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彩鳳 蘋人誌

跟黃彩鳳約時間做訪問，她正忙得頭上出煙，不是為了應付傳媒追訪，而是聯署的google form出現了狀況，她說不知道自己按錯了甚麼，令表格上的字走了樣。危急之際，她在師奶群組喊救命，立即有義氣師奶跑出來幫手，都是一班這麼遠、那麼近的陌生人。由草擬【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反送中聯署】的第一天開始，彩鳳就說自己完全不懂科技，全靠社交媒體上認識的朋友幫忙，一呼百應，因為修訂《逃犯條例》一事，竟能動員全港師奶，實在出乎彩鳳意料之外。然而，彩鳳會做這件事，卻是意料之內，因為由始至終，她都關注社會，絕非一個「突然政治」的師奶，關於她的故事，必須從頭說起。

擺街站的第一天，彩鳳拿着「唱K神器」，站在街市外大聲喊着：「各位師奶辛苦了！」但聲量實在太小，個多小時後聲音已變得沙啞，在旁的師奶說可以問朋友借，然後另一個又說倒不如買一個，反正不算貴，十分鐘內已極速格了價。你一言我一語，在討論的四人，兩個小時前，仍是陌路人，只在網上互相留過言，知道彩鳳發起擺街站，便舉手支持，早上九時在地鐵站首次碰面，師奶網友聚會，浪漫欠奉，更多的是義氣。

那天晚上，彩鳳正坐在沙發，刷着手機，讀着各個「反送中」聯署，感慨自己當天因為照顧兒子而未能參與遊行，「13萬人遊行那次我有偷出去，這是必須做的！考試時間，我身邊有很多師奶都去不到今次遊行，但又真是有聲音想表達，網上各院校聯署我們未必找到適合的身份，但沉默不代表我們沒有自己的想法，網上的朋友又鼓勵我寫，便有了這個聯署。」

一石激起千層浪，師奶起義，勢不可擋。

不足一周已有超過6000個來自各個界別的師奶聯署，數字不是最點，署名之外，彩鳳還加了一欄感想，讓師奶寫下片言隻語，她亦每天更新，把留言上載，聯署不再只是一堆數字，而是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生活於你我之間的人。

師奶就是有師奶的方法，彩鳳如是說。擺街站當天，完全能感受到這句說話的真實，那張貼上「反送中」的橫額，是她從家中找出來的窗簾布，唱K神器是借來的，推着物資的買餸車則是另一師奶借出，而他們手中派發的單張，印着蕭芳芳的相片，黑白A4紙摺起來，拿得久了，手指頭被染黑，一切都山寨得可愛。

「很難得，我老婆一向很少理會政治，覺得做甚麼也沒有用，但今次竟然幫我找窗簾布！」以「老婆」稱呼丈夫，她說因為丈夫比自己更師奶，日常生活更精打細算，又會做家務，比自己更有資格做師奶。訪問中，她不只一次強調，所謂的「師奶」不是特定的中年婦女，傷殘師奶、新來港師奶、不同種族師奶、任何階層要照顧老幼殘的師奶都在其中，「師奶無分性別、性傾向，我認識很多家中有SEN小孩的，都由父親照顧，這種無償勞動，地位不高、生活沒保障，經常被社會忽略。」

聽着彩鳳說社會性別角色的問題，有條不紊，但這絕非偶然，她確實是一個「流氓學者」。2000年社工系畢業，然後於中文大學取得性別研究哲學博士學位，曾於專上學院兼職教書，近年因需要更多時間照顧孩子而辭掉教職，不少訪問都很強調她是「博士」，但她卻覺得自己並非高高在上，由始至終都是屬於基層，「博士學位沒教我處理日常生活，沒教我洗衫如何快一點。」即使是博士，卻感慨作為流浪兼職講師，薪水根本不高，相比丈夫較穩定的收入，最終還是她放棄教職，成為全職師奶照顧家人。

