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逸文:中国愤青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3-3-6 15:45: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926
中国愤青
作者：欧逸文
译者 sofiaxy
（英文原文刊于2008年《纽约客》杂志。）
在四月十五日早上，一家中国网站——新浪网上出现了一个名为“2008，中国站起来”的短片。这个视频的来源不是很清楚。它与一般的youtube视频不同，除了几个初始字母"CTGZ”以外，它没有发布者，没有讲解人，也没有签名。
这是一个自制的纪录片，打开之后会出现一幅色彩鲜艳的毛泽东的画像，阳光从他的脑后射出万丈光芒。 一阵管弦乐打破沉寂，伴随着鼓声震耳欲聋。这时黑色的屏幕上用中英文闪出了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放弃侵略我们的野心”。然后切换到当今的一些照片和新镜头以及一些谋反叛乱的激烈镜头，这些都是中国今年发生的一些闹剧、阴谋和自然灾害。中国暴跌的股市（因为外国投机疯狂的操纵了中国的股价，玩弄了中国的新兴股民，害他们损失惨重）；百姓因通货膨胀而苦恼，现在连猪肉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接着出现警告：这是全球货币战的开端，西方人想让中国人为美国的金融问题买单。
之后屏幕又出现了一群暴徒在西藏省会拉萨打砸抢的画面。屏幕上闪过“所谓的和平抗议”，音乐也随之渐增。然后是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画面的蒙太奇，说这些都是谣言，歪曲了事实。镜头上出现CNN，BBC和其他媒体的标志，然后又有约瑟夫的头像。音乐达到高潮时，屏幕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显然，这背后是一场针对中国的阴谋。一场新的冷战。”音乐有转为胜利之声，画面变成中国的跨栏冠军刘翔高举象征和平和友谊的火炬，站在天安门前。不过之前也是一个叛变镜头：在巴黎，抗议者企图从火炬手手中抢过火炬，结果被安保人员制服。它将其解释为新时代的“长征”。影片的结束画面是一面在阳光下鲜红的五星红旗和一句郑重的承诺：“我们要站起来，要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这个只有六分钟的视频现在被传到了youtube上，它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仇视外国对于中国举办2008奥运会的批评。三月西藏暴乱后，中国的民族情绪就开始高涨。对于批评，中国人表现出了少见的愤怒。很多人扬言要到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门口示威，因为他们认为法国支持藏独分子。中国一家与雅虎齐名的门户网——搜狐的创建者和CEO，张朝阳也在网上呼吁大家抵制法国货，让那些偏见的法国媒体和公众清醒清醒。张朝阳曾在麻省理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当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指责中国对于西藏问题的处理时，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称她很讨厌。另一家官方媒体——《瞭望新闻周刊》也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北京奥运会变成一个渗透和破坏中心。网上的匿名留言则写的更无礼。在一个半官方报纸般的论谈里，一位评论者写到：“谁再用嘴放屁，我就用屎堵死他！”另一人则说：“给我一把枪吧！不要对敌人有半点怜悯。”虽然并不是很多中国人都这样，但是对于已经收到威胁的外国记者们来说，这是不能忽视的。（在北京时，我的传真机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我清楚中国的情况，否则我和我的家人就会死）
仅在一周半的时间，CTGZ发布的这个视频的点击率就高达百万，也有上万人留下了认同的言论。它成了该网上第四大热门视频。平均每秒大概就有两个人在点击。它像一个自告奋勇的先锋，成了捍卫中国名誉的宣言。中国人称这种社会上的爱国人群为愤青，也就是愤怒的年轻人。
在天安门学潮镇压十九年之后的这个春天，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再次站了起来——这次他们是为了保卫主权和成功，而非追求民主自由。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学院的创建者尼克拉斯·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的全球化会改变我们的国家认同感。他曾说国家会像樟脑丸一样，从固体到气体直接蒸发，而且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会比天花还小。可是在中国，事实却不是这样。
我有一个经常上网的中国年轻朋友，他通过追踪CTGZ找到了一个邮箱地址，这是唐杰的邮箱，他在上海，今年28岁，是一个研究生。这也是他的首个自制视频。几周之后，我在中国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门口见到了他。这座现代化校园从一对三十层高的钢架玻璃塔下辐射出来，走过塔就可以到一家公司的总部。他穿着一件干净的浅灰蓝色棉布衬衫，卡其色裤子和黑色的鞋子。长得也很有特色：明亮的褐色眼睛，圆圆的娃娃脸，下巴上一撮山羊胡，上唇和脸夹上有些胡须。看到我从出租车上下来，他鞠了一躬，还想给我付钱。
唐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他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他的专业是现象学，尤其是对主体间性概念的研究。这是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理论，他和其他学者都影响了萨特。除了中文，唐还看得懂英语和德语，不过说的不是很流利，因此有时他不得不抱歉地转换语言和我聊。他现在还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唐很低调，说话声音很柔，有时小的像吹口哨。他笑起来也很内敛，感觉像在节省能量。娱乐方面，他会听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但他也很喜欢港星周星驰的搞笑影片。他为自己不随大流而自豪。而那个视频的名字CTGZ则是源于古典诗词中的两个词：“长亭”和“公子”，和起来的意思就是坐在亭子里的贵族公子。中国的优秀大学生都会加入共产党。不过，因为担心会影响作为学者的客观性，唐没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叫了一些朋友，我们一起在一家叫胖兄弟的川菜馆吃了午饭，之后又去了他的寝室。他一个人住在一栋六层的楼里，楼房没有电梯，他的工作室还不到75平方英尺，感觉像被一个挑剔的人违章占领的图书馆的储藏室。房里到处是书，凳子上放着厚厚的目录。他的藏书几乎包括人类思想的各个方面：从柏拉图到老子，维特跟斯坦，培根，古郎士，海德格尔，可兰经。当唐想把床弄得宽点时，他就把边上的书堆的更高，最终书散了一屋。他只好把他们放在了前门边的厚纸盒里。
唐做到椅子上，我们聊了一会。我问他之前做这个视频时，是否想到它会这么流行。他笑着说自己只是表达出了共同的感受而已。
刘成光坐他边上，他是政治学的博士生，宽宽的脸上充满笑容。他最近正在翻译哈佛保守型教授哈夫雷曼斯菲尔德的一本关于男子气概的书。躺在床上穿一件灰色运动衫的是雄文池，他在去年成为老师之前已经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了。曾克文坐在唐的左边，是一位苗条时髦的银行家。在进入金融领域前，他曾取得西方哲学的硕士学位。唐的朋友和他年龄相仿，都是家中第一个上过大学的人，而且对于西方思想都很有兴趣。
刘说：“中国在现代历史中很落后，因此我们一直在寻找原因，为什么西方能够变得那么强大。我们向西方学习。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这个梦想：通过学习西方而使自己变大强大。”
唐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有思想，真高兴我能见到他们，并且我现在开始怀疑是否应该把中国在这个春天的愤怒理解为心理问题。他们让我不要这样误解。
曾说：“我们学习西方历史很久了，对它也有很好的理解。我们觉得我们对于中国的爱，对于我们政府的支持，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我们对于问题思考得越深，它就越强烈。”
事实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方向的思考与中国的主流是一致的。几乎有十分之九的中国人都同意中国现在走的道路。这是佩优研究中心在今年春天所调查的二十四个国家中最高的。（在美国只有十分之二的民众同意）。至于那种纯粹的爱国主义，他们给了我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最后计票时，日本得到了四千多万个签名，相当于西班牙的人口了。我问唐那个视频是怎么做的。他打开了联想笔记本电脑的桌面。他的电脑是奔四和1G的配置。他问我会不会用“电影制作”，这是一个编辑视频的程序。我说不会，还问他是否是从书上学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是在用电脑时从帮助菜单上学的，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感谢比尔·盖茨。
唐从拉萨三月暴动以来就一直非常关注新闻。与往常一样，除了中国媒体，他也会浏览一些欧美新闻网页。与同龄人一样，他也会避开政府的防火墙去看些网页。这个防火墙像个检察员，是个大型的数字渗透工程，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相左的政治观点传入中国。我的中国年轻朋友们都认为这个防火墙像一个游泳池边好管闲事的救生员——是临时的、无用的侵入。
为了逃避防火墙，唐一般用代理服务器上网——这是一个海外的数字连接站，通过它能够浏览一些被屏蔽的网页。因为没有电视机，他一般用电脑看电视。海外的中国学生也会传给他一些国外的新闻视频。（据国际教育机构数据，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大概有六万七千左右——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增了三分之二）。让他困惑的是，外国人却不太理解他这种年龄的人怎么能这样曲解检查制度 。
他解释说：“因为我们的制度使我们常常自我反省，问问自己是否被洗脑了。我们渴望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信息。”他又说：“但是当你处在这种所谓的自由制度里时，你甚至都没想到自己被洗脑了。”
复旦论坛上充斥着外电对于西藏问题的各种报道，有时，这些新闻和观点却又有点矛盾。唐在网上看了很多外国媒体的报道，中国的网民说那些是误解，不公正的报道。他给我举了个例子：CNN公布过一张军用卡车压在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身上的图片，这是被剪过的。可是还有一个未剪的版本：一群示威者在周围埋伏，其中有人举着手，朝车上砸东西。在唐看来，剪过的照片像是有人故意要扭曲事实。（CNN为自己辩解说照片的内容绝对是事实）
他痛苦地说：“这真是笑话。”这些照片被写满批评言论，通过电子邮件传遍中国。人们还从伦敦的时代周刊、福克斯新闻、德国电台、法国广播上举出更多例子。这些只是一些新闻机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一个阴谋。这使唐这样的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总觉得西方媒体会比较公正。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深深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唐以前总认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开放、物质最丰富的时代，可是世界却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就像CNN的评论员杰克杰夫特所言，“中国扔像过去五十年一样，充满暴徒与恶棍”。这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之后CNN也为此道歉。唐和他的同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要如此煽动西藏问题——这只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而在唐看来，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西藏人的文明程度。在唐眼里，以西藏名义抵制北京奥运会和因不满美国对待切罗基族人而不参加盐湖城运动会一样毫无逻辑。
