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国当代悲剧的起源

不久之前，美国列文森奖将2020年度的特别荣誉奖授予了已故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英文版《How the Red Sun Rose》。对于一本出版了二十年的旧著英译本，这颇为不易。

1月11日，台湾大选开票当天，我逛了大半个台北的书店，才买到了心心念念许久的《红太阳》，书的封面印着“第二十二次重印”。在《红太阳》英文版获奖时，我还在用力地读着。二月中下旬，四川盆地的天气已经由寒转暖，窗外的油菜花开得分外灿烂，然而《红太阳》中的文字却如一柄寒冷的利剑悬在头上，让人不寒而栗。

当代中国人似乎认为，共产党政权天生就会集权专政，天生就是警察国家和恐怖统治，天生就伴随着镇压、清洗和大屠杀；革命理想是虚假的，乌托邦理想是一种话术，领导人都是天生独裁的。我愿意相信布尔什维克政党诞生之初曾有过纯粹的革命理想，不相信中共从创立之初就注定会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陷入无尽的灾难。我想，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毛泽东都是如何走向个人独裁的，中共又是如何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中写道：“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错误转变，但仍可以被纠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结构并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声中被碾除，再也无法复原了......共产主义的灵魂早在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那么，中共的灵魂是否也是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声中被碾除的呢？不，不是的，中共的灵魂早在1942年春延安整风中被杀死了，再也无法复原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改造了中共，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一系列极左思潮，成为1949年后中国当代诸多悲剧的起源。

以下是一些读书笔记。

导语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

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数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毛泽东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

农民党：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文化低，党的思想训练受阻。

军党：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在红军中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书记独裁：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

·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至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着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荡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肃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是因为他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1927年以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内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

·在“肃AB团”的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但在诸多的矛盾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周恩来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运动。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罹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亡国民党统治区域。

·在1932年在宁都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史称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入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己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构的权力至高无上......长征前夕，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融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地位。

·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入劳改营。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担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

·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王明在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应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共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相对稳固。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在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阵营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构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的这一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

·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找到能够在政治上致敌于死命的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逐渐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

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而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落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938年底，毛泽东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氛围，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撰的。这部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

·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其他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毛泽东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迁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约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约七千人，大部分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好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余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识形态的工具。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拔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汇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剪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服务。

·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一举摧毁了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

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轫

·1942年2月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2月8日和9日，毛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国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入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思想改造工程）

·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展开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扎根于党的理论和实践中.

·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概念融入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品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分，也有独创的成分，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

·毛泽东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类似于二十多年后的中央文革小组）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逐渐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尽管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

《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整风不久就转入残酷的干部肃反阶段。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作总结性发言，是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将会》，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文艺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的党文化观包括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家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独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共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起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制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下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与斯大林三十年代进行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政策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与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到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

·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口是心非、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之后开始出现。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分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

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拜和敬畏。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们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思维习惯，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

·1943年夏秋以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

·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从1942年揭发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兰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首创者。

·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励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验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