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非婚媽媽困境：當她們選擇單身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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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上海的未婚媽媽張萌結束了她漫長的生育保險金之戰，引發關注。但上海的生育保險金，並沒有向未婚生育群體成功開放。在張萌身後，還有一個龐大的未婚媽媽群體，依然在為自己爭取這份生育保險金。

她們中的一些人，並不迫切地需要這筆經濟收入，但她們想知道，自己的母親身份是否真的因為結婚與否而有所區別。同時，她們也希望，這份權益最終能惠及那些迫切需要支持，卻沒有力量發出自己聲音的，更加弱勢的未婚媽媽。

一扇打開又關上的門

2021年3月，身處上海的張萌以“單身未婚”的身份，終於領到了自己的那份生育保險金，這一結果她等了四年。這例被稱為“國內未婚生育申領生育保險金第一案”的故事曾被媒體廣泛報導。

當時，大家都以為，這標誌著在上海地區，生育保險金終於向未婚生育群體成功開放。但事實上，在短暫的申領成功後，這一通道又悄然關上了大門。

生育保險屬於社會保險範疇，包含在“五險一金”之內，以保障女性因生育而暫時喪失勞動力時的基本經濟收入和醫療保健。無法申領生育保險金，意味著張萌在三四個月的產假期間，失去了生活保障。並且，對於張萌來說，這筆錢不止是經濟來源，更是一種身份認同的象徵。

從2017年開始，張萌經歷了四年的漫長訴訟，先後起訴了當地的街道辦事處、上海市社保事業管理中心等部門，屢屢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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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攝圖網

她最終領到了自己的生育保險金，但“勝利”並非來自法律判決，而是因為其他原因。原本，在上海地區，女性生育後需要攜帶相關證件到當地街道或鎮(鄉)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申領時必須提交結婚證明。但2020年12月，上海民政局發布了一則文件，稱“申請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計劃生育審核”業務退出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受理清單。

隨後，張萌發現，在線上系統裡，結婚證不再是一個必選項，申領人需要簽署一份承諾書，承諾自己“符合計劃生育政策條件，也承諾符合申領生育保險的條件”，就可以通過材料審核。隨後，更多的未婚媽媽也通過這一渠道成功領取到了自己的生育保險金。

但從今年4月起，張萌開始接到反饋，在線上系統裡，結婚證又變成了必選項，有人因“嬰兒出生證明中未顯示父親信息”，被駁回了申請。

對上海地區這一通道的關閉，張萌倒不意外：“在受到輿論關注後，相關機構會更謹慎。”這意味著，對更多的未婚媽媽來說，申領生育保險金，依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生育原本是一個私人選擇，但生育保險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卻讓這一事件帶來了公共福利和身份認同的問題。

權益的模糊地帶

跟進張萌案的律師董曉瑩從2015年就開始關注此類問題，她今年參與跟進的另一個案件也是關於生育權益的，她的當事人Sarah來自北京。 Sarah最早打官司，並不只是因為生育金，而是生育帶來的一系列職場權益問題。

Sarah是在2016年擁有自己的孩子的，起因是個意外。那年，Sarah剛好40歲，和相處10年的男友分手，卻在分手時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

她說自己跟男友分開，是很慎重的決定，絕對不會再有瓜葛。但孩子不一樣，隨著腹中生命一天天長大，成為與她最親密的連接，加上自己的年齡限制，她很快決定：“我要一個人把孩子生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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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範薇

Sarah認為，自己的能力完全足夠撫養一個孩子。她當時剛從證券行業被挖到一家大型集團任董事總經理，事業正穩步上升。父母對她的決定表現得非常坦然，“這是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要兜底，只要兜得住就行。”

她完全沒料到，自己後來的經歷會如此復雜。剛開始，當她結束產假回到公司時，她發現自己無法領取生育保險金，接著，因為部門重組裁員，正處於哺乳期的她被辭退。

她起訴了用人單位，在眾多的訴求中，也包含要求 “產假工資”。法院認定，用人單位在哺乳期解除勞動合同是違法行為，但駁回了Sarah的其他訴訟請求，其中駁回“產假工資”賠償的理由是，“未婚生育不符合國家政策，請求缺乏法律依據”。

這一理由Sarah並不認同。因此，從2017年至今，Sarah堅持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她為此付出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其實早就超過了那份產假工資，但在她看來，“這是一個身份公平問題，我需要得到答案。”

她研究了很多相關法條：《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表明：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同時，《社會保險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已經繳納生育保險費的，其職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

“那麼，未婚生育是否明確違反了國家規定？社保是否明確和生育政策掛鉤？”這都是Sarah一直希望得到回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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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和她有同樣疑問的，還有另一位未婚媽媽二妞。二妞也是北京人，在一家外企任項目經理，經濟獨立，性格樂觀直爽。 33歲時，她被查出乳腺和宮頸出現初期病變跡象。雖然後來病情得到控制，身體逐漸恢復，但醫生告訴她，她的體質很危險，如果想要小孩，需要盡快。

二妞的確是想要小孩的，但她當時還沒有適婚對象，又不願意因年齡將就。其實二妞家庭條件尚可，所以當生育最後的機會擺在眼前時，她直接問自己的父母：“不結婚，只生小孩行不行”，他們說可以。

