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我一直在後悔和自責中 - 「六四」死難者杜光學母親-葛桂榮

杜光學， 男，家住北京市，遇難時24歲，人民衛生出版社印刷廠工人。

1989年6月3日晚5時半，與朋友一起騎車去長安街，至新華門附近，聽到槍聲大作，戒嚴部隊從西往東進發，他們轉身往回騎，沒走幾米，杜光學太陽穴中彈，連人帶車倒下，一條腿還跨在自行車上，時間約12時左右。當時有一輛在場的公共汽車-將6位中者送往協和醫院，在車上就有4人死亡，包括杜光學，其他兩位傷勢嚴重，生死不詳。杜的親屬6月4日清晨趕到協和醫院，因屍體太多，無法辨認。翌日找到杜的屍體。

我是「六四」遇難者杜光學的母親，今年已經75歲了，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兒子20年來我沒有停止一天對他的思念，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年齡的增長，思念之情就越發強烈。

20年來，一直是在後悔和自責中過著-特別恨自己他出去的時候為什麼沒有攔他，總認為自己是一個受黨教育幾十年的老黨員，總不相信我們的黨會指揮人民養育的軍隊對人民尤其是手無寸鐵的人民濫用暴力！

我丈夫去世的時候杜光學尚小，我所在工廠效益不好工資不高,家庭的重擔落在我一個人身上，生活的艱難是難以言喻的。即便如此-我也沒有放鬆對孩子的教育，希望他不會因為過早的失去了父愛、過早地承受不應該由他來承受的家庭負擔，影響他健康成長。含辛茹苦中孩子漸漸長大了，接他爸爸的班做了一名印刷工人。他知道家裏條件不好在廠裏工作非常努力，為多賺些錢經常加班加點，無論是老師傅還是同輩人對他的評價都非常高。那時候，常常想過幾年他娶妻生子我給他們帶孩子，他長大了我也老了可以享福了，日子就這樣在平淡和清苦中幸福的過著。

89年6月3日晚5點半左右，杜光學的一個朋友來找他一起騎車去長安街，走的時候還和我説：「媽，您放心，要是真的有事了我們就去附近的樓裏躲著，安全了再回。」這是孩子和我説的最後一句話。後來聽當時在現場的倖存者説：「他們在新華門附近，聽到遠處槍響了，我兒子剛要轉身往回騎時就連人帶車倒在地上了 -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頭部，死的時候一條腿還跨在自行 車上⋯⋯」

料理完孩子的事後，‘我找組織，我的兒子不是反革命不是暴徒，他只知道幹好工作不做壞事。很多老同事都勸我不要找了，現在都定性了誰也不説實話，慢慢等吧。就這樣在無盡的傷痛中等了盼了二十年。

一直認為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勇於認錯誤，承擔責任的政府-尤其是在一個處處講和諧講人權的社會，為什麼會對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事件真相不去面對，而是在謊言的遮蓋下逃避呢？

政府的這種行為，做為難屬無法接受，作為母親不會甘心孩子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更不會甘心血寫的歷史真相淹沒在時間長廊中，不想在有生之年，看著施暴者用另一種方式繼續侵犯人 民的權利和尊嚴。 多年來看著丁子霖、張先玲兩位老人甘冒危險，在不斷升級的政治迫害下，沿著一絲一縷的線索，搜集、調查及記錄當年執政者的暴行-並積極循法律途徑爭取對事件公平的判決，要求屠殺者承擔法律責任。她們部分人更負起轉送人道救援基金的責任，幫助生活困難的死難者家屬。他們的作為，在難屬的心理就是一種寄託，在難屬的眼中就是一種偉大。

（「逃責」本身，就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根據聯合國《人權宣言》及多項保障人權的公約，政府有責捍衛和推動人權；縱容「逃責」行為-即是違反了這些政府的義務。一個政府未能調查及檢控殘暴行為,稱不上真正尊重和捍衛人民「免受非人道待遇的權利」。政府不單只有義務不做侵犯人權的行為，也有責任懲罰那些侵犯人權的人。）

我作為一個母親，絕不允許政府用一場政治風波來掩蓋大屠殺的罪責，逃避政府反人道，侵犯人權用暴力行為對待手無寸鐵的人民的説辭，我也堅信公義站在我們這一邊。二十年了，我希望「六四」問題能夠得到公平公正的解決-真實地還其本來面貌，用法律程序追究其責任者，對無辜受難者家庭給予賠償，以告慰我那死去的兒子的亡靈，讓一個母親破碎的心安撫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