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章—— 刺激1995－希望是危險的

本片是描述人在隔離的情境中所遭遇的「再社會化」或「洗腦」以及「制度化」對人心靈的禁錮。片中的囚犯經過多年監獄的生活後，在年老時刑滿開釋，於商場工作期間連上廁所都「不由自主」的習慣性向管理人員報備，請求准予上廁所。雖然已恢復自由之身，但是卻很難擺脫長期「制度化」所型塑的思想與行為模式。監獄中的隔離處境是一種強迫的方式，因為犯錯必須交出個人的自由，作為一種侵犯他人自由的代價。但人世間尚有許多使人交出自由的進路，有時是自願的，有時是無奈的。本片的主角，未入獄之前是一位富有銀行家，在未得知妻子被殺的真相時一直相信，雖然自己沒有親手殺害妻子，但卻是因為自己對妻子的長期冷落，而造成妻子的外遇，間接引來殺機。所以，他覺得雖然「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所以入監服刑，雖然無奈但也是處罰自己間接殺死心愛妻子的一種「自願」的行為，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心中的罪惡感。

  在獄中的悠悠歲月中，大部分的人放棄希望，以便使自己融入獄中生活，就像初次被套上項圈的狗兒，在哀叫一陣子之後就不再掙扎了一般，牠已經接受在脖子上套上項圈的宿命。有趣的是，這位銀行家卻自始自終不放棄自由的希望（他因為殺死妻子與姦夫而被判終身監禁），他跟獄中朋友說：「雖然我們的身體可以被關入牢房，但是心靈卻是自由的。」他在獄中，還是可以與莫札特或貝多芬交朋友。但是他的黑人獄友卻不以為然反駁他說：「有希望是危險的。」尤其是在監獄的險惡環境中，對一個被判終身監禁的人更是不能存有太多的奢望；以免因為無法達成希望而產生痛苦，或為了達成不可能的希望而粉身碎骨。

  在這樣孤獨的情境中，我們發覺到人有兩種選擇，多數人接受環境的安排，淹沒在環境的洪流之中，將所有的生命力貫注在使自己在載浮載沉中保持平衡，以免滅頂；另一種人則雖也注意滅頂的危機，但時時刻刻保持清醒，他關注的焦點不僅在洪流中打轉，更是如何渡河，到達安適的彼岸。筆者的興趣在於探討後者：人如何在困頓之中掙扎而取得（心靈的）自由！我們將以「行為學派」觀點（人受環境制約）與「人本學派」觀點（人是自主）加以對話。以點出自主的可能性。我們說兩者「對話」而不是說「對立」。表示人各有志，行為學派與人本學派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情境與個體極為複雜不能一概而論。

在《自由與尊嚴之外》

首先我們將從「制度化」的觀點來討論環境的影響力。人從環境中吸取養份以維持生存，同時也必須適應環境、遷就環境。即使是相同的物種，在不同的環境中演化的結果，也可能改變成不同的體型、獵食技巧、飲食偏好等等。物種若無法適應環境的變遷，結果可能被更適應者淘汰。生存是最終也是最重要的考量，所以生命有適應環境的『自動駕駛儀』，能察覺環境中對自我生存有益或有害的成分，並集合所有的生命力加以調適。

所以行為學派普遍認為人是適應外在環境的產物，人的思考與行為習慣可以化約成刺激與反應間的連結。為了建立某種牢固的連結，可以搭配使用增強、處罰、負增強等，以及用這些原理所發展出的策略：行為改變技術、增強時制、增強物、嫌惡制約刺激、代幣制以及反制約刺激等等。今天我們許多的法律運作即是建立在行為學派〈處罰〉的觀點上，片中的監獄制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監獄的控制手段幾乎都來自外在的權威，為了建立控制的權威性、合法性與有效性，必須進行數項措施：二分法、對犯人的『物化』與『標籤作用』、生理與心理的剝奪、犯人間的分化、對立、『挫折引發攻擊』以及攻擊的發洩、『洗腦』、教導犯人放棄希望而成為『習得無助感』、創造孤立的情境等等。使得犯人完完全全地，不但在生理上而且在心理上被監獄控制，控制的越深越完全，監獄越有安全感與成就感，當然犯人也就越喪失自我。