他试过在youtube上搜索一些中国视角的正面视频来澄清实施，可是除了一些支持西藏的英语视频，其它什么都没找到。虽然他现在很忙——和出版商签了合同，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演说”和其他一些论文译成中文，但是他不能放弃维护祖国的名誉。
他说：“那我就想，好吧，干脆我自己做点东西。”
唐在开始做之前还回家了几天。因为是农忙季节，所以母亲让他回去帮助挖笋。
唐的家在杭州边上，是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家里四兄妹中最小的。由于没有计划生育，他的父母只好用粮食代作罚款。为 了生唐，家里交了两百公斤谷子。（他还开玩笑说：“我还不是很贵。”）
唐的父母都是文盲。他到了四年级才有了名字。大家一直叫他小四，因为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到需要名字时，他爸爸开始叫他唐杰，因为他很喜欢喜剧演员唐杰忠。唐杰忠演的阿伯特和卡斯特罗类的喜剧很出名。
唐很爱读书，且爱呆家里，话不多。他喜欢看科幻小说。他告诉我他能够说出这个题材的每部电影，比如“星球大战”。虽然不算出色，唐还是个好学生，而且他很有想法。大他七岁的姐姐唐晓玲告诉我，他不像其他孩子会把零用钱拿去买吃的，他会省下来去买书。唐的其他兄妹读到八年级后都辍学了，因此大家都是他为奇迹。他姐姐说：“如果他有想不出的问题，他就无法睡觉。而我们早就放弃了。”
到了高中，唐的成绩更好了。而且他还发明了一些东西拿到科博会展览过。不过他当时觉得很受挫。他说：“我发现科学对于人的生命无用。”当时他正好看到一本中文版的挪威小说，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叫《苏菲的世界》，作者是一个哲学老师乔斯坦·贾德。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姑娘遇见几位历史上伟大思想家的故事。唐说他是那时喜欢上哲学的。
在唐的家里并没有很浓厚的爱国情绪，不过他的成长期间却处处看看这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他在中学的时候，全国都在庆祝中国第一条主要国道的通车，这在几年之前就完工了。“它很出名，我们都觉得很自豪，因为至少我们也有国道了。”有一次我俩在上海的高速上开车时他面带微笑的回忆到，“现在国道通向全国，连西藏都有了。”
后来，唐的家乡也有了超市和网吧。（唐那时18岁，非常喜欢浏览白宫和美国航天局的网页，因为它们有专门给孩子看的版块，里面的英语比较简单。）唐之后考上了杭州师范大学，他很感谢国家和家里人给了他这个机会，他的其他兄妹都没有。2003年，他来到了复旦这个思想的殿堂。另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学马俊说他对哲学有一种挚爱，相对宗教般的信仰。他们之前就认识了。
在成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器之前，互联网在中国并未兴起。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NBC主持人鲍勃·科斯塔又开始数落中国：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台湾问题。之后他又怀疑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虽然那时中国的互联网才刚刚兴起（那时每一百个中国人才拥有五部电话），但是这些话很快在海外的中国人里传开了。时间真是不能再巧了：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和西化后，中国作家开始批判好莱坞的电影，麦单劳的食品和美国的价值观。那年春天，几个年轻中国学者写了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非常畅销，第一个月就卖了十万本。该书批判了中国跟随美国的做法，出国、外援和广告都抑制了国家的发展，并且认为如果中国不抵制这种“文化箝制”，就会成为奴隶。它还讲了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之后的那段屈辱的殖民史。那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新思想的快速传播非常谨慎，最终封杀了这本书。但之后表达类似情感的书却层出不穷：《中国为什么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总是说不》。
亚力桑那大学教授徐武曾是中国的记者，他在自己2007年的书中写到“中国网民”一词。他们曾代表七万海外华人写信给NBC电台，要求其为科斯塔的话道歉。他们在网上募捐，在华盛顿邮报上登广告，痛诉科斯塔及其电台对中国“可耻的偏见和不友好”。NBC最终道歉，中国的网上激进主义从此诞生。
中国现在每天新增网民3500人。1998年，张朝阳创立中国第一个搜索引擎。次年春天，一架配有美国技术的北约飞机误朝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扔了三颗炸弹。虽然美国向中国道歉了，且解释说是因为地图过时及数据不准。但是中国的爱国黑客袭击了美国的网页。他们自称为“红客”，取红字的音，红是代表中国的颜色。他们就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彼得·海斯·格里斯所说的“中国新民族主义”。他们用“打到野蛮人”的标语覆盖了美国驻北京使馆的网页，使白宫网页充满愤怒的电子邮件。一位评论家写到：“西方人发明了因特网。但是中国人可以用它来告诉世界：不许侮辱中国！”
政府对待这些网上爱国分子也是非常小心。他们爱的是中国，而非政党，而且领导人也知道他们这种情绪一不小心可能转向自己。中国在2004年关闭了一个民族主义倾向的网页后，有人在网上写到“我们的政府和绵羊一样软弱！”政府有时放任这种民族情绪，有时又管的很严。2005年春，当北京的爱国人士得知日本批准美化二战战犯的新教科书时，他们草拟了示威计划，并且通过聊天空间、论坛、发送文件等方式在网上传播。数万民示威者走上街头，朝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扔油漆和瓶子。尽管政府一再警告要制止这种行为，第二周在上海却出现了更大的游行——这是中国数年来最大的游行示威——他们毁坏了日本在上海的领事馆。这致使上海警方一度切断市中心的手机信号。
徐武告诉我中国政府现在已经能够控制这种情况了，但是他称其为“虚拟天安门”，因为网民们现在没必要去天安门了，他们可以在网上做这些，而且有时破坏力会更大。
2004年一个晚上，唐于朋友吃饭时认识了万曼璐，她是中国文学和语言学的在读博士，她非常优雅，名如其人。她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上好的玉的意思。他们坐在一起，不过仅仅是聊天。唐后来在网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小雅，又在复旦的论坛里给她发了私人信息。他们一起排演了一部以《伤逝》为题材的歌剧，这是一个中国故事。
他们两人对于中国的快速西化有着共同的不安。万告诉我：“中国有很多好的传统，但是现在被我们抛弃了。我觉的这些东西需要有人传承。”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此唐的谦逊和传统价值观使她感触深刻，她说：“我这代人大部分都过着舒适、幸福的生活，我也是。我觉得我们性格里似乎少了点什么。比如对祖国的热爱，战胜困难的毅力。这些美德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很少见。”
她说：“唐来自那样的家庭，家中没人受过教育，没有人会帮他学习功课，家庭压力也很大。所以他能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
他们今年春天订婚了。一起走过的岁月中，万见证了唐和一群学生投于复旦一39岁的著名哲学教授丁云门下。他专门翻译 施特劳斯的著作，这位政治哲学家的信仰者包括曼斯菲尔德和其他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的学生埃布拉姆·舒尔基在1999年与人联合撰写了“施特劳斯和世界的情报（这个英文词在这里不是智慧之意）”，并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将这篇文章送到了五角大楼的特殊计划组。从此，施特劳斯的其他弟子就开始嘲笑那些想要用施特劳斯思想影响布什外交政策的人。
我五月份在上海和一些保守派学者吃饭时，见到了曼斯菲尔德，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穿着一条蜜色巴拿马裤，看起来精神很好。不过其他人对于他的到来所表现出来的小题大做倒使他有点困惑。他在桌上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者喜欢研究施特劳斯？”
丁教授主要教受施特劳斯学中的古典普遍性，并且鼓励他的学生去挖掘中国的古代思想。最近，他告诉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悲观。这位教授留着短发，戴着方框镜，喜欢穿那种古典样式的宽大唐衫。丁教授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年代的人，那时，保守还是一个贬义词，就像反动分子一样。
近年来，保守派的新支的思想恰好符合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愿望，丁教授他们也发展的很好。就像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保守运动恰好迎合了人们要求回到后自由时代的道德，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符号的向往，中国古典文化开始复苏。近年来，卖的最好的书无疑是《于丹（论语）心得》，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于丹做的一门关于儒学的讲座。她在书中写到：“衡量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不能仅看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百姓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幸福吗？”（批评家却说这是“儒家心灵鸡汤”）
丁教授是在2003年面试时见到唐的。他回忆说：“我当时负责考试。我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很勤奋。”他入取了唐，看到唐和其他学生抵制西化的行动，他很高兴。唐发扬了古典文化。丁说：“我们很西化。不过现在人们开始看中国古代书籍，重新挖掘古文化。”
重拾的自信改变了唐和他的同学对经济的看法。他们发现，世界从中国获利却阻止中国到海外投资。唐的朋友小曾轻蔑地一笑，举了一些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的例子。
他说：“华为购买3Com的竞标被拒绝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和联想收购IBM部分业务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如果这不是市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个自由的市场——”
他还没说完，唐就插了一句，“这都是你们美国人告诉我们的。我们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可是当我们要收购你们的企业时却遇到了政治障碍，这不公平。”
