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實踐——錢永祥 周保松 蘇曉康《余英時紀念論壇》的發言
張潔平：
熟悉余先生的人都會熟悉「知識人」這三個字。「知識人」這三個字是余先生的發明，他大概在2002年，首先在他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的序言裡提到，他開始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說法。後來2004年，他在《聯經出版》的《重尋胡適歷程》中，一邊寫作一邊發信叮嚀《聯經》的編輯，特別交代把所有文章中、書中提到的「知識分子」四個字，都改成「知識人」。他也特別說：「我愈來愈不喜歡把人看成某一種“分子”，所以我再也不用這個詞了，請注意。」在這一次叮嚀之後，我們大家就可以看到，2004年之後余先生確實不再用知識分子這個詞了。他在往後的訪談中其實多次講過這個問題，他說，為什麼要用「知識分子」？「分子」其實是一個蠻自上而下、被定義的、被分類的、沒有「人的靈魂」的一個詞，他覺得以前用是一種隨俗，但後來醒悟過來之後，發現知識分子這個用法來自「右派分子」、「壞分子」，其實是一個不是中性的詞，而是源於某種語言暴力。他認為，語言會限制我們的思想，所以用暴力的語言，其實就是鼓動暴力，我們應該要讓「人」這個字、「知識人」的人性重新回來，「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們要恢復「人」的尊嚴。因為語言就是影響很大的東西，所以他堅持開始用「知識人」這件事，從這樣其實並不小的一個堅持開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過去一整天的演講，很多人都提到，為什麼余先生的離世對於非常多的後學晚輩或者學術路上的同路人，或者是行動路上的同路人都帶來了這麼大的失落，這也恰恰是余先生自己說的，
「知識人」的前提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要盡力的完成自我，同時也要尊重別人，要為追求人生的基本價值付出努力，要尊重我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心中，一種對現實跟自我的責任感──這就意味著余先生的思想不可能僅僅限縮於書齋之中。
我相信這也是非常多的人懷念他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影響力遠遠不只限縮在學術界、思想界，其實應該說是彌散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之中。就像大家熟悉的一樣，其實很多人、很多學者都不理解，余先生為什麼到現在為止，到去世之前，他還掛著比如說【美國自由亞洲電台》（RFA）特約評論員】的頭銜，而且他一直以來對中國、香港、台灣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全部都是秉筆直書，而不會像其他的知識學者一樣，說「我不瞭解狀況、我要先看一看、現在不方便做出評判」等等，他在──包括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甚至更早的美麗島大審；到香港的佔中、香港的反送中、中國的八九──真的是秉筆直書，他很快地會給出自己的判斷，並根據這個判斷去做非常多其實不是政治行動、但比較像連結跟救護的行動。我記得昨天的主持人何曉清老師，她曾經講過一句話，她在昨天的主持中沒有講的非常直接，她說余先生「在黑暗中，不管我們是不是真的認識他，他都在那裡。」這種感覺感召了非常多的，在同樣的路上行走的，不管是作家也好，思想者也好，只要是一個不被主流接納的邊緣的，但是是一個真誠的思考與行動者，你都會覺得，余先生在那裡，他就是我們的同行者。所以我覺得，就像余先生自己對知識人的怎麼樣才可以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他在很多次訪談中說到的，要盡力完成自我，同時知道尊重別人。其實在學術史上跟在現實的實踐中，他都在做這一點。在學術史上、在思想史上，他作為一個重要的傳薪者；在現實政治的世界裡，他是一代一代思想者、尤其是不被主流接納的邊緣思想者很重要的庇護人，他像大樹一樣，真的庇護了非常多人。
我們今天請到了3位分別來自台灣、香港跟中國的講者，很重要的是將回應他作為一個思想者，作為一個知識人的實踐面向。我之前看過幾位講者的題綱和簡報，也非常期待三位老師的分享，因為知道他們會講一些不僅是重要的，很可能也是從來沒有講過的跟余先生的交往，或者是一段歷史勾陳的重要片段。
先把時間交給台灣的錢永祥教授。
《從知識人到公共知識分子》
《思想》雜誌總編輯、台灣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
主持人早安，跟各位在線上的朋友問好，各地的時間不一樣，我只能問好。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從知識人到公共知識分子》因為時間的關係，對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人這個概念，沒有辦法發揮。我的專業並不是歷史學，對中國思想傳統也沒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我跟大多數人一樣，雖然喜歡閱讀余英時先生的著作，也受過一些啟發，但我對他的學術成就缺乏系統的掌握，這個遺憾在今天下午的幾位講者都是余先生的入門弟子，他們會講的更好。另一方面，跟昨天發言的幾位先生不一樣，我跟余先生的個人接觸並不多，所以在這個紀念余先生的論壇上，針對“知識人的實踐”這個主題，我只能從一個比較不同的學術源流，參考他的啟發，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觀點，至於余先生自己更為具體的實踐關懷，必須留給周保松先生和蘇曉康先生去發揮，這一點我先稍事說明。