在不結婚的情況下生育，如何懷孕就是擺在面前的第一個問題。根據國內《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範》，“人類精子庫是以治療不育症及預防遺傳病和提供生殖保險等為目的”，並不向二妞這樣的未婚女性開放，而疫情期間又無法去國外尋求別的途徑。

眼看過了35歲，體內倒計時的聲音越來越響，二妞最後想到的辦法是，和一位男士達成了口頭協議：只生孩子，不結婚。這位男士和二妞的交往並不以結婚為目的，本來就不希望承擔家庭責任，更不想為養育孩子付出精力。這在一般人看來是缺陷，但在二妞只想要一個孩子，不想和對方步入婚姻時，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特點。

如今，二妞和父母一起撫養寶寶，為孩子準備了保險、教育金和學區房。當然，養育孩子畢竟是一件嚴肅的事，在談及未來撫養權等問題，二妞還是有所顧慮：“準備等孩子大一點去做公證。”

二妞其實並不絕對排斥婚姻，“如果在年輕時就能遇到合適的人，結婚生子也很好。但現實裡，不是每個人都能那麼幸運。”在她看來，結婚或者不結婚，只是很個人的選擇。

但和Sarah一樣，當二妞想要報銷自己生育時產生的費用時，審核一直顯示失敗，《北京市生育服務單》明確要求提交結婚證。這筆錢對二妞來說並不算急需，她困惑的是，自己多年來一直合規繳納了社保，為什麼卻無法享受最基本的生育保險金。

共同的可能性

如果說Sarah成為未婚媽媽有意外的成分，後來又因為遭遇波折，才“被迫”去尋找作為未婚媽媽的身份答案，那在關註生育保險金案件的群裡，另一位未婚媽媽小滾珠則是更主動的那一類人。

小滾珠畢業於清華大學，今年38歲，曾就職於互聯網大廠，後來從事諮詢工作。在幾年前的一次卵巢檢查中，她發現自己兩側卵泡加起來只有六個，“一邊兩個，一邊四個，這相當於同齡人的三分之一。”

卵巢的衰退讓小滾珠忽然感到了危機，伴侶遲遲不願走入穩定生活，但她想要一個孩子，她意識到自己機會不多了。小滾珠本來想選擇凍卵，把機會留給未來。

當她猶豫著把計劃告訴母親時，卻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回答，“她說與其凍卵，不如現在生一個。”她花了一些時間消化母親的提議，最終決定通過海外精子銀行進行生育。從小見慣了父母爭吵的小滾珠，其實並不覺得婚姻是衡量孩子幸福成長的標準：“我經常想埋怨我媽，為什麼明明三觀不和，還要和我爸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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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攝圖網

小滾珠選擇的那家精子銀行，捐精者的頁面上寫明了對於孩子的聯繫意願，小滾珠選擇的那份是完全匿名的。這意味著，未來孩子不會和這位生理學意義上的“父親”有任何联系。

小滾珠說，“如今回過頭去看，這（通過精子銀行在海外生育）是一個非常適時的選擇。35歲後再選擇凍卵，取卵就需要好幾個週期，而且卵子質量不高，受孕成功率低。”

與Sarah和二妞不同，小滾珠在生下孩子後，甚至對自己能申領到生育保險金不抱希望。事實也如她所料，她母親替她試探性地撥打過當地政務中心的服務電話，詢問在未婚生子的情況下，是否可以申領生育保險金，結果對方直接以“這是一個道德導向的問題”為由拒絕了。

“道德導向”，這是一個看起來模糊而空泛的標準，其背後正在於，整個社會對未婚生子這一行為，仍然沒有準確的定位。上海某三甲醫院婦產科的黃醫生表示，他所在的醫院未婚產婦也可以建檔，醫院的職責在於關注產婦和胎兒的安全，不會強制要求提供父親信息。

但每個醫院的要求不同，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說明。小滾珠和Sarah在產檢時，就曾被要求提交結婚證或男方的戶口本。無奈之下，小滾珠的母親幫她查好了每個階段應該做的項目，在不同的時段單獨預約檢查。

不過好在，雖然沒有一個主流的家庭結構，但她們孩子的身份是被法律認可的。曾經，非婚生子女“上戶難”是一個普遍現象，但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出台，根據這一規定，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母親的居民戶口簿及非婚生育說明，即可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2021年的新版《民法典》則明確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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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生門》劇照

實際上，此前未婚生子女上戶口，還需要交納社會撫養費，如今社會撫養費的名目還在，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已經少有地區會向單身母親征收了。

在張萌看來，“觀念是一點點改變的”。這也是她願意站出來發聲的原因之一，因為“只有先被更多人看到，才能夠引發嚴肅的討論。”

在當初關注張萌案件的微信群裡，從事醫療工作的Selina一直在積極發言。她花費了很多時間，研究各種政策條例的漏洞，並將資料以郵件信訪的形式發送到衛健委等相關部門。她目前還處於單身，並沒有生育孩子，她說：“我不止是為了她們，我也是為了自己未來的可能性。”

打了多年官司的張萌則說，“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可能根本不在上海”，她說，“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但單身媽媽裡一定有弱勢群體。她們不會發聲，但我們多做一點，她們未來就多一點可能。”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董曉瑩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