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2017-07-20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第 10 本不是一本，而是一套丛书。

因为这套书的启蒙和介绍功能，和“走向未来”的雄心，并非一本书可以概括；同时因为它的几十位参与编辑者和作者在其后的历史中迥然各异的命运，我们很难以一个编辑、一个作者、一本书来代替。

这套命名为“走向未来”的书，对未来巨大的期许在其后的历史中以各种方式被实践，几乎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它的编辑们中的某人或某几个人都曾被视为未来希望的载体供希望或者失望，直到共同塑造了现在的中国。

唯一确认的是，我们和我们的被采访者，连感慨都小心翼翼——这一定不是当年编辑者所希望的。

1984 年，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经常会出现几个陌生人的面孔。他们大多是来自外地的普通人，但也身份各异。比如有四川、贵州、陕西、东北等地的中学教师，地方干部，下放知识青年，工厂学徒，地方小报记者、编辑，被打成的“右派分子”，等等。这些人没有“名片”，没有“身份证”，没有“单位介绍信”，只是向门卫请求，希望能进去见一个叫丁学良的人，想和他讨论问题。为了记录谈话，他们来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堆小学生练习册子”。从北京回家乡后，人们还会互相“传抄”这些对话。

“有的时候你很感动，收入那么低，他自己掏钱，一路上吃的就是自己带的干粮。千里迢迢过来，就是为了见你一面，和你讨论问题。讨论的问题和他个人没什么关系，讨论中国怎么办？现代化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如果毛主席那么伟大，为什么在他手下出了那么多事？毛主席讲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党专政。我们要不要从一党专政走过来？都是大问题”，丁学良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丁学良被关注是因为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

1980 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

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钱钢就“亲眼看到”了《走向未来》丛书“洛阳纸贵”的场面。“每一本小白书出来以后就一抢而空。我也买了所有”，钱钢说。那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赵士林也回忆称：“北大怎么卖？不是在书店里卖，就在马路旁边操场上堆成一堆，自己挑去。很多人都买，可以说是人手一册。”

这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原计划出 100 本，最后只出了 74 本。销量总计在 1800 万册左右。当时，每本都是畅销书。一上市，各地争相抢购，迅速售罄，不断再版。

彼时，《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和作者成为了 1980 年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推手，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这些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和现代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受他们影响的那代人以及新一代的年轻人，依然面临着当时他们所思考和试图解答的问题。

“你要跟当年梁启超一样”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这套丛书的序言里写道。

1982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了《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编辑金观涛等人，希望“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此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当时影响巨大、由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是 1840 年至 1919 年到访国外的中国人所撰写的见闻、游记、日记、报告文学等，记录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历史。

但金观涛等人对这个提议并不满意，而是希望出版一套带有“启蒙性”和“思想性”的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简称“青少所”）张黎群的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找上门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出版。

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金观涛他们在北京单设《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编辑部，并采用出版社拨付的编辑费作为活动经费但不参与分利的形式。而这种由社外人员策划选题、审稿、编辑，出版社只在形式上保留终审权的尝试，可以算作 1978 年以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

不过，想出书还得解决挂靠单位的问题。在唐若昕（唐弢之子）的“穿针引线”下，“青少所”正副所长张黎群和钟沛璋帮助其挂靠在“青少所”名下。最后，他们两人也成为了丛书顾问。除此之外，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侯外庐和钱三强老一代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成为了丛书最早的顾问。

《读书》杂志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则成为了《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和唐若昕任副主编。编委之一的丁学良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邓朴方（邓小平之子）也和包遵信一起参与进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还回忆称，《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当时的编委王岐山，他支持了 5000 元。

这都体现了《走向未来》丛书和官方改革派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影响也是遍及官方和民间。

当时，编委会成立时还定了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 50 岁以上的人。其中，主编包遵信年纪最大（1983 年 46 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大多编委都是 30 岁左右的青年人。

