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被困住就必須死命折騰

2020年7月15日，藝術家劉偉偉失聯了，約好的採訪時間裡遲遲沒出現。

次日得知，他又進了一趟派出所，被審了22小時。

「理直氣壯活蹦亂跳。」聽到他弟弟劉超如此轉述，我心生佩服，轉頭又想，這個樂於在各種社會事件衝突現場橫衝直撞，穿著藝術的防彈衣到處撒野的藝術家，誰碰到，誰倒霉。

果然，幾日後受訪，劉偉偉生猛依舊。他說，和員警談藝術就聊了12個小時，「對方聲音都啞了」。他簽名的筆錄裡，只有對員警暴力執法的投訴和要見律師的內容。

上一次被失聯是2018年6月。劉偉偉做律師維權項目，在深圳被強行羈押18個小時。釋放後他編寫和排演了一齣論壇劇場《18個小時》，還讓律師起草了行政起訴狀，準備狀告派出所。

這次呢，他想讓員警寫一份道歉，在派出所大喊，「不道歉，我就要把這裡鬧得雞犬不寧」。

這很符合劉偉偉的作風。與他交過手的人都知道，劉偉偉桀驁不馴，論述能力強，行動力更強，是那種「你混蛋，他比你更混蛋」的人。公權力給他造成的困境，劉偉偉都如數歸還。

重慶「唱紅打黑」時，他把因言獲罪的勞教人員的困境做成訪談和展覽，質疑中國違法存在的勞教制度；被員警跟蹤、調查，他就把員警送到展覽現場被展覽和觀看，消解警權；出租車司機陷入維權困境，他把300多名司機帶進美術館看紀錄片、談訴求，造成社會事件；重慶千秋村土地使用不公，劉偉偉又潛入村子，攪動兩百多村民遊行、選舉，還和政府談判，刺激公民政治參與；人權律師紛紛被逮捕，其家人被嚴密監控，劉偉偉帶人逃走，又請來21位公民在監控下發表公開聲明，挑戰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權……。

就這樣折騰，近十年來，劉偉偉堅持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地帶，展開行動，質問制度權力對個人權益的壓迫，攪動政治參與和實踐，用他的話說，「我他媽的要試試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活著的樂子」。

困難和風險，在中國政權維穩為首的治理邏輯下不言而喻。大型的治安秩序裡，不想被困住，就需要死命折騰，但這在劉偉偉看來，都「真他媽的有意思」。

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的旋渦裡

「他媽的」、「行動」、「社會現場」、「藝術」是劉偉偉的高頻詞。不管熟不熟悉劉偉偉的人，都能在短暫的交流中快速辨識他的個性：說話勇猛，做事無畏，行動大膽，活得自由，又充滿挑釁性。

2007年入讀四川美術學院，他很快就反感了。學院的美學教育太滯後、太無聊，裝腔作勢的畫廊氛圍更是讓人討厭。 2010年毅然退學，他開始在社會現場橫衝直撞四處撒野。

劉偉偉對藝術的立場很鮮明，認為藝術要有批判性，直言「當代藝術是種社會行動」。他又反感對藝術家的拔高，嘲笑自己是「拉皮條的」，同時鄙視當下大多數藝術家「為了政治安全，切斷了跟中國現實政治和社會現場的聯繫」，甚至毫無顧忌地稱他們為「蛆」，被資本操控和圈養著。

不想做蛆，就得把自己扔進社會現場。劉偉偉如今回憶，他的退學決定和藝術行動可能與博伊斯有關。

博伊斯是歐美最有影響力同時又最難被理解的當代藝術家，他強調藝術對政治、社會、文化的介入，鼓勵個體身體力行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他做過很多至今讓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如向一隻死去的兔子解釋什麼是繪畫，如把自己與一隻狼關在一起，又如在一個空白空間裡做了一個叫「直接民主局一天的事項記錄」。

逃出校園的劉偉偉，開始了點子式的藝術行為。在車水馬龍的路上，用一袋麵粉做了個斑馬線；他去IKEA拉響報器，被保安追著跑；他鋸下廣場上革命人物雕像的一小堆粉末，並用粉末畫了薄熙來的像送到警察局，要求把畫像上交給薄熙來，被員警趕出警察局。這些荷爾蒙式的行動很快讓劉偉偉感到無趣，他意識到，自己並未進入真正的社會現場。

