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戰略忽悠局”

虛假信息局是蘇聯的一個假消息宣傳機構，1923年1月11日由蘇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組建，1961年停止活動。

1922年12月22日，為配合國家過渡到和平狀態及開放邊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下屬的國家政治保衛局(ГПУ)副主席約瑟夫·溫什利希特建議，在該局內部成立一個全新機構，專門向資本主義國家輸出虛假消息。約瑟夫·溫什利希特和羅曼·皮利亞爾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史達林和托洛斯基的電報中列明了虛假信息局的任務，主要包括：

統計、研究ГПУ和工農紅軍參謀部偵察局提交的外國情報資料；

統計、研究敵方感興趣情報之性質；

摸清敵方對我方的瞭解程度；

編製、準備一整套假情報和文件提供給敵方，使他們對我方國內形勢、紅軍組織結構及狀態、政治活動、黨和蘇維埃機關領導、外交工作等情況產生誤判；

上述假情報及文件通過ГПУ和偵察局的相關途徑提供給敵方；

為期刊編寫文章和簡訊，為各種虛假信息的流通製造便利……

1923年1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開會審議溫什利希特關於成立特別機構進行有組織誤導活動的建議。計劃抽調工農紅軍參謀部偵察局、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員參與該機構工作。

表決時出現不同意見：

約瑟夫·史達林和列夫·加米涅夫不反對設立該機構。

米哈伊爾·托姆斯基投棄權票，懷疑溫什利希特計劃的可行性。

列夫·托洛斯基贊成，前提是須由溫什利希特或其他可靠人員親自負責。

阿列克謝·雷科夫贊成，但提出嚴格限制機構活動避免誤導蘇聯新聞界和黨內同志，且由政治局秘書處逐項過問。

米哈伊爾·加里寧擔心造假一旦失敗，機構和上級部門將名譽掃地。

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贊成，前提是機構負責人必須經中央政治局批准。

最終，政治局在稍作修改、調整後採納了溫什利希特的建議。

根據現有資料，外交人民委員部事後才得知本部門要參加新成立的虛假信息局，對溫什利希特計劃持懷疑態度。副人民委員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致函約瑟夫·史達林，認為ГПУ不具備處理虛假信息的能力，但外交人民委員部支持散佈誤導性消息，他本人也經常利用這些消息，並提出ГПУ發佈虛假信息之前必須獲得外交人民委員部主管代表同意。

虛假信息局首次執行中央任務，是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發表所謂波蘭準備進攻德國的假消息，結果證明這會對蘇聯官方宣傳造成干擾。於是虛假信息局轉戰外國媒體，1923年利用巴伐利亞的報紙成功詆毀了基里爾·弗拉基米羅維奇大公的名譽。此人系尼古拉二世堂弟，流亡德國自稱全俄皇帝。詆毀文章“揭露”基里爾同情二月革命，導致他失去資金贊助和一眾支持者。

大約同一時期，虛假信息局還嘗試進行一種新式誤導手段。君主主義者瓦西里·舒利金（1878-1976）在所謂地下反蘇組織“托拉斯”的贊助下持假護照秘密訪蘇，由“契卡”便衣人員陪同參觀（順便尋找失蹤兒子），之後又按該組織頭目要求寫出《三個國都》一書，描述他對蘇聯社會和新經濟政策的印象，表達了總體樂觀的看法。但他不知道，ГПУ全程操控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降低國外“白色移民”的政治積極性、分化瓦解他們的組織（屬於1921-1926年大型反情報“托拉斯行動”的一部分）。在誘捕著名反蘇分子鮑利斯·薩文科夫及其黨羽的“辛迪加-2”行動中，虛假信息局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到1930年代，假新聞記者和資本主義國家政論家的工作大有改進，比如法國共產黨員、作家亨利·巴比塞訪蘇後隨即著書吹捧約瑟夫·史達林的“功績”。

1925年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伏龍芝收到一份關於虛假信息局工作的報告，指出由於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之間意見分歧，虛假政治信息並未廣泛利用。另一方面，關於紅軍的虛假情報確實瞞住了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比如波蘭、羅馬尼亞、法國和愛沙尼亞就認為相關情報確實可信並據此制定計劃。

後來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軍隊鋤奸部(СМЕРШ)廣泛利用無線電散播假情報欺騙敵軍。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戰略忽悠者”們成功製造了一場“細菌戰”——聲稱美軍在朝鮮戰場投放生物武器，結果西方的左派媒體紛紛轉載、擴散。蘇聯對外情報局前局長列昂尼德· 舍巴爾申回憶錄提到：蘇聯後期，在西方世界找一個願意收錢撰寫親蘇文章的記者毫不困難，文章再被其他媒體轉載（此過程也會受到蘇聯情報機關金錢刺激），影響力逐漸擴大。按照舍巴爾申的說法，當年絶大多數西方報社都曾有記者為了錢撰寫蘇聯情報機關指定的文章，所謂“戈爾比現象”（指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基於這種“另類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