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政治學博士生

10月13日，我們學校的三個學生會（包括大學生、研究生、Glendon學院）發表一了份共同聲明，譴責以色列作為一個settler-colonial state加諸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苦難以及York大學投資在武器研發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並表達對巴勒斯坦人在對未來毫無希望下抗暴的支持立場。

這篇聲明裡，既沒有提到「猶太人」，也沒有呼籲任何學生去攻擊猶太同學這類字眼，而是專注於發生在加薩的人權危機。然隨後York大學高層發表一篇強硬的聲明，指學生會煽動種族仇恨、散播反猶主義、企圖合理化恐怖主義行動、違反校園多元包容的倫理，學校矯情地說「學生有自由表達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權力，但言論自由不是絕對。」

學校公開要求學生會成員辭職重選和自我譴責，否則要解散學生會；私底下則是威脅開除學生會成員裡的校籍（因許多成員是國際學生，有簽證的問題），而研究生學生會的成員也面臨TAship被取消的困境。

在這氛圍下，我的一年級巴勒斯坦學生寫信來給我說除去家人在加薩生死不明的焦慮，她實在不敢走進一個很明顯只支持另一方的校園上課。

大學高層的意向如此明確，那教授們呢？York大學政治系以Settler Colonialism研究在全加拿大有重要的地位，許多教授們自己當年在這所大學讀書時，都曾是支持巴勒斯坦學生運動的組織者。而所上很多同學當初申請博班時，僅申請我們學校，一心一意要來這裡做相關研究，然而衝突兩星期過去後，甚至有種連在系辦討論都像個禁忌的印象。

於是一份「實名」連署要求政治系教授為學生發聲的聲明在上個星期六晚上於研究生們的WhatsApp視窗裡默默流傳，要求政治系發表一個聲明支持學生會和譴責大學高層威脅學生會成員的舉動，並公布所上是否有收取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贊助（而噤聲）。

簽名前和老公聊到這件事。老公讀大學時，也曾在York大學組織抗議活動和寫校刊報導，之後為了介紹加拿大人「在加薩實際發生什麼的」，他和老闆兩人創立一個國際政治新聞評論網站，營運至今，可這樣的他，在20多年過去後，已認為聲明或校園抗議根本改變不了任何加薩的情況，「但實名簽名卻可能威脅到妳將來的求職」，因為社會擅於標記和扣帽子，沒有人會管實際上聲明說了什麼，只會把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意見等同於反猶言論。

我終究是簽名了。至星期一早上，36小時內，這份聲明已得到將近70個實名簽名，包括50多個博士生且陸續增加中。星期一下午，校園裡有一場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議活動，我自以為低調地戴著口罩去了，結果發現處處都是本所博士班同學的身影。

該星期二，政治系研究生學會緊急招開臨時會議，幾乎當天沒課的博士生全都出席了，主席再三提醒由於此次會議是為了討論是否以政治系研究生學生會的名義發表一篇譴責學校高層壓制校園言論自由和呼籲停止對加薩種族滅絕的聲明，線上會議或許會被記錄，擔心受到影響的參與者應先改變顯示名稱以策安全，竟無一人改變。

有趣的是，會議近90%的支持率通過政治系研究生學生會將發表一則「以外交辭令」譴責大學壓迫學生言論自由的聲明，可星期三實際聲明寫出來後，比大家想像中的激進，而本來實名簽名的聲明只會送到政治系教授們手裡，學生會的擬稿者卻也把這則聲明包括進去（換言之現在簽名會被公開給學校高層）。同學們討論起來難免抱怨，「那你要撤掉自己的簽名嗎？」「唉，簽都簽了。」然後以色列在加薩持續攻擊打消了我們稍縱即逝的弱懦。

而我們的行動，推進了政治系所有教授們終於願意團結起來向大學高層抗議，至於政治系的集體行動也鼓勵了其他的系所，越來越多系所發表聲明，從校園下層往上發聲。

要知道至今我還是常抱怨自己選錯系所，不過此時此刻，我很高興自己在這個研究所讀書。作為一個政治系學者，如果只是埋首在學術研究裡討論政治現象，而不睜眼看現世，是很無用的；又或者作為一個加拿大政治系學者，能夠毫無困難、開口閉口就是各種譴責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並以此申請到研究經費，卻只因為所謂的「前途或受影響」，而不敢於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上公開發聲，那是很矯情的。

在我的心底也明白：這些大學裡的抗議改變不了當下加薩人民的現狀，但至少當學校以一種煽動分裂校園團結、不惜以開除學生會學籍的粗暴方式壓制學生的言論自由時，我們可以做點什麼來支持同學，讓校園裡那些還有許多家人生死未卜的巴勒斯坦學生們感受到：至少在這個校園裡他們也有一點依靠。

何其有幸，這個博士班裡大部分的同學都抱持著一樣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