要完完全全地控制犯人，必須先假設人不是自主的。亦即，人是可以經過外在的權威加以塑造的。如果人堅持自己的自主性，則必須採用某些方法強迫自己放棄自主性，以合法化權威的控制。強迫方法很多，包括隔離、洗腦、增強、處罰、模仿等等。

《在自由與尊嚴之外》(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1971)，是行為主義大師史金納(Skinner)的著作，基本上推翻『自主人』的假設〈包括米德的『主我』或是社會學者主張的『情境釋意』〉，對人持一種機械論的看法，認為人是受社會或因果關係所制約，而制約建立的關鍵就是『增強作用』(reinforcement)、剝奪(deprivation)或『行為修正』(behavior modification)等等策略的交互運用。

史金納將人降到動物的地位當然引起許多學者的抗議，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羅洛‧梅就對史金納批評說道：“如果環境裡的人們沒有思想與行動，環境是要改變何人的價值？誰是那個控制環境的『他人』？也許就是史金納自己？每件事都歸咎於環境或每件事都歸諸於人這兩種極端的看法都是錯誤的，兩者都否定了自由。人類有第三種可能：他們可以選擇何時被動地被週遭所左右，或是主動地自己採取行動。”〈龔卓軍，石世明﹝譯者﹞，民89,p.289〉。

二分法、物化與異化

假設人們會受到環境所制約，提供當局控制的理論依據，為了強化機構的權威，必須摧毀人天性嚮往自由的本能。我們由影片可以看出機構撕毀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手段。

首先是使用『二分法』將囚犯與正常人分隔。自從判決確定那天開始，個人就背上犯罪者的『污名』，因為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導致社會剝奪他們某些做人的基本權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以偏見及歧視的態度對待違反社會規範者的過程又稱為『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久而久之，罪犯被迫接受社會所給予的標籤，可能沒有自新的機會而自暴自棄，其行為越來越符合標籤的定義。對自己以及他人都會產生一種『自我應驗預言』的作用。在社會學上，我們稱此種越陷越深的情形為由『初級偏差』〈首次犯罪〉到『次級偏差』〈成為慣性〉的歷程。

一但人被打入犯人的層次之後，就自動的遭遇來自社會的敵意與防患，緊接著就是加以『非人化』或『獸化』(dehumanization)或物化，以合法化〈不仁道〉的控制。影片中當囚犯第一次走入囚犯營滿心懼怕，兩旁站著許多老囚犯虎視眈眈，給予言語的恐嚇。第一天是最難熬的。全部新犯人在眾目睽睽之下沐浴、消毒。有一個囚犯問典獄長何時用餐，結果是被打倒地；典獄長說：『我叫你吃的時候就吃，我叫你拉的時候就拉。』處處可見的羞辱行為只是撕裂囚犯自尊心的第一步。接著就是去掉個人的重要象徵─名字，從此獄方以號碼來稱呼囚犯。以號碼取代名字象徵個人必須拋棄過去與名字相關的一切，斷絕以往的自我認同，改向獄方認同。這是一種完完全全『去個人化』(deindividualization)的手段，所有的囚犯都穿一樣的衣服，接受同樣的待遇。

封閉孤立與『洗腦』

孤立使人喪失控制感、方向感與理性。外界的資訊很難正當的進入，個人只好聽命於權威當局，形成一種『單向溝通』的方式。剛開始時也許個體仍會對此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排斥。但不斷接收某方面資訊而沒有澄清的結果，卻產生了類似被『催眠』的作用，這些資訊進入潛意識中，使人深信不疑，這樣的過程稱為『洗腦』。有時有新唱片上市，唱片行或電視台會不斷地撥放，雖然初聽時覺得不怎麼樣，但是聽久了反而越聽越好聽。在心理學上稱為『純粹曝光效應』(mere exposure effect),人由不斷地接觸而產生熟悉，由熟悉而產生態度的轉變，並將此熟悉牢牢的嵌入個人的生命裡。此時個人的自我也就逐步為權威當局所取代。