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很流行，不过这是事实：美国政府总是改变信用度，担心国家安全，反对中国直接投资。不过唐那种受害人的观点也忽视了一些事实：中国在海外其他交易上也有成功的（中国财富基金持有黑石和摩根斯坦利的股票）。虽然中国一步步开放自己的市场，但它也会反对美国公司收购一些敏感企业，比如中国石油。
唐认为美国想遏制中国崛起——一场新冷战——已经超出了经济，延伸到美国政策。尽管一些行为比如支持台湾、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不怎么重要，但是这使中国感觉受到战略围堵。虽然奥巴马此前说如果他是美国总统，他会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引起中国人不满。不过在做民调时，中国人并未显示明显支持奥巴马或是麦卡恩。唐和朋友看了一些网上的选举辩论，不过这些年轻的爱国者却将此看的很开。有一个人在一个关于奥巴马的讨论中说：“无论谁当选，中国还是中国，仍会走我们自己的路。谁能拦住历史的车轮？”
今年春天，唐回上海做视频前在家里干了五天农活。他在网上搜了一些让人气愤的图片，包括通货膨胀，台湾叫嚣独立等题材。他选了一些能引起共鸣的图片——一张举起手臂的人站在国旗的海洋里的图片使他想起了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们”——他还选了其他一些有政治代表性的照片：在巴黎，一位火炬手坐在轮椅上，高举手臂保护火炬 ，防止被一示威者抢走。
为了配音，他在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里打进“庄重的音乐”，找到很多。他下了一段范吉利斯的音乐，他是希腊一位雅尼风格的作曲家，因电影《火战车》而名声大振。范吉利斯的音乐中，唐最喜欢的就是杰拉尔·德帕的约那部关于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电影《1492：征服天堂》里的那段。他看了一点，就是德帕的约勇敢地站在大船的甲板上，横跨大西洋那段。他觉得拍的很完美，“那是全球化的一刻。”
唐还加进了毛祖席和奥林匹克田径明星刘翔的图片，两个都是他这个时代的人。短片长六分十六秒。字幕的英文部分有很多错误，因为他当时太匆忙了，却又急着要发布。他把视频传到新浪，又给复旦的论坛发了通知。得知视频大受欢迎后，丁教授很高兴。他说：“我们过去总觉得他们是后现代，很西化的一代人。当然，我知道我的学生很棒，不过其他人呢？我不是很清楚。看了唐杰做的视频和年轻人对它的反响后，我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
并不是所有人都高兴。中国的年轻爱国派也有很大分歧。有些人通过谐音，故意把愤青叫成“粪青”。
一位在中国很火的年轻作家韩寒在其博客里写了一篇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他说：“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这么脆弱和浅薄？有人说你是暴徒，你就诅咒他，甚至想打他。然后你说，我们不是暴徒。这就像有人说你是个傻瓜，你就举个大大的牌子给他女朋友的哥哥的狗看，上面写着我不是傻瓜。他可能会看到，可他还是觉得你是傻瓜。”
激进分子可能觉得他们是在海外维护中国的形象，可是并没有成功的迹象。在中国说了一大堆爱国的话之后，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欧洲人现在认为中国已经超出美国，成为全球稳定最大的威胁。
但是对于那些追求民主的人来说，这些愤青的出现却让人更惶恐不安。由于时代和教育，唐和他的同学们继承了激进主义遗产。这源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民族主义示威者要求民主和科学。1989年，学生们涌进天安门广场，向政府示威，还做了一个类似自由女神的雕像。明年就是天安门事件二十年了，可是今年春天的事实表明，成功、电脑和西化并没有让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变得更加宽容，相反，生活的富足却使更多的人不再去追求那种理想。1989年的时候，学生还会反对腐败和滥用权力。今天，这些问题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了。但是年轻一代对这些熟视无睹。他们对国内的大问题没有任何反应，却变得更加功利和投机。这是一家报社编辑李大同对我说的，他直言不讳，也很支持改革。
有一幅漫画讽刺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很无知——在中国叫“六四事件”——因为当权者已经把它从历史上抹掉了。这并没那么简单，现在，只要能用代理服务器，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关于此事件的信息。可是，很多中国人说当时是被误导的，太幼稚了。
唐说：“我们接受那些关于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可问题是怎么去实现。”
我在今年春天见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和专业人士，我们也常常谈到天安门事件。有一次，一个大四的学生问我，她是否可以把1970年美国国民警卫队向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的抗议学生开枪事件理解为一种美国的自由。学环境工程学的研究生刘洋说：“六四在那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它当时成功了，中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刘今年二十六岁，他曾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青年时代，他曾和朋友一起批判共产党。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好。我们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一个好政府。所以我们仍然支持中共，当然我们也没法推翻政府。他们有部队。”
刘大学毕业时，他在一家石油公司找了份工作。他每个月赚得比父母一年工资还多——父母都是退休工人，靠工资生活。他自己存了些钱，加上奖学金，最终上了斯坦福。起先，他对于那些爱国者对奥运的情绪没什么兴趣，当他看到火炬在巴黎的遭遇后，他觉得非常生气。当火炬传到圣弗兰西斯科后，他和其他中国学生都一路追着火炬保护它。他那时刚到圣弗兰西斯科不久，他们一起约好在他宿舍不远的星巴克见面。他当时是穿着一件Nautica羊毛衫和牛仔裤，骑车过去的。
那天是六月四日，正好是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十九周年。整个下午，在国外的留学生都在讨论这个。刘说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一个人站在坦克前的那张——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让人生气的照片。
刘说：“我们感谢他，他真的很勇敢。不过那代人，他们为中国而战，是想让国家变得更好。那时政府是有些错误的地方。不过，最后中国政府还是用各种办法镇压了该事件。”
加利福尼亚的夜晚很安静，很凉爽。刘边喝着咖啡边说，国内的学生为了推进民主，很喜欢做一些激进的事。他不想冒这个险。他问我：“你靠民主生活吗？你吃的面包，喝的咖啡，这些都不是民主给的。印度有民主，一些非洲国家也有民主，可是他们甚至养不活国民。”
“中国人想，一边是好生活，另一边是民主。如果民主能带来好日子，那很好。不过，如果没有民主我们也能活得很好，那还要民主干嘛？”
火炬在五月回到中国，将最后传到北京。中国人似乎想弥补一下它在国外所受的不公待遇，火炬每到一地，都有非常多人来看。一个下午，我和刘一起看电视转播，那是火炬在上海市郊的传递。
那时，整个中国还处于五·一二四川地震的震惊当中，这次地震是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造成六万九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不过，它也使国家罕见地团结起来，人们纷纷捐款，之前出现的爱国主义也显出了积极的一面。
这些民族主义者最初的叫喊中就包含着一点暴力的成分，这让人们想起中国的红卫兵——或是欧洲光头党的壮大——这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这种感情在后来的一些丑恶事件后成形了：韩国政府宣布它将驱逐中国煽动者，而中国外交部的女发言人却说示威者的初衷只是想保护火炬的尊严。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成了爱国者的代表。据时代周刊报道，在南加州大学，他们在课上朝一群来访的西藏和尚展示收集的数据和图片。之后又朝其走的方向仍塑料水瓶。学校保安后来把扔瓶子的人带走了。在康奈尔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在给学生放一部西藏的电影时给学生说，在一个中国留学生论坛里，有人让他去死。在杜克大学， 中国来的大一学生王试图调和学校里支持西藏和支持中国的人，结果她在网上成了“叛徒”。人们找到她妈妈的住址，在青岛，然后把她家破坏了。她妈妈是个会计，至今还躲着。王说：“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对我来说，不知道也好。”
现在杜克大学是下学期了，王并不后悔说了那些话，不过她说她并没预料到，国内受挫的网民会如此恨她。她说：“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把气撒在一个人身上。我现在在异国他乡，他们不了解我，所以他们并没有歉意。他们只是随意乱说。”她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回国（她被学校附近的中餐馆认出来后，日子变得很难过）。不过她并不泄气，因为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起先被贬，后来又恢复名声。她说：“这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想那时人们是怎么对待邓小平的。可是仅仅十年，事情就完全变了。”
后来，外国记者也没再收到恐吓信，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巴黎火炬传递混乱发生后，中国人抵制家乐福的行动也失败了。中国的领导们开始发现中国在海外的形象越来越糟，最后呼吁学生要“理性爱国”。
唐说：“我们并不是要搞暴力。”唐和他的同学只是希望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觉得这和天安门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把声音传到网上，他们也很及时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新闻编辑李大同告诉我说：“他们的愤怒是从想要表达的机会开始堆积的——就像洪水突然冲来。”因为洪水会冲向任何方向，所以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而言，这些新的保守力量也很头痛。他们很敏锐地感觉到崛起的祖国缺少一些引导的原则。曼斯菲尔德在回国后给我的一封邮件中写到：“他们有些人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自身已失去说服力，于是他们转向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因为它基于原则，而非自然权利。这种保守主义与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满意一个国家只有现状而没有原则。”
之后几周，唐又做了一系列视频，有关于年轻人的，关于地震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没有一个能像第一个那样引起人们关注。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新的民族主义视频和其它娱乐视频。
