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5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何清涟
野兽按：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成为中国自由史学者发表自己观点的一个新场所。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是中国自由史学的一个基地，该杂志自创办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自由主义者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若干看法。2004年，该杂志社搜集了发表于此刊的二十篇文章，由何清涟主编成《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一书。其中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将“国家罪错”一词引入了“文革”研究，通过“国家罪错”这一概念我们很容易得出“公民权利”、“政府权限”这些现代政治学逻辑。由于这些海外杂志相当程度上是由大陆学者提供稿件的，因此这些文章也是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得是2003年知道了《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恰好那个时期还是程晓农主编，文章品质很好，把该杂志通读了一遍，一直到2009年程晓农离职，文章质量急剧下跌，便不再阅读了。几年后看到程晓农的追述文章，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热衷于权力斗争的病毒一直在文化基因及个人潜意识里流传，尤其毛泽东阴影下长大的几代人，其实是所谓的民主斗士，很多心中还有一个“小毛泽东”。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研究》，这份杂志就此消停。
民运中内斗不断是常事，我作为旁观者都深感疲累。回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这种内斗，几乎是中国政治活动尤其是中共及中共体制培养的政治反对活动中的常青戏码。
中共革命的参加与支持者，与中共政权培养的不少反对者，是精神特质上的同构物。
1940年代出生的人，无论在朝在野，基本都退出中国的舞台中心；1950年代出生的人，也行将退出这个嘈杂不堪的舞台。但愿这两个年代的人，除了进行内斗之外，还能留下更多的正面遗产。
胡平：往事不堪回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评介
最近，海外的博大出版社出版了由何清涟女士主编的《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全书收录了20篇曾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的论文，触及到一系列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问题，从“延安整风”运动到1954年宪法，从中苏论战到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从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峡工程问题、水旱灾害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等等。
该书的作者群作者阵容强盛，包括王若水、谢泳、陈小平、单正平、王年一、宋永毅、何蜀、王维洛等。何清涟为此书写序。她在序言中强调，要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被当局阉割得面目全非的历史真相。她尤其强调，应当追究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政府必须为它自己（包括它的前任）以国家名义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向国民道歉，并作必要的补偿，而不能象以往那样只是抛出几个替罪羊就算了事。
众所周知，谎言治国，这是共产党国家的基本特性。对共产党来说，撒谎并不是一种零敲碎打的、偶一为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为﹔对它来说，撒谎是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需要。灰姑娘凭什么被确立为王妃？因为只有灰姑娘才能穿进那只水晶鞋。共产党凭什么要成为中国的当然领导、“万岁”领导？据说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才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各种实践及其产生的现实结果）必定是和“历史客观规律”（实际上是其意识形态及其理论体系）相一致的。可惜的是，共产党的实践往往和它标榜的理论相矛盾和不一致，所以它必须削足适履，随时根据那套理论改写自己的实践和现实，努力让自己的脚能塞进那只意识形态的水晶鞋，从而坚持自己的不容取代的地位。这就是谎言对共产党的意义。
乔治﹒奥维尔在《1984年》一书里写道：“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这句口号告诉我们：所谓的控制过去，也就是根据今天的政治需要，改写昨天的历史。
控制过去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文革”中青年学生的表现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从小就深受共产党的所谓革命传统教育，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到伟大领袖一声令下，青年学生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自以为是在表现自我，表现自我的个性和思想，其实，他们就像自动化的机器人，只不过是在表现先前被输入的程序而已。就这样，极权统治者通过控制过去即虚假历史的灌输，控制了青年，然后又通过控制青年，从而控制了将来。
那么，极权统治者是如何控制过去的呢？那是因为他们控制了现在，他们是通过手中垄断的权力才得以对亿万民众洗脑。直到今天，共产党依然垄断着权力，它依然在不断地篡改历史，并试图通过这种对过去的控制以便继续控制将来。
俗话说，撒谎的人得有个好记性。以保证前后一贯，自圆其说。可是，由于共产党自己的反复多变，使得它自己编造的历史每每前后沖突，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共产党不得不根据今天的现实需要，不断地把本来就已经被篡改的历史再篡改、再再篡改。
乔治﹒奥维尔的《1984年》里那个“大洋国”设有“真理部”，“真理部”不但每天印行充斥谎言的新报纸，而且还常常把本来就满篇谎言的旧报纸按照现在的需要一次一次地再篡改再印行，以保证今天的谎言总是能和昨天的谎言保持一致。
这种做法有时能奏效，有时则不能。如果撒谎者对谎言的再篡改太频繁、太剧烈，民众对旧谎言还记忆犹新，就很难接受新谎言。民众会从新旧谎言的互相矛盾处看出破绽、识破天机，于是在民众心目中，撒谎者的信誉就破产了。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发现谎言是谎言并不太困难，然而，谎言被揭穿，不等于真相就自动浮现。因为共产党编造的谎言太多，一层一层又一层，有时候你剥开了一层谎言，以为自己已经发见了真相，殊不知你见到的还是谎言，是深一层的谎言。“四人帮”垮台后，中共当局提出“拨乱反正”，不少人著书为文，揭露毛时代的若干虚假历史，但是它们所提供的真相其实很多仍然不是真实，而只是另一套谎言。收入这本书里的文章，作者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夫，透过重重谎言的迷雾，力图挖掘出历史的真实面目。照我看来，这些文章不但对谎言的揭露相当彻底，而且提供的真相也最接近真相。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共产党为制造和维持虚假历史，可谓费尽心机。曾经一度，它成功地让人民相信了“过去”与“现在”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有效地用“过去”为“现在”辩护。可是，令共产党始料未及的是，它所领导的改革竟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今日的中共而言，过去它引以为傲的种种光辉业绩，按现在的标准无一不为错误：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反修防修”等等当然是错的﹔土改、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有化、五年计划、“公社化”、“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等，也都是错的。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革谁的命？革第一次革命的命。共产党的改革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否定。这样一来，“现在”和“过去”不但不再一致，而且还互为对立面，彼此否定，形成强烈对比。共产党的“现在”否定了它的“过去”，共产党的“过去”在否定它的“现在”：如果过去的革命是对的，那么现在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现在的改革是对的，那么过去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过去的革命（暴力共产）也错，现在的改革（权贵私有化）也错﹔但决不可能是过去的革命也对，现在的改革也对。
对今天的中共而言，对历史再粉饰再篡改其实已经几乎没有意义了。因为，对现今的执政者来说，“过去”成了一柄两头带刃的剑，握哪头都割手。事实上，当局已经无法坦然地面对过去的历史──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假的历史。这才是今日中国的执政党最大的难堪。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一期（总88期）
序言：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第一编
1.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2.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3.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4.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
第二编
5.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6.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后
7.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
8.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反思之一
9.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
第三编
10.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11.风雨故土──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
第四编
12.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
13.“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14.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15.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
16.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
17.从样板戏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
第五编
18.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
19.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
第六编
20.沉痛的“使命”──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序：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何清涟
编辑出版这本中国当代史论文集，多触及中国现代史中的大问题与大事件。聚焦于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解构虚假的历史。编者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让人们了解历史，而是因为认识真正的中国历史，既是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由来的正确途径，也是中国重组政治社会生活的认识前提。
一位叫做琼·玛丝蒂尔的美国女士曾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4频道工作过几年。当年，她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期望踏上了中国这块国土，以其“外国友人”的身份受雇于中央电视台4频道这一专事对海外宣传的工作机构。很快她就发现一点，她所从事的既非真正的新闻工作，也无一般媒体从业者应该拥有的自由。所有采编工作者都只是宣传机器上一个零部件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发现中国政府的宣传从来只谈中国政府如何“英明伟大”地纠正了错误，率领人民从某个历史的黑洞里成功地爬出来，但却从来不谈当初是如何掉进那个黑洞的。
应该说，这位琼·玛丝蒂尔女士的感觉相当准确，她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当局对历史的蓄意阉割，这种阉割让人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而阉割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被中国当局说成是个别领导人错误的历史上的惊涛骇浪，其实正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运转的必然结果。如果人们对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就必然会质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以及当局的政治合法性。
正因为了解历史是如此重要，这本文集定名为《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一、走进历史深处
这本文集分为六编，均为历年来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这本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比如第一编的几篇文章分析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知识份子政策的历史演变。王若水在“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知识份子政策的发韧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作者鞭辟入里地指出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成为中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近年来，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者陆续有些文章问世，但多为一些事实的追忆，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本文集收集王若水先生这篇文章，以纪念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王来棣的“毛泽东的知识份子政策”一文，选择了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者对知识份子的态度这一角度，展示了中共知识份子政策的由来。而谢泳的文章共有三篇，“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再现了1949年至1976年这28年间中国知识份子的悲惨遭遇； “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一文，则从院士制度出发，不仅分析了文化的载体――知识份子群体是如何被政治威权打落尘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制度变迁展示了中国文化之命运；而“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则以一份当年中宣部文件作为分析蓝本，真实地再现了中共当局当年如何罗织“胡风反党集团”文字狱这一过程。这些文章提供了一把解读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的钥匙。毛泽东的党内权威建立于延安时代，在“文革”时期终于达到了举国每日颂祷“万万岁”的高峰，这个过程正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击逐步升级直到几乎消灭知识份子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可以说，知识份子地位的沦落恰恰是毛登上“神坛”的前提，自比“秦皇汉武”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一点，这也是毛泽东对打击知识份子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
萧北声“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一文，通过分析中共第一次制宪如何为建立一党专治服务的过程，让读者可以管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在中土淮桔成枳的命运：中国近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大部份政治理念，如宪政，民主等等，到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就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为相反的政治目的服务。
