輻射圍城

東京奧運因COVID-19疫情宣佈延期了，此前日本反核團體和福島核災災民不斷抗議東奧無視輻射污染危機未解，執意花大錢辦理，甚至刻意凸顯災區振興成果、掩蓋真相，結果在核災屆滿9週年的此時，因為肺炎疫情不得不打住。同時世界各國陸續啟動封城、封邊境國境等管制措施，進不去，出不來，政府說，居民待在家就是英雄。而我想到幾年前看的電影。

2017年「核電影」影展放映的《輻射圍城》（City 40），與2013年放映的《烏拉山變形記》（Metamorphosen）系出同源，但表情各異。後者描述1957年在蘇聯烏拉山區南邊，蘇聯第一座核武工廠“Mayak“工廠爆炸造成的核污染，這個事故其實是車諾比核災之前最嚴重的核能事故，但在歷史上幾乎不為人所知。《輻射圍城》則描述Mayak所在的保密城鎮“Ozersk”的生活，城外的人稱這個神秘之所為”City 40“。

「小時候我記得有來自City 40的人，來我家拜訪我父母，可是我們從來不能回訪他們。」片中受訪的蘇聯記者說。在City 40，專業知識份子在最安全、舒適的地方，研究最危險殘酷的東西，全城人生為社會主義國度核發展而活，也為資本開放後的動盪環境而滅，要出城還是繼續待在城內，比楚門的世界還要複雜。

這樣的圍城(closed city)所形成的時間是在二戰之後，美國、蘇聯兩大強權展開核武競賽，蘇聯當時由史達林掌權，看到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威力強大的原子彈，就想急起直追，所以在蘇聯境內找了很多地理位置較為隱秘的城鎮，負擔核武生產的責任，這些城鎮的位置是最高機密，不被允許在地圖上顯示出來。諷刺的是，Ozersk的設計與管理，竟然是抄襲蘇聯間諜竊取自美國的Richland核工城規劃藍圖*。

蘇聯要求許多跟核工業相關的專業人士遷居到這些保密城鎮裡面，進行核武研發，並強迫監獄罪犯、欺瞞少數民族移住至此，擔任低階層勞工。住在裡面的居民必須謹守秘密，不能對自己的親人和朋友洩漏在哪裡工作和生活。

1946年Mayak工廠建立，剛開始8年，居民完全被禁止離開City 40，後來才有限度開放進出，但是還是要遵守相當嚴格的出入管制，至於外地人，幾乎是絕對禁止進入，除非持有官方認可的通行證。

為了讓城內的居民安於保密的生活，蘇聯恩威並施，一方面禁止移動的自由，但另一方面這裡的精英階層居民，能夠獲得比其他蘇聯地區更好的福利、物資和薪水，但代價是必須隱瞞自己的一切，還有很多秘密警察會監看居民的一舉一動，避免機密洩漏。

沒有快樂的自由，或沒有自由的快樂

1949年，蘇聯第一顆鈽原子彈就在Mayak製造出來。負責製造核武器的同時，Mayak工廠也持續傾倒核廢棄物至鄰近湖泊，進而污染第三大河鄂畢河（River Ob）和北冰洋。影片指出，在這裡出生的孩子有天生過敏症狀、墓園裡也有很多因癌症早逝的人。

維持封閉了將近半個世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俄國總統葉爾欽才允許保密城鎮重新出現在地圖上，但是絕大部分的外國人和觀光客還是不准進入。《輻射圍城》導演Samira Goetschel為伊朗裔美國人，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得知有這些為了製造核武而存在的保密城鎮，就想方設法要進入拍攝，在過程中當然遇到很多阻礙，但是還是找到了一些願意幫助的居民，偷偷帶她進去採訪。

她觀察，目前外國人和外地人仍不被允許進出，除非有許可證，而Ozersk居民可以選擇永久離開Ozersk，但不能再回來，據說，很少人選擇永久離開。

在片中，導演冒險採訪多位居民，深度了解這個城鎮因為生產核武器所遭受的環境污染和對人體健康。除此之外，更深刻也更震撼的，是這種高度機密的核武生產方式，如何影響到人的生命觀、精神狀態，以及對自由、對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居民們對於保密城鎮未來何去何從有不一樣的看法，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想要揭發真相，尋求正義，但也有人希望維持封閉的原狀，安穩度日。

於是「核」對人形成雙重精神監禁：不僅被國家機密圍城、也被自己的態度所禁錮。片中一位受訪者說：「大多數的人樂意繼續生活在他們眼中的天堂裡。」在城內除了進出不太自由之外，據說沒有網路管制、也沒有宵禁，治安又很好，比較起來，外面的世界似乎更糟。天堂的人被給予兩種選擇：沒有快樂的自由，或沒有自由的快樂，只有這兩者，沒有其他選項。

「圍城」的檯面化，是人們面對臨時狀態的計策，造核武、擋病毒，表面回應對安全感的渴求，深層卻隱含對「自由」的犀利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