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就是不斷地和很多人漸行漸遠

這篇其實是我自己的一段獨白、一段感慨，可能是少數幾篇無關政治的內容，不過我有預感我寫著寫著又會扯到一點政治，但...你知道的，這個世界上，又有什麼能夠真正地無關政治呢？

先說A好了。

我高中在上海的國際學校讀書，A和我在高二的時候一起轉入這所學校，那時候的我們剛剛從本地高中轉到花花世界的國際學校，難免不知所措，所以我們理所應當地走到一起，成為關係緊密的朋友，我們無話不談，幾乎形影不離，我們是彼此默認的最好的朋友，可以說“沒有之一”。

上大學以後，他留在上海讀一所二本，我去了北京。

大一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常常發微信給他，分享我在學校的見聞，分享我生活的喜怒哀樂。但他從沒回我信息。當然他偶爾情緒會不穩定，我想他可能遇到了什麼事，想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吧？所以幾乎半年的時間裡，他沒有回過我任何消息，當然他也沒有發朋友圈。

大一寒假的時候，我們聊了聊，他說他有點後悔留在上海，“只能讀這所二本。”他怨歎自己沒把握好機會，因為本來大部分港澳台生如果沒把握考到一本，都會選擇暨南大學自招（因為暨南大學對港澳台的要求很低）。

他高三的時候去了，考了，但是沒選擇去讀。因為他女朋友在上海。

我不知道他綿延半年的情緒是什麼，但我總是喜歡給人空間，所以我沒再問。

寒假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回到國際學校看望老師，老師問我們有沒有掛科（很多大學裡港澳台都不好好讀書，經常掛科），我說沒有，他說有。之後他還很震驚為什麼我沒有掛科，我說因為文科都是簡答題很難掛科吧...而且我數學很差，我們專業也沒考數學，所以還好。他說，就算這樣，不掛科還是很難吧。我說，真的還好吧。

可能也是個縮影？他其實比我聰明很多，卻花了比四年還多的時間才完成了本科學業。但是我不會說他如何如何，我更相信人類本來就是非理性的動物，我也是他也是，總是有些時候我們因為情緒，或者其他的各種心裡的需求、理由，我們選擇非理性的道路。我相信他在他的環境下有他必須要去做的選擇，每個人的路本來就不一樣，我沒權利說好或不好。

我只有對他說過：還是先把（社會要我們）我們要做的事做完吧。這樣才可以更自由。

大三的時候，我跟他分享我在大學裡學習到的迷人的知識和理論，他很驚喜，也很佩服。我記得，最後他感歎了一句：我一直很害怕，是不是有一天你會把我甩掉？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會談不到一塊去？你會覺得我很膚淺，不想跟我聊了？

我說：哈哈 別想太多了。

如今我必須承認，如果預料到這件事能夠證明他不膚淺，或者說我們曾經“真正”聊到一起。那的確如此了。

但現實就是這樣，我的朋友們已經都是在新聞、人文社科領域的戰友了，我們會有激烈的辯論甚至吵架，但是我們都很享受這樣高信息密度的，具有“共識基礎”的交流。什麼是共識基礎呢？其實這可能是我生造出來的詞，就是在一定共識的理論規則之下進行探討，我們都不需要為對方解釋那些專有名詞或者背景信息。

重點當然也不是專有名詞和背景信息，是對於事情的“理解”，是“心”吧。但回過頭來說，你能說這份理解是脫離於知識獨立生長的嗎？當然不可能了。那什麼又是我說的所謂的“對於事情的理解”呢？

就是對任何人都恨不起來，而是本能地先去理解這個人的處境和想法，再去對行為（僅僅是行為）進行分析和批判。舉個例子好了，就像殺人犯：我和人文社科的朋友會思考——殺人犯的成長背景如何，社會是如何忽視他的成長？有多少次拯救他的機會，但卻被錯過？有什麼社會制度可以合理地補救這樣的情形？我們應該如何阻止下一次的發生。

