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抵制北京冬奥呼声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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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彭帅被消失后，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成为了目前全球有关抵制2月北京冬奥的争论背景。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报道
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网球员彭帅在11月2日在网上微博发文，指控中共高层张高丽性侵犯后被消失，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
相关微博不到30分钟内被删除。彭帅无法与朋友联系，也无法接听来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等相关团体的电话。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与彭帅进行了一次视频访谈，声称她“平安无事”。国际奥委会既没有公布视频也没有公布文字记录。巴赫的采访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被指与中共政权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合法性危机。
国际奥委会有着与右翼、种族主义专制政权合作的历史，包括从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国到1980年代的韩国军事独裁。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工会和罢工被禁止，工人阶级在极严厉镇压没有独立组织的权利。全球关注中共政权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镇压，但这些地区在中国并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国网站所警告，新疆是镇压手段的试验场，这些手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全国各地。
在“让政治远离体育”口号的背后，国际奥委会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败臭名昭著的方式运作，其一直明确遵循的政治路线，就是为其资产阶级赞助商提供超级利润，并无视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切。
这就是目前全球关于抵制2月北京冬奥的争论背景。抵制运动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势力所提出的。部分呼吁是来自抗议镇压新疆维吾尔人、打压香港民主权利的社运人士和人权团体。另外则有像拜登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抵制的动机与维护民主权利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为服务了其帝国主义利益，建立围堵中国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阻止中国挑战或取代美国霸权。
“外交抵制”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现在提出了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大多数观察员对此都感到摸不着头脑。这种“非抵制”的抵制有什么意义？正如甚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所评论的那样：“没人关心他们（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来不来”。这样一个空洞的姿态，那为什么不采取音乐抵制（不许唱歌）或笑话抵制（不许讲笑话）？
在撰写本文时，“五眼”联盟成员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已经宣布他们将加入“外交抵制”行动。这种极其有限的姿态，旨在让有关政府扮成坚持立场的样子，同时又不破坏赛事为他们的跨国公司和媒体机构所带来的庞大利润。他们选择这种策略也是为了避免公关灾难，以及避免真正抵制运动因无法赢取足够的国家政府支持而失败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疆当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镇压，香港的工会、反对党和集会自由遭受打击，许多人会同情抵制的呼吁——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外交”抵制呼吁，而是全面撤回对奥运的支持。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民意调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制。这显然受到中国政府为报复加拿大方面将华为公主孟晚舟软禁于她在温哥华的豪宅，而监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响。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释放。加拿大的民调显示，人们对拜登主导的“外交抵制”普遍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态。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项美国民调显示，24%的人赞成全面抵制，31%的人赞成外交抵制，只有12%的人反对抵制。
这个问题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正在利用这个议题，但同时担心真正的抵制会对经济带来损失，他们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来推进向北京施压的冷战议程。但也有许多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共镇压的受害者，出于真诚的原因支持抵制，认为这可以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使其改变镇压的状况。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低估了需要什么样的压力和斗争——是与中国工人建立团结，协助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第一批承诺进行外交抵制的政府来自“五眼联盟”，这毫不巧合。当中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组成了英美澳联盟（AUKUS），为 “五眼”情报联盟提供军事能力。不过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虑是否支持外交抵制，而其他政府，特别是法国政府，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各异的考量——法国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带来的损失，因为AUKUS导致巴黎失去了66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所有这些政府来说，“民主”和“新疆问题”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国利益的遮掩布罢了。
所有主张抵制的政府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自己也有镇压少数民族和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历史罪行、英国和澳大利亚对难民的压迫、美国的种族主义警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动的战争，意味着这些政府长期以来也是人权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对中共压迫的运动，都需要与这些虚伪的政府及其行为完全割席。
国际奥委会反对抵制
毫不意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反对任何抵制行为。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争辩说：“如果我们开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场，我们将永远无法集结全部206个国家奥委会参加奥运会⋯⋯这将是奥运的政治化，而我认为这可能进一步会导致奥运的终结，就像古代的奥林匹克一样。”
先不谈巴赫关于古代奥林匹克政治化的说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奥林匹克的结束或是因为举办成本太高），现代奥运会的整个历史就是充满着政治化，而且还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和大企业的利益。
这一点在众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政治立场中凸显出来，其中包括顾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对女子运动，认为 “不切实际、不有趣且不美观，而且我们也不讳言：不正确”；德·巴耶-拉图尔伯爵（1925-1942）在1936年运动会开幕时站在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间；反犹的瑞典实业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写道：“在美国，有一天你将不得不阻止犹太人”。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个欣赏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者，他虽然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罪恶，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却欣赏斯大林的威权主义；当然，还有西班牙长枪党（法西斯）成员萨马兰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担任许多要职。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贵族——雅克·罗格伯爵（2001-2013），他主导了与中国政府的秘密交易，并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