因为当时没有手机，丁学良回忆，包遵信只能通过单位找人的方式拉人入伙。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丁学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联系人太多了，他们还要面试，还挺严格的。当时一分钱没有，不像现在你邀请什么人给他什么待遇。你去的话要自己坐公交过去，要坐几个钟头，就是义工。当时很累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谈了几个钟头，很累又很饿，邀请人又没钱，然后大家休息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你自己出去喝点自来水，买个馒头吃一吃。当时觉得很有意义，否则根本不会去做这些事”，丁学良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金观涛也回忆称，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后来丛书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 30 块钱，普通编委 20 块，工作人员 20 块，更多人是属于“义工”。

“义工”之一的丁学良觉得，支撑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其实就是“启蒙”，“对全中国人进行启蒙，上上下下启蒙”。这其实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和作者们的目的，“启蒙”成为当时所有人的共同追求。

当时，这群编委们不仅有着“启蒙”的一腔热血，也确实有着发现新东西的能力，把握住了时机。

丛书作者之一的张猛觉得，文革结束之后的 1980 年代，是一个“解冻和苏醒的时代”。“当时等于各种人神经本来就麻木。突然有人就把新的东西晃一下，拿出一堆来，这就很兴奋很刺激，基本上都没听说过。你像我，现在对你们来说，像马克斯·韦伯，不管你们看没看，都知道，但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就是新的。我们当时只知道卡尔·马克思，哪知道马克斯·韦伯。所以，真的蛮兴奋的，哗一下，这么多。当时他们还讨论凯恩斯。后来第四批，张五常也是作者了，《卖桔者言》，所以当时真的是收集了各种人物”，张猛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1983 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次年正式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赴美前，包遵信跑来见了丁学良最后一面。他向《好奇心日报》回忆起了当年的情境：

“因为我马上要到美国留学了。包遵信就跑来找我，说你要走了，编委会委托我来拜托你一件事。我到美国后要干哪些事。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要把几本好书给我们介绍回来。也是一分钱没有的待遇，但是要干事。

讲完后，下午五点了。那个时候营养很差，所以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响，当时也没公款消费，收入也很低。包遵信实在觉得对不起我，你给我们干了这么多事，一杯茶都没给你喝过。能不能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当时还没有酒店，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路边的小饭馆。

我印象非常深刻，跑到动物园旁边的小胡同找到一家小饭馆。包遵信很豪爽，说今天下午喝酒我请客。当时大家都很穷。然后叫了一盘卤猪头肉，猪头肉上面都是长毛的，叫了一碟五香花生米，叫了一瓶 56° 的二锅头。我们俩干得精光，豪气满怀，壮气凌云，志气通天。

包遵信说代表编委会给我辞行。你是我们编委会中间，第一个到西方留学的，你要记住。你的使命不得了。你要跟当年梁启超一样。”

“这个世界怎么样了？”

从 1983 年底到 1988 年，《走向未来》以平均每年一批的频率，总共出了 5 批 74 种书，销量总计在 1800 万册左右。

其中，像《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凯恩斯革命》等书销量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丛书涵盖了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西方最前沿的新知。

这些书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那些当年的读者屡屡提及的都是“兴奋”、“激动”、“被打开了”、“开天眼”、“启蒙”、“新锐”、“前卫”，等字眼。

刘擎当时是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 21 岁的他，在一次讲座中看到有个老师把《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几本拿出来，“一看就非常吸引”。然后，他就开始收集这套书。“基本一本不差，我都买全了。现在家里还有。这些对我们来说当时都是崭新的知识”，刘擎说。

与此类似，胡泳回忆称：“当时看到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接触过，完全崭新的知识。我觉得基本的感受叫开天眼，换句话讲，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这么多有趣的知识。有点像你特别特别饥饿，但你来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食品摊。你就很贪婪地到处吃，可能会像吃自助餐一样，你拿了太多的东西，可能都吃不下了。”

秦朔觉得“气势恢弘”、“开风气之先”，整个人“被打开了”。钱钢甚至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如饥似渴，这里面是思想的饥渴。”