在余先生的學術著作跟現實關懷兩個方面，「知識人」都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早年的《士與中國文化》到新世紀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論天人之際》，他所探討的許多議題都是以知識人為主角，用豐富的史料說明知識人在中國文化史中的性格與角色。他如此重視知識人，關鍵的原因在於他賦予知識人有一個關鍵的任務，那就是他認為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雖然起源於一個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夠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
我特別要強調余先生用的這幾個詞就是：整理、提煉和闡明的重大任務，這在中國傳統裡面一直是由所謂的「士」來承擔職責。換言之，余先生重視知識人，是因為知識人承擔文化價值系統的詮釋和發展的這個責任。余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他的切入點正是中國的文化價值意識，從軸心時代的形成，到後來它的內容在歷史中間的變化等等，因此他會對知識人關心有加，有很自然的學術根源。
另一方面，余先生關心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其實就是在關心中國人在生活日常中能不能實現人生基本價值。這個詞「人生的基本價值」是借用了他給丘慧芬教授夫婦的祝詞。
那麼人生的基本價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間實現？又如何受到政治權力的阻礙與破壞？又需要由什麼樣的制度來落實？這些都是余先生在現實中的關懷焦點。在中國傳統中，這件工作正是由知識人、也就是傳統的「士」，還有現在的知識人所自覺地承擔的，這說明了他為什麼如此一貫地注意知識人這個概念。知識人這個詞從原來余先生用的知識分子，或者我們一般人用的知識分子，到2002年開始改成知識人，剛才主持人潔平說明過了，在余先生的觀念里，無論是傳統的士，還是現代的知識分子，都志在闡明維護和傳播文化價值。但是余先生也深知，隨著現代發展，中國儒家為主的傳統價值體系逐漸解體，種種現代觀念也跟著出現，但是所謂的現代觀念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很顯然現代的觀念不可能再像傳統儒家一樣，具備足夠的完整性、體系性，而是相當零散雜亂的，甚至在這些價值之間充滿衝突。現代的知識人如果要從事文化價值的經營與闡釋，所面對的挑戰會比傳統的士更為複雜。
何況在今天的社會中，不僅很難找到一個在社會上普遍接受其權威的價值體系，針對各種價值的詮釋、發揚與傳播，也已經不是知識人所能壟斷的。相反地，社會本身的多元、文化詮釋者，這個角色的多樣化競爭，再加上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余先生所想像的知識人，在現代社會中間所能做的事情難免愈來愈曖昧、愈來愈微弱；他所期望有文化價值形成基本規範、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似乎也愈來愈不可能。
我認同余先生的看法，我相信一個社會的確需要一套能夠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文化價值，才能夠奠定我們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但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儒家的傳統、或者任何單一的現代觀念能夠滿足這種需要。這並不是說現代社會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而是說，這些規範的文化基礎，需要到另外一個層面上尋找。
在我所接觸到的思想資源中間，羅爾斯（John Rawls）所謂的「公共文化」或者「公共的政治文化」，我認為是比較精準地掌握到了這之中的分別。公共文化，跟羅爾斯所說的背景文化，主要分別在於，雖然各種關於人生，關於價值，用傳統的語言來說，這即所謂的「道」的文化體系，彼此之間甚至會有很大的差異甚至衝突，但是他們都可以去認同這套公共文化，所提出來的關於公共價值，關於政治與社會基本規範的想法，在現代社會中間，一個特色就是大家的意見、利益還有信仰非常分歧，那要如何去找到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規範呢？