延续诸任主席的右翼、厌女的传统，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与中共沆瀣一气，帮助中共掩盖彭帅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在他参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证明”视频之后，运动员权益组织“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指责国际奥委会“对性暴力和女性运动员福祉漠不关心，令人发指”。
当国际奥委会指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之时，他们却不反对右翼和独裁政权利用奥运会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从臭名远播的1936年柏林奥运伊始，还有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亦如是——当年的奥运在墨西哥军队屠杀左翼学生的几天后开幕。学生们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奥运，我们要革命！”。另外，两名美国运动员、黑人权利运动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权力”礼后被逐出了奥运。
韩国军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中屠杀了2000多名民主抗争者，一年后的1981年，韩国就获得了1988年奥运的主办权，作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台。
当然，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尽管遭到了抵制，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还是利用其来加强国内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国主导的抵制运动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阿富汗人民的权利，而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力量，这一点在美国此后四十年于当地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乱的撤军，并导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来。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帮助加强了日益专制的俄罗斯反动政权的地位。当年史上最昂贵的运动会，协助政权提升威望，在闭幕式前两天，普京秘密下令开始夺取克里米亚。
奥运会代表现代体育最恶劣一面
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描述为人人平等的机会。但一切都是被金钱所腐蚀。大多数运动员来自精英学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国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运动员来自私立学校，然而93%的英国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公共体育设施遭到削减开支打击、体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商业赞助，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主办国实际上是取决于谁的贿赂最多。在盐湖城被选为2002年冬奥的举办地后，针对国际奥委会高层腐败的指控成为了公开丑闻。尽管制定了新的规则，但在伦敦赢得2012年的比赛主办权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指控。做出决定的标准无关予体育发展的利害，而是赢家提供了什么商业、赞助和转播设施。
主办地被选中后，往往会被揭发为了建设场馆而使用童工、出现奴隶劳动的超级剥削，相关报道包括了俄罗斯、英国、巴西、日本和中国的场馆建设。
各国政府声称，运动会本身将对本国经济会带来好处。但经验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为建设体育场馆，大量人民被迫迁—据估计，2008年北京奥运有125万人被迫迁，1988年汉城奥运有72万人。雅典奥运和里约奥运留下的后遗症包括巨额债务、大白象工程体育场，以及社会不平等恶化。正如一位评论员在里约奥运后评论的那样：“在这个已经因不平等而恶名远播的城市，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体育赞助
企业也声称他们不受政治影响！可口可乐公司正是用这个借口，不顾美国的抵制，赞助了莫斯科奥运。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冬奥的官方赞助商也一样。
赞助商包括阿里巴巴，据《纽约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开发并售卖面部识别和监控软件，用于侦测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脸孔。AirBnB被指控与中国武警部队合作。
赞助商还包括三星集团，该公司的有着使用童工、破坏工会、腐败、卖淫和支持极右团体的记录。还有法国源讯公司（ATOS），他们是“战斗管理”系统和监控系统的制造商。ATOS对残奥会的赞助尤其让身心障碍运动员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提供给英国政府的“工作能力”项目的管理系统剥夺了成千上万身心障碍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赞助北京冬奥的企业没有一家支持抵制。因为他们将会失去太多的利润。
过往的抵制运动奏效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西藏发生了残酷的镇压事件。然而，尽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制呼吁，但所谓的国际社会却没有响应抵制号召。美国总统小布什与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出席北京奥运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这显示出全球关系近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独裁政权在西方世界受到红地毯式的欢迎，而“人权”则是一个禁忌话题，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只想与北京签署更多的协议。
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奥运会——他们更喜欢合作性的运动文化，而不是参加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形式的体育。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完全巩固后，直到1952年才开始参加——奥运会成为了冷战的舞台。1936年，为了抗议纳粹的柏林奥运，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奥运会”。但由于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奥运会”未能成为现实。
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却完全无助于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反而使苏联官僚成功地在国内将奥运会宣传为重大胜利，正因为西方的抵制，苏联运动员赢得了破纪录的奖牌数量。
随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到来，奥运会也被新自由主义化——变得更加商业化和精英化。
今天，当讨论抵制北京冬奥的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对这个主张持同情态度，因为抵制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们真诚地正在寻找方法来反抗中共的镇压。但我们也警告说，不要对国际奥委会抱有任何幻想，国际奥委会应是任何抵制运动的首要针对目标，我们特别警告不要对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抱有幻想，因为他们只会利用这个争议来服务自己的大国利益。同样，当不同的社运团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区分那些是真正独立的民众自发运动，和那些是在新冷战中受某国政府利益资助或赞助的组织。
抵制能起作用吗？
1959年国际发起了针对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抵制。抵制运动涵盖了体育赛事和学术方面，并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支持。但大企业依然继续与南非进行贸易。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是当南非工人阶级英勇地组织起来、150万人参加了1986年的五一罢工、新工会兴起并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赢得了其他国家工人的声援行动。这标志着种族隔离政权崩溃的开端。
而在最近，当足球界的巨头们试图另立“欧洲超级联赛”时，球迷们的团结抗议就在几天内粉碎了这个提案。
社会主义者主张什么？
-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权的大规模镇压，并支持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只能由工人阶级和贫苦群众的斗争来赢得。
- 我们警告不要相信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所组织的抵制行动，这些行动是用来欺骗公众，或只是虚伪且空洞的“外交抵制”姿态，又或是其背后真正的意图紧密相连于中美冷战。
- 我们反对体育的商业化，反对利用体育来为右翼专制政权涂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那样。大企业应该被踢出体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运动员和球迷的民主控制下，大幅扩张提供给所有人的公有体育设施和项目。
- 工人阶级团结、国际声援、革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政策，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制度，威胁着我们全部的民主权利，而只有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的工人运动才能成功地与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