20世纪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友，以俄为敌”这一过程。陈辉“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高蒙“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反思之一”，以及高王凌“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记述分析了“以俄为师、以俄为友”的历史侧面。中苏关系，对中国而言，从来不仅仅只是外交关系，无论是中国当代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可以从苏联模式中找到文化密码。而陈小平的“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后 ──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谈的则是“以俄为敌”这段历史时期内一场持续10多年颇为戏剧化的国际政治冲突的背景和根源。
王维洛的“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一文，更是用大量史实揭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完全是中共政治失误导致的一场亘古少见的人祸，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说，纯粹是用来掩盖国家罪错的借口。 左颖嶷的“风雨故土──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则是作者走访了大跃进的幸存者，并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而记述的历史。通过这两篇文章，读者可以管窥蠡测到两段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编是有关“文革”历史的专辑。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正面提出了“文革”是毛时代的国家罪错。作者指出，在“文革”（包括“反右”）时期，具有政治色彩的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犯罪，都与国家有关，而非一般的自然人的刑事犯罪。“文革”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凌辱虐待最后处以极刑。其它类型的犯罪，如抄家或“打砸抢”、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等，其施行者固然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等“革命群众”，但此类行为总体上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导的，服从于最高领导人通过国家机器的策划、动员和部署。从1963年开始，宣传机器就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因此，“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暴行，与党和政府多年的指示号召有直接关系，虽说是“奉旨”行事，但却是通过国家机器对人民施以体制性暴力，这类犯罪真正的主要责任人是国家而非个人。国家罪错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与国家首脑对那些犯罪行为的指使、煽动、鼓励和纵容；即使行为者没有接受国家的直接具体的行动指令，但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全面广泛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或者直接鼓动或者默许（包括对大面积普遍性的犯罪行为免予追究处理）了这些行为。已有的“文革”研究大多还只限于史料的整理，始终没有人将“文革”的政治责任提高到国家罪错这点来认识。单正平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判断。有了这一认识，“文革”研究可以有所突破，对“文革”的反思才能找到一个经得住历史洪涛冲刷的支撑点。宋永毅的“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则用大量的史实论证了毛泽东作为领袖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政府应该对“文革”的暴力与大屠杀负何种责任。
王年一、何蜀等作者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事件”两篇文章中，在对史料仔细爬梳后，分析了至今中共中央尚无可信解释的所谓“林彪叛逃事件”，提出了比较可信的分析。在何蜀另一篇题为“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一文中，则将文革另一个大事件的本来面目展现在读者眼前。吴迪的“从样板戏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分析了毛时代制造的一个“文化波普”――“样板戏”是如何为毛的极权政治服务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蜀的“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这篇文章谈了一群当年为了支持中国革命而远渡重洋到中国的西方左派人士在“文革”中的荒唐经历。可以作为补注的是，这些外国左派当中，有部分人对中国是因误解而产生对中共政权的爱恋，因醒悟而开始反思。但还有不少人却因为拒绝否定自己的经历，因而认为中国发生的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只是实践中出了偏差，是领袖个人的问题。由于难于自圆其说，这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对改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个别人更是不看、不听，为了他们心里那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宁可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组文章对认清历史的真实面貌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出于现实需要，官版的中国现代史有颇多失实之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和认识，或可视为其中之最。对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官版正史一直采取一种“皇帝圣明，只是奸臣蒙蔽圣聪”或者“毛的晚年错误”之类的解释，将责任主要归于已经死亡的林彪与政治失败者“四人帮”。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以及“文革”中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无数冤魂，还有“文革”对中华民族的摧残，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悬为言禁。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对“文革”的认识多与真相相去甚远。尤为可叹的是，近几年在“新左派”的刻意误导下，“文革”居然被描画成理想主义年代。不死的“毛泽东”在90年代重回民间充分表明，当官方对社会的历史灌输缺乏最起码的真诚时，民众扭曲的认识会如何反弹。
第五编收集了两篇文章，“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一文是对中国50年水利工作的回顾。作者曾长期在中国的水利部工作，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写了这篇披肝沥胆之作，痛陈在专制体制下，中国的水利工程经历了排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以群众运动为主的“三主工程”到完全由领导拍脑袋说了算的“三边工程”这一荒谬过程。“三主工程”的后果是将水利变成了水害，华北三省几千万亩农田盐碱化；在淮北平原推行的“河网化”工程，其结果是加重了淮北的洪涝灾害；60至70年代中国每年都要垮塌“病、险”水库几百座；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大型水利工程成了水利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向中央索要钜额投资的本钱。正是这种近乎荒谬的“改造大自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而王维洛的“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一文则是对三峡工程这一重要个案的分析。该文详细评述了权力如何干预并决定“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写，透过这一过程展示了一个政治支配科学、权力高于法律的生动实例。从这两篇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背后的制度成因。
第六编收集了任国庆“沉痛的‘使命’ ──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文，再现了中国60年代至70年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城市青年的一段特殊命运。35年前，由于“大跃进”和“文革”造成中国经济的连年衰退，无法为数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在城市经济中提供就业机会，中央政府拟定了将数千万城市中学生大规模强制迁往农村定居的计划。在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下，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指示，为这场向农民转嫁国家经济困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了“革命”的油彩。这场运动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境遇极为特殊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改革年代叱咤风云；但其中也有更多的人“当年下乡，如今下岗”，其悲凉的命运不仅不为当下的青年一代所解，也被歌颂“主流”的“文化”所掩盖。任国庆的文章，既是为还原真实历史作的个人努力，也是对这一代人的纪念。
一叶知秋，上述这些文章虽然都只是一些历史断片，但从这些断片拼接的画图中，读者多少可以了解中国人曾经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荒谬时代当中。
二、中国人为何被剥夺对历史的真实回忆？
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会让自己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懵然无知。若用伪造的“历史”代替真实，逃避承担历史罪错的责任，实际上是对民族的犯罪。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其实就是重新寻找建设未来中国的途径。可惜的是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继续用谎言来解说历史，并教育下一代。
今年“六四”期间，中国当局仍然采用15年以来一以贯之的老办法，即让至今还滞留于中国境内的“六四”参加者在“敏感时期”内“失踪”，在网路及任何媒体上严禁一切带有“六四”字样的文字出现，并且在国内组织处以上干部观看所谓“六四事件纪实”的录相带，而那录相带中充满了精心编织的谎言――中国政府想藉此从中国人的记忆里剥夺对“六四”的真实回忆。历经劫难的中国人仍然只能在海外纪念15年前“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更可悲的是，不仅大陆的中国人失去了回忆真实历史的权利，海外华人也被各种中共控制的媒体那些“不要纠缠于历史，要向前看”的说法模糊了视野，部分人接受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曾经是自由世界一部分的香港，目前中学教科书中对“六四”事件的叙述，就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但是，“六四”这一严重的国家罪错，与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以来所犯下的一切罪错，绝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刻意遮蔽歪曲而从历史上消失。毕竟，中国政府能够篡改的“历史”书籍只能限于中国境内。在各种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要想从人们记忆里剜去那些血淋淋的回忆，仅仅依靠罗织文字狱以及秦始皇与希特勒式的焚书，并不能达到目的。对于“六四”，以及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国家罪错，中国人应当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前提下，明白谁是承担国家罪错的责任主体，以及由谁来承担罪错责任。
对于承担国家罪错的责任主体，大多数中国人一直认识模糊。这种模糊是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替罪羊”机制，这种机制从来就将体制化暴力归结于某个政治领袖或者政治责任人。二是在专制文化的浸染下，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那种对圣君贤相的渴求，皇帝虽然已经虚位，但皇帝的替代物在中国却层出不穷。
因为上述原因，中国人往往不去思考（也可以说是中国当局不允许思考）领袖个人与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绝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中，国家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政治罪错主体始终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政治体制。这使中国从1949年以后的历史充满了荒谬的解读：领袖个人不断制造滔天罪错，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反思却始终被悬为厉禁。比如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一生可以做所谓“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的评价，但却还要提出所谓“四个坚持”（即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以至于被民谚讽之为“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目标）”。
三、国家罪错与中共政治的“替罪羊”机制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文明国家日渐对政治体制产生的罪错与政治领袖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文明的认识，但共产党文化中却始终存在一种政治“替罪羊”机制。为什么需要“替罪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所决定的。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充满了错误与血腥。但这种充满血腥味的错误与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向光荣伟大正确”的形像严重不符，并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知道真相的人很容易产生怀疑：这样一个屡屡制造错误，并让人民为其错误付出成千上万生命的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资格？因此每一次政治斗争过后，新接任的领导人为了赋予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总是习惯性地将造成以往错误的责任推到某一个或几个失势的政治人物头上。如著名的中共十次“错误路线”，每一次都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下台，包括创始人陈独秀在内；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惩罚批判；“文化大革命”当中，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更是被毛当作“17年错误路线”的代表和“叛徒、内奸、工贼”，悲惨地瘐死狱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当局为了不动摇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让所谓“四人帮”承担罪责，而“文化大革命”的元凶首恶毛泽东却仍然被视为“伟大领袖”；1983到1986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抛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做“替罪羊”，使胡郁郁以终；1989年“六四”事件，接任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又成了“替罪羊”，至今还被软禁。可以说，“替罪羊”机制成了共产党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一次将罪错推到“替罪羊”头上后，共产党又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这种习惯性的宣传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所有的国家罪错只是政治领袖个人造成，而专制政治体制却永远被赞扬歌颂。远的不说，只以近几年法轮功反迫害的认识为例，就可以看出，大多数法轮功成员很少意识到他们遭受的迫害是种体制化政治暴力，只认为这是江泽民等少数几个高层领导的错误，如今江泽民已经退休，他们对胡温二位屡寄厚望，希望他们否定江的“错误”。
