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肺炎的叙述：事实与神话

截止到3月15日，全球已经有近17万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6000多人。这当然是个可怕的数字，然而相对于75亿的全球人口来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亲身体验这一传染病，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语言来了解它。无数中国人宅在家里，通过收音机、电视、智能手机，通过报纸、自媒体、微博、抖音、微信等平台了解它，少数能够翻墙的人则还会浏览外媒，通过推特、脸书等获取有关它的信息。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在各种叙述中借由语言来传播的那个“新冠肺炎”，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神话？不同立场的叙述者们是怎样筛选、过滤、重组和构建各自对新冠肺炎的描述的？而这些描述又是如何影响/控制着人们的认知乃至情感的？

集体叙述与个人叙述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是将叙述分为集体的和个人的这两种。集体叙述当然往往来自官方媒体，比如官方部门、主流媒体；而个人叙述基本都是由疫情中的个体书写的。但是也不尽然，举个简单的例子。“武汉肺炎”是一个集体叙述还是个人叙述呢？它既可能出现在某个台湾博客的日志中，也可能是台湾官方发言人的说辞。我们未必能够追溯到第一个使用“武汉肺炎”的源头。但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包含着某种晦暗的隐喻：武汉被烙上了“肺炎”的属性，从而引发人们对武汉的恐惧。这就和19世纪时德国人将梅毒称之为法国病，而法国人将梅毒称之为意大利病，荷兰人则称其为西班牙病一样，它将某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区/国家的疾病通过语言强行与特定地区/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污名化该地区/国家。这样的叙述只可能是集体的，它起源于某个集体本能的排外心理，尤其是当出现了一种可能给自身带来伤害的神秘事物之际。

所以，即便最早的“武汉肺炎”这一叙述出现在某个个体的博客之中，它也注定是集体的叙述——个体通过污名化某一外在的集体，即可以缓解对于外在神秘事物的恐惧，同时也可以强化其所在集体的情感纽带，以增加自身的安全感。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想进一步去界定集体叙述和个体叙述的区别。对于集体叙述而言，它的典型特征是将所要讨论的事物归入某个群体的范畴，用集体的概念去指称它，并往往会通过宏大的价值性术语（如传统、民族、国家等等）来赞颂/贬低该事物。而与之相对的，个体叙述则仅仅聚焦于个体的感受，无论是感知还是情感，它都是个体的，琐碎的，不涉及到宏大事物。本质上说，一切事件在发生的时候都是个体的，然后因为参与其中的个体认同某个他们所构建出来的集体，于是一系列的个体事件成为某个集体事件。考虑到不同个体的独特性，因此，当人们进行集体叙述时，必然会对原本的事实进行筛选和过滤，所以当这些叙述被传播到个体时，我们可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事实，而是成为了集体的神话。下面我就选择此次疫情期间的几个新闻来进一步聊聊事实是如何被神话的。

穿越百年的广告

2月24日，绍兴晚报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位3岁的小朋友向护士阿姨鞠躬致谢，而护士也鞠躬回礼。很快，这张暖人的照片被与另外一张拍摄于1900年左右的相似照片放在一起——那是杭州广济医院成立之初院长和小患者相互鞠躬的照片，人民日报特意用“医者仁心，跨越时空的致敬”来概括这幕情景背后的价值。

这首先不是事实。因为100多年前的照相技术是不可能抓拍到两个人相互鞠躬时的那一幕的，它只可能是摆拍。事实上，它确实就是当时广济医院的一张图片广告。那么到了21世纪，今天的照相技术是否可以抓拍到这样一张照片呢？有可能，但也必须符合很多条件。比如当孩子与护士鞠躬时，恰好有一个人经过，他恰好有相机，他还恰好站在最合适的角度，拍摄者还恰好比较专业，手一点都没抖。所以有许多人质疑这张照片也是摆拍的，而院方事后的解释没有明确否认摆拍，而是说“没有强制3岁男孩鞠躬”。

我不想纠缠于照片是否摆拍的技术问题上，因为至少我们都会同意，1900年的那张照片肯定是摆拍。所以人民日报的叙述“跨越时空的致敬”也就自然谈不上了。既然是摆拍，那就说不上是医患之间的自然而然的致敬了。而且“医者仁心”，当然也是一种集体叙述。对于每个具体的患者而言，有的医生确认很了不起，但也有的医生敷衍了事。反之，对于医生来说，有些患者懂得尊敬和感恩，而也一定有些患者属于医闹，甚至是穷凶极恶之徒。人民日报试图用这两张鞠躬照片来实现一种价值叙述，即赞扬医生对患者的仁心，同时也希望患者在感受到这一仁心之后，能够回应以尊敬。这一叙述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为了某个良善的出发点，集体叙述可以修改甚至歪曲事实吗？至少从结果而言，它是失败的。因为一旦被人们质疑照片是摆拍的，那么这一叙述试图构建的价值也就随之变得虚伪了。

