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蒋方舟遇上台湾法西斯

近日，中国作家蒋方舟等人“受日资助”的争议跃上台面。

据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往年审计文文件显示，蒋方舟曾获日方邀请与赞助，于2016年赴东京旅居写作，回国后完成《东京一年》一书，收录在日随笔、杂文与日记，于2017年正式出版贩卖。如此过程，虽于书中以“受日本基金会之邀”等字句交待，却仍被当今网友质疑，有收取资金为日宣传之嫌，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蒋方舟虽于6月7日发博回应，表示此次交流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为正常互动，仍难平网上怒火。随后学者何兵、作家熊培云、记者段洪庆、评论员马立诚、作家马国川等亦遭起底，被指曾受日本外务省赞助，赴日旅居后回国出版相关著作。剎那间，“日本之友”成了不忠与卖国的代号，“日本渗透中国大V与公知”更是各界最热议题。

平心而论，4年前的旧事会于今日大规模发酵，一是受近期中日关系陡降波及，二是被蒋方舟的自身争议所牵引。自首相换届起，日本便在印太战略上愈发屈从美国，不仅于钓鱼岛、台海议题上配合演出，更在排放核污水议题上见罪中韩，由此耗损了中日关系的互信基石，致使中国舆论场的对日风向生变。

而蒋方舟本人长期以“少女作家”、“天才儿童”的光环行走文坛，跨界参与综艺节目，更有“清华下调分数破格录取”等纪录傍身。论作家生涯，其成名甚早，也算各界宠儿，却始终缺乏一部代表作，以致近年诸如“伤仲永”、“消耗名声”等讽论渐起。早在“精日”争议前，《东京一年》便曾被批为“内容乏味”、“靠蒋方舟三字贩卖”，“母亲代笔”、“高考舞弊”等争议更始终在蒋方舟身侧纠缠。

归根结柢，此次舆论风波既是中日关系恶化的附带震荡，亦是对蒋方舟写作生涯的一大灵魂拷问。随后其又被爆料曾于接受日媒采访时，“不当评论”中国的抗疫表现，事件显然还将持续延烧。

台湾舆论场生态

然若跳脱中国舆论场生态，将事件平移至一水之隔的台湾，便又会是另一种风貌。

蒋方舟的《东京一年》曾在台湾以《东京，若即若离》之名出版，彼时其受邀在台分享，曾于采访中表示已是其第三次访台，并认为台湾对大陆而言，“既亲切又陌生”，亲切源于人与语言间的通性，陌生则来自生活与言语方式的差异，但这也代表“中国的另一种可能性”。早在此前，蒋方舟亦曾于2014年时亲赴“太阳花学运”现场观察，留下“仅仅对于行动本身的观察，比想象中平和有序”、“学生席地看书的很多”、“警察经过时，学生让大家给警察让道”等语句。上述发言虽未必能完整呈现其政治光谱，但“对台相对友善”应是属性之一。

然而台湾舆论能否回以同等“善意”，便又是另一件事了。平心而论，在台活跃的“中国人”亦不少，但要能攫取主流舆论青睐，便往往需具备某些特色：若非批判台湾人想象中的“邪恶大中国史观”论述，便是强烈抨击现行的中国政治制度。

例如人称“满州勇士”的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延贺，便以“解构传统中国史论述”为主打特色，借此在台湾青年与知识分子圈中，逐步累积知名度，成为刘仲敬著作、“新清史四书”在台发行的重要渠道。2019年蔡英文曾高调购买该出版社的8本出版品，并表示“应该推荐习近平好好读”，既成功营销了自己的“文青”形象，也为该出版社与其总编拉抬了“钦定”声势。

除此之外，尚有以台湾为跳板，瞄准欧美的“中国异见人士”。其大多以各式“深层批判”、“街头常客”光环打响知名度，在台激起一阵阵明星旋风，随后挟此威势火速赶赴欧美，谋取“研究员”、“永久居留权”、“公民资格”等新身分。

然而蒋方舟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类人士，也未直接参与台湾文化圈的“政治营销”，故台湾民众对其印象十分模糊，也少有人关注其作品。

贫瘠的法西斯之岛

而台湾这般“看人大小眼”，其实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便是岛内的思想贫脊，以及舆论场的日渐法西斯化。

此次蒋方舟争议看似各方围攻，实则仍有不少缓颊与灭火声浪，毕竟若要单就“接受外国政府赞助进行文化交流”一事上纲上线，恐怕全中国工程界、文化界、传媒界皆要满戴“汉奸”高帽，区区日本更不会是最大赞助方。是故中国舆论场在此事上并非一面倒地出征批判，炮火亦多集中于蒋方舟一人的过往争议上，其余同被起底者几乎只是过场的陪衬。

然此事若发生在台湾，光是前提，便不会与中国相同。首先，蒋方舟被贴上的“精日”标签，对台湾而言十分陌生。台湾主流民意或许共享着“精日”灵魂，却极少有人因此被公开抨击，正如台湾舆论也难以理解“精美”为何不该是普世价值般。毕竟不论“精日”或“精美”，皆可谓是台湾极其平凡的生活常态，故民进党但凡操弄“台日友好”与“美台真朋友”等戏法，总能轻易收获一波民意高潮。

由微而广，台湾的世界观格外贫脊。在内部精神世界上，似乎除了日本与美国，便无其他国家可效仿；在对外立场上，台湾又几乎是唯美日是从，例如台湾虽每每以“支持穆斯林信仰自由”为名，谴责中共治疆政策，但面对美军在中东屠杀成千上万穆斯林的恶行，又往往高呼赞成、支持“中东民主化”。换言之，台湾虽高喊“自由主义”，实则并无真正的“思想自由”，反是镇日在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下泅泳，还自以为进步超前。

而如此现象的逐渐深化，加上民进党对国民党版图的蚕食鲸吞，终让台湾演变出了现代法西斯的氛围：在建立“建立民族团结”、“维护台湾民主”的大旗下，民进党动员了文化、传媒、知识各界力量，将“台湾人的悲情”上升到政治美学境地，并大规模煽动学生与青年社团投身参与，在渲染“台湾必须建国”的精神号召时，亦巩固了民进党的“不可挑战”，同时筛选出“有害台湾”的“不纯种外人”，使其遭受舆论凌迟与制度践弃。

久而久之，“中共同路人”成了台湾舆论场最大猎杀目标，民进党嘴里高喊自由民主，实则复制了纳粹集中营的灭绝思维，将“舔共”的戴维之星别在所有异见者身上，遂行全方位的人格谋杀，致使不少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难再出声，一言堂的现象由此成为常态，民进党的滥权掠夺亦更加肆无忌惮。

要而论之，台湾的法西斯们之所以不关注蒋方舟，一来是因当今舆论场不存在美日之外的思想量尺，故而难以描述看似“精日”又“不批判体制”的“中国人”，正如台湾亦无法接受“吹哨又爱国”的李文亮般；二来则是蒋方舟不具可供当今台湾政界、舆论场营销的“价值”，对于型塑反中法西斯氛围无益，自然就难得台式“自由民主”的关爱与眷顾。

原文发表于2021/6/9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