一直被指为“六四”事件元凶的前中国总理李鹏撰书回忆“六四”，无论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鹏，还是不允许李鹏出版这本书的中共政治高层，两者暗中较劲的焦点其实就在于“谁来为六四负责”。在这个问题上，李鹏与中共政治高层领导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六四事件”是国家罪错，即使当时的所有政治高层全部作古且墓木已拱，但只要权力的继承者与中共有法统、政统关系，都应该为那次严重的国家罪错承担责任。这一认定责任主体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共制造的所有历史罪错与国家非正义行为。道理很简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制造这些国家罪错时，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或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是依靠他们掌握的组织资源与军事资源实施了这些国家非正义行为，制造了这些严重的国家罪错。所以，应该对这些国家罪错负责任的不仅有当时亲手制造了罪错的政治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权力继承者，即通过钦定接班人方式产生的政府。为前几届政府的政治错误承担责任，这些继任者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对国家罪错的政治补偿――政治道歉
事实上，对大规模的国家罪错，继任者确实很难用经济手段实行政治赔偿，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它的补偿方式。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领导人代表国家对受害者道歉，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家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过歉：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经谢世的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伤心下跪。3年后，当勃兰特接受义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的采访时，他解释说，他的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行为使勃兰特成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为国家道歉这一政治和解行为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先河：1995年7月，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10月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
上述这些道歉都涉及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E·Barkan)将此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由于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发展是以反思历史和纠正历史错误为前提的，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政治道歉已经成为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道德意义、能够起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
五、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罪错？
上述政治领导人代表政府对国家非正义行为道歉，主要源于两种压力，一是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二是修复国家形像的需要。以此观照至今还对威权政治难舍难分的中国政府，纠错机制并不存在，修复形象的压力则时断时续，但并未强大到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其固有的行为方式。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之罪”频发的国家，10多亿中国人为此饱受痛苦，但当局却从来没有为“国家之罪”做过任何道歉。在遍及中国以及全球的那些受中国政府操控的华文媒体上，发出的“向前看”之说法，恰恰成了中国政府涂改历史、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如“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反右”、“大跃进”与1959－1961年间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即中共官史上说的“三年自然灾害”）、绵延数十年的残酷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法轮功等等，这些历史的黑暗面不是被当政者刻意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就是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为了掩盖这些以往的国家罪错，中国当局还要不断制造新的罪错。
中国政府曾经对“文革”的错误有过不彻底的认识，一是缘于国内政治形格势禁，二是希望走向国际社会，需要修复形象。从90年代开始，随着精英联盟的确立，国内政治压力越来越小，草根阶层的反抗不能迫使当权者改变政治态度。最后只剩下所谓国际形象的考量。对当权者来说，伯诺特曾指出，修复形像的策略或方法有5种，它们分别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知耻和改过”。在这5种对待国家罪错的态度中，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采取第四种态度（知耻）与第五种态度（改过），而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再加上前述五种态度中没有的颠倒黑白手法。
如对“反右” 这样的历史罪错，当年积极推行毛的知识份子政策的邓小平采取的是诿过与大事化小策略，为个别几个人保留“右派”帽子，以证明“反右”没错，只承认“打击面宽了些”，把造成“反右”偏差的责任推给毛，而邓自己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对于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当局则诿过于苏联“逼迫还债”（其实当时中国政府正花费钜资支持越南的反美战争）与“自然灾害”（事实上那3年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而对于“六四”事件，则颠倒黑白，将此事件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情形。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教科书谈到“六四”事件；香港现有的7本包含“六四”内容的教科书都避开了“六四”事件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中央政府曾下令以坦克车和军队向人民、学生开枪，而仅仅只点到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但没有说明当时到底使用了什么武力，也没有说清场后有没有造成死伤。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教科书竟然如此描写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从这种自吹自赞颠倒黑白的说法中，根本看不到中国政府对这次屠杀有任何“惭愧”之心及“改过”之意。但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对待“六四”等历史罪错，有一个根本原因，即国际社会的主流力量近年来为了经济利益而减少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心与批评。在国内的反对声音被强行消灭，国际社会批评声音日渐弱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觉得为修复形象而就以往的国家罪错道歉根本就没有任何必要。
在维利·勃朗特伤心一跪之后的30多年，德国统一后的第二位联邦总理施罗德在波兰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随后，施罗德为安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的维利·勃兰特纪念碑揭了幕。施罗德对当年勃兰特的伤心一跪作了最恰当的解释：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记得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也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谈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赞美的就是两位不畏权势与强暴、秉笔直书的史官。但如今中国人却被剥夺了对历史的记忆，青年一代不知道15年前中国发生过的“六四”真相如何，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及无数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当中的历史事件之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自己本国历史懵然无知的人，等于没有进入社会成年期。而在那一次次国家罪错中悲惨死去的数千万中国人，更不应该被看作是单纯的数位或人口统计资料，因为那是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生命，他们被无端剥夺生命的事实，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湮没在历史烟尘之中，否则今后中国还会发生无数次国家权力制造的罪错。
笔者认为，无论今后中共政权的性质如何演变，中国政府都应该为中共执政以来的历史罪错道歉。原因很简单，只有当局者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前景美好的未来。而要求当政者承担历史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那被阉割得面目全非的历史真相。
1.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王若水《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75期）
“五四”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准备，但在中国，这一启蒙竟延续如此之久而难以取得进展，这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了。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时，回顾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的口号，无论是“科学”和“民主”，还是自由主义、个性解放、人权和人道主义等，这些近八十年前提出的口号至今仍然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尽管经过近四十年的弯路，共产党终于承认了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了经济体制，但却仍然不承认宪政民主同样是现代化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可是，直到现在人的现代化仍然未被当作目的而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把上一世纪迟迟未完成的这些任务带到新世纪里继续艰难地推动。
谈到“五四”的启蒙后继无力，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五四运动是如何夭折的？1986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最早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其实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1]当时着重探讨的是“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面临的窘境和本身思想的转变。本文则想通过份析延安整风事件，对毛泽东和“党文化”所起的作用作一些探讨，从而说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是如何被“党文化”压倒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曾高唱民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大部份地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一直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这种运动，但并不成功。而共产党则强调抗日和民主的一致性，声称其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民主的中国。
1933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宣言提出，与国民党军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政府要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在1937年5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他提出的民主化目标是：一，将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最低限度也应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3]他还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4]
1943年3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说：“现在所进行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法西斯主义。”按照这一说法，共产党人是把自己看成是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同盟军的。1944年7月，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等人谈话时就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5]
那时在野的共产党对民主的热情确实很高。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6]
一直到1945年，毛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还批驳了国民党关于“大敌当前，民主民生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的说法。在这个报告里，毛甚至提出了“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则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他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8]
从这些言论来看，毛泽东似乎是个主张启蒙思想的政治家，反对用“救亡”或“革命”来“压倒启蒙”。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反对党八股》（1942年）、《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唯心史观的破产》（1949年）等文着当中，他都谈到了启蒙运动和救亡以及革命的关系。他说，五四以前的所谓“新学”、“西学”，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9]按照这种叙述，似乎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倒了启蒙。毛泽东宣称，“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才能领导“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资产阶级思想至多只能充当一个盟员；共产主义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者，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0]
从反对教条到贬低知识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带动了抗日救国浪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他们失望，共产党既鼓吹抗日又争取民主的立场则吸引着他们。“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抓住这个机会在1939年12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决定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那时，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在1938年5月至8月的四个月当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及各界人士就达2,288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到一百多新来者。[11]到1938年12月，延安的抗大有学员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12]小小的延安城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面孔。