我和唐一起看火炬传递时，他说：“你看那些人。每个人都都觉得这是他们的奥林匹克。”
人们大卖T恤、大大的中国旗、头巾和小国旗。唐让我等到火炬传完后再买，因为那时价格可以降一半。唐拿了一个塑料袋，装满鲜红的围巾，就像中国的少先队员围的那种。少先队员有点像社会主义童子军。他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咧口笑了笑。他还给个过路的年轻人一条，被礼貌地拒绝了。
那天雾很大，空气有点不好，不过气氛却很好。随着火炬到来的临近，镇上的人都赶来看了：有穿着黑西装的男士，满身是汗，不停地弄平头发；有戴着黄帽穿着农用橡胶鞋的建筑工人；还有穿着一身类似海员的服务员。
一些年轻的观看者还穿着印有“热爱中国，反对分裂，反对藏独”的T恤。这在最近很流行。我们附近的人都挤来挤去想找个好位子。一个女人靠着灯柱，一个带红巾的男人爬上了树。
周围人的激情使唐觉的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有信心，他觉得中国的未来属于他们这些人。他说：“站在这，我能深深感觉到中国年轻人的情绪。我们很自信。”
警察封锁了道路。人群一阵激动。每个人都朝封锁线挤，从别人脑后看。不过唐却退到后面。他是个宽容的人。
欧逸文(Evan Osnos) 《纽约客》驻华记者
野心与“剩女”，两本书中的中国
2014-08-21
欧逸文写了被关押的异见分子刘晓波，图为中国抗议者举着他的画像。
Tyrone Siu/Reuters
欧逸文(Evan Osnos)的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描绘了一些有事业心、勇敢无畏、富于创意的奋斗者，而他本人似乎也有同样的品质。他在中国做了八年引人瞩目的报道，其中主要是为《纽约客》 撰稿；他努力找出有趣的人物进行采访，从亿万富翁、“垃圾女王”张茵,到清扫他在北京所住那条马路的一位清洁工诗人。他的关系网中有大受欢迎的博主韩寒， 他的网站拥有超过2.5亿的访问者；也有异见人士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还有很多不出名的人，比如迈克尔(Michael)，他希望靠写英语教材赚 钱，他的梦想和自我怀疑正好吻合中国当下的历史时刻。
欧逸文写道：“《野心时代》是在描述抱负和权威这两种力量的冲 突。”此外，它也为一群为身份、价值与未来而极端焦虑的人群勾勒了引人入胜而令人忧虑的画像。欧逸文笔下的中国被道德危机与激增的挫折感所撕裂，它的国民 极度渴望获取财富，担心到头来一无所有。欧逸文写道，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在道德上与智识上破产，其表面上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繁荣换忠诚”这种不稳定的 交易之上。即便如此，“社会精英阶层神话与寡头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显形，愈发巨大。”
李阳，著名英语培训者。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这本书关注对财产的追求（“财富”）、对异见的打压（“真相”）， 以及面临道德危机的精神追求（“信念”）。为了阐明这些主题，欧逸文几乎竭尽所能。他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旅行团，通过同行者的眼光去体会欧洲，注意到他们 “对世界狂热的好奇，同时对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新地位充满防御心的骄傲”。他去赌徒的圣地——澳门，探访洗钱业与政府官员的腐败。
他选择的人物有着广泛的政治立场：他和一个民族主义者、奉行新保守 主义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交朋友，后来此人去上海就读，成了哲学系的学生。他曾试过到山东采访脾气暴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他帮助女性反抗独生子女政策，后来陈 从软禁中脱身，来到纽约后，两人终于相见。他和富有的龚海燕结识，她因创办相亲网站而发财（究竟该说自己是个“一毛不拔的顾家男人”还是“酷小伙”，为欧 逸文带来很多乐趣）。
书中有些人物出现了若干次，令读者产生一种渐渐增强的感觉：中国已 经迷失方向。其中关于林毅夫的故事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台湾逃兵游泳横渡台湾海峡，当上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唱赞歌，他的故事 构成一个有力的叙事线索。受迫害的艺术家艾未未的故事也是如此，他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推动现实可能性的底线，后来当局试图钳制他的言论，他遭到殴 打、囚禁，还被控告逃税。
欧逸文。
Peter Marovich
人们似乎乐于捕捉任何成功的机会。李阳是“疯狂英语”的创始人，主 张用大喊的方式来学习语言，有着摇滚明星般的地位，他认为英语非常重要，以至于成了“令人脱胎换骨的希望所在”。消费和腐败密不可分：大多数垃圾邮件广告 都是关于销售假发票的，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不正当行为从一个山西官员身上可见一斑——他有四个老婆、十个孩子；此外，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有 18000名腐败官员携带共计1200亿美元的巨款潜逃。
欧逸文敏锐地捕捉到互联网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抵制了政府 在公众事件上操纵信息的努力。他追踪报道了深圳儿童小悦悦的故事，她被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卡车碾过，但路人却对此完全无视，她的死在中国的博客世界引发了一 场全国性的深思（最终一位大字不识、收破烂的长者停下来帮助小悦悦，但已经太迟了）。他讲述了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政府试图审查相关新闻，这件事最终 暴露出铁路官员中程度惊人的腐败、回扣与非法的工程转包，成了“典型的政府绩效失败”。
博客写作者和逃避审查者们的网络世界，以及他们的“平行语言系统” 为事件带来更可信的版本；有些使用中文双关语来逃避禁用词语的方式非常有趣。比如“草泥马”这个词的谐音是“对你的母亲做不能说出口的事”，2009年， 它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作为对审查者试图清除网络低俗内容的回应。网民的帖子被删了，就说自己被“和谐”了，这是指“创建和谐社会”的官方目标。
洪理达。
Nora Tejada
他通过短信收到中宣部对新闻机构下达的最新禁令（由总部在加利福尼 亚的《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发送到欧逸文的手机上）。有一条是这样的：“所有网络必须马上删掉如下文章《中国94%的人对财富高度集中表示不满》”。之后，在“阿拉伯之 春”事件中，有一条是：“禁止将中东政治体制与我国政治体制相对比”。
《野心时代》里的很多重要人物在西方都很有名，但在中国却罕为人 知。在某个反思的时刻，欧逸文写下自己曾经为应该让那些异见人士占多大篇幅感到犹豫。“他们的不幸命运到底告诉了我们多少关于中国的情况？”他问“有多少 是由于环境，有多少是由于压迫？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从远处观看是很难判断的，但我发现从近处看也未必会更容易，因为这有赖于你的视角。”最后欧逸文得出 结论，政府付出大量努力和开支，试图让这些人不为世人所知，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的重要性。
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的《剩女》(Leftover Women)对中国的奋斗者们所面临的压力提供了一份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惊心的描述。她对渴望通过买房来巩固中产阶级地位的年轻都市女性特别感兴趣。洪 理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专门研究住房产权交易，这令她注意到后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结构性的经济歧视。
洪理达认为，女人在25岁左右感受到压力，接受不适宜的婚姻。她认 为，性别失衡、单身男人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乃至没有安全感的父母的焦虑导致了这一局面，如果她们延迟结婚就会被称为“剩女”。由于父母与配 偶的压力，这些女人被系统地剥夺了房子的所有权，必须把不动产记在丈夫名下，就算她们或她们的父母在买房中有很大贡献也是如此。
在中国，三分之一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最近一项最高法院的决议决定按 房契上的名字判定房产归属。中国女人在婚姻中，经济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令她们容易受到虐待，在婚姻解体时也是如此。人们期望《剩女》能很快被翻译成中 文，因为它似乎在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中很有共鸣。共产党似乎已经忘记了毛时代的语录：“妇女能顶半边天。”
《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
欧逸文/著
403页，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科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7美元。
《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复活》
洪理达/著
213页，泽德出版社(Zed Books)，24.95美元。
Judith Shapiro是《中国的环境危机》(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和《毛对自然的战役》(Mao’s War Against Nature)的作者。
翻译：董楠
纽约时报书评JUDITH SHAPIRO，2014年05月28日
美国国家图书奖揭晓：关于中国的《野心时代》获非虚构奖
俞冰夏
2014-11-20 18:42 来自 翻书党
菲尔·克雷的《重新部署》是一部关于伊拉克的小说。
一年一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11月19日在纽约华尔街的Cipriani’s餐厅举行——虽然与奥斯卡、艾美或者托尼奖一样是个由行业内部出资举办的“业内大奖”，国家图书奖的颁奖礼显然低调简朴得多。
今年的国家图书奖小说类奖项颁给了菲尔·克雷（Phil Klay）。菲尔·克雷是企鹅出版社近两年力推的新面孔，年仅31岁。他有着相对有趣的背景故事，曾经在美军驻伊拉克的部队担任公共事务办公人员，获奖的这本《重新部署》（Redeployment）是他写的一系列有关自己在伊拉克经历的短篇小说合集，也是克雷的处女作。
作为一个行业奖，国家图书奖背后是一个由各大出版社联合出资的国家图书奖基金会，因此这项奖项的最终目的是为出钱发奖的出版社卖出更多的书——克雷年轻帅气，且写的是美国社会关心的中东与战争现实问题，打败提名名单上更老派的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的新作，或者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有关二战的小说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今年美国出版业几乎没有知名作家的大书出版，上一辈的美国作家，比如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斯、查克·帕拉纽克等产量不及过去，挖掘新人自然成了出版业的首要问题。
克雷在领奖的时候说自己对得奖没有期待，但“他想不出比中东和战争更值得讨论的话题”。
欧逸文的《野心时代》看中国的角度趋向宏观。