生理與心理的剝奪

影片中的囚犯連生活中習以為常的香菸、壁報、口香糖等許多用品都必須靠『走私』的方式千方百計取得。最根本的生理需求像是性根本就免談。心理的剝奪一樣嚴重，包括基本尊嚴、安全感、自由、控制感等等，幾乎很少或甚至沒有。即使有也可能隨時被收回。生理與心理的剝奪加上獄中當局的高壓手段，以及幫派間的衝突，目的都是在瓦解犯人的士氣。剝奪至少有幾點功能：〈1〉作為一種懲罰：給社會一個交代，或是當犯人不聽話時，如影片中所述，關入不見天日的黑暗小室中，沒有聲光的刺激，亦不准交談；對一個所謂『社會動物』的人來說，可謂是嚴厲的處罰。美國某些州廢除死刑，對於殘暴的重行犯可單獨囚禁在小室中，囚犯的宇宙頓時由無限大縮小為幾平方公尺的空間，心靈也被劇烈地壓縮。在這樣的情境下，人只希望自己的頭腦越簡單越好，才能擠入斗室之中。人的本能及生命力長期地被壓縮而沒有適當宣洩的結果可能導致人的瘋狂，想像一種實驗：如果我們將可以製作豆芽菜的黃豆密集地裝滿保特瓶中，再加滿水。黃豆的本能是要發芽，但因為擁擠的瓶中空間有限，最後終於將瓶子擠爆。囚犯即使沒有被處死，但終身囚禁於斗室中也恐怕是生不如死。（2）作為控制的手段：生理上只維持基本需求，不會產生太多的『慾力』以免由於『慾力』無法正常宣洩而引發衝突。而心理的剝奪使囚犯產生無力感，只好聽任獄方的擺佈，在長期處於心理與生理的剝奪下，平常不起眼或不屑一顧的事物都可能轉變為珍貴的『增強物』。影片中眾囚犯擠著出公差，希望能被獄方抽中修理屋頂，銀行家囚犯抓住機會播放古典樂曲頓時讓全部囚犯凝結住，一具具站立不動的人將所有的感官關閉，只打開耳朵，讓音符流入乾涸多時的心田。只要一點點小惠就可以使囚犯們雀躍，是因為囚犯們都被剝奪已久，就像迷失在沙漠中的旅人一樣，不顧一切地尋找水源。

『情境式同性戀』

無論如何剝，奪繁衍生命的強大慾力─性需求仍然不斷地累積。壓抑的結果，可能導致某些人產生變異：『情境式同性戀』，影片中的三姊妹的癖好就是『雞姦』俊秀的囚犯。銀行家因為不從而長期被圍歐。『情境式同性戀』是指在孤立的環境下，長期沒有接觸異性的機會，只好以同性為性對象。除了獄中外，封閉性極強的軍中或某些只有男生或女生的學校（又稱為青春期同性戀），有時也有『同性相吸』的現象。

『挫折引發攻擊』

弗洛伊德認為性與攻擊本能是人的兩大趨力。不幸的是，在獄中兩者都受到強烈的壓抑。生物學家發現長期關在籠中的（靈長類）動物，有些會表現出過高的性及攻擊活動。有時關在籠中的鳥會互相啄傷，不得已，主人只好把鳥兒的尖嘴磨平。參觀美國聖地牙哥野生動物園的人有時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園中的鴕鳥都是光著屁股的，因為他們屁股的毛都被其他鴕鳥啄光。

囚犯高於常人的攻擊傾向，生活的缺乏刺激，特別是本能無法適當宣洩以及對監獄生活的不滿，堆積起來深厚的挫折感，必須找到宣洩的出口。有時獄中會舉辦某些活動予以緩和（球賽、宗教、學習活動等）。偶爾爆發的囚犯間攻擊暴動正說明挫折與攻擊間的連帶關係。心理學家達勒與密勒(Dollar&Miller)首先提出挫折引發攻擊的假設：當挫折越高時，攻擊的事件就越多。學者發現以前美國南方在實施黑奴政策時，往往對黑人的私型與棉花的欠收有關。當然囚犯間的攻擊事件有一部份也是為了要建立個人在獄中的社會地位。