劉偉偉說的社會現場具體是公共領域的事件和衝突地帶，說白了，是制度壓迫和個體權利的較勁現場。 「這才是應該去折騰，去攪動，去較勁的最緊迫現場。」

沒多久，他去了重慶，直接進了大型權力壓迫衝突地帶。 2011年到2012年的重慶，在薄熙來主政下，「唱紅打黑」政治氛圍十分濃厚。不少人因言獲罪，有人只因在網上跟帖一句就被抓去勞教一年。更甚者，一句批評被判三年五年。

「勞教人員出來後都不服，憑什麼呀，一句話就毀了幾年人生啊。」劉偉偉陰差陽錯認識了他們，看著他們找律師、上訪維權，質疑違法卻長期存在的勞教制度。他和勞教人員混在一起，給他們做訪談、拍紀錄片、重走勞教之路，還做了展覽。

在政治旋渦中心明目張膽地和勞教人員搞事情，劉偉偉很快被當地員警盯上，反複審問：想做什麼，做什麼藝術，什麼是藝術行為，有什麼目的。員警還把電話打到劉偉偉大學老師家中，得到一句「劉偉偉是神經病」才作罷。

在他活潑和快速的講述中，可以感受到劉偉偉對肉身進入衝突旋渦裡的興奮和享受，「鮮活、豐富、充滿挑戰性」。更重要的是，他接觸到了真實的個體，進入了具體的困境現場，觸摸到了政治毛細血管的末端。 「越是具體的事，越能激發真實性和行動性，然後瓦解權力的控制。」

「他媽的」、「行動」、「社會現場」、「藝術」是劉偉偉的高頻詞。不管熟不熟悉劉偉偉的人，都能在短暫的交流中快速辨識他的個性：說話勇猛，做事無畏，行動大膽，活得自由，又充滿挑釁性。與他交過手的人都知道，劉偉偉桀驁不馴，論述能力強，行動力更強，是那種「你混蛋，他比你更混蛋」的人。公權力給他造成的困境，劉偉偉都如數歸還。近十年來，劉偉偉堅持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地帶，展開行動，質問制度權力對個人權益的壓迫，攪動政治參與和實踐，用他的話說，「我他媽的要試試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活著的樂子」。

困難和風險，在中國政權維穩為首的治理邏輯下不言而喻。大型的治安秩序裡，不想被困住，就需要死命折騰，但這在劉偉偉看來，都「真他媽的有意思」。

鬥智鬥勇消解警權

劉偉偉大多數的行動直指社會現實，強調對事件的重製與指證。本質上，這承載著他對社會和人生的理解和態度。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可以選擇的有限，要麽同謀要麼抗爭。在制度壓迫與個體權利的較量中，劉偉偉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媽的，決不能共謀啊」。

「你面對的不是正常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和運作，你面對的是精神錯亂的文盲和野蠻人，能怎麼辦？只能反抗，和他們拼了」。劉偉偉隨後又強調，與權力鬥就要逃開治安邏輯，「不要做無謂的犧牲，要鬥智鬥勇，這才有趣。」

在重慶多年，員警對劉偉偉的監視和約談繼續著。劉偉偉不恐懼也不生氣，他用員警接近他的方式介入員警的生活，帶他去動物園，教他畫大象，畫老虎，畫樹林。員警也算坦誠，告訴劉偉偉，他姓王，在部隊學過吹小號。劉偉偉取笑，「你算半個藝術工作者，我也算半個，我們加起來成立一個團結友愛藝術小組吧，就叫『一個文藝工作者』」。

更有意思的是，2014年劉偉偉接到上海邀請去做個人展覽，劉偉偉把邀請告訴王警官。王警官問他可不可以一起去。劉偉偉當然知道王警官帶著監視任務，靈機一動，答應了，給王警官買了機票安排了住宿。只是臨出發前，劉偉偉找了個理由推脫不去了，而王警官已經上了飛機。劉偉偉還說服王警官，「你不是想知道我做什麼藝術嗎？去展場感受感受」。就這樣，王警官在劉偉偉缺席的個展上呆了7天。