每天接送孩子回校後，彩鳳會到街市去買菜，然後回家做家務，有時會回老家照顧兩老，哥哥有事又要立即趕往處理。從十歲開始，她就知道自己是哥哥的照顧者，哥哥是嚴重智障及傷殘人士，小時候父母都在工廠工作，早出晚歸，煮飯、打掃、照顧哥哥起居，全都由她負責，如果以「家庭照顧者」來定義師奶，大概她從小就已是師奶一名，「哥哥有羊癇症，隨時需要急救，一個人要煮四人飯。」

長大後，彩鳳的生活依然無法脫離照顧者的角色，父母都已過八旬，大小事都要她照應，而在院舍生活的哥哥，對她卻是百般依賴，「他每天都要打電話給我，可能因為口齒近年愈來愈不清，只有我們聽得懂，所以就更依賴。幾年前在讀PhD時，忙寫論文、做助教，碰巧又身體不適，情緒很複雜，我也崩潰了，告訴他沒法常常去院舍找他。」

天氣漸熱，彩鳳剛坐下就用紙巾把身上的汗抹去，額上滲出薄薄的一層汗，抱歉地說師奶身體大不如前，從前那個在社運圈中經常出現的活潑身影，現在遊走於街市、學校、屋邨之間。在她的生命中，有過不同的階段，社工系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職工盟，協助婦女參與再培訓，然後加入「自治八樓」（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參與大小工運、社運。

工運現場，總會看見穿着白色背心、留着一頭烏頭長髮的她，穿梭於工友及社運人士之間，但她只愛四處奔走，從不站台，更不會拿咪領導，一直都是協助者的角色，「我很少出鏡，不喜歡揸咪，不太習慣做領導者，主力做動員。」當然還有「居留權小學」，義務協助未能取得香港居留權的小孩，得到最基本的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從來也不只是學術科目，在社運現場，亦會看見彩鳳帶着居小的孩子，讓他們了解香港的社會狀況。尤記得，菜園村在殺村前的最後一個中秋，她和居小的孩子們跟村民一起唱歌跳舞的景象，仿如昨日。

晃眼十數年過去，有些孩子最終都沒法留在香港，有些卻順利升讀大學。往前衝了一段時日，彩鳳幾年前選擇停了下來，除了回校讀博士，還決定結婚產子。由社運烈女變身為人妻、人母，很多人都有點愕然，但真正讓她退下火線的，是在孩子大約三歲時，發現有自閉症特徵，甚至連教職都停了，全職照顧兒子。

孩子兩歲還未懂說話，於是彩鳳帶他去做評估，「可能由細到大照顧哥哥，所以很快接受了兒子有自閉症特徵的事。」情緒上接受了，但日常生活卻讓彩鳳疲於奔命，因為兒子非常「黏身」，有分離焦慮，所以經常要她陪伴，那天晚上她忙着寫聯署，兒子卻哭着說媽媽沒時間理自已了，她便立即放下手上工作陪他入睡。

繁忙的家庭生活，早已令彩鳳退居幕後，但上月的「盲人工廠重建」運動中，又再次看見她那久違了的身影，更以「傷殘者家屬」的身份撰文講述香港半個世紀經歷的幾場盲人工潮，傷殘人士在社會中的角色，一直被忽略、遺忘，而她的博士論文，亦正正關注這點，探討傷殘女性主義，挑戰社會的「健全中心主義」，「為何殘障就是次人一等？當中牽涉社會制度、權力問題。」對性別、社會制度和權力產生興趣，多少也跟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十歲那年，她踢着拖鞋，穿着那套陳舊得起了毛粒的睡衣，落街去買豆腐，回家時，在唐樓的轉角處，眼前突然漆黑，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掌，從後按着她的口鼻。一陣暈眩，剎那間，她想到的不是強暴，而是被殺、被肢解，「十歲其實沒想到性，只是驚會被殺，幸好鄰居的狗吠，嚇退了那人，之後行樓梯都會很害怕，不斷往後望，是一種即使長大了也處理不到的恐懼。」

成長階段遇到的種種，讓她特別注意到人與社會制度的角力和拉扯，對殘障人士、被性侵女性、基層人士的經歷，有着強烈的同理心。她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是「公義」二字，「無論是基層朋友、師奶，抑或是其他弱勢社群，每天都在共用社會，他們都有能力參與，這次走出來，不論輸贏，都要走出來，若不能連結社會各階層的聲音，我們永遠都會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