從某一個角度觀察，將犯人置於隨時可能被其他囚犯攻擊的叢林之中，也是另一種控制手段。片中的典獄長曾經威脅不聽話的囚犯，要把他安排在有雞姦傾向的犯人勢力內。在擔心自身安全下，除了尋找獄中幫派的掩護外，也只好祈禱在自己有難時，獄中能夠適時地介入，但自己平常的表現必須讓獄方滿意。

『心理依賴』

劇中的黑人囚犯對監獄的『制度化』而產生的人性影響有一番深刻的見解：剛開始你討厭它，久而久之你習慣它，最後你愛上它。人與監獄最終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我們稱此種轉化為『心理依賴』，其機制是將某種不必要的或對人有害的事物轉化為必要的；煙、酒、藥物、藥品、家庭、制度、工作等等都可能轉變為人的『心理依賴』，使人在習慣之後視為『理所當然』。

如果所依賴的對象可以充實人的生命，例如知識與理性，那麼將使生命發光發熱。但若所依賴者有礙生命發展則又另當別論。此種不良的共生關係一旦建立，將難以拔除。影片中的老布在監獄服刑多年後，已經習慣監獄的生活，一旦得知即將被釋放之後，充滿了未知的恐懼，希望能藉由闖禍的方式留下來。老布不得已重新投入社會中，卻無法接軌，最後只得自殺以求解脫。

『制度化』的危險之處在於它默默地滲透，一點一滴地改造人的心靈，即使當人有一天自外於此制度時，仍無法打破『制度化』所培育出來的思考與行為模式。當外在環境不適合此『制度化』模式時，將有害於人的生存。有一位退休的將軍在家覺得很無聊，以前有上萬人可以管理，現在只剩下一人:太太，為了回歸從前的光榮時刻，他規定以後太太買菜之前，都必須送上菜單的『簽呈』讓他批閱，他最喜歡批的兩個字就是『如擬』。

『再社會化』

監獄的本意並不是只有處罰而已，使有心犯法者盤算犯罪所付出的代價，更重要的是能夠教育犯人成為有用的人（至少不侵犯社會），亦即具有『再社會化』的使命。從社會成本的立場考量，監獄制度絕不符合經濟效益，長長的司法審判歷程以及各種防患措施，不僅消耗大量社會成本，有時反而打擊社會正義（政治力、金錢、權勢的介入），理想的社會應該是犯法者越來越少。不幸的是，以美國為例，監獄越蓋越多，常常人滿為患，而且囚犯的回籠率出奇地高。這樣的情況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使得監獄的教化功能破產，有些監獄會教導生活技能，也有些學者建議以社區服務的方式取代囚禁，但效果不彰。社會很自然地對有前科者產生戒心，囚犯可能一方面缺乏重生的機會，二方面由奢返儉難，所以固著於原本犯罪的模式。在缺乏善意的基礎下，監獄反倒成為『留學』之處。小偷進入之後與老千學習，出獄之後更『專業』，各方老大在獄中合縱結盟出來之後更是叱吒風雲。

『習得無助感』

許多囚犯長期遊走在社會叢林裡，服膺『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的鐵律，培養出堅強的意志，鐵石般的心腸與如變色龍般察言觀色的能力。其中，有不少是智商、膽量與人脈高於常人的，可以說是臥虎藏龍之地。可以想見控制的困難度，所以才有前述種種瓦解其意志的手段。在意志鬆動之後，當局才能以強大的權威穿透每一位囚犯，鎮住其浮躁的心。