哨子与秀发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因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在中国互联网上由此引发了此次疫情以来的第一次民众情绪的大爆发，而李文亮医生在网友们的悼念文字里也被叙述成为“吹哨人”，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被广为传颂。当然也有很多冷静的文字指出按照吹哨人的定义来看，李文亮医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关心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所以在微信群中做了提醒。这属于人之常情，不能称为吹哨人。确实，严格按照吹哨人的要求，此次疫情中恐怕我们看不到一个吹哨人。但也正因为此，李文亮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举动，以及这一举动之后遭受的不公对待，加上他最后的殉职，点燃了公众郁积已久的情绪，引发了网络上“不能不明白”的哨声。

从叙述的角度来看，尽管网友们对李文亮医生的悼念都是个人自发的，但他们的叙述，至少“吹哨人”这一概念依然是集体叙述，是一种对事实的夸大，从而将某种认知——渴望有人站出来警示公众，渴望这个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声音——投射到李文亮这一名字之上，并用其来鼓舞和影响众人。

个体并不是仅仅会被民间舆论神话来达到某种认知影响，事实上，官方更懂得利用个体来进行价值观的捆绑。

2月16日，一则甘肃援鄂医疗队女护士集体剃光头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14个甘肃医疗队的女护士在出发前全部剃了光头，被剪短的秀发，流下眼泪的女护士，视频用了抒情的背景音乐，最后在所有人一起高呼“加油”的喊声中结束。

这样一种叙述毫无疑问强化了一对矛盾，女孩子的秀发（个体的美丽）VS援鄂抗疫的使命（顾全大局），这些女护士选择了后者，从而升华了集体主义的价值。我们当然可以去批评这是作秀或者侵犯个人权利，但我的视角在于，这种将个体的选择（显然每个个体的真实想法会不一样，有些女护士是真的自愿，而有些恐怕未必情愿，只是在集体压力之下的从众罢了）统一为集体的意愿，再将其上升到一种集体主义或者个人奉献的价值观上，该叙述其实和民间对李文亮医生的神话一样，它都是歪曲了事实之后的集体叙述。

抄作业与开卷考

最近随着大陆疫情降温，欧美陆续爆发，无论是在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上，我们都会看到一种叙述：中国为世界争取了一个多月时间，还为世界提供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但欧美各国面对开卷考，却连抄作业都不会。

这一叙述隐含的前提是中国在和世界比赛，看看究竟谁厉害。这个比赛大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尤其在五四之后进一步强化，新中国成立后就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目标了。相信大陆的人都看过霍元甲系列的影视剧，看到在那些作品中西方列强是如何用“东亚病夫”来侮辱中国人，然后每当中国拳师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子，最终将洋人成功击倒时，恐怕每个观众心中都充满了骄傲与自豪。尽管这些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艺术创造，但不得不承认，这一叙述已经成功地扎根于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而且不仅仅是在拳台上，中国人其实一直在一切方面与西方较劲，科技（火箭上天）、军事（航母下水）、经济（GDP）、体育（奥运金牌）、教育（PISA排名）等等，只要是可以比的，我们都不停地在比，不停地渴望去掉那块“东亚病夫”的牌子。当然，事实上，“东亚病夫”这一概念乃是来自于严复，指的是清政权，而非中国或中国人。它真正被视为西方对中国人的蔑称也不是从清朝开始的，而是在1972年李小龙的电影《精武门》中，之后精武门系列基本上都沿袭了李小龙的思路：洋人欺负中国人，蔑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反抗，打败洋人。也就是说，是这部电影成功将“东亚病夫”的叙述烙印在中国大众心中，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还延伸到了这次的疫情之中。

是的，当我们嘲笑西方人抄作业都不会，面对新冠肺炎手忙脚乱，混乱不堪时，我们其实是又重新演绎了一遍《精武门》的情节。然而如果你能够跳出这样的叙述，回到具体的人，回到在疫情中的每一个生命，无论是武汉人还是香港人，是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痛苦与欢乐，有自己的挣扎与奋斗，自己的爱与恨。去关心每天滚动的数字，比较谁染病的人，谁死的人多，将这一切视为一场竞赛，这得是多么无知且冷漠的心灵才会做的事情啊！

当然，要让中国人去承认，一部电影所构建起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叙述造就了我们今天对待西方世界的普遍心态，这恐怕很难。毕竟，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确确实实存在，集体叙述成功地运用“东亚病夫”这一概念将该历史叙述为中西文明的对抗，叙述为中华文明的百年屈辱史，并借由各种文学作品来强调，来升华，最终使其沉淀为民族记忆，这件事做的很成功，但并不表示我们必须去接受它，不，我们首先应当是去认知它，将神话的外衣剥去，看到其背后真实的历史。因为若无法去认知来自集体的叙述怎样塑造我们的情感和行为，那我们就不配称为自由的人。

以上就是关于集体叙述在这次新冠肺炎中的表现以及影响，当然，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每个个体都生活在集体之中，而集体也无时不刻地渴望将我们塑造成它想要的样子。对抗集体叙述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回归个体的叙述，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体验内心的情感，拒绝使用宏观的概念，追寻具体的人和事实，并学习用历史来去除集体叙述的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