得到非虚构类大奖的欧逸文（Evan Osnos）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他曾是《纽约客》驻中国的记者。他的这本《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Truth，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也是处女作，且有关大部分美国人眼中除了中东以外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中国。欧逸文的前任何伟已经证明了有关中国的英文写作能在中美两国一样流行，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相信标题更直率的《野心时代》可以创造上好的销售成绩。欧逸文与何伟有所不同，后者不是精英出身，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日常，写的中国更侧重于微观、生活的层面。欧逸文出身于记者世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系，看中国的角度更趋向宏观的地缘政治学，且对中国各个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格外注意。
今年的非虚构提名名单上还有田纳西·威廉姆斯的传记、有关阿富汗的纪录写作等，同样没有像去年非虚构奖得主乔治·派克这样大牌的名字。
另外，杰奎琳·伍德森（Jacqueline Woodson）的《棕色女孩梦》（Brown Girl Dreaming）获得了最佳儿童文学奖，露易丝·格鲁克则得到了最佳诗歌奖。两大出版社FSG和企鹅在四个项目上平分秋色。
颁奖典礼上，英国儿童小说家尼尔·盖曼为厄苏拉·K·勒桂恩（Ursula K. Le Guin）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勒桂恩今年85岁，是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和科幻小说作者，她在颁奖典礼上说自己想要与许许多多通常被文学奖项排除在外的作者分享这一奖项——那些科幻与奇幻小说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余杰：新的“金山”在中国？——欧逸文《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
在中国，存在很多怀疑和恐惧，以及将隐秘的“敌对外国势力”当作中国问题的起因的说法，因而让我无法树立信心。但如果说我在研究中国的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与外界打交道时，中国会是一个违背常理、不可预知的国家。我学会了对预料之外的情况保持开放态度。
——夏伟
《纽约客》驻北京记者欧逸文是一位真正的“中国迷”。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返回美国之后表示，最想念的是“北京饺子”，他说“我的血管流着中国的血液”。欧逸文出身记者世家，在哈佛念书时选了一门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开设的“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政治”课，使他大为着迷，从此与当代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马若德开导欧逸文“如何在历史和政治的逻辑框架下叙述中国的故事”，使他的中国观察具有了历史学家的纵深感和政治学者的批判力。欧逸文以英华之年、纵横捭阖的文笔、锐利的眼光和深入的洞察力，把在中国八年的亲身体验与采访，谱成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野心时代》，并荣获美国国会图书奖。
一百多年前，无数中国苦工赴海外淘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成为他们想像中的“金山”，直到今天，三藩市在中国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仍然是“旧金山”。一百多年后，中国成为一座新的“金山”，中国人自己当然拼命淘金，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涌入中国淘金。欧逸文不是淘金者，他是来“淘故事”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欧逸文发现，这是一个活力四射但灵魂空洞的国家，激动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系统逐渐失控。他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经常让我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会迅速响应社会压力并作出调整；反之，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反应迟钝，滋生不满和怨恨，最终会演变为混乱无序。”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
圣经《传道书》中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欧逸文用“野心时代”这个词语概括今天的中国，他认为比此前使用的“个人主义”更加切实。这种野心指向三个目标：财富、真相和信念。财富显然被排在第一位。
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无可奈何地发现，再也无法用毛时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凝聚十几亿的中国人。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让共产主义的大厦摇摇欲坠；而六四的枪声则让党彻底失去了民众的尊敬，剩下的惟对坦克和刺刀的恐惧。但是，仅仅让民众恐惧的政权，是无法持久的。
于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在政治上持续收紧的同时，将一部分经商致富的自由归还给人民。在漫长的毛时代，中国人被迫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就连农民用“自留地”种植水果和饲养家禽来贩卖，也被视为万恶不赦的资本主义“尾巴”。而一旦政府允许人们埋头挣钱，全民经商的壮观景象立即如洪水般席卷全国。
欧逸文在书中描写了各种各样已经致富或走在致富道路上的人：创办婚恋交友网站而成为富豪的来自湖南农家的干练女子，居住在北京昂贵的别墅中，院子里还是农家的摆设；靠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动一夜成名的年轻大学生，其目标却是获得天使基金，经营商业性的网站，而这不正是他反对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吗？发明“疯狂英语”教育法的李阳，虽然陷入家暴丑闻，却仍能掀起万人追随的风暴，不仅满足登高一呼的领袖欲，更捞到数也数不完的钞票。为了了解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想法，欧逸文甚至报名参加了一个中国人赴欧洲十国旅游的团队，与团友们同吃同住，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并详细记载，由此成为本书中最有趣的章节。
欧逸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故事，他好不容易才打动林毅夫接受其采访。为此，欧逸文甚至跑到与厦门一箭之遥的、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金门，考察当年国军上尉林正义游水投奔彼岸的出发点。台湾太小了，满足不了林毅夫的野心，中国才是他挥洒自如的舞台。果然，林毅夫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中共甚至出钱供他到美国留学，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林毅夫当然知道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他一句话都不说，而是将中国描述成花团锦簇的“优胜美地”。此后，林毅夫被中国拱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高位，一时风光无限，用欧逸文的话来说，“林毅夫靠着当人民共和国最热心的经济发言人而飞黄腾达”。然而，无论林毅夫如何为中共鞠躬尽瘁，中共始终将他视为外人，不会给他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这样的关键位置。反之，林毅夫的两个学生姚洋和夏业良先后与老师分道扬镳，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言说中国经济千疮百孔的真相。欧逸文在书中也提及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可惜篇幅远远少于林毅夫。若是由我来写这本书，我花在林毅夫和茅于轼两人上的篇幅，会跟欧逸文的书“打个颠倒”。
在林毅夫之前，还有一个台湾名人投奔中国大陆——著名的校园歌手侯德健。出于热爱自由的艺术家的天性，侯德健失望地发现八十年代的中国比尚未解严的台湾还要压抑。于是，他热情澎湃地投入八九民运，与刘晓波等人一起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四君子。最后，侯德健被中共当局赶回台湾。林毅夫与侯德健天壤之别的命运，或许又可以写成一个新的故事。
谁是追寻真相的人？
欧逸文接着描述了那些追寻真相的中国人的故事。他们是异议知识分子，是网络爆料人，是不甘于充当党的喉舌的媒体人，以及许多普通民众。中共政权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就是掩盖真相、制造谎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由此开始了。
书中详细描写了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中共当局的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掩埋火车残骸并掩盖真相。即便是有影帝之称的总理温家宝的倾情表演，也无法安抚愤怒的人们。人们追问温家宝为什么等了五天才视察现场，他回答说他病得很重，过去十一天一直在床上。然而，在互联网上，有人挖出那些天的新闻标题及照片，证实他在接见达官显要，主持各项会议。这就是互联网的威力。
欧逸文广泛接触了那些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相的人：被很多异议人士视为兄长的刘晓波，青年作家韩寒，以及在网上曝光贪官污吏的艳照和日记的、不知名的“扒粪者”。其中，他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写胡舒立的故事。然而，为什么其他人都无法享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惟有胡舒立是一个例外呢？
我不太同意欧逸文将胡舒立视为追求真相的人当中的一员。胡舒立掌控的媒体，无论是此前的《财经》，还是当下的《财新》，确实揭露了不少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不可能揭露的丑闻，但是，它们也与这些老资格的官媒一起遮掩更多的真相。就在《野心时代》出版之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胡舒立因着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之间异常亲密的关系，一跃成为中纪委的“编外新闻发言人”——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她的媒体都不是“独立”和“客观”的。
