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门锁霸占球场的老人们，还不是中国最后的流氓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一伙“老小孩”，因抢占小学生们的足球场地上了热搜。视频中，身着正规训练服装的小学生正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与此同时，栅栏门外，另一群“老小孩”正围在一个敢于挺身而出，用铁锤砸烂桎梏的“老男孩”身边拍手叫好。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去跳一会广场舞。
这样一条视频，在今天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互联网上，自然会引起一番声讨。事实上，对于老年人不道德行为的曝光与指责，一直都是网络上最热门的段子。比较较真的评论，会涉及到城市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话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视频中吊诡的一幕：为何老人在做一件在大众看来有违法律的事情，却显得格外自豪？而当这种违法行为发生时，其他老人也陷入了集体性的狂欢之中？
假如一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发生在某个个体身上，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将其识别并清除，以使自身维持看似正常的运转。而假如陷入癫狂的是社会中的某一群体，那么“群体性疯癫”背后的原因，便值得人们深思与探讨。
01.没有法律意识与道德感低下的一代人
在我们看来，法律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的国度没有法律。然而，现代法律制度却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而建立起来的。
由于商业活动增加，社会的财富流动速度加快，致使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于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手中。与此同时，旧时代的“王法”，并不适用于保障个人权利。相反，“王法”通过暴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于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传播，一次又一次逼迫统治者与民众展开对话，协调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它的核心在于，对公民私有权的肯定。
然而，我们上一辈人经历的童年时代，正是一个对“私有制”大加鞭挞的时代。在一种集体主义的历史氛围中，他们被要求以一种“均贫富”的方式来看待社会资源。拥有私有财产是可耻的，而当一部分人将社会资源私有化的时候，就到了发起伟大革命的时刻。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视角，审视视频中“老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狂热，似乎就不难理解，这一群体行为背后的逻辑。
然而，今天距离那个群体狂热的时代已经远去。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也从未停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既然如此，为何法治精神这么难以在中国立足呢？
02.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的割裂
改革开放后，官方对于“私有制”的解释，一直比较暧昧。
一方面，官方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鼓励民众创造财富，不得不肯定个人对于财产的持有。而另一方面，迫于历史包袱，官方又必须宣称个人并非财产的所有者，而仅仅是财产的使用者。这一点在你家的房产证上，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花一辈子积蓄买来的房产，不过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而土地的所有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里。
与此同时，虽然表面上财富并不属于任何人，但改革开放的确造富了一部分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地域的界限被取消了，所有阶层的生活方式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曝光。老人们在深刻接受着“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等同于不义”的道德观念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每天在日常经验下滚动播放的财富神话。
于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混合型意识形态”在中国诞生了。不同于官方输出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混杂着对于财富的鄙视与崇拜，鄙视的是他人拥有的财富，而崇拜的是财富本身，并且希望它降临在自己头上。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官方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继续输出着包装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材料。无论是混杂着政治意图的战争创伤叙事（这种叙事中往往只有老调重弹和情绪化的表述，并没有任何更加深入的反思与见解，从中可以窥视出，它的功能只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的氛围），还是每天更新被渲染成紧张刺激的国际局势，或者无限畅想下，近在咫尺的共同和谐的人类未来，都在增强民众意识中凝聚力的同时，加深了与日常经验的分裂。
事实上，这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世界。一个是意识中的乌托邦，一个是现实中的满地粪便。一只白天鹅突然从天空降临地面，都或许会因这种视觉上的落差冲击而彻底晕眩。回到这起事件，我们从视频中会发现，老人们在凿开铁锁的一瞬间，如同飞上蓝天的丑小鸭。压抑心头已久的火花，终于迸发而出。在老人们的叙事中，他们是一个连跳广场舞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弱势群体”，而把围栏竖起，可以在草地上纵横驰骋的同胞们，则是仇恨的对象。因为，他们利用金钱，垄断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毕竟一个7000多平方米的足球场上，只有不到二十几个人。
03.坏老人终将死去，但问题不会结束
有两种声音：“老人变坏”和“坏人变老”。但无论老人还是坏人，他们有朝一日的离去，或许并不能改变什么。
在先前的香港事件中，无论政治立场孰是孰非，中国留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素质，几乎可以说与手持铁锤，砸烂铁锁的大爷大妈们并无二致。从经济层面看，留学生们父母的经济实力，在中国至少可以算得上那5%的一小部分。留学生们普遍生于90年代末，并未浸淫于上一代人的反智浪潮之下。而就读的学校，也足以证明这群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着“操你妈妈”的年轻人，至少比同龄人获得过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如果教育都无法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或许可以断定，一定是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一位北大教授曾感慨他的学生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一个通过观察得出的答案，倘若究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同样，面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分裂的现实。这种分裂的实践，让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学会了一套口是心非，金钱至上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为了金钱出卖信仰，也可以为了金钱选择信仰。事实上，就连信仰本身是否值得信仰，也由它的生财能力决定。
当一个国家既希望假想中的社会主义海市蜃楼在天上漂浮，又默许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现实在大地横行的时候。聪明的年轻人，就会把爱国当成一门生意。而当信仰不再能给人们带来好处时，人们也将果断地抛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