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从未成为对日作战的前线，那里并没有日军可抵抗，但这些怀着抗日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像朝圣一样来到处于抗战后方的延安，因为投奔共产党能满足他们心中对革命的虔诚之感，那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山上的一座宝塔成了革命和光明的象征。[13]在那种气氛下，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需要共产党更甚于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党完全不必发愁吸引不来知识分子，即使边区的物质条件差，即使对知识分子有些不尊重，也没关系。
城市来的年轻人给单调的延安生活带来了生气和活泼，延河两岸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笑语。这些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受到“一二·九”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也真诚地相信共产党关于民主的宣传。[14]他们起初喜欢这个新的革命环境，但时间一久，就发现这里并非一切都好，而开始了种种对共产党统治区的议论。但是，这些天真的青年人遇到的回应并不是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而是共产党发动的整风运动。
中共的党史教科书都把延安整风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分歧的典范。周扬甚至把“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并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确曾纠正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但这一事件中的“审干”运动和一些冤案近年来陆续被披露，揭示出“延安整风”反对思想解放的另一面，因此现在对“延安整风”有再评价的必要。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在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整风。1942年2月，毛又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开始。起初，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15]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要使中国人从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整风运动则是要使中国人从新八股、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6]
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即“言必称国际”），说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可以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17]他挖苦教条主义者说：“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18]
这些批评本身是对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反对国际派的教条主义的同时，他还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贬低书本知识。他不仅对王明等人，而且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加以嘲笑。他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9]毛还说，学习书本知识并不难，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得多，“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从文中提到的那些笑声可以想象得到，坐在台下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会觉得毛泽东的挖苦实在是痛快。
应当承认，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为有了知识而自高自大，他们应当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情况，不能轻视工农兵，要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但是，工农大众也没有理由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同样可以给工农兵很多帮助，工农兵也应当向知识分子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互动的。事实上，在普通工农大众中间，并没有鄙视知识分子的习惯；真正想鄙视知识分子的，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类的党员干部，他们没受多少教育，不少人工作能力不强，但以革命的“功臣”自居，最不愿在知识分子面前承认自己的“短处”。毛泽东用对知识分子的鄙视迎合并支持了一些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的心理。
而对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景仰使他们不敢挑战毛泽东的说法，而只能默认。从此，在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自卑感，似乎有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受过教育反而成了一种原罪；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的“乐园”欢迎工农兵，却并不欢迎知识分子。
启蒙精神的活的载体是知识分子群体；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站到了启蒙精神的对立面。毛泽东是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同时也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他把“工农兵”、“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神圣化，而他则在这些名义下以自己的权威主义代替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主义，以自己的教条主义代替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和延安整风留给中共以及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遗产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最后树立起了新的偶像和教条
启蒙运动是要把一切现成的事物带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审查。所以，启蒙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改造。青年马克思曾宣称，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代表著作《资本论》的副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承认的理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理性；他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但反对迷信权威，反对权威主义。
尽管毛批评了追随斯大林的王明路线，可是他小心地避免涉及到斯大林；不但如此，他还要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并借此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宣称要以联共为榜样，要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他提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他赞扬这本集教条主义之大成的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20]
毛一面反对教条主义，一面又宣扬教条主义。例如，毛批评宗派主义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21]他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好像“根据”只能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央文件中去找；于是，凡在这些著作和文件中没有讲过的事，就都是错的，不可以做。至于马恩列斯的话又有什么根据？中央文件又是根据什么形成的？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会出错？那是绝对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问。在这方面党是不允许党员和民众采取“实事求是”态度的，虽然毛确实曾提倡过这种态度。
毛的这种论证方式正是地地道道的教条主义。延安整风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开始，又以确立毛式教条主义结束。“言必称希腊（共产国际）”变成了“言必称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曾提出要反对“洋八股”或“党八股”，说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毛指出，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但只要中共内部仍然保留对马列主义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式态度，党八股就会继续存在。当然，也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毛本人文风的影响下，延安报纸上的文章写得生动一些、短一些了；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依然不允许在报纸上自由探讨的精神，报纸的内容更是不得越雷池一步。所谓的“雷池”，就是党的文件、毛的指示文章以及马列的“经典著作”。1949年以后，随着对新闻出版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讲话，报刊上的文章是千篇一律，“党八股”泛滥成灾。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党八股”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人们只会不知所云地瞎背毛的语录了。
批判毛的“个人崇拜”时不应忽略“个人崇拜”背后的“党崇拜”，这源于马列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宣称，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就给了无产阶级一种特殊的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列宁提出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又为“党崇拜”进一步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则发挥了这个观念，他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2]据此，党就天然地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犯下多少严重的错误，其地位也不可动摇，因为，它代表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
波普尔指出，凡是不能证伪的就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也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相信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空想，但这是否属实，则要由后人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独立的审查。在毛泽东说上述话的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共产主义并未实现，怎么能说这种学说就已获得实践的证明呢？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社会科学中诸多流派里的一支，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垄断思想界。一种理论是否能被公认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学术争论中的证伪和公评；如果用权力消灭了开放自由的学术争论，则任何理论流派都没有资格再宣称自己是真理。当然，倘若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运用，那么，在政治权力的支撑下，它确实可以取得垄断性地位；然而，如此则马克思主义就与科学无关了，更不能再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因为依靠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而自我宣称为真理的做法本身就违反科学精神。
而且，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真理的做法事实上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23]但是，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却不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目的是为了在“科学”的名义下宣传教条，用教条来巩固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永远垄断。一旦马克思主义被宣布成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可以假科学之名进而宣称，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才合乎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科学，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反科学。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既然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实际，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又受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所以他们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唯有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派才具备诠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政治领袖之所以神化教条，是为了用教条来神化自己。毛泽东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似乎只有他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他才是正统；似乎弄通了马克思主义就“一通百通”，就具有了判断一切、裁定一切的能力和权威。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国的“话语霸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文化”的纲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篇重要文献。中共建国后，文艺界每年都要纪念这篇文章的发表，毛的其他文章都未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此文不能被看作只是面向文艺界的，而应被视为是针对整个文化界的。“讲话”涉及到三个主要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还是应写黑暗。毛泽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这三条原则都是与启蒙精神对立的。
首先，文艺家应当关心政治，尤其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他们的作品应该有抗日的政治内容，这并不错。问题在于，毛泽东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规定为一个长期、普遍的原则，此观点来自列宁。[24]文艺要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呢？毛泽东说，要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的政治服务。笔者以为，这种政治即便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更不能说这种政治就不可评论、不受质疑、不需要实践检验。文艺家可以有自己对政治和现实问题的看法，不一定要和共产党完全一致。这个“从属”和“服务”的提法取消了文艺的自由，取消了文艺对政治和现实的批判功能；这样，政治家就得以对文艺家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应当写这个、不应当写那个”，“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列宁和毛泽东则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在承认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在他所景仰的共产党统治下，作家会丧失精神的独立性，被迫去适应当权者的需要。