不过，目光敏锐的欧逸文，在多次采访胡舒立的过程中，已然发现其中的某些端倪。有一天下午，欧逸文与胡舒立会见时，胡正为一件不寻常的约会而忙到很晚：她决定，自己顶尖的编辑群要穿新装，叫来一个专业的裁缝师给每个人定做。下面一个生动有趣的细节让人过目不忘：裁缝配了件象灰色直条纹夹克给胡舒立三十七岁的执行主编王烁，胡舒立掏著夹克腋下部位说：“这儿是不是太松了？”自己老板戳着他的胴体，王烁露出一种芫尔但宽容的表情，欧逸文打趣地写道：“我曾在狗儿被按进浴缸时见过几次。”然后，王烁抗议说：“已经很紧了。”裁缝说：“他觉得很紧了。”胡舒立说：“等一下！想想看○○七情报员电影，詹姆斯‧庞德穿的西装。照那样做！”只有像欧逸文这样老到的作家，才能用寥寥数语，就让一个温柔而固执的独裁者的形象呼之欲出。读到这个细节，就很容易理解习近平的“打虎干将”王岐山为什么会如此欣赏和信任胡舒立了。
相比于对胡舒立绘声绘色的描写，欧逸文笔下的刘晓波就远没有那么出彩。或许因为采访时间有限，欧逸文未能在刘晓波身上挖掘出更多动人的故事，而刘晓波不久后被捕入狱，再也无法接受他的访问了。在我看来，与长袖善舞的胡舒立相比，刘晓波才是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的人，如果说他有野心的话，他的野心就是让未来的中国成为自由中国。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身陷牢狱的刘晓波远未成功，正如欧逸文描述的那样：“一般中国百姓对和平奖颁奖典礼所知不多。他们从未听到主持人引用刘晓波的话，说政治改革应“渐进、和平、有序，有所控制”。他们没看到奖牌及证书被搁在典礼台上，一张空空如也的蓝色椅子上。而在那年冬天的互联网敏感词名单，删检人员加了个新的忌讳搜寻词：“空椅子”。”但是，刘晓波的声音终有一天将破冰而出，穿云裂帛、改变中国，如同曼德拉改变南非、哈维尔改变捷克、瓦文萨改变波兰那样。
中国人在哪里安顿自己的灵魂？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当代中国人对信仰的寻求。欧逸文发现，中国在活力四射及经济奇迹的“镀金时代」中，却缺乏精神支柱，中国人的灵魂空洞无物，这个国家的未来难以捉摸，甚至令人忧心。“中国已身处意识形态停滞的状态；没有任何政治派系能宣称自己有优势。民族主义还会多次爆发，政界里还会有新的煽动家来玩弄耻辱感，但那些情绪伤害党的程度，要大于对党的巩固。”
在《野心时代》中，作者写到了中国人对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的寻求。在中国，宗教信仰无法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共产党害怕宗教团体与之抢夺人心和资源，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看作潜在的威胁。不过，这并不妨碍共产党官员沉迷在宗教乃至民间迷信之中。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游走于中南海：垮台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判决书中，有他将国家机密洩露给气功大师曹永正的细节；而另一名卷入杀人案而被捕的气功大师王林，在香港出版的画册中居然有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合影。
对于共产党来说，既然无法用暴力消灭宗教信仰，就竭力利用之。五大宗教都被纳入宗教局的管理之下，而政府的宗教局又必须听党的统战部的话。欧逸文曾住在北京国子监也就是孔庙附近，他顺道采访了孔庙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并非孔子的嫡系子孙，而是一名来自中宣部的高级干部。这名身为共产党员的官员一手打造了孔庙的祭祀典礼，这个行为完全符合中共当局耗费巨资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数以千计的孔子学院来展示“软实力”的雄心。
中国的官员、明星和正在茁壮成长的中产阶级，也对藏传佛教充满好奇心，尽管他们不会同情藏人被殖民的悲惨命运，也不愿去了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想法。自称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却要抢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垄断权，成为一个最不好笑的黑色幽默。于是，达赖喇嘛向共产党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假装自己比达赖喇嘛本人还懂转世制度，那么，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转世的观念，他们应该确认毛主席和邓小平的转世。然后，他们才有权参与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共产党在宗教信仰方面首鼠两端的态度，正如欧逸文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以其滥权、欺骗，而无以讲出可以说服人的论调，阐述中国在现代世界里的意义。党已经把它的合法性，押在繁荣、稳定，以及奉祀空洞英雄的公庙上。如此行径，在竞逐灵魂的战场上已丢盔弃甲，逼得中国人民必须外出到思想的市场游逛，找寻他们自己的偶像。”
不过，这一部分却是全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比如，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趋势，欧逸文虽然访问了北京和温州等地一些有代表性的新教教会，却未能更深入地挖掘基督教的复兴与中国未来的愿景之间的深层联系。没有以信仰为根基的中国崛起，对中国和对世界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而是巨大的灾难；而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中国掘起，对中国和对世界来说，才会是莫大的祝福。放弃大学教职成为牧师的王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未来的三十年，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以财产权为核心。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的主要驱动力。第一步，是利益开始崛起，第二步是灵魂开始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个人灵魂的普遍复苏，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前提。”一千多年前，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而在礼崩乐坏、野心膨胀、洪水肆虐的当代中国，作为信徒“生命共同体”的教会，就是比广厦千万间还要广阔的、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挪亚方舟——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样一面的中国，《野心时代》中短短几页的内容显然不够，你可以去找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前《时代週刊》驻北京记者大卫•艾克曼的《耶稣在北京》来读——在那本书里面，没有野心与欲望，只有爱和公义、恩典和救赎。
来源：RFA
杜耀明：看透这个时代——介绍欧逸文（Evan Osnos）著《野心年代：在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
2015-08-07
欧逸文（Evan Osnos）著《野心年代：在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
如果大国崛起不单是个经济数值，它又代表什么？不少人喜欢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突出眼前中国史无前例的强盛国力，但欧逸文对当代中国的著眼点，却在于这个历史转型年代对不同人的不同意义。作者从其笔下众多人物在新时代面对的不同机会和挑战，所采取的行动和反应，以至达到的目的和后果，看到时代的特徵，就是野蛮放纵及荒谬期待兼而有之的野心时代。
全书三部分，记敍当代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的三大路向。有别于中国富强的单调论述，欧逸文眼下的中国，是不少性格分明、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努力奋发、迈向理想的地方，尽管大家目标有南辕北辙之别。
第一部分“财富”，除小人物平步青云、财源广进的传奇故事，重点更在于阐述新历史环境的形成，即中共以经济改革改善民生，换取政治稳定政制不变，结果让不少人享有较自由的生活空间，一些企业家适时配合社会需要，开创自己一番事业。作者笔下人物，除了开办婚姻介绍所的龚海燕、回收废物的张茵、教授“疯狂英语”的李阳，还有在澳门赌场致富、扬名立万的赌徒，以至投奔怒海、由台湾偷渡大陆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历史描述和亲身访问，作者不仅把他们的传奇娓娓道来，也从他们身上看到历史的印记，可以说，是通过个人去见证历史的新闻典范之作。
随住经济开放和改革，作者亦留意到中国社会的思想跃动。他看到不少精英从岗位出发，打破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如《财经》杂志创办人胡舒立在新闻方面的突破，艾未未以艺术家的态度和方法关心时政，刘晓波对当下社会的严厉批判，陈光诚以法律知识维护基层利益，韩寒以年青人的直率品评社会，以至网民以社交媒体发放资讯揭露社会问题，群体通过网络组织社会行动争取权益等等，在在说明新时代已经来临，社会精英和民众即使面对重重限制，仍会尽力追求真相，为公义发声。
另一方面，他亦留意到一些建制精英以中国奇迹以至民族主义的论述，自以为是，掩耳盗铃，排斥政治改革，完全漠视伴随经济不断增长而来的严重贪腐和贫富悬殊。作者没有被中国的浮华表面所迷倒，因为他从受访者的遭遇细察到背后不断制造不公不义的社会现实，也接触到不少人正不懈努力，试图打破宿命，冲破专制的堤防，维护公民权益。
欧逸文居留内地八年，留意政经大事之馀，亦能深入民间。他深深体会到，内地社会虽然物质生活较前大有进展，精神方面却极其空虚，甚至是陷入信仰危机。官方宣传的民族主义，除了个别时候让人兴奋得起哄，对巿民安身立命根本于事无补。由黑心食物到贪腐事件接连发生，足见巿场及政治秩序东歪西倒，不少人转向宗教价值寻求信仰的出路，官方意识形态早已落了架。
作者没有赞颂中国崛起，也没有论定中国走向败乱，他尽了记者的职责，纪录这段百年难得一见的崛起光景，光景背后的冲突，以及好些人为自己以至社会前途的努力付出，甚至因此而长期丧失个人自由的命运。全书有人有事，有根有据，在记者客观的笔触背后，处处显露其人文关怀，关心国情者不能不读。
文章来源：RFA
欧逸文：野心塑造中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困困2014年5月19日
如今的中国，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蠢蠢欲动的情绪，它驱动中国成为最新兴的超级大国，它也使这里世界上最大的威权统治政府感到担忧。官方用“中国梦”来回应这种情绪，将其描述为一种复兴强国的欲望；一位美国前驻华记者也捕捉到这种情绪，他称之为“野心时代”。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刚刚出版新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书中呈现了样本丰富的中国人真实经历，包括被成功欲望猛烈冲击的企业家，用近乎虔诚的方式复兴爱国主义的“愤青”或英语学习者，为追求真相而承受压力或陷入囹圄的媒体人、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物从表面看几乎并无相似之处，但他们又共同呈现出野心勃勃的新中国关键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独裁的高压也无处不在；人们追逐成功，与此同时也感到空虚，转投信仰以寻求宁静；自我意识的觉醒浇灌了个人主义，但也同样滋生割裂感与不安。
欧逸文 CFP