对于《走向未来》丛书的特点， 1987 年接任包遵信担任主编的金观涛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比如编委和作者就包括王岐山、茅于轼、周其仁、张五常、朱嘉明、刘东、钱乘旦、李银河、董秀玉，等等。其中，像崔之元（1963）、张猛（1959）和顾昕（1963）三位当时只有 20 多岁，非常年轻，精力和热情也极为高涨。写作《人的创世纪》一书时，张猛、顾昕和张继宗三个人用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完成了。“我大概有三夜或者四夜没睡觉”，张猛说。

不过，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外的新知告诉给中国读者，编者和作者的水平不一，《走向未来》丛书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比如张猛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就不太忠实于原著，编译得不太好。

《走向未来》丛书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1978 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闭关几十年、对国外情况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当时提出要了解“世界发展主流”、要“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当时，《走向未来》丛书极大地帮助了中国人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了？”。它的畅销和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之前中国几十年的封闭状态，跟外部世界绝缘，完全不了解世界各国的最新发展。

比如 “《人的现代化》，中国四个现代化中没有人的现代化。人不现代化，这个国家和社会怎么能现代化呢？；《日本为什么“成功”》，因为当时中国人的观念是现代化是西方一套，我们搞现代化会不会是全盘西方化？日本的现代化走的是把西方最好的东西和日本传统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要搞现代化，并不等于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放弃；《凯恩斯革命》讲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丁学良说。

“《走向未来》有一种比较明媚、向上，比较进步主义的气质。正像这套丛书的名字一样，他们是走向未来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文革之后，这个世界在文革十年中，变化得非常非常大，然后世界有很多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这个不仅是在文革十年动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在前 17 年（指 1949—1966），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走向未来》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上、知识上要跟这个世界同步，而且要面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就是我们去打开一个我们从未见到的世界和它的智慧”，刘擎对《好奇心日报》说。

因此，《走向未来》丛书也成为兴起于 1980 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重要角色，汇入“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的时代浪潮。“那个年代你都不好意思反对改革”，秦朔说。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也和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成为了 1980 年代中国的三大民间文化机构。其中，中国文化书院主要是通过开班授课的方式启蒙大众，导师有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金克木、汤一介和李慎之等人；甘阳担任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在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35 种）“新知文库”（78 种）“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5 种）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就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悲剧的诞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西方经典学术著作。

这三大机构共同点燃了 1980 年代的“文化热”，也成为了引领当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除了时代背景，《走向未来》丛书也采用了今天看来非常聪明的市场策略。他们封面采用了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学生戴士和设计的黑白两色现代画，时尚新颖。书籍特别使用窄窄的小开本。每本书的篇幅通过节译，也得到了控制。这些措施最终也把每本书的成本降下来，使得更贴近大学生的购买力。

虽然价格很低，但对于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更为普遍的形式是一人买几种，另一人买几种，然后交换来看。“（当时）两三个同学，四五个同学在一起讨论是非常多的，还有跨高校的讨论，青年教师和我们一起读。讨论非常频繁。而且好像当时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谁拿到这套书在读，证明这个人是挺有思想的”，刘擎说。

他们带来的未来

1988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学者展望 21 世纪”学术讨论会上， 25 岁的刘擎认识了 41 岁的金观涛。那时，刘擎只是上海《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的一个特约记者，金观涛则早已暴得大名，还和李泽厚、温元凯等人并列为 1980 年代的“青年四大导师”或“四大启蒙导师”。

那时，自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擎在饭桌上还和对自己来说“神一样存在”的金观涛就卡尔·波普尔的一个问题争论起来。当时在会议上，很多人都听不太懂金观涛的论文，刘擎则用“非常短的时间，几分钟”出色重述了金观涛的论文。“我讲得非常明白，而且大家听得觉得非常有意思”，刘擎说。这两件事给金观涛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又由于两人都是理工科出身，“非常能够对话和理解”。于是，两人约定，刘擎将跟随金观涛念书，成为他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当时已经把我认作学生了。他 11 月来上海做演讲，参加学术活动，就把我带着，参加了一些他的私人活动。那时候，他到上海来参加王元化先生另外一个刊物，叫《新启蒙》杂志。我见了王元化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刘擎回忆说。