劉偉偉讓朋友在展廳提前裝好了攝像機，把王警官到現場的消息發到網上，監控著王警官在展館的7天。 「他媽的，他，一個員警，被我展出了7天，這才是作品的核心。」說起這個作品，劉偉偉像談一件趣事，語氣中滿是調侃和挑釁，「在今天這個治安秩序裡，一個監控他人的人，成了被眾人監控、觀看的對象。王警官的出現和故事，是一次肉身監控、審查邏輯的曝光，也是一次對警權的消解。」

今天的中國是個監控大國。維基百科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大陸的「天網」系統在各地設有約2億個監控攝像頭。中國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到2022年中國視頻監控攝像頭部署量將達到27.6億台，也就說，到時每個人頭上頂著2台攝像頭生活，「無處不在的權力已經入侵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了，他媽的，越來越容易形成政治壓迫，個人權利也越來越容易被侵害。」劉偉偉發現，被不同程度地監控和侵害，是我們都要面對的基本困境。

展後，王警官給劉偉偉擱下狠話「以後給我小心點」。劉偉偉也不客氣，「我遭遇什麼便回應什麼」。

藝術家鄭宏斌與劉偉偉相識多年，合作頻繁。他見過劉偉偉那種「遇事平事，臨時發揮」的技能。 2013年，劉偉偉本來邀請了一群重慶訪民前來參加活動，但都被警方羈押滯留在了火車站。劉偉偉臨時起意，買了200斤西瓜，邀請了 9 位安保人員在現場踢碎西瓜。血紅的西瓜汁蔓延整個展廳，預示著被權力碾殺的個人權利，極具視覺衝擊力，反而成了媒體焦點。

「劉偉偉肉身投入旋渦的時候，他從不瞻前顧後，迎面而來的不管是現場衝擊還是官方打擊都可以順勢而為，採取任何可以使用的方法和途徑，轉化成藝術行動，消解權力。」鄭宏斌和劉偉偉一樣，認為藝術要走進社會衝突現場，而藝術家需要這種能對任何現場「立即做出有創造性的反應」的技能。

搭建證據鏈，指證暴力與人權傷害

身處困境的人，組成這個國家僅有的真實。

劉偉偉強調，個體困境赤裸裸，無處不在，更大的難題是，「身處困境的人被忽視、拋棄，言論審查下也沒有證據來確定暴力，指證產生暴力的邏輯。」劉偉偉的樂趣和挑戰是和這些困境較勁，重新搭建證據鏈，指證暴力。

北京打工子弟和他們的孩子，因為打工子弟學校的拆遷，數十萬人面臨失學失業困境。 「這是一種教育制度下的暴力」，劉偉偉覺得有必要瓦解精英構建起來的美好社會幻覺，以藝術方式固定證據。

可是，北京有多少家打工子弟學校、建在哪裡、哪些被拆除了、學校有多少人、學校拆除後孩子去了哪裡，沒有官方數據，也無處查詢。劉偉偉把電話打到教育局、北京市教委，要麽沒有回答，要麽說不清楚。他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並提出批評和建議。），也沒有回應。

劉偉偉只能在網上查，一個個打電話諮詢，又一間間學校去實地走訪、確定。花了三個月收集、整理資料，製成圖片，放在網上，引起關注。經過劉偉偉的初步調查，2014到2016年間，北京打工子弟學校有112所，在校人數約65000人，在校學生比2014年少了28000人；到了2018年，在校人數又少了兩萬人。

按理說，在中國近四十年快速發展的經濟成果上，九年義務教育應該可以惠及大多數城鎮居民。然而，對非北京戶籍的孩子而言，上學仍困難重重。他們看似有三種選擇，一是公立學校，二是貴族學校，三是打工子弟學校。公立學校需要至少30份證件，對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幾乎辦不齊，進不去。貴族學校收費高，非富即貴的人才上得起。其實，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大多只能上打工子弟學校。可近年來北京驅趕低端人口，大多打工子弟學校也遭拆除，孩子們上學後退無路。

學生失學，家長可能失業，「這麼大的不公不義，牽涉這麼多人的權益，這麼大型的施暴，卻不被討論和追問」。劉偉偉只能自己試圖用創造性的事件和行動，搭建一條證據鏈，「我只能做數據檔案可視化，讓集權的後果和代價固定下來，作為『證據』，指證暴力和人權傷害」。

