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昂:為了忘卻的紀念—— 有關朱令
1994年11月24日,她21歲生日那天,她開始肚子疼,12月份胃疼,而後頭髮脫落。住院一個多月後,出院,寒假後還繼續上學,而後再度發病,後來證明她被二度投毒,長出來一寸長的頭髮繼續脫落,次年3月份起,她在協和ICU病房住了數個月的院,各種方法尋遍,束手無策。這期間她經歷過氣管切開術,前後換了八次血,每次都在1000毫升之上,這些血換了她的命。
由貝志誠,而今的「一毛不拔大師」發起的互聯網求助是從1995年的四月份開始的,收到了兩、三千封來自世界18個國家的email回信,其中三分之一認為這是典型的鉈中毒症狀。我在2001年為當時工作的《三聯生活週刊》寫的報道中提到,貝志誠是朱令的初中同學,他當時徵集了北大的二三十位學生志願者翻譯這些email,絡繹不絕地傳遞給朱令父母看。4月18日,他拿著信件站在ICU病房門口,從早到晚,除了若干個年輕醫生願意看一下,主治醫生認為這是在「干擾治療」,ICU主任則認為這是在給院方「施加壓力」。
不如引用一下我那篇報道的原文吧:「與此同時,朱令繼續天天接受各式各樣研究性檢查,前來會診的協和各科大夫依據他們的某些判斷提出各色檢查建議,比如‘腎穿刺’或者‘腦活組織’檢查,有些破壞性過大的檢查被家屬拒絕。有一次,她的主治大夫堅決要求朱令從協和的老樓搬到前樓去做一次「‘磁共振’,因為朱令全身插滿了管子,又處於昏迷狀態,家人只好請來數名壯漢幫忙運送……就是這些檢查,使一年後朱令出院時,他們家人收到了含少數住院費和昂貴的ICU監護費和藥品在內的50萬元賬單。」
「北京職業病防治所的陳震陽在1997年3月5日的談話記錄中作證:‘(朱令的鉈中毒化驗)是家屬委託我做的,協和醫院事先沒有委託我。朱令的媽媽來找我,我提出請家屬帶來朱令的腦脊液、血液、尿液、指甲和頭髮,做全面化驗……第二天,朱令的父親拿到了五種樣本,我們馬上做化驗,化驗結果,是嚴重鉈中毒,下午我們重新做了一次化驗,最後確認了朱令鉈中毒的含量(是致死量),同時,我建議協和醫院使用口服普魯士藍解毒。’
他還解釋,鉈中毒症狀很明顯,比較容易診斷,尤其脫髮、米氏線、手足痛,很典型。鉈中毒一般在體內潛伏期比較長,發病時間也長,侵害病人的神經系統也需要一段時間,如果及時搶救,毒物還沒有侵害病人的大腦神經、視覺神經和四肢神經的話,那麼病人的情況就會好一些。
化驗單交到朱令的主治大夫手裡的時候,她的第一反應是:‘還不一定吧。’交到當初初診朱令鉈中毒的李舜偉醫生手裡時,他有些後悔當時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等於是被同行說服了。
同年4月28日當晚,協和醫院和朱令家屬經過多方尋找,終於在中日友好醫院庫房裡找到了僅存的20針普魯士藍化學劑,三毛錢一支,後來又在北京市勞動衛生所找到了十盒盒裝的普魯士藍,總共四十餘元。朱令父親吳承志兩次買藥都帶了三四千元,以為救命非得要跟救命程度相等的錢,結果是啼笑皆非。一個月後,朱令體內的鉈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狀消失,然而嚴重的後遺症卻將和她相伴終生。」
三月底到八月份,朱令陷入重度昏迷,那期間發生的一切,她一無所知。
我生於1974年,朱令等於是我的同齡人,她的成長經歷像是我們70後裡面最夢幻最高級的,15歲開始學古琴、會彈鋼琴,考上清華物理化學和儀器分析專業物化2班。她隨的母姓,她有個長她四五歲的姐姐,姓父親的姓,叫吳今,曾是北大生物系的學生,1989年去野三坡春遊,出了意外,早逝。剛剛喪失長女,第四年,次女朱令又出事,你可以想象這個家庭的狀況。
我從未見過朱令一次面,唯一一次去她家是2001年初採訪,父親吳承之母親朱明新見了我,電話是當時朱令案的代理律師俞蓉給我的,她免費代理這個案子。我跟她通過很長時間的電話,聊到不少細節,我又做了許多功課。
去朱家採訪,跟朱令父母聊了整整一個下午,把整件事從頭說起,對他們何嘗不是個遭罪的事兒?這是打記者那份工讓我總是感到不安的緣由之一。
我問他們朱令去了哪裡,他們說:她去醫院接受康復治療了,每週一次還是兩次。兩年後,似乎是《新京報》上刊登了朱令在家慶賀三十歲生日的照片,這張照片讓我內心深深震驚,她戴著紙做的生日帽,看起來那麼開心,因為治療注射了過多激素令容貌全改。我轉頭猜測,她的爹媽或許是不希望我在兩年前見到她,出於保護之心,或者自尊,也擔心我們提及舊事會刺激到她,曾經那麼冰雪聰明的一個姑娘。