欧逸文199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学习中文，2005年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的驻京记者迁居北京， 2008年至2013年他开始为《纽约客》杂志担任驻华记者，他与前任——何伟(Peter Hessler)，《纽约客》2000年至2007年驻北京的记者，共同完成了该杂志中国报道的样本：用铺展、深入的特写报道，记录转型中的中国最激动人心又击中本质的人或事件。他们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声望，甚至获得了“非虚构写作双胞胎”的昵称。但欧逸文与何伟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个迥异的果实：如果说何伟的叙述更个人化，精于探究内心，欧逸文则更具记者的全局掌控力，他擅长将讲述对象放置在广阔背景中，勾勒出复杂的中国全景图。
欧逸文在中国生活的八年，也恰好是中国充满矛盾的时期。如何平衡这种矛盾，既是他身在中国时切身的感受，也是他离开后写作这本书时要处理的议题。在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欧逸文写道：“对当代中国的描写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例：有关中国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残酷无情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科技初创企业和自主创业的故事能体现多少，防火墙和滥用权力又能代表多少？”
他希望不怀偏见。《野心时代》做出了有益的努力，书中选择的人物样态丰富，兼具“鼓舞人心”和“残酷无情”，讲述也足够从容，在人物的个人故事与宏大背景之间灵巧转换。在书中，也许无法读到判断或预言，但它忠实讲述了刚刚过去的一小段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或许暗藏着中国未来可能的转变。
欧逸文对中国怀有情感，对这本“中国报告”，他有两个目标：希望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希望中国人读到完整的这本书。遗憾的是，因为他无法接受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查制度，《野心时代》将不会出版简体中文版。
目前欧逸文是《纽约客》杂志驻华盛顿分社的记者。2014年3月，因为参加一个文学节，他回到中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是如何找到“野心”这个关键词作为新书题眼的？
答：2005年我搬到中国后就对“热” 这个词产生了兴趣。不论我在中国探究任何文化现象，或者某个人物的流行，我总是听朋友用“热”这个词来形容它们。这是一个栩栩如生，又极具力量的词汇，因为它形容了某种现象有如病毒一般在人们之间传播，很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蔚为大观。
实际上，早在1979年“热”就在中国出现了。我想是邓小平——当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中国兴起的小农场和小工厂热潮。在当时，这种热潮正如鸡舍里的传染病似的，从一只鸡传染到整个鸡舍，然后又不知不觉蔓延到整个地区。
2005年我到中国后，先后出现过“博客热”，当时最著名的是写性经历的木子美；英语热，比如李阳的疯狂英语等等。2008后，还出现了“奥运会热”。但是“奥运会热”与其他“热”的不同之处在于：奥运会是由政府发起的，奥运会热的流行是由政府推动的，它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在我们回头看，没有人会说，木子美，你会成为一股热潮；李阳，你会成为一股热潮，是人们选择了他们。但是奥运会热却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是一种官方热。
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是“个人主义”这个词。一开始我对人们说起个人主义，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个好词。即使今日，个人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听上去依然太自私了。但是我书中写到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有“个性”的，是指这些人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且卓尔不群。他们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不可或缺，富有创意，很有潜力或者大权在握。我发现人们开始追逐个性，追逐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个人主义这个词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我感觉个人主义在中国存在并且非常重要，但是要使用这个词汇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舒服。
之后我开始对“野心”这个词感兴趣。野心的用法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些转变，20年前，假使我们说某人有野心，那是对这个人的冒犯；但是如今的中国，野心成了必须，如果你没有野心，那你就落后了。而在“热”和“个人主义”背后，正是“野心”在驱动。这就是我开始研究野心的过程。
我挺迷恋一个词用法的流变，在中国尤其如此，有时候因为我对一个词感兴趣而开始采访研究，有时候又是因为某一个词流行起来驱使我去发现它流行的原因。
问：谈到中国的个人主义与野心时代，感觉与美国的192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答：是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所不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此刻的中国与美国的1800年代末期或20世纪初期有着诸多相似。美国的20世纪初期，后来我们叫它“爵士时代”，或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那时处处隐藏着可能性，那种一个来自北达科他州小镇的的青年可以在大城市成为大亨的可能性，只因为他富有决心，也许还有一点不守规矩。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正是那时候美国建起了摩天大楼，正是那时候美国修建了全国铁路，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财富太多而人又那么少。那时候只要你打破规矩，敢于牺牲，你就能达成目的。这种可能性正是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的相似之处。
但激动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系统逐渐失去控制，因为一小部分人精于利用制度的漏洞从中谋利。因此，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治理食品的不安全，查处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厂，调查财团或富人操纵政治以谋私利。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这多么像中国。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走过那个痛苦的，剥削的，权势人物豪夺强取的时代，继续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人们意识到过速的野心与发展带来的弊端使我们必须停一停。因此美国当时采用了一些方法，比如利用工会，媒体，中产阶级来修正这些弊端，尤其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同胞负责。由此治理了腐败，在权力与机会之间找到平衡。
因此，当时美国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无法像美国当时那样有效回应并解决公共压力。中国经常让我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会迅速回应社会压力并作出调整，而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反应滞后，滋生不满和愤懑，最终会演变为混乱无序。
问：你这是在预言中国会往何处去吗？或者你的书中有这方面的预言？
答：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做任何预言。也许几年前，我还感到中国可能会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转型，因为当面临存亡考验的时候，这个政治体系会因为一种生存本能而选择转型。这有点像人体机能运作原理，当人体暴露于酷冷环境时，最先是手指停止供血，之后是手，胳膊，以此来保全核心器官。政治也同理。1978年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舍弃了一部分，以保全更大的整体，当时他们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因而也重新定义了究竟什么是共产党。如果十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最强大的本能是生存。
但是基本上我是不愿意做任何预言的，因为预言很廉价，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在我的书中你是读不到任何预言的。我花了很大篇幅来谈论现在和刚刚发生的过去，因为这是我知道的。我更愿意读者得出自己的判断，而非由我来告诉他们即将发生什么。而如今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又是特别特别值得书写，它需要被精确地、关注细节地来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中又暗藏着某种预言，这些预言就暗藏在那些我所写的一个一个人的生活中。
问：另外，“野心”这个中国关键词跟“中国梦”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你怎么理解中国梦的？
答：很有意思，“中国梦”这个提法出现于我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月。当他（习近平）谈论中国梦时，我感觉到里面的逻辑， 因为我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中国人的野心，希望与渴望，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的这种情绪，他们也在想办法去走在它的前面。因此我觉得中国梦正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追赶。
但是中国梦有一个问题，它隐含的逻辑是中国人民被准许做梦了。我并不确定人民真的同意他们所谈论的中国梦。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伟大复兴”，可当我问中国人你的中国梦是什么，他们的答案绝非如此：我的中国邻居的中国梦是打赢一场官司；前两天我碰到的一个人，他说他的中国梦是去新加坡探望在那里读书的女儿。这些答案让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语言与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脱节。党使用的这些字眼，“科学发展观”，“伟大复兴”，是无意义的，空洞的。也许他们应该学习一下可口可乐或者iPhone式的销售语言。
而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也使我想到另一个启发我写作这本书的作家：鲁迅。他有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当我采访书中人物时，他们很多人在1960或1970年代过着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痛苦生活，然后忽然间他们有了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彻底改变人生。这正如同鲁迅的这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说的其实是一种渴望的能力。在1970年代，因为前面我所说的生存本能，中国共产党给了人民一种具有渴望能力的权利；与此同时，这种渴望的能力又如此强大，它使人民觉醒，使人民重新发现自己，变成一种最终不再受控的力量。