其次，所谓的“人性论”本来是关于人性的理论，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个术语一直被当作贬义词来用，似乎讨论人性是错误的、要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讲人性。毛泽东批驳“人性论”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首先，承认具体的人性，这也是一种人性论；不能说一讲人性论就必须是抽象的人性。其次，毛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25]如果说，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人性观点上有错误，其错并不在于他们承认普遍的人性，而在于他们把人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并把某些本阶级的阶级性误认为普遍的人性。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他又说，人的现实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不是只有阶级关系，还应有其他关系，如亲子、夫妻、朋友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关系。如果只承认阶级性而抹杀其他，如此描写出来的“人”仍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
说人性中没有超阶级的侧面也是不对的。超阶级的爱情是存在的，超阶级的民族性也同样存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中都有过这样的描写。贾府的焦大固然不爱林妹妹，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雷雨》中的周家大少爷和小少爷都爱上了丫头四凤；苏联小说和电影《第四十一》也写了内战时期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一个白军军官的故事。虽然这类爱情往往以以悲剧告终，但这并不表明共同的人性不存在，反而反映了人性与阶级性的矛盾和冲突。“阿Ｑ”按阶级成份说应当是雇农，可鲁迅刻画的“阿Ｑ精神”却代表一种普遍的国民性，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定义为“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似乎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后来，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就应声而出现了样板戏里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并非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乃是人的异化；因此，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终也是应当克服的东西，这样才能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承认阶级性，把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一方面否认了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人的个性。[26]到了文革开始时的“五一六通知”发表时，上述否认共同的人性的观念就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了对“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因此，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人的觉醒”，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人的丧失”。
再次，所谓“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之实质，就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他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文艺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按阶级来定性呢？难道作家除了歌颂之外写的就必然是暴露性的东西，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暴露的作品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只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歌颂了中共和边区，可是毛泽东不还是认为斯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吗。
人民、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当歌颂的；可是它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而毛泽东却把这些东西神圣化了。其实，延安的那些作家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新民主主义不好；否则，他们跑到边区来干什么？他们只不过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这种东西。而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是批评共产党，就是批评无产阶级、工农兵、人民大众，就是立场有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贬低知识分子，贬到一文不值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抬高“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抬高到实际上不容批评的地位。我说“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说人民大众不能批评；相反，他承认，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批评的，甚至可以讽刺。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他警告说，这种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在毛看来，对敌人的讽刺和对人民的讽刺是不一样的。怎样区别这两者呢？难矣。说是可以批评，可又左一个必须这样批评，右一个必须那样批评，使人感到要符合这种所谓正确的批评实在太为难、太冒险（谁不害怕“站在敌人立场上”这一罪名呢），于是还不如不批评的好。今天来看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都感到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写批评文字的，但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驯服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可是很快毛泽东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开创了用阶级斗争方法来统一思想的先例，要用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消灭一切所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曾批判国民党的“一个主义”论调，毛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内部还各有各的主义。”[27]这是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而寻找理由。可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他却只允许“一个主义”，而且这个主义的解释权还是属于他的。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搞思想斗争，提出“兴无灭资”这种极左口号，这一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
为什么毛不能容忍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呢？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28]毛的话说得很重，却是完全错误的，他竟然把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投降日本联系起来了。他凭什么认为这些为了抗日而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是要投降日本呢？这些知识分子究竟宣传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要来“改造”共产党呢？即就毛在讲话中批评的那些言论而议，哪怕都是错的，也谈不上要“改造共产党而投降日本”。
毛在“讲话”中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农兵没有感情，“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需要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使自己的心理改变到承认自己不乾净，工人农民最乾净，这才叫“立足点的变化”，或者立场的转变。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究竟装着一些什么样的“剥削阶级的脏东西”，为毛泽东如此深恶痛绝呢？拿受到重点批判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来说，前者不过是为延安妇女的艰难处境（婚姻的负担，男性舆论的压力等）鸣不平；后者只是批评有些干部对下级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有官僚主义，不愿听一些新来的学生出身的青年的批评，以及党内有等级制度等。这些批评并无不实，更无恶意，不过是希望共产党变得民主一些，不正之风少一些，党组织若果真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不能认真听取这些意见呢？退一步说，即使批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何了不得呢？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最不满、最讨厌的一点，说穿了，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即他们所继承的五四传统和启蒙精神，他们怀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和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确实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它们并不“脏”，反而比农民阶级的思想进步。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的时候也充份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在涉及反对自己的态度时，毛泽东喜欢的，还是农民追随者的驯服、盲从和愚忠。而知识分子却因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欢批评，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肯盲从，不肯老老实实地当驯服工具。这就令毛泽东不能忍受了。他所需要的启蒙，不过是为了打倒王明之流而“启”共产国际之“蒙”；一旦知识分子表现出真正的启蒙精神，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毛就终于忍不住而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了。
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他们插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既然小资产阶级不属于无产阶级，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就必须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消灭自己的启蒙思想，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独立，贬低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学会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转变过来”，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阵营中得到“新生”。这种炼狱般的磨炼要多久呢？毛泽东当时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29]其实，在毛泽东眼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无论怎样改造，都不会令他满意，他要把知识分子一辈子置于被改造的境地。
人们有时或许会感到奇怪：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左起家的，为什么自己后来变得那样左呢？其实，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一面反对王明的左，一面推行自己的左。这在“讲话”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等等，本来都是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东西，在延安整风中统统被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毛泽东所阉割了。这既非抗日的需要也非革命的需要，只是党及其领袖独裁的需要。[30]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从字面上看很好听。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贬低精英文化的）。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当时曾建议在这一提法中加上“民主的”，却被毛泽东否定了。将毛泽东一手扶持起来的这种政治文化称为“党文化”是比较确切的。笔者虽不知道是谁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但觉得这个概念很有用。“党文化”的指导原则中有列宁主义的成份，有斯大林主义的成份，也有毛的带中国特色的发展，其社会基础则是占党员大多数的农民。在延安整风期间，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这种“党文化”相撞而被压倒了。
“审干”的恐怖和对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镇压
要驯服知识分子这个不够听话的群体，毛泽东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宣传或所谓的“教育”，而且还靠高压、靠迫害、靠恐怖手段。延安整风期间被推荐为学习材料的《联共党史》“结束语”中写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这是斯大林用残酷手段肃清异己之行动的理论辩护和经验总结。其实，一部《联共党史》，除了讲列宁，就是讲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并消灭他们的历史。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历史同样如此，而当毛泽东破除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权威之后，中共的党内斗争历史就更是如此。毛虽然批判过王明的左的组织路线，那是为了替自己夺取党内权力；一旦权力到手，毛就开始奉行斯大林的所谓“党内斗争”路线，直到把刘少奇诬指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而置于死地。
其实，毛泽东年青时就对恐怖手段有兴趣[31]，以后在革命中也一直奉行这个原则。他在江西苏区任用了一个杀人魔王李韶九，在毛的指挥下整肃所谓的ＡＢ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大清洗[32]，毛后来不过是承认杀错了人，却从无忏悔。在延安时代，毛又找到了一个建立恐怖政治的得力助手康生。康生1937年与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苏联已熟悉并学会应用斯大林的肃反式恐怖政策。回到延安后康生很快倒向毛泽东，毛授予他对党内干部生杀予夺的大权，委任康生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后来又兼任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毛泽东）。这样，康生从苏联搬来的那套斯大林“肃反”式阴谋诡计就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行使的残酷斗争的土办法结合在一起了。毛任用迫害狂康生，其实并不象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是用错了人；相反，这正是毛的聪明之处，他借用“洋干部”康生之手达到了全面整肃的目的。事后，毛又象当年整肃ＡＢ团事件后那样，轻描淡写地承认整错了人。现在的党史著作都着重讲李韶九和康生的罪责，其实无论是李韶九还是康生，都未因残酷整肃而受到毛泽东的惩处或批评。