『二分法』、『物化』、『獸化』、『異化』、『剝奪』、『心理依賴』等都有助於權威的建立，希望經由急性（獄方的強力取締）或慢性（長期剝奪）的交互運作之下，讓人的意志力腐蝕殆盡而轉變為一種『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的意識型態。囚犯越是覺得自己無助、越沒有安全感，則獄方越是有權威，越有安全感，一方的消是另一方的長。

心理學家將老鼠放置在水中，並且容許老鼠最終爬上岸，如果老鼠本身也相信只要堅持到底就可以爬上岸，那麼牠將在水裡『游泳』一段很長的時間。如果心理學家讓老鼠看不到岸邊，使其相信不可能爬上岸，那麼這隻老鼠在水裡很快就淹死了，因為牠放棄了求生的希望。『習得無助感』就是人放棄改變現況的希望，通常是遭遇重重挫折仍無法改善現況的一種自我放棄，即使將來情境變動，改善有望，個人也會自動放棄。沒有希望使人安於現狀，波濤洶湧的心從此平靜，對自己與獄方都省下許多麻煩。

『自戀傾向』與『寡頭鐵律』

 監獄機構是屬於韋伯（Weber）所謂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 『理念型』(ideal type)是韋伯對『科層組織』的理想期望，內有專職分工，層級分明，照章行事與用人唯才等。如果將此『理念型』的科層體制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不但是人類各種組織必然的發展趨勢，而且也是很有效率的。不過一切組織都離不開人，某些人的習性可能會敗壞科層制度，而這些習性包括人的非理性、情緒以及自私心理。當時韋伯也預見科層體制可能造成的偏差：“1.官僚『科層組織成員』的行動力受到『錯誤資訊』驅動；2. 『策略的錯誤』，主要是科層組織的領導者所做的決策錯誤；3.聯繫領導者及跟隨者的行動之『邏輯謬誤』；4.科層組織的決策立基於『情緒』基礎之上；5.科層組織的領導者和跟隨者之行動裡，存在的任何『非理性』成分。”（馬康莊、陳信本，民78，p.229）。造成科層體制之不理性，原因很多，以下以本片為例逐一探討：

（一）.寡頭鐵律：是指當科層體制發展越龐大時，權力有越向高層、少數人集中的傾向。多數的主要決策是由極少數人所制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組織內的民主機制形同虛設。原因可能與領導者的作風（魅力型領導者、權威式領導）、組織的目的與功能（服務型組織、營利型組織、鄉村俱樂部型組織或強制型組織、自願型組織）、服務的對象與組織的成員有關，與維護秩序有關的機構（軍事、警察、監獄）傾向於權威式的領導。

片中美國早期監獄環境孤立，而且面對眾多囚犯不得不實施權威式領導，形成典獄長一人獨大的情況。在社會上，上帝是主宰，但在監獄中，典獄長是主宰，具有設計與控制大部分囚犯生命形式的能力。慢慢的典獄長的自我越來越膨脹，他越來越相信自己無所不能，甚至可以逾越法律的規範而中飽私囊。囚犯們卑下的眼神越發滋長其不可一世的態度。權力越來越集中於典獄長，整個監獄除了典獄長之外沒有個人意識，只有發自典獄長本身所形成的集體意識，就像蜜蜂一樣，所有的個體只是母王蜂的意志反映而已。

（二）『鐵牢』(Iron cage)

當組織越來越巨大，而且不幸產生偏差，而偏離原有的功能時，可能反過來脫離人們的控制，而妨礙到人們的生命，這樣的組織變得僵化、沒有彈性，有時甚至把人民打入『沈默的羔羊』有苦說不得。簡單說，就是人被其所創造的制度掐住，而落入制度的『鐵牢』之中。自古即有許多不合理的制度而違反人性的例子，如果我們要花費許多納稅人的錢去養罪犯，購買最好不用的鉅額武器，或建造品質可議的公共建設等等，使背負在我們身上的有形、無形的『鐵牢』年復一年地增加，將使人們越發疏離與無力感。

