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卡下线了，但还有不会下线的摄像头

图片：虾、沉吟、胶泥、戈达肥肥、芥芥子

作者：芥芥子

编辑：芥芥子

引言

12月12日，通信行程卡的公众号发布了消息：“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app等查询渠道将同步下线”。随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相继发布了删除行程卡相关用户信息的公告。至此，大疫之下运行了三年的行程卡，突然间走到了历史尽头。行程卡的下线，也引发了民间对于健康码、核酸码、场所码等疫情防控期间的大数据管理工具尽快一道下线的呼吁，一时间，例外状态似乎要到了尽头，以疫情防控目的的公民信息追踪可能也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在疫情之外，是常态的生活；在非常态的数据追踪系统以外，还有常态的数据监视系统：本文即以摄像头为契机，反身性地回顾日常生活中的监控与识别。

嵌入社会的摄像头

2017年，艺术家徐冰创作了其首部影像作品《蜻蜓之眼》。

他收集了上万个小时的监控录像，通过选择摄像头视角下庞大的视频影像数据库，拼接成一幅巨大的画面，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男女的爱情线，藏在由视频资料描摹出的社会的众生相里。正如徐冰所言：“今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

摄像头嵌入社会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嵌入社会的摄像头，从金盾工程中起步，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于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的立项和扩建，最后融合于现在的网格化管理。

90年代，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被提上日程，经过一期工程（03年起）和二期工程（06年起）的建设，摄像头初步在各大城市的主要空间上铺开，此时的监控建设仍比较粗糙，设备也以进口为主。

在进行了初期的铺垫之后，以城市治安防控和城市管理为宣传，在“平安城市”的口号下，天网工程（2007）拉开帷幕，由于国内的技术进步，海康威视、大华、宇视等企业的迅速崛起，摄像头设备逐渐完全国产化，并和人脸识别算法相结合，升级为新一代监控系统，逐渐全面覆盖国内大中小城市；在2016年，在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背景下，“雪亮工程”开始推行，重在放在了乡村地区等“薄弱环节”，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全覆盖、无死角，达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进一步将监控的视域扩大。

在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推进的平行线上，则是被近年来高度重视的网格化治理的推进。网格化治理被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将社区分割为一个个网格，每个网格在300户~500户左右，被分割后的社区，变成了一堆堆高度可视化的细小空间，伴随着无死角覆盖的摄像头，终于完成了拟态世界构建的最后一块拼图。

早上醒来，走出房门：欢迎来到一个被审视的世界——藏在光鲜世界的阴影里。这个“拟态世界”的基本元素，即由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形态各异的摄像头组成，无时无刻的，通过镜头，这些异世界的元素记录下来持续的时空，并维持着这个拟态世界的运行。

安全、自由与隐私：被选中的与被放弃的

在霍布斯《利维坦》所阐述的自然状态里，存在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而处于对混沌和暴死的恐惧和对安全的希求，一切人都让渡出了自己的权利给一个主权者，而这样的契约也促成了国家的诞生。

不论是行程卡的推行，还是摄像头的大量普及，也出于类似的原由。

正因为此，安全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优先目的，以安全为名，成为了宣传中的话语主导。在官方的语境下，以摄像头为基础的监视系统是为了治安管理的目的，为了迈向一个更“安全”的社会，而推行这样的政策，则被视为一项政府的善政。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大幅降低了犯罪率，在媒体的宣传里，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因而另一方面，群众往往也乐得接受这样的话语体系，安全来自于身边的体验，也来源于宣传中的大国想象，在宣传与体感的交融中，安全成为群众服膺的首要价值。