羅爾斯認為，必須要發展社會的「公共文化」。他對公共文化的說明，其實非常簡單，他說，公共文化是一個社會的公共生活所逐漸積累凝聚下來的共識。在近代歐洲以及美國的歷史中發生過各種辯論，鬥爭，衝突，他舉的例子包括歐洲的宗教戰爭，我覺得後來的工人運動也很有作用；在美國的話，就是19世紀的內戰，20世紀的民權運動、婦女運動，這些衝突逐漸沉澱、積累下來了一些大家所熟知的觀念跟原則，那麼這個社會的成員，都能普遍接受。
這中間還是會有很多爭議，例如種族跟性別的平等所涵蓋的項目究竟有哪些？又例如人類所謂的民主是不是應該從政治領域擴張到經濟領域？這些都爭議很大。但是在爭議之外仍然有一些共識：例如所有的人類都享有自由、平等，還有民主參與的權利。這些共識並非空談，而是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奠定了這個社會裡面各種制度的正當性。
那麼知識人和公共文化之間是什麼關係？羅爾斯並沒有特別談到知識分子，但是他反省過哲學家、或者政治哲學家在構成公共文化時的角色。並且是關鍵性的角色。羅爾斯認為，哲學家必須只是以公民的身分參與公共文化的詮釋和闡明，哲學所能做到的是「收集」，他用的這個詞非常敏感，我覺得用「收集」這個詞，對大家已經接受的信念，試著把它們組織起來，形成一套關於社會架構的觀點。
這些雜陳的信念，包括已經不言自明的基本政治價值跟政治制度，包括了在歷史發展中對它們所形成的詮釋傳統，以及大家所熟悉的歷史文本還有文件。羅爾斯針對美國，提出，比如美國的《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的前言，林肯的《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還有一些政治哲學的經典，例如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9世紀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政治哲學的工作，其實也是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些資源整理、詮釋、安排成一套自洽的觀點。
我相信羅爾斯賦予政治哲學的工作，其實很能夠去呼應余先生對於現代知識人角色的期待，也就是尋找一套價值系統作為規範的基礎。羅爾斯比余先生更為明確地指出了這種系統的公共性格，但是我猜想余先生會高度認同羅爾斯關於公共價值系統的這種形而下的詮釋。這種價值體系很難去滿足人們安頓生命的形而上需求，但這不是說它沒有意義，它的功能在於經由它所奠定的社會共同規範，大家才有機會去展開自己的形而上追求，不至於遭受壓迫、歧視甚至於禁止。
那麼經過川普時代這個嚴重的撕裂，像美國這樣的社會是不是真的能夠有一套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公共文化所在，難免引起懷疑，這個問題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討論，另一方面，在幾個以中國文化為主流的華人社會，那公共文化的命運更為複雜，
我個人曾經對台灣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過去40年來的民主化的過程，到底有沒有形成一套公共文化提出過分析。我個人覺得，以台灣的情況而言，已逐漸有一套關於公共規範的、公共生活規範的雛形的想法，但是每次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就會碰到其他力量的破壞。我覺得這是在台灣社會很需要慎重思考的。那麼公共文化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我想目前則是在一個很艱難的情況下。在中國大陸的話，我們等下會講，這個是更為複雜的一個問題。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作深入討論了，但是我們如果同意余先生賦予知識人的角色，那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系統，這的確值得我們中文知識界去注意。我想照羅爾斯的想法，或者根據余先生的一些言論一些意見，現在的知識人已經不能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觀念的代言人；相反地，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的討論。這就會對所謂以知識人自居的大家，我覺得添加了很重的一些責任。在現實環境中，公共討論最需要什麼？需要的一些在制度條件方面，比如需要言論自由、需要出版自由；在心態的條件方面，需要去培養尊重異己、承認自己可能犯錯的基本態度。這兩者都是當今知識人需要去努力、致力的目標。