（三）『自戀』傾向：

『自戀』就是個人的造神運動，通常是由許多小小的成功逐漸堆砌起來的對自己一種『無敵』的感覺。達到名聲、權力、金錢頂峰的人很容易引發『自戀』，認為自己全知、全能。片中典獄長就是極端自戀者。其危險的地方是對自己過度自信，堅持己見。如果自己的見解是對的倒好，麻煩之處在於聽不進去不同的意見，使得決策的歷程過度單純、樂觀而形成『集一思考』(group think)的現象，表面上是民主決策的過程，事實上參與決策者都在揣摩上意，排除異議，做出符合領導者思維的決策，我們不知道領導者是領導人民走向天堂或地獄，因為世事多變、混淆不清。

 韋伯認為科層體制是：“『無法逃脫』、『實踐上不可能粉碎』，而且是一旦建立後最難以摧毀的制度之一。循此路線發展，韋伯認為，一旦個別的成員『被束縛於』科層制度，他就不可能『扭曲脫離』它，於是變成侷促不安了。（馬康莊、陳信本、民78，p.241）。”

『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法制』是民主的基礎，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例如哈伯瑪斯[Habermas,1975]與密力班[Milliband,1974]質疑法制的合法性，擔心法制會不會成為另一種『宰制』，從批判學派的觀點而言，社會處於長期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之下，獲得主領導者，較能有效地透過立法來維護本身的利益，這樣的立法是具有強制性的，弱勢團體不得不從。

除了『合法性的危機』之外，社會由於科技的進步，使人過度地信任專家與科技，以及資本家利用財富來影響輿論等，都可能使我們的社會陷入哈伯瑪斯所謂的『經濟危機』、『理性危機』、『認同危機』、與『動機危機』之中。『經濟危機』來自對各種公共建設的財源困境，以及各種建設之優先順序（公平性）的問題，公共建設常是偏袒有較多民意代表的城市。『理性危機』是對政府是否明智的懷疑，尤其在制定、管理與實踐各種公共計畫時，是否受到不相干的因素涉入（利益關說、政治力、民眾抗爭）。『動機危機』涉及社會文化系統層面，懷疑政府的各種作為是否真正可以引導人們『向上提昇』，改良社會文化。這些懷疑並非是空穴來風，應當是社會過度『物化』與『異化』之後，人們深刻體悟之後所發出的吶喊。片中的典獄長利用外役制度中飽私囊就是一種合法性的危機。

『選擇的關卡』

回到片中的情境，如同上述，這麼多的手段都是用來瓦解囚犯的意志，以便管理當局的權威能夠強力地穿透，而形成一種只有集體意識，而沒有個人意識的文化。儘管人天性愛好自由，但在如此強大壓力與孤立的環境中，究竟有幾人可以全身而退?悠悠的監獄歲月不斷啃噬著人的心靈，轉眼間已不再是當年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歲月似乎是靜止的，而希望是遙不可及的遠方星辰。於是人必須作決定，他面對一個『選擇的關卡』: 要繼續保有希望或完全放棄希望，也就是要不要保留自我的完整性。多數人選擇放棄自我，即黑人獄友宣稱的被『制度化』，然而片中的銀行家囚犯卻選擇不放棄希望。筆者感到興趣的地方在於他何來的堅強信念與毅力?又他如何在險惡的環境中維護純真?

靈性與自由

首先我們得從銀行家的特質來解讀，才能理解其與眾不同的行為模式。他是極端聰明、具有人文素養、堅持原則又能反省的人。簡單的說，這些特質使他比其他囚犯更具有『靈性』。羅洛‧梅說：『易卜生說：『自由只有從靈性的觀點才會成熟。』。但同樣真實的是，只有藉著自由，人類的靈性始為可能。沒有自由，就沒有靈性；沒有靈性，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自我。』（龔卓軍、石世明，民89，p.320）。我們說『人為萬物之靈』，當然強調的是『靈性』的作用而使人與非人之間有所差異。靈性是偏向精神層次的，包含了：智慧、自由意志、理性、愛與關懷、慈悲、寬恕、同理心與勇氣等。是靈性幫助銀行家從事不同的思考方式與選擇，他選擇不將自己命運的主導權讓渡給環境或典獄長，而由自己掌控生命的方向。在經過長期的計畫、忍耐，突破重圍而逃出監獄後，那位黑人獄友感慨的說：『有些鳥兒天生是關不住的，當翅膀長硬之後，就會飛出去，在藍天遨翔。』