问：你的书写到了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人，能不能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些写作对象？
答：好的。我越多地研究中国人的野心，越发现赋予野心力量的三种追求。首先很自然的会追求财富，我的书中写了龚海燕（相亲网站“世纪佳缘”创始人）的故事。之后就是追求真相的野心，也就是说发现你身边的现实与事实，不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满足于被动的灌输和接受，他们学会挑战，他们不再相信。
胡舒立（财新《新世纪周刊》总编辑）是一个真相追求者。她在体制内，看上去她所做的事情是受限的，但是她深知，如果她彻底独立，是无法完成她对真相的追求的，只有学着打擦边球，学着非常小心地在游戏规则内，来发现利益集团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是她是有渴望的，她饱含希望，当她早年间去美国学习新闻时，一个教授告诉她，别回中国，在中国你永远都无法从事真正的新闻事业。这让她很苦恼，因为她为中国人的身份骄傲，她也希望做得比《纽约时报》还要好。最终她回到中国，她用自己的方式——艰难的方式——来完成她的野心和她的渴望。
在写追求真相的人物时，韩寒（作家）也是一个例子。他选择不相信，不相信中央电视台，不相信媒体，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似乎是被打造成说真话的人，人们开始相信他。人们想，我也不相信中央电视台，这个家伙挑战央视，那么也许我可以相信他。人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挺普通的，有点像我，可能是更好版本的我，于是人们就说，好的，我相信他。但是当韩寒陷入到造假风波后，人们忽然发现一个说真话的人也许并没有说真话，人们就失望了，甚至愤怒。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阐释过“一种犬儒主义”：当一个社会持久地倾向用谎言替代真相，那么最终人们会拒绝相信任何事。中国正是如此。 我也关注过韩寒和方舟子（科学工作者）之争，韩寒是否造假？也许我的判断是错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感觉韩寒没有造假。韩寒是我去年夏天离开中国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书中人物。有关他的造假风波隐藏着一个逻辑：他是一个真相代言人，但是当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真相的时候，他也被拉下神坛，与此同时，新的真相追求者诞生了，那就是方舟子。
如今在中国，人人都开始追逐真相了，简直成了一股时尚。也就是25年前，人们还难辨真假，你很难分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太强大了。现在互联网和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调查真相的可能性和能力：胡舒立，她在追求真相，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真相；艾未未，他为什么对四川汶川地震感兴趣，为什么要调查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和遇难学生名单，因为这些事关真相。这些人不仅追逐真相，这种追求也像一种信仰。
问：驱使一个人追逐什么，往往深层次的原因都跟信仰有关，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可能是一种坚信。
答：是，对信仰的追求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们开始追问一些大问题：我相信什么，我的人生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可能人们拥有了财富，但是金钱是空虚的，人们希望获得更多，有一些人求助于宗教信仰，有一些人开始追求一些别的信仰。
比如说，像书中的一个人物唐杰（Anti-CNN网站、四月网创始人，发起“新爱国主义运动”），到最后，唐杰所追逐的事情已经成为信仰。一开始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相信中国，但是最后，在我书的末尾——这里我做一点剧透，他说他相信自己，这就是他的信仰，他真心地认为自己拥有解释中国的权利。
书中还有一个人物林谷，他曾是新华社和BBC的记者，可以说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追求真相，但是他无法感到满足，当他面临一些大问题时，比如人生的意义，他选择求助宗教信仰。我在中国的时候，居住在国子监孔庙附近，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前来寻找大问题的答案。有一些人求助于儒教；有些人求助于佛教；有些人求助于基督教；有些人求助于巴哈伊；有些人求助于疯狂英语……。此刻的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觉醒的时刻，同时，这种信仰又是如此个人化。
问：除了野心，你的书中还抓住了其他的中国关键词，比如“割裂感”与“不安全感”。
答：对，我用一章的篇幅来写小悦悦的故事。小悦悦事件发生于2011年，她正展示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割裂与不安。这个新闻出现的时候，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一个被两辆车碾压的躺在佛山五金城旁街道上的小姑娘，18个人从她身边路过而无人援助。
这些路过的人是一些聪明人，他们在追逐财富，他们努力工作，他们能够一手建筑一个自我的小世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个体，“个体户”，这个20多年前出现的词教会他们一个教训，他们的个人小世界只有他们自己可以依靠，制度无法帮助他们，制度不可靠。这些路过的人也几乎都听过“彭宇案”（2006年，南京彭宇扶救倒地老人被讹诈的案件），他们学到另一个教训：遇到这样的事件最好不要卷进去，赶紧离开，因为冷酷能帮助他们，而警察帮不了他们。
因此我去了佛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跟人们聊。路过小悦悦的18个人，他们之所以不施以援手，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对孩童冷酷的人，很多人也是父母，他们这样做是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使他们感到制度不可靠，不可信。他们不施救，甚至是一种“理性”的决定，他们中有人说我不能帮助小悦悦，因为如果我牵涉进去，我的小世界就会崩塌，我努力获得的一切就会消失。对我来说，我感到不论是这个五金城里的人，还是中国别的地方的人，都有如生活在一个一个孤岛上，每一个岛都枝繁叶茂充满可能性，可是从岛外望过去，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让这个岛断水，会让岛毁灭。
中国人总是在讨论“不安全感”，是因为人们感到失败就在距离成功不远处，你的生活可能是一种假象。你有住所，你的生活比你的父辈、祖父辈都好，但是即使很小的事情发生，你就可能毁于一旦。你不能去找法院，法院帮不了你，法律帮不了你，政治帮不了你，人大代表帮不了你。谁能帮你？只有你自己。这也许也是个人主义消极的一面。
问：书中人物，哪一个花了你最长的时间来采访和写作？
答：我想应该是林毅夫（经济学家）。他的人生精彩纷呈，他是我这本书的开篇人物。1979年以前，他生活在台湾金门岛，但他怀有一种强烈的野心：他说，我要去中国大陆，我可以影响中国。之后他放弃了一切，他的妻小他的家庭他的军职，然后一路从金门岛游到了大陆。这是我见过最惊人的有关野心的故事，同时他也极好地诠释了什么是个人主义。我对他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他在1979年作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并不了解大陆，但是却有一种提前的预知，未来将会翻天覆地不同，这使他坚信自己必须到海峡那边去。
我2010年认识林毅夫，之后陆陆续续采访了他五，六次，直到2013年7月。过程中我还前往台湾金门岛，查阅和收集了一些当时的资料，台湾军方一直在调查他。我非常感激他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些往事对他是苦涩的。一开始他不愿意谈，他说这都是些旧事了。我猜是我的诚挚打动了他，他也意识到我是把他的经历放到中国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然后他就非常慷慨、真诚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问：你的书中人物，有很多你也为《纽约客》杂志也写过文章，书跟《纽约客》文章有什么不同？
答：我很难给出一个百分比数字。书中的确有几个人物是我在《纽约客》工作时候写过的。有一些人物是我为《纽约客》采写之后，又持续跟踪他们，比如唐杰，我在2008年为《纽约客》写过他，但在书中，我又扩展写到了他的2008，2010和2012年的不同经历。还有一些人物，是因为我有这本书的计划，因此选择他们为《纽约客》采写，比如龚海燕，当我听说她的故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她之所以创办“世纪佳缘”这个公司，是一种自我选择，选择追逐财富，我希望她也成为书中的一个人物。《纽约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们欢迎一个驻刊作家先在杂志上发表一部分书的内容。这是一种特别棒的做法，因为它让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物和写作，让你成为更好的作家。
问：如果一家中国出版社计划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是因为审查制度，需要删掉一些章节，你会接受吗？
答: 哦，不。我不会接受任何删节。我无法为他人做主，但我可以为自己做主。对我来说，这本书中所写的人与事，都是我认为值得谈论和书写的，我希望人们在整本书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些人与事。如果我删去了这本书的某一部分，它一定会改变人们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我绝对不认为接受这本书被删节是什么好主意。我会尽一切努力让中文世界的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出版繁体字版。对我来说，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我希望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另一个是，我希望中国人读到完整的这本书。
问：简单谈谈你离开中国后，身在中国之外看中国，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答：因为我迷恋中国，所以我无法那么轻易放弃关注中国。当我们搬回美国后，我现在的工作也并非停止写中国，只不过也开始写美国了，看上去，中国越来越少地占用我的时间，而美国越来越多，可实际上，我是不可能忽然像这样（打了一个响指），就一下子停止了对中国的兴趣。我不会停止有关中国的写作，不同的是，在未来的四五年时间内，我会更多地写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故事，以往我对中国的观察视野是狭窄的，现在更加广阔了。因此我会常常回中国。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