羅爾斯在介紹公共文化這個概念的時候，特別強調這種文化的歷史性格，也就是說，公共文化可以說是一個社會在經歷各種悲劇、跟各種成就的漫長過程中間，的集體學習的成果。這個「集體學習」的概念，也許對中國大陸出來的朋友來說，會覺得敏感，會覺得刺耳，可是我個人針對台灣經驗來說，我會覺得台灣過去40年來，這個民主化的過程，如果要找一個形容詞來形容它的特色的話，我覺得它也是給台灣社會一個集體學習的經驗。這一點我覺得是，羅爾斯對公共文化歷史性格的強調，提醒了知識人，要去重視自己社會的發展歷程，去面對那些曾經震撼整個社會、捲入億萬人民的悲劇，例如中國大陸的文革或者八九，要以沉重的心情，去協助大家吸取教訓。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中間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因為對於歷史的記憶、詮釋，還有重新敘述，受到政治力很強的干擾，所以，雖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過驚人的悲劇，也有過很大的成就，但是因為沒有機會藉由歷史回憶、歷史詮釋，去從事整個社會的集體學習，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社會在今天很難積累凝聚跟共識，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當然，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上，知識人在這些方面受到的限制非常多，但是我覺得這個時候，特別需要海外的知識界有所擔當。我想這是今天這個論壇紀念余先生，有一部分的意義也在於說，
在今天當余先生的著作不太容易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余先生思想的傳播、或他所推崇的這些價值的傳播，在中國大陸的環境裡受到了限制；我覺得特別遺憾的事情，就是中國的知識界沒有機會，去好好重新回憶自己社會70年來發展歷程裡所提供的教訓。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的論壇來紀念余先生的很重大的意義。
最後結束的時候，我想講一下，在今天知識人這個詞照我們剛剛上面講的意見的話，（知識人）應該改成公共知識人，或者用大家更習慣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可是很不幸地，今天「公知」這個詞在中國好像變成了帶有某種貶義一種嘲諷的意思。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在每個社會，都需要這種具有公共性的，具有公共意識、公共修養、公共關懷的知識人，這些人在每個社會裡面，不一定要在校園裡面，或者是學院裡面，在一個發展的比較好的社會裡面，新聞界、媒體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台灣、在香港，或在中國大陸，我們都要再去更客觀地、也更以比較莊重的心情，去體會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在這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形成過程中間所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這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聚會，我想提出的觀點。謝謝大家。
張潔平：
謝謝錢老師，錢老師之前特別說要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保松和曉康老師，錢老師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場，其實，釐清了「知識人」這三個字概念的內涵跟外延，知識跟人之間最關鍵的互動其實是「知識人」的價值系統，知識人必須有一個價值系統才能稱之為知識人，然後知識人存在的前提並且是一方面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參與跟這個社會的互動其實就是一個公共文化的塑造，這個公共文化有歷史傳統也有每一個知識人都在其中扮演著角色跟承擔責任的這一部分，所以其實外延出去，知識人的重點其實是公共知識人，我想這一點上，在香港的保松老師，跟現在人在美國的經歷過1989的來自中國大陸的蘇曉康老師，都會有可能更加具體的確切的經歷和思考分享，我們就先請保松老師。
《一生為自由發聲》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
謝謝潔平。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很榮幸今天有這個機會參加向余先生致敬的討論會，我要特別感謝聯經林載爵先生的邀請。謝謝潔平的統籌。背後還有很多朋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籌備，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我在這裡跟所有的朋友表示我的敬意跟謝意。
今天是9月5日。我還很清楚的記得，剛好是一個月前，8月5號，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就收到余英時先生過世的消息，對我來講這是非常難以接受的，因為我是七月中的時候剛剛接到余先生的信，那幾天我剛好想著要好好的給他回一封信，沒想到這個消息來得這麼突然。今天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場合，今天我們剛到這裡已經有900多位朋友，來自世界不同的地方，我們今天能夠聚在一起來回憶紀念同時也是討論余先生的思想，我相信這是非常難得場合，不僅紀念，我相信這個背後有更重要的公共意義。因為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不同地方的人能夠走在一起，向一個我們大家都很尊敬的人致敬，我相信這在華人歷史中也是相當少見的事情。
