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14】治理長江應“先支後干”（陳明紹 答 剛建 問）
陳明紹，1914年生於廣東大埔，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系，先後在北京大學工學院等大學任教授。50年代初擔任過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是衛生工程局副局長，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長登職務。現為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問：據我所知，您原來也是水利工作者，甚至在搞水工模型試驗方面還可以稱得上是我國第一代。一般來講，以這樣的經歷和感情，應該對水利工程的的大上快上抱有莫大的熱忱，可是您卻是反對三峽工程盡快上馬的人物之一。這裡面的初始動因是什麼？
答：我對水利工程確實很有感情。目前我國水利工作的成就給我很大的鼓舞，我也希望水利工作能引起更大的重視，爭取更多的投入。我國水能資源特別豐富，有60萬兆瓦，數量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但迄今開發還不到5%，作為水利工作者就是要大力宣傳，呼籲水電早上快上。人稱“黃金水道”的長江，如果發揮全部作用，應該能頂上14條鐵路的運量，但目前還頂不上兩條，豈不是太少了嗎？因此，凡是有利於水利開發的主張，我都贊成。這是我的基本立場。至於長江的治理和研究，究竟是建三峽工程，還是要其它方案！這就需要認真研究，而不是感情或熱情所能替代的了。
問：拋開具體方案不談，那麼您認為圍繞三峽工程的爭論是否應該劃定幾條原則？否則公談公有理，婆談婆有理，結果仍然會莫衷一是。
答：原則是必要的。這原則不是主觀臆想出來的，而是按照社會大系統工程的一般原則而擬定的，此外恐怕還要加上我國傳統哲理的有關原則，這倒不是我特別偏愛文化傳統，而是傳統中確有些哲理是長盛不衰的。具體來說，我以為水利工程有四條原則需要遵守。
- 先易後難。做任何工作，首先要分清難易，應該先易後難。毛澤東“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的論斷，以及依次而進行的大小戰役是運用我國傳統哲理的範例。同理，對於一個流域的水利工程，也應該先修容易開發的較小工程，然後再去啃那難弄的特大工程。
- 先上游後下游。中國傳統中有個說法叫“正本清源”，任何事物都要從根本上考慮清楚。對河流的治理，一般來講要從河流源頭開始，上游治理好了，下游就比較好辦。
- 先支後干。長江幹流的洪水，泥沙，枯水航運受阻等等，都與支流息息相關。一般說，一個水庫的修建就是把它上游的所有矛盾都集中到水庫來。先把支流問題逐一解決，幹流也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 先面後線。流域面上的溝溝壑壑的水土保持工作都做到了家，河流線上的治理也就迎刃而解了。
問：除了這些原則外，您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還把這工程提到了政治高度，這裡面的依據是什麼？
答：我認為任何重大工程都要從政治高度來考慮，三峽工程尤其是這樣。這是因為，三峽工程的科學技術問題，諸如泥沙問題，誘發地震，庫區塌坡的水體衝擊波引起的堤身的安全問題，國防安全有效措施問題等等，都有爭論，至今拿不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經濟上只計算發電，防洪，航運的效益，而對庫區淹沒的經濟損失考慮不周全；此外，生態環境問題，移民問題，淹沒大量工礦及實際做縣城所造成的社會衝擊波問題，都估計不足。這些問題都是不得了的大問題，不充分論證，謹慎行事，這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會釀成政治問題。從長江在我國人民生產，生活中所處的重要位置看，同樣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長江上游有“天府之國”四川，中游有收成好能使“天下足”的兩湖，下游有“魚米之鄉”蘇皖贛，河口為對外經濟交往的窗口上海市。長江流域人口3億9千多萬，佔全國的38.8%，土地面積佔19%，國民經濟總產值佔40%，人均國民總產值更高，是國土開發的主軸。因此長江是中華民族的心臟，命脈。長江上游還聚居著急待脫貧的少數民族。在這樣敏感的地區動手術而且是大手術，都要牽扯到政治問題，絕不能輕率從事。
問：那麼從工程角度看，長江現況究竟如何？
答：首先是洪澇災害嚴重。長江洪澇表現為受災面積大，淹沒時間長，出現頻率高。更為突出的是長江上游支流修建水庫很少，沒有用現代化水利技術對其進行控制。就這一點來說它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差的一條江。解放後進40年，經水利工作者的努力，國境內從北到南七大河流，都可以防禦幾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長江只能防不到10年一遇的洪水。這與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關，認為只要三峽工程上去才萬事大吉，卻忘記了合理佈局，放鬆了對整個流域的控制。這不能不說是策略上的失誤。其次是上游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水土流失加大，由此造成河流和沙量也急劇增加。此外由於森林破壞，氣候也跟著變壞。可以說，長江這條寶貴的江及其流域，每況愈下，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問：這正是三峽上馬派們提出的上馬理由啊！要動大手術，要根治長江，除了上三峽工程外，別的方案似乎無濟於事。
答；不。我的主張是，長江非治理不可，但三峽工程以緩上為宜。我覺得比較可行的方案是，雲，貴，川，廣西等四省加上重慶市提出的“建立長江上游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區”的工程。它的主要內容我這裡不談，只想談其中一點，即用長江上游的向家壩，溪羅渡水電站與三峽工程175米方案比較，搬遷人口少得多，總投資省得多，而淨投資回收期，生態效益卻優於三峽工程，年發電量和有效庫容則同三峽相近。除此之外，如果把長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磐江，大渡河，嘉陵江，烏江等五大支流已進行過可行性研究的27個大中型梯級電站（不是全部梯級）進行比較，也都比三峽工程優越。
問：早在1985年，您在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工程技術委員會主任時，就組織過三峽工程座談會，並將座談會內容整理成“治理長江要先支後干”的報告報送有關部門，前不久您又在政協會議上發言，重新提出這樣的主張。作為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這種精神是很讓人欽佩的。
答：我雖然是一名工程技術人員，但從來不是一個“不問天下事，只讀聖賢書”的書生。早在求學時代，我就是學生會骨幹，後來當了教師，仍然十分關心政治。雖然關心政治，直言不諱也給我帶來了災難，如1957年給我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並被解除了所有的行政和黨派職務，下放到工地勞動，但是我卻不想改掉關心政治的這個“壞毛病”。三峽工程，既然我有看法，有不同意見，我就應該說出來，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一個方向的依據。事實上，我覺得這幾年的空氣好多了，我們九三學社中央提出的關於三峽問題的建議書，收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也得到不少政協委員的擁護。當然，民主化進程也還應該加快，我願意為此貢獻一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