毛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曾批评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倡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做法后来被大肆宣传为毛泽东的贡献。确实，在延安整风中，毛解决党内高层领导人如王明的问题时大体上是这样做的，并未过份整人。这倒不是毛泽东真的宽容大度，而是因为“国际派”的后面站着斯大林，毛泽东不能没有顾忌。[33]但对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时，毛就没有这样客气了。他诡辩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至于用来对付敌人却是“完全必要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如果我们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他们的奸计”[34]。可见，毛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丝毫也不妨碍他采用高压手段对付他想打击的人，只要给打击对象戴上一顶“敌人”的帽子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这里还提出了“敌对思想”的说法，换言之，就是要治“思想罪”。表面上毛表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态度”[35]（这些原则后来就发展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延安整风时毛实际上是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不同思想的。所谓的“治病救人”原则其实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即主动承认有组织上认定的所谓“错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错，要为自己辩护，那就属于“不可救药”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你就不适用了；而一旦把你视为“敌人”，你就更不能申辩了，只有“坦白交代、争取宽大”。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则建立起来的处理手法既用于党内，也用到了司法体系当中，所以中共统治下之没有人权保障远始于延安和江西苏区时代。
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响应党关于整风的号召而发表批评言论的。整风运动起先把党内高干关于历史问题的学习推向全党、变为整顿“三风”的学习，那时毛的初衷是趁热打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高中两级干部中的问题，以克服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建立一元化的领导。在发动群众对干部提意见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显得最活跃。他们的批评固然针对某些人，但批评的内容却广泛得多。青委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还有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都出现了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的杂文，内容包括弃旧娶新、生活待遇上实行等级制度等。当然，最受注意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尤其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据康生说，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野百合花”这篇文章的看法。[36]显然，王实味讲出了许多新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期间，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院领导罗迈（李维汉）在讲话中提出：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群众的个人思想两个方面；院长、秘书和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墙报文章要署名等。王实味带头反对这些意见，主张整风应该着重整领导人，全部委员都应由选举产生，墙报文章可以匿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罗迈的意见被大会以84票对28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接着，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连发三文，指名批评罗迈。来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王实味一时成了明星。这些现象反映出新来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之前，这种情况还未发生过。
一些高级领导人将王实味等人的活跃看成是“目无领导”，把王的批评视为“挖苦讽刺”，到毛泽东面前去发泄怨气。最早批评丁玲和王实味文章的就是两位将军王震和贺龙。王震看了王实味的文章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37]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38]毛泽东立刻作出反应：“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39]不久毛就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表示：我们的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当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主义，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随后，毛又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汇报院内墙报上的一些激烈的批评意见，专门去看了《矢与的》墙报，然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紧跟着，《解放日报》上就出现了一些批评王实味的文章。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康生在会上汇报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有中共领导人趁机表示，特务分子正利用党内的整风进行活动，故意夸大缺点错误，反对领导，并写文章、出墙报、进行“小广播”，鼓动不坚定的党员反党。当时，毛泽东一方面仍然强调，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只是个别较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对干部进行审查，发现和清除反革命分子。[40]会后不久，在康生的插手下，中央研究院给王实味戴上了“托派”的帽子。接着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也肯定了王实味是托派。他并且提出，要发现托派、国特、敌特这三种坏人，拯救好人。这样，思想问题就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政治问题又和敌我问题混在一起。
与此同时，除了党内许多高层干部对群众批评的怨气越来越大以外，敌情也严重起来。蒋介石正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报刊也利用王实味事件及《轻骑队》等墙报的言论大肆宣传。于是，毛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全面整肃按照整风精神向干部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给受到群众批评冲击的干部报复那些目无领导、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的机会。这样，整风的对象完全改变了，变成了整肃批评者。[41]王实味开始遭到一连串的批判和迫害，随后甚至搞出了一个“反党五人集团”，指王实味为这个集团的头目，给他套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罪名。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王不久被逮捕。
在处理王实味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审干”为名的政治大迫害。1942年11月，毛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所谓的“反革命”，当然不包括毛视为依靠力量的农民军人，而是指白区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整风运动本来有一个目标是反对宗派主义，可是这种“抓白区来的反革命”的做法恰恰是最大的宗派主义，反映了农民军人等“土包子”对外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歧视和不信任。1942年12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1943年4月1日，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260多人。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除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决定说：“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审干”运动又发展成“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并未找出什么“特务”，两单位为此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于是再采用逼供信的办法，于是这两个单位的一百多人中百分之七十左右被逼承认是“特务”。[42]军委三局电讯学校有200多人，居然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有60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总人数为390人，清出了208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共有三四百人，被“抢救”的达百余人。据胡绩伟回忆，他所在的《边区群众报》社，算是搞得比较文明的，可是气氛也很紧张。“每天开斗争大会时，陕北干部的总支书记一上场，就把手枪摆在桌子上作为威慑力量”，还动不动把人吊在房梁上。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分子中，未被当特务斗争的只有两人。[43]
在延安之所以会在半个月内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44]，是因为在“审干”中采用了恐吓和刑讯。许多人承受不起那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的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理出“特务”15,000多人。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描写当时的气氛说:“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都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45]在此之前，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泼的。毛泽东虽是公认的领袖，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但人们还可以对他的讲话、决策、用人到恋爱婚姻有所议论批评。例如，毛说“工人农民最乾净”，就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46]然而，“审干”开始以后，人人变得谨小慎微起来，而对毛的个人崇拜却滋长起来。
毛泽东以及他周围那些农民军人都把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作是向共产党和毛的个人权威的挑战。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中共“七大”期间毛谈到王实味时还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47]王实味不过是发表了几篇批评时弊的文章，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就被说成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是“称王称霸”的“总司令”，把共产党“打败”了，于是共产党就“好好整风”──肃清反革命。
为什么国民党镇压知识分子难以收效？
同样是镇压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国民党总是失败（如1935年的“一二·九”和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而共产党却能成功呢？因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口号（抗战时期的“抗日”、“民主”，抗战结束后的“反内战”、“反独裁”）是认同的，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既然他们把救国救民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了，并因此把共产党的敌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那么，当共产党提出要肃清反革命时，他们怎能反对呢？谁能说边区没有特务呢？他们至多只能在清理到自己头上时尽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如此而已。
国民党对付学生用的是一套笨办法：水龙、警棍、枪口、监狱；越是这样越遭到学生的反抗。学生遭到迫害时能在其群体内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光荣感，被迫害是受到群体舆论赞扬的英雄行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市民社会”基本上还是存在的，虽然比较弱势，各种倾向、舆论多元化的报纸杂志仍能出版。如果青年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不公正对待，仍然可以诉诸舆论，总会有人出来同情他们，为他们讲话。
而边区的“审干”运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的城市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有严密组织、有军队、又掌握了边区政权的党，这个党还有对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的崇高理想和一套完备的革命理论。自由知识分子一到延安，他们的一切，从生活到工作，就都只能依赖共产党，首先在经济上就失去了独立性。而且，他们很快就发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一元化的社会，党的控制无所不在。尤其是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中大部份人已加入了共产党，尚未入党的也正积极地争取入党，而共产党又是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他们必须时刻听从党的指示。开起会来，他们只能按照上级定的调子来讲话。上级说王实味是错的，他就一定是错的；上级领导说王实味是托派，他就一定是托派；领导说要批判王实味，他们就必须群起而攻之。也许有极少数的人敢出来为王实味说话，但却很难得到响应，而这种人随后一定会受到打击。萧军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他不同意对王实味的做法，最后竟不让他吃公粮。而且，自由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区所依托的那种“市民社会”在延安是完全不存在的，有人受了共产党的不公正打击，报纸不会登他们的辩护，没有人会出来帮他们讲公道话。即便是那些非党社团，如延安有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也受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受打击的人找这样的团体求助是没有用的；相反，正是这个团体全体“一致”地决定开除了王实味的会籍。
在延安，受迫害者只能以孤立的个人身份面对一个强大的威权的党，不仅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如此，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们以前是共产党的狂热拥护者，并为此来到延安，被审查时从一开始就在精神上处于劣势。他们不能反抗共产党，那会否定自己以往的信念和追求，结果只能竭力证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可以批评他们和党不是一条心，他们却不能指摘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要他们从整体上批评审干运动，认为这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应该把清理思想和清理敌人这两件事混在一起、不应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肃反，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过高的要求。