但整个安排因故打断，未能成行。

金观涛去了香港工作。他和刘青峰、陈方正创办了《二十一世纪》杂志。这本刊物是之前《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编的《走向未来》杂志的变体，但由于原有的知识群体分化，现在更像是一本单纯的学术杂志。

刘擎则去了美国留学，最后拿到了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99 年，在金观涛的邀请下，刘擎去了香港工作，期间参与编辑了《二十一世纪》杂志，主办了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等。

现在，刘擎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曾著有《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中国有多特殊》等，译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言论自由的反讽》等。

秦朔成为了《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 1997 年， 29 岁的他就担任了《南风窗》的总编辑，并成功领导这本杂志成为了中国影响最大也是发行量最大（单期近 66 万）的政经杂志。《时代》周刊称它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现在，秦朔是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的创始人。

胡泳当过《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不仅撰写了大量有关互联网的介绍文章，也策划、出版和翻译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的图书，包括《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众声喧哗》《认知盈余》《未来是湿的》等。如今，他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依然研究着和数字化生存相关的各种问题，反思数字化和互联网。

钱钢写出了《唐山大地震》《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改革：1987 年秋在苏联》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央视的《新闻调查》等媒体工作过。1998 年到 2001 年，他还担任过《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从 2003 年秋天开始，他成为了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新闻史，致力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话语分析。

他们的未来

至于丛书的顾问、编委和作者们，丁学良称：“我现在是《走向未来》丛书中间，唯一一个还有 100% 讲话自由的人。其他都没了。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关起来了，有的人抓起来了，有的人现在失踪了，还有的人当官了。”

陈一谘 1980 年代末离开了中国，没有回来， 2014 年在美国逝世。包遵信、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邓英淘等也已经去世。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等工作过，出版有《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国思想史十讲 (上卷)》等著作。丁学良在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导师为丹尼尔·贝尔），也成为了一个学者。现在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

唐若昕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但因受贿和滥用职权， 2012 年获刑 14 年；尹蓝天当过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被判了 16 年。

回看《走向未来》丛书，今年 52 岁的胡泳觉得，“现在来讲，这套书还是很稚嫩的。它看很多东西还是两分法，对世界的复杂性没有那么多的探究。如果你说得比较好听，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睁开眼看世界。所以我们保留了很多纯真年代的特点：很多地方你很幼稚，很多地方你很天真，但很多地方你是很真诚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回到纯真年代，你必须要成熟。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大概还是需要重新来做新《走向未来》丛书，用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来关照中国和世界。”

“80 年代是中国人有信心、有信念，而且有信仰的年代。不是造假，不是强迫，不是恐怖，不是扭曲，不是腐败的时代。当然有腐败。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未来有信心，没有哪个强迫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自己就有信心”，丁学良感慨道。

（参考资料：《我与八十年代》）

已刊出的图书文章列表：

《美的历程》（1981）

《宽容》（1985）

《唐山大地震》（1986）

《丑陋的中国人》（1986）

《数字化生存》（1996）

《中国可以说不》（1996）

《草原部落》丛书（1998）

《富爸爸，穷爸爸》（2000）

《谁动了我的奶酪？》（2001）

《人类简史》（2014）

曾梦龙：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和更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④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4本。

“如果说回过头来看，它肯定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刻痕。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它肯定是时代催生的”，在《中国可以说不》出版 21 年后，作者之一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中国可以说不》是本 1996 年出版的畅销书，副标题为“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书中， 5 位作者（宋强、张小波、乔边、古清生和汤镇宇）发表了对中国国际关系和国内时政的各种看法，主要表现为“批评美国，质疑西方霸权”。当时，这本时政类文集销量“估计有 700 万册”，还被译成了 8 种文字，吸引过全球上百家媒体报道。“这本书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宋强说。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相比 80 年代只是遥远地通过书籍、电影等文化产品接触西方， 90 年代的中国则更多地卷入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了直接利益冲突。