『集中』

在獄中幾乎所有的本能都被壓抑，必須找一些事情做，以防自己發瘋。讓自己專注於某種活動上，可以達到『忘我』的境界，暫時由挫折的環境中抽離出來。銀行家所從事的『集中』活動包括幫所有獄政人員填寫所得稅表格，不斷地寫信請求各方資助設立獄中圖書館，幫助獄友通過識字鑑定，以及雕刻石頭等。這樣不斷的付出，當然也會贏得友誼，但除了打發時間之外，尚有一個重要的心理機制─讓自己覺得生活是有意義的，以及自己是重要的。在申報所得稅之前幾乎附近的獄政人員都要靠他才能完成填表的工作，而且也期待銀行家能夠盡量地幫他們節稅，甚至向他請教投資理財。從某一個角度觀察，當時獄政人員與銀行家的權力倒置，在某些方面，銀行家具有操控眾多獄政人員的能力，如此則大大提昇其『重要感』，他不再是nobody,而是somebody。獄方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至少給予非常輕鬆的工作（圖書館管理）。

在不斷地寫信給各種機構多年後，終於得以辛苦地建立獄中圖書室，他的努力與意志力同樣獲得管理人員的欽佩，囚犯們紛紛貢獻自己的能力幫忙分類書籍、裝飾圖書室。而一向嚴格的獄方也肯空出場地讓其成立圖書室。如此種種，使圖書室由無到有，並吸引眾多囚犯駐足，是一番了不起的成就，其意義自然重大。

銀行家熱衷於助人的活動，使他在枯燥的生活中尋得生命的意義，這樣的『集中』方法是利人利己的，必須投入無比的熱忱、毅力與智慧才得以竟全功。

『心理距離』

銀行家深知身體可以被禁錮，但心靈卻無法被囚禁。在人的內心身處總存在一個防衛森嚴的自由世界，在那裡一切外在的痛苦被隔絕，而人的心靈得以自在的飛翔。銀行家利用專注（集中）與『心理距離』的技巧，隔離外在環境的影響，在困頓之中，暫時頓入心中的自由世界。使心靈獲得平靜。當囚犯們『放風』時，他在擁擠的廣場散步，其神情有如平常時悠哉地漫步公園裡一樣。他將營房的廣場想像成公園一般。在秋日的午後，囚犯們出公差幫獄方修理屋頂，也想像是多年前，當自己還是自由之身時，在家修理屋頂的那種感覺。在心理學上我們也稱此為『投射作用』或『移情作用』，此時個人就像畫家一樣，將心裡的情緒顏料畫在投射（移情）對象的畫布上，裝扮成與我們心境相同的顏色。人有這樣的『情境釋義』或『自我轉換』的能力。俗語說『畫餅充飢』，利用想像力與創造力以增添生命的光彩。

絕望的價值

印度教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濕婆神具有毀滅力量，但卻又代表著重生。重生與毀滅是兩個既相剋又相生的力量，往往為了重生不得不毀滅，而人在絕望中會認清事實的真相，破除我執、徹底的反省。個人已經喪失了所有，再沒有可以喪失的東西了，既然如此，也不再害怕改變，因為實在沒有東西可以喪失了。

銀行家無意中發現當時的真相：殺害妻子與妻子情人的兇手身份，他請求典獄長協助查明真相還他清白，但典獄長害怕多年來經由銀行家作帳的漂白貪污行為會曝光，不但拒絕其請求，將其關入黑牢裡，而且還串通警衛殺死願意作證的另一位囚犯。