劉偉偉也很清楚，即便有「證據」證明暴力，但要解決問題還是幾乎沒可能，解決問題需要多方參與，多方配合，還要權力妥協。 「行動給我力量，也給我悶棍。」

但劉偉偉相信，證據鏈固定下來了，現實中來回較勁，未來就多一種可能，「它對體制隨時隨地的批判，是實實在在的指證和自我意志的覺醒。」

劉偉偉反感任何權威，尤其討厭超然於事態、置身事外的藝術家，也厭惡那種高高在上進入、觀察、指導的方式。他選擇進入社會現場的方式是參與式合作，針對具體問題共同商討，激發公民主體性。

參與式合作，激發公民主體性

2015年，劉偉偉受西安美術館邀請參加「青年藝術家計劃」。但他很快對在美術館裡的討論失去耐心和興趣，跑到郊區和出租車司機（計程車司機）混在一起。

司機們告訴他，出租車行業壟斷，所有司機每個月都要交至少8000元人民幣的「份子錢」，入不敷出；還沒有保險，看不起病。不想繼續被剝削和壓迫，95名司機成立了「眾泰」新公司，嘗試自營自救。劉偉偉發現，「眾泰」更像一個自組織，每個司機出資三萬，人人平等，都是股東，還通過選舉和投票聘請了管理層，成立了工會，是一個民主樣板。

「眾泰」雖然拿到了工商執照，但至今沒有取得「上路權」——經營許可證。其實早在2004年，國務院頒布412號令，通過行政許可防止壟斷，確保出租車行業依法運行。但現實中，政府部門與資本聯合壟斷，不給私企發放營運許可證。 《眾泰》紀錄片裡，每個司機說起「份子錢」都是氣憤又悲傷，「要住房要吃飯，孩子要讀書，每個月先交公司8000塊，我們怎麼活？」、「明明合法合規，為什麼不給我們發證？」

被剝奪者如何反抗？基層民主如何操作？劉偉偉對司機們的困境和抗爭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帶著攝像機，和司機們住在了一起，他和司機們商量：要持續向政府申請信息公開，曝光利益機構的阻礙；要拍個紀錄片，記錄行業壟斷和司機困境；要組織個放映會，攪動集體行動，推動媒體曝光。

「所有的拍攝都是一起商量達成共識的，拍攝後的素材也一起看，一起剪，尊重彼此意見，確保整件事中大家的平等。」劉偉偉時刻把自己與司機們放在同一個政治平等線上。

劉偉偉的這種參與式合作其實受到藝術家小川紳介影響。小川紳介拍攝時會與對方共住，紀錄片帶著強烈的政治訴求，他曾說「如果權力一定要來施壓，對農民實施暴力，那就扛起攝像機，正面迎上去」。

讓攝像機參與到農民的抗爭中。劉偉偉也曾帶著攝像機潛進重慶市的千秋村，那時村裡政府引進的項目爛尾，農田被荒廢，農民上訪遭挫。

劉偉偉住進村裡，一戶戶去解釋「我不是政府的人，是獨立第三方」；他每天參加村裡的會議，和村民一起商討該做什麼，「發揮公民自主性，為自己的困境找出方法」。

劉偉偉用這種參與式合作進入現場，四處攪動，他也很驚訝最後攪動出了些集體行動：《眾泰》的紀錄片放映現場來了300多位的出租車司機，還有國內外數十家媒體。司機們看完片子現場接受媒體採訪，探討行業自治，一度變成社會事件，現場還出現了國保和警車。而千秋村更是誇張，村民們組織了村代表選舉，200多村民在村裡舉行了小型遊行，還把廣場變成談判場，與政府對土地使用、補償費拖欠、糧食補助等問題進行談判。

我發現，劉偉偉總能十分敏感地嗅到制度壓迫與個體權利的較勁現場，並通過他的參與式合作，在這個政治表達和藝術表達都處於高壓的限制環境中，找到政治與藝術的罅隙，把藝術行動當作真實的政治過程去實踐，折騰出民主政治和實踐的小小空間。

「不去行動實證，光討論有個屁用？」劉偉偉鄙視一口一個「民主」、「自由」，卻根本不去行動和實踐的人。聊起政治參與和民主話題，他總會不斷反問：民主是什麼？哪個國家的民主？哪個時期的？如何實踐？