比如： 1989 年以后，中美双方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谈判。 1991 、 1994 、 1996 年，美国贸易代表多次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知识产权报告中将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国家”名单，并进行贸易制裁；

1993 年 7 月 23 日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中国、沙特代表和美国顾问在 9 月 4 日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没有违禁化学品；

1993 年 9 月 24 日，中国“申奥”失败，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同一时期，中国在艰难地进行入世谈判。当时，这些困难都被看作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阻挠的结果，国际关系相当现实与残酷等等。

1995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中国青年报》记者马明洁、《北京青年报》记者杨平四人在位于北三环新闻电影制片厂旁边的红楼吃了一顿饭。饭桌上，王小东提议做一个“中国青年看世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最后由《中国青年报》执行，回收点清的问卷达 15 万份。这一调查中，美国被参与问卷的中国人列为最不友好和最无好感的国家。王小东觉得，这代表了当时中国民间的声音。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也讲了，他们写这书受了‘中国青年看世界’这个调查很大影响”，王小东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后来，王小东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小波合作推出了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他自己还被外媒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

这时，民营书商张小波敏锐地感觉到 90 年代中国人心理上的这些变化。“他们开始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关心我们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我们的国民生活。这些都是能从情感上、直觉上感受到的东西”，张小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80 年代，张小波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热爱写诗，是个诗人。出于生计考虑，他后来成为了书商，现在则是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

机不可失，张小波邀请了四个好友（宋强、乔边、古清生和汤镇宇）写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每人大概 3 万字。当时，宋强在重庆经济广播电台做部门主任；乔边（笔名）在北京园林局工作，平时还用笔名“莫非”写诗；古清生是北漂两年的自由撰稿人；汤镇宇是《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参与过中国加入 WTO 谈判的报道。据张小波回忆，写书过程非常松散，没有分配任务，谁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比如宋强自己选了写美国部分。一个月后，张小波就收齐了手稿。又过了一个多月，《中国可以说不》在夏天正式出版。书名借鉴了日本右翼组织青岚会成员石原慎太郎和索尼董事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

也许是巧合，《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一年（1996）恰好爆发了“台海危机”。 1995 年 6 月，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遭到了大陆的谴责。 1996 年 3 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美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派出了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一触即发。所以，这本书当时还被海外很多人误认为是中国政府宣传的产物。

不过，确实令张小波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书一经出版，迅速引起了媒体关注，开始走上了畅销之路。距离该书发售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们接受了《亚洲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四大电视台、美国之音和 NHK 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书也在不断地进行加印。而且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也转载了外媒对此书的报道，促进了其销量。“某种意义上它是出口转内销”，宋强说。而且，《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畅销也改变了宋强个人的命运。“我的人生从此以后就进入出版界了”，宋强说。

不过，宋强觉得，《中国可以说不》在西方有着那么大的影响是个“悲哀”。“西方对中国有猎奇的东西，它觉得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是政变或者国家内乱，或者是民族主义崛起，这一类东西对他们来说才有新闻消费价值，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好事情”，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在国内，《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使得书中的一些口号成为了时髦用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比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等等。

令人刺激的还不止是书里的口号，图书封面也很好传达了这一诉求。在象征中国的长城下方，是个有着自由女神头像、双手叉腰的美国大兵躯体，两者带有很强的冲突和符号特征。“从封面质量来说它是不合格的，但是恰恰因为中国读者的心态他比较浮躁，必须有一些标志性的文字和标志性的一些图谱才能引起注意，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封面是成功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同时，《中国可以说不》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比如“《中国可以说不》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 21 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绝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在《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中写道；《中国经济时报》发文称“中国国内正酝酿着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将中国导入歧途。历史证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是容易犯高估自己力量的错误的。”文章作者为该报副总编辑张剑荆，现在他是财新《中国改革》常务副总编辑；《南方周末》发表编辑鄢烈山的文章称《中国可以说不》“所论的是极其严肃的外交政治问题，而所取的是极其轻率的浮躁的态度“；著名作家王小波也写了一篇《百姓·洋人·官——评<中国可以说不>》批评此书。甚至影响到了官方不得不出面表态的地步，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在回答中外记者时说：“《中国可以说不》并不代表政府的观点。”