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镇压面前之精神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面对的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卡里斯马”（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他有谋略，有手腕，有传奇性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有一套理论，有个人魅力，写起文章来有文采，讲起话来风趣生动。虽然那时毛还未被神化，但他的个人威望正如日东升，无论工农兵还是知识分子都为之倾倒。对他的指示，学习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质疑呢？知识分子的那一点启蒙精神，在这里不够用了，何况毛泽东还打着启蒙的旗帜呢？
从桀骜不驯的王实味被整肃后的情形就能看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镇压面前是如何惨败的。王实味被监禁期间如何受折磨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王被捕几个月后被带出来见中外记者的情形。一个记者的描述是：“一个脸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记者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48]当时王实味对记者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他还驳斥外界的“谣言”，说他不但没有被迫害致死，而且生活得很好。
毛泽东是胜利者，王实味的精神崩溃了！毛在延安审干时提出过“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因为延安不像江西苏区那样封闭，常有中外客人来访参观，杀人捕人的事多了会严重破坏中共的形像。但是，1947年春，王实味还是在行军的路上被杀了，时年41岁。其实，他即使不被杀害，也早已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木偶”。这样的情形在1957年、1966年又反复大量地出现，值得深思。
农民运动和民主革命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情况，带上中国的特点；他实际上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得适合中国的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地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但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却变得敌视启蒙精神了。这是启蒙运动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两股要求变革的力量，一是农民运动，一是民主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就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其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兴的社会势力，但力量相对弱小。
中共是一批激进的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起初，党用较多的力量来做工会工作，搞工人运动，但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不足以支撑中共想发动的革命。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农民中也蕴藏着要求变革的力量，而且比工人的力量大得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认识，与农民阶级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党内本是有不同认识的。陈独秀一方面承认农民是伟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落后意识深表忧虑。
1926年，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保留地赞美和支持当时的农民运动。这个报告获得了时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的赞赏。1927年中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剩余部队被迫转移到农村，与农民武装汇合或打游击；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则上了井岗山。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莫斯科的重视，但仍被视为城市工人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迫迁入江西苏区根据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中共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党把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而农民成了革命的主力军。与农民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从此弱小的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强大的声称代表他们的共产党。但中共这种与农民的关系又使党的阶级属性成了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农村也包围了共产党，党脱离了城市就意味着脱离了工人阶级。因此，党员中的农民成份大大增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大多数都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党内的农村作风、农民习气、农民意识大为泛滥，共产党则变得越来越象个农民党了。
毛泽东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只上过师范学校。青年时期的毛在湖南本也可算是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活跃分子，但他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去北京时却发现，自己在那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其实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而已，甚至算不得一个知识分子，每月工资仅有八块大洋。他回忆那时在北大的情景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49]
体验了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那种挫折感后，毛又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这时，他发现自己在气质、心理、习惯、思想上，其实和农民更亲近。他叙述自己的感情变化经过时说：过去，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相互熟悉了，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中共许多早期领导人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过学，还有不少人到过欧洲，在他们面前，毛只能算一个土包子了。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国际派”的人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这更是对毛的刺激。毛到延安后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一种发愤。但毛从此有了一种“仇知识分子情结”。
在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名为“工农干部”，其实工人很少，产业工人更少，绝大部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份加入了军队。他们因此对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复杂的排斥心理，由于在文化上不如知识分子而感到自卑，更怕知识分子干部抢了他们的位置；同时又觉得知识分子不会种田打仗。正如1939年毛泽东所说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50]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批农民军人。所以他高度评价农民的造反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51]他认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52]；“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53]毛虽知道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但他也和那些农民军人一样，并不喜欢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恰好适应了在党内占大多数的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心理，他们对那些从城市来的人从来就没有多少亲切感。
虽然中共的大部份农民军人从来不懂得多少民主，也未必是为了民主政治才加入农民造反队伍的，但毛泽东懂得，他必须把这场农民革命包装成民主革命，以迎合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54]毛的理由是：农民的绝大多数要求“耕者有其田”，而“耕者有其田”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55]
历次农民战争的口号确实都是分田分地，但分到土地后农民就满足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的目标，而是市民阶级的要求。把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热烈地注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并期待这个运动能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56]但后来他们失望了，批评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想“改朝换代”，“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57]其实，就连中共领导的苏区土地革命也不能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现行运动。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全体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文明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与素养的人。”在启蒙运动和农民运动相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变小生产为现代文明方面，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却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是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58]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现代化，经济方面是工业化的大生产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政治方面是宪政民主和法治，思想方面是建筑在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而农民的企求却是，有个好皇帝或贤明的领袖，能分给他们土地，从而过上安稳太平的生活，实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至于那些参加了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其想法其实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头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种强烈的“穷人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
马克思对农民有这样的分析：由于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孤立的，缺乏社会交往，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他认为，路易·波拿巴就是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小农的代表，他正是利用了农民渴望主宰的心态，利用农民对“拿破仑”这个名字的迷信，得以复辟帝制，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登基。
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是落后的阶级，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农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立场，更谈不上“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转入了农民阶级的队伍，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
延安整风模式评析
将延安整风和“审干”的一些做法与中共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相比，会发现惊人的相似。其共同的行为模式是：一，中央在开始阶段表示要整风，要改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或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号召大家大胆提批评意见，充份发扬民主；二，大家纷纷展开批评，形成热潮，平时没有机会讲或不敢讲的话都说出来了，其中有些不中听的意见惹恼了领导人，但他并不急于反驳，一面观察形势，让对方充份暴露，一面寻找机会，准备反击；三，领导人突然来个急转弯，声称整风受到了干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进攻，或者是敌人利用这个机会来破坏，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变成敌我问题，于是，反教条主义变成了反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纠左变为反右，整风变成肃反。
1957年2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本意是反左，他还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个新问题，延安整风就是这样做的。随后，党中央决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后来却突然转为“反右派斗争”。斗争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不过是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出来打头阵的则是工农：“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最后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大批人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毛泽东后来把他指挥的“反右”运动称为“阳谋”，确实，“反右”的整个过程不就是延安整风期间“审干”运动的翻版吗？
