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74：另一人生階段的開始

2022 年 7 月 23 日

20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雖有香港人在遊行中喊出了「還政於民」的口號，算是開始有了自主意識。但這口號沒有喚醒絕大部分香港人，反而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覺。

我寫香港抗共運動近四十年的記憶，已知我講到各抗共派別時，必會引起不同光譜人士的批評和回應。比如近日談到從中英談判到九七頭十年的民主派，就有讀友說許多人都在監獄受苦，或被迫流亡，我批評他們無疑是「落井下石」。也有讀友說民主派一開始就主張「民主回歸」，把香港帶到萬劫不復的境地，罪無可恕。

許多人習慣從最後的認知或印象去判斷一些人、一些派別數十年來的是非功過。如果寫作人都這樣，就沒有歷史真相了。我寫這回憶錄，時刻警惕自己的，就是必須以當時的政治現實去審視當時的人物和派別，不能以我後來的認知或印象去審視以前。對我自己也一樣，我會記住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話：「真正的知識份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我們都有過歷史局限，也不可免地有過錯誤判斷。

九七頭十年民主派的錯誤判斷可謂多矣。首先是九七前夕中國設立的特區籌委會因反對彭定康政改，而改變原定九七前到九七後的政治「直通車」計劃，要求所有1995年選出的立法議員全部「下車」，另成立「臨時立法會」作過渡。實際上，按當時形勢，中國只是在面子上要否定彭定康而已，1995年選出的立法議員，籌委會原則上都會委任的。但民主派議員為了杯葛「臨時立法會」，就全部不參加遴選。於是，中共就塞進了一批親中人士，由此組成臨時立法會，結果通過了「公安條例」這惡法，還通過有利於親中派的選舉條例。

對民主派杯葛臨時立法會，我公開表示過反對，我認為在這問題上，要權衡利弊懂得妥協。可惜民主派沒有接受我的意見，於是造成後患。

不過，民主黨仍然是1998年選舉中產生的立法會最大黨，它在立法會一直是制衡董政權的最主要力量。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主要動員力量也是民主黨。

針對當時立法會的三個政黨：自由黨、民主黨、民建聯，我曾經用魯迅寫過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形容之。以商界為主力的自由黨，是會看風使舵、識時務的聰明人；親中的民建聯就是只知道跟著中共黨走的奴才；而由一批學員精英組成的民主黨，就是傻瓜。這些「傻瓜」放著好好的專業不去賺錢發展，也不肯在「六四」後急轉彎去逢迎北京撈取政治利益，卻要堅持為香港市民的自由、法治、民主去投身政治。但實際上他們又不懂政治，不懂得在什麼事情上要堅持、什麼事情上可以妥協。

當然，後來他們會妥協了，但卻是在應該堅持的事情上妥協。這是後話。

20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雖有香港人在遊行中喊出了「還政於民」的口號，算是開始有了自主意識。但這口號沒有喚醒絕大部分香港人，反而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覺。再加上在全球化的經濟起飛中，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崛起，貪污腐敗在大陸如水銀瀉地般無所不在，大批中共權貴利用香港洗錢和走資。香港原有的重法治、講規則、廉潔處事的秩序，已成為對中國權貴的絆腳石。

於是，中聯辦開始計劃在香港成立「第二個權力中心」，也就是考慮對香港實行從暗到明的干預，甚而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2005年，黎智英邀我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其實我自1995年底就在論壇版寫專欄。十年裡，論壇版換過幾個主編。據知都是老闆起先看重、其後不滿所致。老闆認為論壇版是言論重鎮，所有文章都必須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曾有一編輯助理因為訪問一位不那麼支持自由辦學的學者，而被黎老闆下令調職，終於不歡離去。

我曾經向黎智英表示，言論自由不應該用權力壓制你認為有害的意見，如果你壓制了，那麼如羅素所說，只說明你的意見經不起考驗，即你自己受到這些意見的壓制。但他認為，其他反自由民主的傳媒已在另一方，我們堅持自由民主的在這一方，這種不同意見的對抗就是言論自由。

黎智英邀我編論壇版時，向我保證所有編選稿件全由我做主，其他高層不能插手。他個人有時或會提出些意見。我對他說，不僅是他，報館任何人都可以對我主編的論壇提意見，但都要在已經刊出後才提，而不要在我簽了大版之後要改版或抽稿。他說這一定不會。我說我非常重視這個工作，要把它辦成言論自由的陣地。我不會壓制與我政治思想不同的意見，只要是寫得好及有獨特論點，即使立場觀點不是我願意接受的，我也會讓讀者去評斷。因為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是自由的，道理不能夠向讀者灌輸，而應該由他們自己判斷吸收。我又提到會向一位與《蘋果》交惡的作家邀稿，並且不一定採用他邀來、並付高稿酬的中國民運人士的稿件。他表示接受我所有的編輯條件。

那年我69歲。是我編輯事業另一重要時期的開始。也就在那時，民主派開始分裂，中共向香港大舉侵凌，我編論壇受到的挑戰並不少於主編《七十》《九十》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