不过，宋强觉得，说“不”其实是一个弱者的姿态或者是个新的挑战者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之前关系的不平等。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整个 1996 年中国是一个比较喧嚣的时代，好像是大家都觉得不管是各自的人生和事业都在上升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就比较在乎国家整个一个上升的态势和个人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真实的反应”，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所谓的大国开始崛起，但国际地位的上升速度无法匹配国力的上升速度，国际地位依然“低下“。这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的思潮也就有了稳固的心理基础。

而且，这一思潮不仅存在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大众社会。 90 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比如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等，都对西方进行了批评。这与之前被看作和五四运动有着一脉相承，被称为 “新启蒙运动”的 80 年代氛围完全不同。

1996 年底，李希光、熊蕾和刘康等八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出版，助推了《中国可以说不》掀起的反西方和民族主义浪潮。“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写道。

1999 年 5 月 8 日，美国 B-2 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人，造成大使馆建筑损毁。对此，美国解释是误炸。但中国许多民众并不接受这一解释，掀起了中国反美和民族主义的一次高潮。他们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使馆前示威游行，甚至开始焚烧美国快餐店、破坏美国使领馆等。宋强觉得，这一事件“应验了我们的观点”。

针对 90 年代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近代的最开始高涨是因为西方的侵略）的现象。媒体人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解释道：“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 80 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飙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到了 21 世纪，中国奥运会申办成功；成功加入了 WTO ； GDP 排名也从世界第 7 （1996）上升到世界第 3 （2008），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人均 GDP 从 5898 元（1996）升高到 24121 元（2008），汽车从 149 万辆（1996）增加到 934.55 万辆（2008）等等。而与此同时，金融危机让政府官员的学习精神和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中国人也对西方产生了怀疑。

2008 年，中国举办夏季奥运会。在奥运会之前的火炬接力过程中，中国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到了传递困难或抗议。比如在法国遭遇到的抗议，由于法国警方应对不力，国内网民还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奥运会这一极大能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仪式性活动自然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了另一高潮。

这时，张小波又一次敏锐地捕捉到国人心理上的变化，决定出版被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续篇的《中国不高兴》。“我们觉得是恰逢其时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2008 年 10 月 3 日，张小波、宋强、王小东、宋晓军、刘仰和黄纪苏等人来到北京上庄水库附近的一个农家院。其中，宋晓军是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黄纪苏是剧作家和社会学家，编剧过话剧《切·格瓦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刘仰是媒体人和学者。

这一帮人大多互相之间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连续侃了三天，张小波则对这次聊天全程进行了录音和记录。之后，张小波把整理好的录音分别发给 5 位作者做补充或修订。最后，在 2009 年 3 月，也就是“两会”期间，《中国不高兴》这一时政读物正式出版，而最先的主题“中国与西方有条件地决裂”变成了其中一个章节，“内政的愤懑”部分也做了删减。

《中国不高兴》的副标题为“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腰封上大字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失”。书中称，“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尚武精神”和“持剑经商”等等。

除此之外， 5 位作者还点名批评了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马立诚、王蒙、王朔、王小波、李银河、周孝正等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大多被看作是自由派的代表。

在他们看来，《中国可以说不》是说不想领导这个世界，只想领导自己，而《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是想领导这个世界。这其间的变化原因则是中国在 13 年间国力的变化，所谓的大国正在崛起。就在《中国不高兴》出版的前一年，张小波还为王小东出版了一本民族主义作品《天命所归是大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