然而现实并不会只停留于此。霍布斯讨论了民众出于安全的目的让渡权利导致了利维坦的诞生，他所没有讨论到的是，当国家这一利维坦获得了生命之后，国家成为了自我的行动者，同样也诞生了危机意识——即对安全的意识：国家不仅会保护民众的安全，自主性的国家，还会有意识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因而安全一词，在现实世界的运行中，实际上混杂蕴含着民众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两重意义。更为现实的是，两者在某些时刻是可能产生冲突的，在此时，后者将具有比前者更高的优先级，因而当两者出现冲突，当维护稳定成为需要时，可能会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我们可以看到，在烂尾楼事件、银行事件、乃是各类群体性事件所导致的抗议中，监控体系往往充当了消解群众安全的工具，通过快速的定位，将“不和谐的声音”消解在萌芽之中。在此刻，推广摄像头的多重目的，也从单一的维护民众安全的叙事中脱离与表露出来。

在被选中的安全之外，则是被放弃的自由与隐私。

自由与隐私，实际上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当隐私被削弱，同样被削弱的也是自由。当人脸识别成为了进入小区的必要凭证，当无死角的监控覆盖了大学校园，隐私已经不复存在，公共空间也带上了完全不同的属性，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被消解，原子化的个体被还原出来，在敞露无遗中，维持着虚幻的自由假象——间带着安全的想象。在常规状态下，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以为他们是安全的”，这种平静也许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这种非对称的关系并不是永久的：利维坦诞生于恐惧之中，也活在恐惧之中。因而关于后者意义上的安全，会一直膨胀生长扩张下去，并不停歇地挤压前者的空间。这预示着，现实破碎的一天，在终点等待着每一个沉默的个体，正如那句老话说的，“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的人，往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摄像头的在场与权力的隐秘运行

2016年，葛宇路曾完成了一个叫《对视》的实验性作品。

在街边选择了一个摄像头，葛宇路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视，直到背后的监视者线下出现。葛宇路在接受央视《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这里，我质疑的是一种监控的权力。我对它并不能做出实质的改变，我只是盯着它，争取盯几个小时把背后看我的人看出来，或者说我们之间能够有一瞬间的对视，我觉得那就很棒了”（新闻周刊，2020）。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被看者成为了观看者，观看者成为了被看者，通过这一短暂的权力关系的倒转，葛宇路也揭示出来了常态情况下权力隐秘的运行方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新的监视形式进行了研究。他对边沁的全景畅视空间进行了发掘与描述，在这样的空间中，囚犯只能被看，不能看到观看者。最终，权力从这种制度设计的毛细血管渗透下去，成为一种遍布社会的微小网络。在当前，随着国内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和国内网格化治理的推进，遍布大小城市乡村，遍及道路、广场、学校、医院、公交、公园……几乎在任何地方，摄像头都完成了在场。摄像头多数时候是难以识别的，隐藏在树荫下，隐藏在墙檐下，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但即使不被观察到，人们已经内化了它的存在，而这种内化也将无形中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对于行程码的监控原理，人们大致了解，但对于摄像头背后的监控方式，人们则未必清楚，甚至兴趣寥寥。然而，不会下线的摄像头，和我们的生活更为紧密，也可能会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肉身不仅在现实世界中被异化，还被监控、被定位、被识别、被重组，被传送到了摄像头建构的拟态世界中，成为运作中权力的营养套餐。

摄像头存在于微观不起眼的地方，反过来，正提醒我们权力的微观性质。它弥散性的存在于社会中的各个角落，牢牢地嵌入社会之中，它无时无刻的运行，也提醒着我们权力流动的性质，也提醒我们权力不止是高高在上的，它可能还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可以是无声的，可以是隐晦的，个体则受到这种权力持续不间断的影响。

在这样的拟态世界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再回顾行程码。大疫三年里，行程码对防疫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针对例外状态所开发出来的大数据追踪监控工具，也在限制人身自由、管制人口流动等方面存在大量被滥用的情况，造成了不少恶劣的影响，所幸的是，由于群众的呼声所导致的例外状态的终止，行程码也连带着走到了尽头。

我们乐见行程码的下线与个人数据的删除，它维护了公民合法和正当的权利。但值此行程码下线的契机，应当对例外状态之外、我们常规状态的生活进行更长远的反思，对更加宏观的以公共摄像头为基础的数据监控系统，进行更审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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