我們可以瞭解銀行家的憤怒，再待下去一點希望都沒有，在絕望中他加快了挖掘地道的工作。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裡，藉由雷聲的掩護敲破污水管，爬了一段很長的距離，終於逃出了『鐵牢』，他將幫典獄長作帳的錢全部領出，作為被冤枉關多年的『遣散費』，並且把典獄長不法之事公諸於世，當檢方大肆搜索監獄時，典獄長舉槍自盡。

如果事情不到絕望的地步，人的情緒與恐懼可能阻止人的改變，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歷史證明許多的改革或革命都是在徹底絕望之後產生的。絕望讓我們停住腳步，回過頭來，確確實實地，從另一個角度審視自己。也許在拋開舊有的成見與束縛之後，人可以超越自我而獲致蛻變。羅勒‧梅說：『真正的絕望是強迫一個人去為自己命運命名所產生的情感。它是假裝的最大敵人，也是鴕鳥心態的死對頭。它要求人的是去面對他生命中的真實。在絕望中我們所說的『鬆手』及釋放下虛假的希望，偽裝的愛，或是幼稚的依賴，就好比空洞地盲從，就像小綿羊因為害怕柵欄外的野狼，彼此擠成一團。絕望如同冶煉場，融化掉礦沙中的混雜物。絕望並不是自由本身，但是要為自由作準備，絕望就不可或缺。』（龔卓軍、石世明，民89，p.345）。

濕婆神是將破壞（絕望）與重生加以連結，但也有人將絕望與『習得無助感』連結，影響兩種不同連結的因素很多：個人的經歷、情勢、機會、性格、智慧等等，在此筆者的目的在點出『從另外角度看問題』的可能性。人生在世難免會有苦難，也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一種重生的機會。當夜越深時，破曉的時間越近。

孤獨的意義

片中銀行家為了保有一點純真，不得不將自己處於某種程度上的孤獨。依Koch(1997)的定義：『孤獨，就是一種與別人無交涉的意識型態。』（梁永安﹝譯者﹞，民86，p.64）。又說：『孤獨是心靈生活的一個向度，它建立在向內指涉的意識之上—這時候的我，一方面會省察到自己正處於孤立之中，一方面會察覺到自己目前的意識狀態和向外指涉別人時的意識狀態有別。』（梁永安，民86，p.65）。表面看來，孤獨給予人一種冷漠、疏離的感覺。在影片中，剛開始時銀行家遭逢巨變，心事重重，不常與人攀談，給人一種冷漠的感覺，但這樣的安靜，是我們在生命力過度混亂、消磨之後的一種必要的沈澱過程，阻止生命因燃燒過度而崩解，藉由『冷凍』的過程重新凝結生命力。怒火沒有燥動之心的助燃下逐漸地熄滅，理性得以入主心靈，對事件加以反省。

所以孤獨與疏離不同，反而孤獨是由紛亂與疏離中出走，藉由將生命力導引至心靈層次（向內指涉）的作用重新整理生命的價值。孤獨導引安靜，而安靜產生智慧，所以孤獨是培養靈性的必要道路。

但孤獨必須是發自善意，並且伴隨著理性、智慧與反省，否則可能對生命造成傷害，老年人最大的殺手就是孤獨。片中的典獄長也很孤獨，眾人怕他，是一種因為對人沒有善意而生的孤獨。有些人希望別人永遠依賴他，因為無法忍受別人不需要他時所產生的空虛感與不重要感。一旦沒有人依附他就產生孤獨感，這樣的孤獨是沒有智慧的。片中的黑人獄友，得知銀行家已經順利地逃出監獄，並且到達墨西哥灣上的小鎮，發出會心的微笑，他為朋友的自由感到深深的祝福，雖然朋友不在身旁，但他感到既孤獨又寬慰。。

影片最後，銀行家找到墨西哥灣上的小鎮，買了一艘舊船，加以整修，準備載客人海釣。岸上平靜的出奇，沒有人聲吵雜，也許在經歷大半輩子的起起落落，他所需要的正是一個遠離塵囂的避風港，以享受遲來的孤獨，而這寧靜的小鎮就是他生命理想的歸宿。

引文來源：http://www1.nttu.edu.tw/life/presentation-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