今天我的主題叫《一生為自由發聲》向余英時先生致敬。
這個題目其實是，大家都知道余英時先生在錢穆先生過世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叫《一生為故國招魂》，我是借用了余英時先生寫給錢穆先生的文章，然後我改了一下，等一下我會解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題目。我自己做報告的時候沒有習慣做PPT的，但今天我想好好的跟朋友們分享，所以昨天做到凌晨5點鐘，做了一個非常粗糙的PPT，等下慢慢跟大家講，因為每一次我都很擔心時間不夠，所以剛才錢先生說借給我五分鐘的時間，我就覺得很開心。在講之前，我先說幾句跟余英時先生的一點點關係。我太年輕，跟余先生其實沒有太多交接的機會，但是我這幾天在讀他的回憶錄的時候，發覺我冥冥之中跟余先生是有很多，沒有想到的交接，這裡先說一下。
余先生1950年從大陸過來香港，1950年的元旦。我是1985年，就是少年的時候，也是從中國大陸移民來香港。他移民來香港是為了探望他的父母，我當時移民來香港，也是為了跟我的父親團聚，來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的心理準備，要在香港這個地方落葉生根。這是第一點，我跟他有同樣地、跨過羅湖橋的一個經驗。
然後，余先生來的時候，他是住在九龍深水埗的青山道。我來的時候，跟他住在同一區，都是住在深水埗。但是，我住在另一條街叫北河街，其實很近，走10分鐘就可以到，因為在同一區裡面。然後那時候（1950年）新亞書院創辦的時候是在桂林街，我住的地方北河街其實就在旁邊，所以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每天都是在桂林街附近遊蕩成長的，就是在新亞書院創辦的那個地方成長，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余先生來了以後，就進入新亞書院，由他的父親介紹，他那時候已經讀了《國史大綱》，所以希望能夠進入新亞書院跟錢穆先生念書。我自己在香港讀中學的時候，當年也是一心一意地要進新亞書院，因為當時我也是在中學時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讀了他的《歷代政治得失》，所以那時候就覺得我一定要進新亞。我發覺，這兩天我看的所有的報告人裡面，好像只有我一個是新亞畢業的，所以我今天來其實是有點像，向新亞的大師兄，因為余先生是新亞的第一屆畢業生，大家看到我剛發的這個圖片，這個是現在的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我經常在這裡上課，你們看到這個牆上有一些牌碑，碑上刻著從第一屆畢業生的名字，如果大家來新亞書院的時候，你會看到在長長的畢業生的名單裡面，余英時先生是排在第一位。因為1952年他畢業的時候，新亞書院只有三個畢業生。他排在第一位。而且因為中文大學是1963年才成立，我們是現有書院，再有大學，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余英時先生其實是整個中文大學的第一個畢業生。所以每一次在這裡（圓形廣場）上課的時候，都會跟別人說，我們的第一個大師兄就是余先生。今天我在這裡講話，我現在是在中文大學，在新亞書院旁邊，所以我感覺有一個特別的身分是代表很多新亞的師弟師妹，向我們的大師兄致敬和道別。這是一個開場白。
回到今天的主題，我今天是要特別談余先生的自由主義。我的題目是《一生為自由發聲》其實我要特別強調，余先生從他50年代來香港之後，就是一個非常堅定的自由主義者。
今天我主要談三個問題。
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理解的，余先生所堅持的自由主義，到底它的基本的內涵是什麼？他不僅僅是很簡單的說一句反共就完了，他是有非常深刻的意涵在後面，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所以我希望，因為我是做政治哲學的，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談一下我對余先生所堅持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解。然後講，為什麼自由主義在今天，在今天的中國，在今天的香港，甚至是在整個世界，它為什麼還是值得我們去追求，值得我們去堅持，很重要的一個政治理想。
第二點，我想跟大家探討的是，余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在哪裡成長的，他是從哪裡吸收營養的呢，我相信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香港。很多人想余先生的時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他是錢穆的學生，然後可能以為他就是在香港五年的歲月裡面，他只是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培養他的歷史學訓練，其實不是，余先生其實很重要的，一生的基調，尤其是他對自由主義的想法，其實是在香港這個地方培養出來，建立起來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如果有時間，我想特別談一下，剛才錢老師所講的，余先生他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人，他做這樣的選擇的意義在哪裡，或者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余先生所做的事業，在這一部分他的公共參與，他作為公共知識人所做的公共的事情，他的價值跟意義在哪裡。