說實在的，恨一個殺人犯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理解一個殺人犯是一件比較困難，但對我已經成為了條件反射的事，我的視野本能地會去理解這個殺人犯背後的“環境”。而非單純的發洩情緒。

回到A身上，他太簡單了，他討厭大陸，所以他也會分享大陸網友的離奇發言和愚蠢行徑。我自己忍不住地懷疑，有可能是因為他跟我一樣在身份認同上需要通過“否認大陸”來確定自己的位置，亦或是通過否認那些愚蠢，來判定他跟我和我的朋友一樣可以不被現實迷惑——不像那些粉紅一樣。

但是我從來不是討厭粉紅，我只是討厭簡單的愛恨分別而已：因為大國敘事而愛？因為分別心而恨？根本不會因為你地處哪裡，或者你國籍為何而有什麼不同。

最近一年裡，我越來越能感受到我其實和A的距離越來越遠了，雖然我沒有表現出來，我也會和他一起吃飯或散步聊天，但是我真的覺得感覺不一樣了吧。他也會常常利用那些我分享他的理論來試圖與我進行辯論，他是他缺乏學術環境澆灌下的辯論“共識基礎”，所以常常會變成雞同鴨講。

我不覺得難過，也不覺得生氣，我甚至不覺得他有什麼變化或者說“不好”，我只是唏噓，這是人必將經歷的過程，它在無聲無息中悄然發生著，你最多只能感受而已。

再說B。

B是我大學時期的一位學弟，跟我這樣渾渾噩噩一事無成的人不一樣，他是那種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有規劃的人。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具有遠見？不像我，想一出是一出。

所以他大二的時候就從我們學院轉到另一所更有前途的新聞學院去了（之前我文章寫過，我們學校有兩個新聞學院，一個是培養紅色新聞宣傳的，一個是比較忠於真實新聞理想的）。當然，客觀上來說，那所新聞學院除了不培養新聞理想之外，還會培養很多專業技能，可以說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吧。

他畢業之後就去了top2的院校讀研深造。

昨天偶然看到了他對49中事件的看法——他轉發了幾篇微博，大意就是：現在的輿論在往不好的方向走，在質疑“制度”，想要改變制度，這是很危險的，已經失焦於原本的問題了。肯定是有別有用心的人在製造輿論云云。

看起來是非常理中客的發言，但我真的完全不認同。

我本能地會去猜測：他是不是真的很會規劃未來，所以他“選擇”去相信這套說辭？——是他自己、他本身知道這些言論很荒謬，但為了未來去相信？

還是，他真的就信仰這一套敘事邏輯，覺得知識分子就應該是這樣的“理中客”嗎？

先撇開49中的事件來說。

為什麼在社會發生這樣事件的時候會激其大眾情緒？因為人具有一種本能——會好奇：我是不是也可能遭遇到這樣的事？如果我遭遇到了我該怎麼辦？我是不是也只能無能為力？

大部分人在潛意識中把自己帶進了受害者的情緒裡，以此，我們可以共情（台灣叫同理心）弱者。共情，也是人類珍貴的情感，通過這個能力，我們會被藝術感動，我們會為別人、甚至陌生人流淚喜悅生氣難過。

我今天去看了一眼他社交賬號，上面的自我介紹寫著“馬克思主義者”。我很震驚——我不知道我和他誰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誤讀。但我知道：不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做新聞應該還是要把自己帶入到底層中，不要避諱情緒，更是要充滿情緒的去理解那些痛苦，要會生氣，要對社會一直保持著不滿和生氣。

不應該是把自己待到一種高度，為了虛擬的“集合體”而感動，為了“大局”著想。

新聞專業主義的“專業”並非與“現實”隔離，而是應該用專業的態度去呈現新聞，而新聞的價值正是社會責任賦予我們權利，在這個失衡的社會中努力讓弱者能夠公平地與強權抗衡。而不是在一個本就失衡的社會當中，冷冰冰地只做呈現者。

當然啦，我這麼說，也是先入為主地把他這麼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