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看見」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髮，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臥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我問她為什麼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裡站了一小會，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裡面已經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裡，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裡「轟」一下：她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後，車開在二環上，滿天烏黑的雲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時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旅行時高明度的陽光、綠蔭、濃重的色彩、動物的啼叫，給我的童年之感，也許是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躺在那裡感覺到的東西——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裡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遠古記憶。
但我還是忍不住寫了篇文章，寫美國有個新聞人克朗凱特，小的時候剛轉學到一個學校。老師問：「二乘二等於幾？」「四。」他很積極，第一次舉手回答。
「不對。應該答什麼？」
「四。」他肯定自己是對的。
「過來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想想正確答案。」女教師說。
他站在那裡，穿著母親為他準備的最好的衣服，面對著還沒有認識的正在竊笑的同學們，試圖忍住淚水。
下課鈴聲響了，教師問：「現在，你想出答案來了？」他承認沒有。
她啟發他：「應該這樣回答：『四，夫人。』」克朗凱特在七十年之後寫道：「直到後來，這種特性才在我身上強烈地顯露出來：我厭惡哪怕是最輕微的兵營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這種獨立的迫切性，促使許多人選擇了新聞業這一行。」一九四六年，胡適在北大的演講中說：「你們要爭獨立，不要爭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釋：「你們說要爭自由，自由是針對外面束縛而言的，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就是獨立的精神。」採訪郝勁松時，我問過他：「你以誰的名義在訴訟？」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區別是什麼？」
「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我問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當時三十四歲的年輕人說：「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電視節目習慣把一個人塑造為好人，另一個人是壞人，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她是十五年來，這個國家第四十三個被暗殺的記者。當時我寫了一篇博客：「殺害記者的人是想讓人們恐懼——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懼。」有張照片是一位老婦人用白玫瑰放在她遺像面前。我寫道：「俄羅斯的人民用花朵紀念她，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力量，比什麼都柔弱，但比恐懼更強大。」
我被這支玫瑰深深打動。有位觀眾曾經在博客裡批評過我，我覺得說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說給她們聽：「如果你用悲情賄賂過讀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悅過自己，我猜想柴靜老師做節目、寫博客時，常是熱淚盈眶的。得誠實地說，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礎是自我感動。自我感動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癮。對它的自覺抵制，便尤為可貴：每一條細微的新聞背後，都隱藏一條冗長的邏輯鏈，在我們這，這些邏輯鏈絕大多數是同一朝向，正是因為這不能言說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能走到這條邏輯鏈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寫道：「準確是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而自我感動、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無論如何，你看到的總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蟲，它是像你一樣為了生存而奮鬥的生命，像你一樣喜歡太陽，像你一樣懂得害怕和痛苦，現在，它卻成了腐爛的肌體，就像你今後也會如此。」
在哪裡生活都是一樣的，沒什麼生活在別處。地鐵上滿頭小辮的黑姑娘在電話裡和跟男朋友吵架，報館裡都是開會熬夜菜色的臉，咖啡館裡兩個花白鬍子老頭對坐著看一下午人來人往，酒吧裡心高氣傲沒嫁出去的女人端著酒杯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親帶著兒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邊一言不發地釣魚......人類只是個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這輩子決定你悲歡的就是你身邊的幾個人。
「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採訪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間的相互探問。」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說，自己剛進法院時，血氣方剛，豪情萬丈，認為刑事司法的真諦就是主持正義、蕩滌邪惡。但是，他第一次親臨刑場，觀看死刑執行時，臨刑前，死囚突然對法警提出請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塊石頭，如果倒下，這石頭正好磕著我的臉。」法警滿臉迷茫地看了看在場監刑的法院副院長，副院長點一下頭：「給他挪挪。」對在場所有人說了一句：「即使在這一刻，他們也是人，也有尊嚴。」
日後處理死刑案件時，只要在判決前稍有一點法理、情理乃至證據認定上的猶豫，何帆說他都不會作出死刑判決。
他讀書時，抄寫過民國法學家吳經熊一段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經熊曾是上海特區法院的院長，簽署過不少死刑判決。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在這段話邊上，學生時代的何帆給的批注是：「偽善。」
如今，他拿出筆，劃去那兩個字，在旁邊寫上：「人性。」陳虻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我慢慢體會到，理解的基礎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柏大夫說的，「強大了才能變軟」。我有一個階段，勒令自己不能在節目中帶著感受，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這之後我覺得世間有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有所感受，相互衝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克制，達到平衡，呈現出「客觀」的結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
他說得有理，長夜無事，四下無聲，我搬出這些本子，抄抄寫寫，有疑惑也寫下來，試著自問自答。閒而求知，沒有了什麼目的，只是為了解開自己的困惑。眼酸抬頭時，看到窗外滿城燈火，了解他人越多，個人的悲酸歡慨也就越不足道，在書中你看到千萬年來的世界何以如此，降臨在你身上的事不過是必然中的一部分，還是小宏那句話：「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佈。」
「一個國家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這幾個字，「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湖在腳下，乳白色清涼的霧裡全是青草的味兒。沒有人，聽很久，茂密的草叢深處才聽到水聲。水無所起止，只知流淌，但總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亂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峽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勁兒全消，自顧自地緩下來，一個溫柔的轉彎推動另一個溫柔的轉彎，無窮無盡，連石頭都被打磨得全是圓潤結實，就這麼不知所終，順流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