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96: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來港開記者會,時任記者的劉慧卿提出一個火辣的問題:英國不只是把香港的土地交給中國,而且把500萬香港人交到一個共產政權手上,這在道義上是否說得過去?戴對這問題看來早有準備,她的回答是:「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或許是唯一例外。」
不過,當時更有一個犀利的提問是英首相沒有準備的,那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國記者Linda Jaivin 提的,她問: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鄧小平是否告訴他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如果是,為什麼英國不把在訊息告訴香港人?戴卓爾夫人遲疑了一下說:我不知道鄧小平跟麥理浩談過些什麼。Linda後來對我說,她被這個無恥的回答唬住了,竟沒有追問:你不是應該知道的嗎?她說她恨自己當時沒有即刻追問。
Linda 的提問更重要而且涉及未知事實的本質。可惜大多數報導都沒有提及,但我記得。
到底麥理浩在1979年有沒有從鄧小平口中得知中共對香港前途的立場?據麥理浩後來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當時不是首先由他提出1997這問題的,鄧小平也只是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1997前會作出商討。據後來解密文件顯示,麥理浩提出,因為現在新界土地不能批出超過1997年的年期,因此是否可以在賣地契約上說:「若1997後的政治環境不變,契約會繼續有效」。鄧小平很敏感或早有準備地說,中國擁有主權,九七後香港仍然搞資本主義,請投資者放心。沒有直接講收回,但中國主導主權的含義很清楚。按約辦事的英國這個法治國家,唯一的選擇是與中國商談九七後的安排。
鄧小平或沒有明說,但英國政治人物應該意會到未來的可能變化。於是,那一年,最大的英資公司怡和洋行,已悄悄將部分資產移至其他地方;匯豐收購美國密蘭銀行,使之變成國際化銀行。英國開始醞釀新國籍法,將英籍人士分成兩類,第二類是在英國沒有居留權的「英國海外國民」(BNO),香港近300萬英籍人士即屬此類。1980年,香港開始提出政制改革,準備設立區議會。這些動作都不能不說與為九七作準備無關。
另一方面,據1997年時已經退休的新華社(即中聯辦)副秘書長黃文放在《九十年代》撰文透露,當年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成立五人小組,黃文放是成員之一。他說中共本來並沒有想過要收回香港,而是想繞過九七這個年限,延長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但英國逼北京表態,堅持要就九七問題談判。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因為收回香港容易,但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則殊不容易,他承認,當時中共陣營內也有不少人反對收回香港。但在民族主義思維主導下,鄧小平也一言定音,大家只好在收回這大前提下絞盡腦汁。
1981年初,哲學教授勞思光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邀我參加。參加者不多,還有胡菊人、董千里、陸鏗、孫述憲登。主要目的,就是想研究和提出些意見和建議,讓香港在97後可以維持某種形式的英國管治,包括主權換治權、仍然留在英聯邦等。我們都深知道,不管中國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諾,不管有怎樣完善的文本設計,在一個沒有法治自由傳統的國家統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規則,香港的自由、人權會逐漸或快速淪落。
那幾年,我的主要精神,都放在香港前景問題上,編輯雜誌、寫文章,大都離不開這個話題。
戴卓爾夫人說,「絕大多數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絕非事實。1982年5月底民調顯示,98%的人希望維持現狀,64%的人選擇中國擁有主權而繼續由英國管理,42%的人接受香港成為特區,37%的人希望香港獨立,26%的人接受香港歸還中國。1984年聯合聲明發表後,因不少人相信明文規定的法治傳統,這比例有一些改變,但仍然每年有以萬計的人離開,用腳投票以示不信任中國的承諾。
1980年至1986年,每年約2萬人移民,及至1987至1989年,移民人數升至3-4萬人。不過,許多人並非舉家移民,而是全家移民後,先生先回香港繼續賺錢,太太就帶着孩子留在國外,那時有個流行的名詞,把這叫做「太空人」。
那時一些小國也紛紛用「賣護照」的方式吸取香港人取得外國人身份作護身符。那時美國領事館簽證處主管告訴我,說有人持南太平洋小國東加王國的護照來拿美國簽證,但護照上寫明這人沒有居住在東加的權利,護照只允許他住在東加主島之外的一塊大石頭上。
這樣的護照香港人也要買,可見港人當時的恐慌程度。
(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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