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是如此，开始是和风细雨地纠左，彭德怀的意见书一出来，马上转为狂风暴雨的反右倾。1962年初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刘少奇也讲了几句真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半年后毛就提出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就相继发动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外事、哲学、电影、戏剧、历史学各方面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运动，最后一直延伸为既斗“走资派”、又整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59]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也是从反极左转变为“评法批儒”、批右。1974年毛批评了几句“四人帮”，好像又要纠左，但不久还是变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政治运动“三段式”，是因为实际上毛泽东在每次运动初期鼓吹的所谓“民主”，不过是一种服务于他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工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毛每次为这类政治运动确定的目标，其实都是特定的、有限的，可是不能明说。由于把真正的政治目标隐藏起来了，只好用“整顿党风、纠正错误”之类的说法来发动广大党员或群众──即所谓的“发扬民主”，以达到这个目标。起初，党员和群众总是不大敢讲话的，为了打破沉默，鼓励他们批判、议论，毛就要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原则，诸如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啦，什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啦，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怕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啦，什么“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让群众讲话，天塌不下来”啦……。毛如此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于是党员或民众就真的开始发言了。但是，毛心中暗自允许的言论尺度其实是很小的，而党的干部又从来都有那么多可被批评之处，所以党员和民众批评的范围很快就会超出毛所允许的界限。这样，毛又处于本能而提高警惕，准备“引蛇出洞”了。他一旦抓住了机会，马上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强调“集中”，要展开“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毛泽东在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这是可以的；但以此来代替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定”原则却是不行的。实际上，这就是毛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所谓的“民主”只是让群众发表一些意见而已，而且意见的发表也得在党的指导控制下进行；至于对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哪种意见，则是党的权力；群众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他们的意见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必须由党来选择判别并作出决定，这就是所谓的“集中”（“从群众中来”）；然后，党要教育群众，把党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用党的决定来统一思想，这就是“指导”（“到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而这个领导骨干的主要标准就是“无限忠心”，然后“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当然属于“落后分子”，甚至是“斗争对象”。
按照这个“民主集中制”，党总是正确的，永远比群众高明。如果把这种党居高临下地倾听下面的意见的形式称为“民主”，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家长制的“开明”而已；古代的皇帝也能作到，甚至做得更好，唐太宗不就能“从谏如流”吗？。古代君主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君主让大臣发表意见，后者是“党主”让群众发表意见。在“民主集中制”下，群众中自然会有人懂得看党的眼色讲话，争取当“积极分子”；他们的意见也会被采纳，而在形式上还好像是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在“民主集中制”里没有制约党的机制，党如果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或其决定并不符合群众的意愿，也照样会得到贯彻执行；而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则因为受到强大的压力而难以表达，如此党的错误就很难纠正。毛在延安整风中推动的“审干运动”虽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仍能顺利无阻地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当时党报上的文章、群众在会议上的发言，形式上是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重复党的指示而已。在“民主集中制”下，形式上看是有“群众运动”，实质上这只不过是“运动群众”；用这种方法，“民意”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毛本人就说过“造舆论”），并形成一种声势。
延安整风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无不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这种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盲目跟随者；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摧残、打击、迫害，摧毁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也是毛泽东最后能够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把文革说成是“五四”传统的继承，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文革宣传迷信，提倡愚昧，搞暴民政治，完全是反科学、反文化、反理性、反启蒙。这都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是延安整风的恶性发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精英备受蹂躏，中华民族的生机摧残殆尽。直到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才有了转机。
但是，毛泽东建立的这种制度模式并未完全改变。1978年批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启蒙精神的复苏。但道路仍有曲折，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议”起初开得生动活泼，会上的发言不乏真知灼见；但党中央却认为，一些知识分子走得太远了，超过了他们允许的限度，于是又刹车，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四个凡是”。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本来的决定是要“整党”，解决党风和组织问题；但会后很快就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批异化理论，把矛头转向知识分子。可见，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也仍然可以看到延安整风的余绪。一般说来，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整人没有过去那样厉害了，但到“六四”时又开了枪；此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有时还在重演。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不仅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未完成，还因为现在又多了一个启“党文化”之蒙的需要。笔者认为，对“党文化”的影响不能低估。首先，知识分子应当反思，重新对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跨进新千年之后，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上一世纪未能走完的启蒙之路继续走下去！
【作者注】本文是提交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２１世纪的挑战”（香港，2000年12月14日─15日）的论文，初稿成于2000年12月，修改于2001年5月。
【注释】
[1]舒衡哲现为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曾与李泽厚合作。她写过《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该书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译本，中译本作者名译为微拉·施瓦茨。她在给笔者的信中曾强调，事实上是她先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问题及相关观点的，李泽厚在自己的文着中使用了这一观点却未提及她的名字。
[2]《毛选》一卷，第255页。
[3]出处同上，第257页。
[4]出处同上，第274页。
[5]《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6]《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6月13日。
[7]《毛选》三卷，第1058页。
[8]出处同上，第1060页。
[9]《毛选》二卷，第696至698页。
[10]《毛选》三卷，第832页。
[11]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139页。
[12]《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
[13]延安的延河边有一座嘉岭山，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宝塔，因此这座山又名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是九层砖塔，八面八角，登到塔顶可鸟瞰延安全景。
[14]当时延安也确实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如“三三制”、民主选举等。参看李普的《我们的民主传统》，胡绩伟的《青春岁月》。这个传统在共产党执政后反而被逐渐丢掉了。
[15]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把共产国际神圣化是中共党内流行的风气。
[16]出处同上，第827页。
[17]出处同上，第820页。
[18]这段话以及下面贬低书本知识的话不但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且十分粗野，所以中共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其删除。
[19]《毛选》三卷第815页。这些话就是要剥夺知识分子借以骄傲的文化资本。不过，毛的这句话有语法错误，“比较地最无知识”此语连用了“比较”和“最”这两个彼此互斥的比较级副词，任何中学语文老师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20]《毛选》三卷，第803页。
[21]出处同上，第826页。
[22]出处同上，第817页。
[23]“怀疑一切”是十七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所用的方法。“怀疑一切”并不是指否定一切，而是强调否定那些经不起怀疑的东西；对于经得起怀疑的东西则予以肯定。无论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思考和审查的。怀疑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求真理。
[24]参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1995年第3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把此文中的“文学”一词改成了“出版物”。这样修改政治上好听一些。但对这一修改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此词原文的多义性，在有的地方这样改可能合适；但在另一些地方，依上下文似仍应译作“文学”。即使译作“出版物”，文学作品也属于出版物。胡乔木的意思是，“党的文学”的概念是错的，但它不是列宁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党的文学”就是列宁的观点，不过它显然是个错误观点。
[25]“抽象的人性”是抹杀了具体的人的特点，脱离了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因此，它是和“具体的人性”相互对立的。“普遍的人性”中的“普遍”，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指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包括特殊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亦即黑格尔说的“具体的普遍”。因此，普遍的人性即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能用“具体的人性”来否认“普遍的人性”。
[26]下面的一段话出自1942年7月周扬批判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性论者又常常以个性之热烈辩护者的而登场。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起了它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上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却早已不是易卜生主义的时代了。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人性论者关于个性的观念却正是旧的个性，即是和集体性对立的个性的观念。”笔者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想指出：如果和集体对立的个性是旧的个性观念的话，那么，和个性相对立的集体性也是旧的集体性观念；这种集体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集体”，也就是异化的集体。要提防少数人把自己的利益冒充为集体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这篇文章是带总结性的。由此可见，对共产党不赞成个性解放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而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赞成个性解放的话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不过是宣传而已。
[27]《毛选》二卷，第687页。
[28]出处同上，第396页。
[29]出处同上，三卷，第857页。
[30]毛其实并不避讳“独裁”这个字眼。他在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见《论人民民主专政》。
[31]在他二十年代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就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见《毛选》第一卷，第17页。
[32]1930年到1931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四千四百多AB团分子。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以上的干部里，共有七百多人都被当作AB团关押，被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1,890人，连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也遇害。
[33]其实，毛指责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国民党只团结不斗争，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假马列主义，又说王明的机会主义如不改正，有走向敌人的危险，这些罪名其实都安得过重。与其说王明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如说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应声虫。说王明对国民政府有“迁就主义”是可以的，但这是共产国际的要求；说王明是“投降主义”就过份了。而毛当时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更谈不上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了。
[34]《毛选》三卷，第835页。
[35]出处同上，第828页。
[36]参看高新民、张树军的《延安整风实录》，第360页。
[3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3页。
[3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
[39]出处同上，第56页。
[40]《〈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200页。
[41]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至142页。
[42]温济泽，《征鸿片羽集》，第776页。
[43]胡绩伟，《青春岁月》，第226至227页。
[4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
[45]《延安日记》，第165至166页。
[46]参看胡绩伟的《青春岁月》，第218页。
[4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至143页。
[48]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99页。
[49]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50]《毛选》二卷，第618页。
[51]出处同上，第619页。
[52]出处同上，第638页。
[53]出处同上，第600页。
[54]出处同上，第666至667页。
[55]《毛选》三卷，第1074至1075页。
[56]《马恩全集》，第7卷，第264至265页。
[57]《马恩全集》，第15卷，第545页。
[58]姜义华，“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载《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
[59]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就产生了除掉刘少奇和发动文革的动机。参看笔者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