以食肉飲酪作為基本的熱量來源。

秦漢時期移民對飲食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作為邊疆民族主要碳水來源的小麥和水稻，向中國北方文化區傳播。西元前30年，文獻中已經開始出現“餅”字，在漢代隨著月氏人、安息人陸續來到中國，人們開始用“胡餅”指代胡人用小麥做扁圓形麵食，《續漢書》就有“（漢）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的記載，可見那時候能吃到一張胡餅也是很“潮”的。與此同時，作為南方主要糧食作物的稻米也在向北緩緩推進。西漢建元三年（前138年）朝廷多次將閩浙地區的越人遷往江淮地區，在遷移過程中水稻的種植技藝開始往北傳播。移民活動所帶來的人口遷移，打破了遷入地過去相對靜止的飲食結構，而此時的飲食也被賦予更多的文化意涵，成為遷移者重要的身份標籤之一。

(二) 移民帶來優質的蛋白質和新的主食

對中華飲食的結構帶來變革性影響的，是邊疆民族的大規模內遷和北方漢族人口的南遷。從魏晉時期開始，最顯著的變化是華北地區畜牧業的急劇擴張，羊作為動物性蛋白飲食的攝入來源比例快速提高。由於北方戰亂，大規模人口南遷，可供放牧的土地增加了，《魏書》中就記載“牛、羊、駝、馬，色別為群，穀量而已”。由此導致中原地區飲食結構的改變，最顯著的是以羊肉作為烹飪原料開始頻繁出現。在菜品方面，漢人宮廷中的“胡羹”便是一例，將羊肋肉煮熟，加入蔥頭、芫荽，以安息（伊朗地區）石榴汁調味，十分受歡迎。

除了肉類比例提高，食用乳製品也蔚為成風。北魏時期的文獻裡酪（發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經常可見。在烹調手段方面，“炙”類似于燒烤作為一種重要加工形式，改變了中原地區傳統以煮作為主要烹飪方式的歷史。到了晉朝時期，一些有錢的富裕家庭“尚用胡床、貊盤以為羌煮、貊炙”，炙肉已經成為宴請賓客的流行飲食。

另一方面，北方漢族人口南遷帶來了小麥種植技術和飲食習慣。吃慣了小麥的北方人一來到南方，就開始擴大南方小麥的種植面積。在南北朝時期，南方小麥種植已經初具規模，《宋書》中記載了南朝宋文帝劉義隆下詔要求“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除了飲食習慣之外，小麥在養活人口的能力方面，小麥優良的自然適應性和穩定的產量同樣使其超越黍、稷甚至水稻，更遠勝過生產週期更長的畜牧業，這都是小麥種植在南方得以展開的重要因素。面對大量從北方南遷的人口，小麥終於成為具有經濟潛力的糧食作物。

(三) 飲食的商業化和地方化

進入唐代以後，隨著國家大一統的形成，除了戰爭遷移之外，跨境商業移民開始大量湧現。這一時期南方經濟快速發展，在以南北大運河為載體的商業和文化模式影響下，飲食也從過去以生存為導向逐漸轉變為以風味驅動的演化路徑。南方的稻米、茶葉、土特產、調味品被大量輸入到中原地區，南方的文化人在北上科舉過程中，將原籍地的飲食文化發揚光大，一些北方士人在南方做官期間也養成了吃稻米、品茗茶的習慣。到了南宋時期，北方食麥南方吃米的刻板印象，在人口大遷移的背景下終於被完全打破。時人所著《夢梁錄》中，臨安（杭州）飲食已經南北紛呈，早市上可以買到“煎白腸、羊鵝事件、糕、粥、血髒羹、羊血、粉羹之類”的北方小吃，到了晚市又有“糟羊蹄、糟蟹、薑蝦、海蟄鮓”等南方特色風味。此情此景，使得《夢梁錄》的作者吳自牧感歎“向者汴京開南食面店，川飯分茶，以備江南往來士夫，謂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來，幾二百餘年，則水土既慣，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

雖然明清兩代大規模的移民逐漸減少，但是移民所帶來的漣漪效應對飲食的影響仍然深遠。在跨境商業活動的影響之下，烹飪技術的流動和食材的運輸越來越頻繁，飲食背後的族群屬性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不同風味之間的競爭與反覆運算。在這時期，地方菜系開始嶄露頭角，源于山東的魯菜受到北方官府人家的歡迎，甚至進入北京成為宮廷禦膳的主體；得益于京杭大運河所帶來的經濟繁榮，淮揚菜成為運河沿線商業巨賈宴請招待的代表菜系；發源於嶺南地區的粵菜，融合了客家人的影響，保留了中原飲食的油重味濃、鹹香軟糯的特徵；來自巴蜀地區的川菜，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之後，帶來了炒、爆、溜等新的烹飪方式，出現了複合重油的口味特徵。正是人口的遷移，帶來了飲食風味的流變，引入了新的烹飪技藝，使得菜系跨地域傳播得以真正實現。

由是觀之，空間、族群和飲食視角下中國移民的歷史，如同三種不同的剪影，透過這些剪影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國家的分裂與統一，族群的衝突與融合，交往的停滯與開放是如何形塑了今天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