所以，王小东称，《中国不高兴》的主要读者是名校理工男。“理工男了解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科技、工业上的巨大进步。文科生并不懂，他们只知道忽悠，但不知道实际情况”，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和《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的情况类似，《中国不高兴》同样引来了大量媒体报道。其中包括《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BBC 、凤凰卫视等等。王小东称，据不完全统计，就我看到的《参考消息》，关于我们这本书的文章就有 16 次之多。这些报道自然推动了其销量。

最后，《中国不高兴》这本首印只有 7 万册的书，不但自己卖到了 100 万册以上，也催生了一系列有着类似书名的图书，比如《中国很高兴》《中国凭什么不高兴》《中国为何不高兴》《中国谁在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又成为了一个爆款。

“《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都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引爆的一个产物。我们还想写，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再出一本《中国不高兴》，当然不是我来写了，因为更多有代表性的人能写这本书“，在《中国不高兴》出版了 8 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了 21 年，并因此进入出版业后，宋强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道。

和宋强解释的“恰逢其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王小东认为这本书的畅销完全是因为稀缺。具体来说，他认为，在中国掌握提供文化产品垄断权力的文人和整个文化市场是脱节的。这些人被王小东称为有着“逆向种族主义”，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的种族主义，排己媚外，“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中国是劣等种族”。

“恨中国，骂中国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并不喜欢。写爱中国，中国要强大，中国要牛的东西，这个社会是喜欢的。老百姓中，爱国始终是思想的主流”，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类似地，这本书也带来了诸多批评。比如美国《时代》称，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中国学者吴稼祥在《中国青年报》发文《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称《中国不高兴》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策划过“草原部落”丛书的出版人贺雄飞也在《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后，迅速邀请章诒和、黎鸣、王文元、李建军、周非和自己一起写了批评《中国不高兴》的《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我们觉得从启蒙精神来说，五四以来的精神核心还是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应该是中西结合，而不是排斥西方。因为排斥西方的结果只能是闭关锁国。越来越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永远也不能站起来”，贺雄飞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王小东认为这些批评并不“中肯严肃”，因为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我们反对他们（注：王小东批评的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相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相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王小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王小东觉得，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并不和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冲突。

不过十多年后，王小东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西方的民主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中国要提出新的政治制度，比它更好。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来说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哪个有利于国家强大，哪个有利于人民富裕安全，就是好的。最低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才能福祉”，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王小东认为，“爱国主义指官方宣传。官方宣传很愚笨，好多人不喜欢。他们把爱国主义搞臭了。民族主义是民间的爱国主义。很多民间的论者想用一个新的词来避免被官方搞臭的爱国主义，所以他们想到了民族主义”。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一书中这样写道。

宋强本人也同意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但是“在中国或者世界在博弈的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包括未来，民族主义一定是考虑任何事情的逻辑起点”，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中国不高兴》出版后的第二年（2010），曾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摩罗出版了一本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及精神解放》，也有着一定影响。就出书而言，民族主义看起来成为了一桩还算不错的生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历史和西方态度的不同认知，中国人之间出现了分化。“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后，这种思想的裂痕就越来越大”，宋强说。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家、五毛、美分等等标签不断涌现。

中国这个大国还在继续崛起。 2011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人均 GDP 从 24121 元（2008）上升到 53974 元（2016）；汽车从 934.55 万辆（2008）增加到 2811.9 万辆（2016）等等。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大国崛起，依然处于高涨状态。 2012 年日本提出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和各种示威游行，甚至非理性行为，比如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就被爱国青年们击穿头骨，目前依然在医院接受治疗 。 2015 年底，台湾艺人周子瑜因在参加韩国一档综艺节目时挥动中华民国国旗，引起中国网民抵制。后来，“帝吧“出征 Facebook ，用表情包刷屏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和蔡英文的脸书主页。直到最近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主权争议，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引起的抗议乐天活动，更是轻而易举地就激发出许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王小东觉得，“年轻人其实比我们这一代更爱国，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反正我觉得还是一帮主流读者，不管是批评它还是肯定它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现在看来，它似乎果然变成了主流。

好奇心日报

201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