母親朱明新曾在寫給女兒海外同學的Email中,如此描述當時朱令的狀況:「大腦開始萎縮,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體重已達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撐背部,可不靠椅背獨立坐著,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略有偏離就會倒,視力很糟,只可辨別不到一米遠的手指數。」
怎麼描述她的爹媽呢?我去她家的時候,下了公交車打了電話,母親朱明新來車站或許是樓外接的我,擔心我找不到單元門。除去一臉滄桑疲憊,她的氣質有如民國人物,我是說那種質樸、自然和味道,上面那封email的行文已經足見她的內斂性格,上樓見到她父親,也是一樣的感覺,兩人像是過去走來的人,說話都有江浙口音。母親更善於言談,介紹情況基本上是她在說,她退休前在遠洋集團工作,朱令的父親,則是國家地震局的高級工程師。
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和他們典型的生活。
家裡非常地破舊和簡陋,像是八十年代的中國家庭,供養兩個女兒上學,為二女兒操心和治病,已經耗空了一切,他們給我看案子的卷宗,各種資料厚厚一大疊,我拿了一些寫報道需要的復印件走,讀那些資料令人心碎,我至今記得自己那些天的心情:絕望且低落。
我記得很清楚,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朱明新都不願意提到孫維的名字,似乎那是個忌諱。她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朱令的同班同學兼捨友,她大學畢業時清華不給發畢業證書,並扣留了出國護照。然後,此處省略一些意味深長的細節,她去了美國讀書,後來工作、結婚、生子,還曾在諾基亞上班,而後嫁給一位美國人,拿到了綠卡。
她改名孫釋顏,換了身份證上的照片,變更了生日,這些行為有那麼一點點奇怪。她2006年在天涯發帖一次,2013年4月18日又發一次貼,每次都是社會輿論將朱令案重新推向風頭浪尖的頂峰。發帖的內容是自我澄清,以及說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找到真凶。說開了吧,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我們也可以聊一聊,無可避諱。網友們始終在探究她的家世背景:祖父孫越崎,伯父孫孚凌都在民主黨派和政協擔任要職,孫維自己說祖父已經於1997年去世,那麼伯父還在任上,只是,似乎,最近,離任了。
如果孫維是冤枉的,這麼多年她被社會公眾標以歹毒兇手邪惡女同學等壞名聲,有一天,另有元兇冒出地表,而且證據確鑿,最主要的物證諸如朱令的咖啡杯和洗漱用品回到人世。如果我們可以證實「官二代」這種假定有罪標籤可以從她身上褪去,真凶是個美劇中典型的曾經露臉的路人。此案的追訴期不是20年而是無限有效,以及,朱令即便在未來某日,年屆七旬的雙親離開後,繼續堅強地活了下去,活了很多很多年。
即便更為遙遠的未來的某一天,朱令也擺脫了這痛苦而沉重的生命之束縛,即便她的多數同班同學保持了令人難堪和窒息永久的沈默,成為了一群安詳的老人,我們無力去譴責他們。
有一位志願者不久前去看朱令的母親,她問她有沒有鍛鍊身體啊,她說自己沒有時間鍛鍊身體,但是她感到很充實,因為朱令犧牲了自己的全部,讓媽媽在退休後過得這麼充實。她的一位同學因為老伴去世,子女都在國外,所以十分孤單寂寞,說自己度日如年,她說: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案子對於我們70後生人來說,有個基本責任:隔段時間要重新提起,讓晚來的新一代人重新去網上看一遍相關資料,這件事不應該被遺忘,她是真切存在的,她伴隨了整整一代人的記憶,以及無法表達的恥辱感。就是那種即便你什麼事都沒做,也深感愧疚的奇特的恥辱感。記住,也是我們眼下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有時候,記憶是某種更為有效的反抗,某種等待時機的態度,以及高於同情的堅韌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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