劉偉偉不喜歡說虛的，他只看具體的操作。他另一個民主實踐是，從2016年開始，每年1月3日他回去甘肅石節子的村子住上一段時間，召開村民大會，去年談路燈，今年談危房，明年談村子規劃，「一開始村民連坐著開會的姿勢都很彆扭，但慢慢地，一年年下來，討論越發激烈，這才能激活基層政治民主參與，搭建公共生活空間，讓村民主導自己的生活。」

不受歡迎的人：中國人權律師與行為藝術家

採訪劉偉偉像參加一場辯論賽。他較真每一個問題的具體語境和指向，他會挑釁，問題太寬泛，用詞不準確，語境不清晰，甚至和我分析社會學家、記者和藝術家提問方式的區別。

不受歡迎的人

他挑戰任何籠統的話題和任何權威人物，敢於評論這個藝術家是「蛆」，那個律師是「傻B」，連熟識好友的作品，他直白評價「政治正確，但沒有創意」；對曾經喜歡的藝術家，他也敢批判「現在他把自由和民主當成商品來販賣」。

劉偉偉的直白和大膽，尖銳和勇猛，讓他成為繼艾未未之後，最關注人權的藝術家。劉偉偉說，藝術一定是與當下的社會運動有關，與毒奶粉有關，與工人農民權益有關，與天津爆炸案有關，與中國的司法現實有關。

2016年，中國公民不合作運動倡導者、維權律師唐荊陵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汪艷芳長期被嚴格監視。 2017年，維權律師夏霖被判監12年。也是2017年，曾代理《非新聞》案的律師黃思敏發現，她住的樓道裡被廣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安裝了監控。

劉偉偉沒想到，作為法律使用者的律師，在中國權力機器和維穩邏輯下面臨同樣的困境。這些看起來風險很高，直接觸碰政治紅線的衝突現場，又挑起了劉偉偉的好奇心和行動欲。他想進入這些衝突的又被限制的現場，重建或製造另一個自由的現場。

於是，劉偉偉帶著生活受困的唐太太「越獄」，從廣州逃到北戴河，一邊逃一邊拍攝記錄片《私人生活》。劉偉偉還把唐太太帶到能看見關押唐荊陵的監獄的山坡上，站在山坡上，唐太太把一條珍珠項鍊拆開，用彈弓把一顆拆下來的珍珠彈射進了監獄的院子裡。

律師夏霖被秘密審判，即便律師申請了公開審理，也沒有任何現場相片和資料得到公開。劉偉偉找到旁聽過夏霖案子審判的人，通過他詳細描述，由7位畫師用法庭速寫的方式完成了38幅畫作，命名《在庭上》，把這場秘密的審判公開出來，創造一種可視可談論的言說空間。

他又把黃思敏被監控的19.5942平方樓道空間變成公共劇場，邀請30位公民來此樓道空間對著攝像頭發表公開聲明，做成「不受歡迎的人」。有人說「只想滿足自己的興奮感」，有人聲明「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有人直接把監控錄像的線給拔斷了，有人在攝像機下沉默了2分鐘，有人跳了7分鐘的舞。第22個人要進入樓道的時候，廣州的警車開了進來。

劉偉偉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他的藝術行動因內在批判性和對體制的挑戰性也常受到官方審查，甚至時常被叫停。他受邀參與的演講節目，過了一年才被播出，演講內容也被審查得十分溫和。

《私人生活》原定在北京緩存空間的展覽，從網路消息到展廳現場都被審查。 《在庭上》找不到展出的空間，只能帶到香港開展。廣州的員警禁止劉偉偉進入黃思敏居住的小區，他就帶著21個聲明去到上海做活動。

劉偉偉看清了中國司法現實和群體困境，卻激發了進一步的行動欲，「這些體驗會讓我成為更好的鬥士，做個更不受歡迎的人，才能完成更有效的問題輸出」。

鄭宏斌評價劉偉偉總是「直接碰觸最硬核的政治，處理最直接的問題，如言論自由、法治和政治參與」。藝術家金鋒則指出劉偉偉「從公民的立場站在了異見的層面，並對現有秩序進行不和諧的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