我希望能在30分鐘內講完。
第一是，這是余先生在7月13日寫給我的信。為什麼會有這封信，其實是因為之前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就是在香港《蘋果日報》被關掉那一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那個時候我想不到到底應該跟誰講。那一天，就是蘋果日報被關掉的那一天，我就寄了一份《蘋果日報》的報紙，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給余先生，余先生很快地就給我回了一封信。余先生寫這封信給我，後來我才明白，余先生是非常重視這封信的，他寫這封信給我，為什麼呢，他是先傳真給我，傳真我其實收到了，但過了兩天可能他一直惦記這件事情，他怕我收不到，後來又親自用信將這封信再寄給我。所以過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又收到了余先生的同一封信。後來我才明白其實他，我猜想他非常在意我收到這封信，所以後來我很內疚，為什麼我要拖那麼久，沒有時間回信給他，讓他知道其實我已經收到他的信了。第二件事，是我看余先生這封信的筆跡的時候，我才發覺，昨天孫教授在介紹余先生的書法的時候，我能夠看到余先生寫這封信的時候是有點吃力的，這跟他以前的筆跡有一點不一樣了，但他還是那麼努力的寫這封信給我，我覺得他不僅僅是寫給我，其實他，我相信他是想給香港人一些鼓勵，這封信不僅僅是給我的，其實是他有一些話想跟所有的香港人說的。所以我後來將這封信公開給大家一起來讀，做紀念。
跟大家一起看看這封信，看看他的說法，余先生在這個信裡面，有一句話，我覺得特別要跟大家，信裡他說，「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向發展，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然後他說，「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絕不能放棄。」
這是余先生給我、可能也是給香港人的，在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很重要的一個分享。從這裡面，我想說在信裡，你會看到他特別強調民主跟自由，他說「民主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正途」，對他來講，民主、自由對所有的社會，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其他地方，他覺得民主自由是有普世性的價值，人類文明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
從這點我想特別強調，余先生是很清楚的，有自由主義立場，他覺得民主跟自由，是在這個社會基本制度裡我們應該追求的。這是他人生走到最後的時間里，還是這樣的立場。
在他回憶錄裡，回憶50年代在香港的時候，講他如何理解自由主義。他說：「我在1948年，基本上認同了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這很重要，余先生非常肯定五四運動，同時他當時已經讀了胡適先生的文章《胡適文存》，但是他說「當時僅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然」，因為那時他其實也受左派影響，來香港之前，他在燕京大學讀歷史系一年級，在1949年的時候，他已經入了共青團，受了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在那個過程裡，他來到香港之後，「系統地閱讀了20世紀中葉的政治、社會思想和專題研究之後，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才真正成爲我深入內心的人生信念。」這很重要。
就是說，余先生在50年代、20幾歲的時候已經很清楚地確立，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立場──相信民主、自由，相信五四運動，而且他很清楚地覺得自己要繼承胡適先生所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的傳統，繼續努力下去。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想法。昨天陳方正先生報告的時候，也是跟我同樣的想法，讀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基本上可以看到在五十年代，很年輕的時候，他後來走的道路的一些基本的信念，或者是我們說的基本的價值，他已經確立下了。
但同時，余先生也講：「改革社會，要使民主、自由這些價值得以實踐，必須避免左右兩極化的“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這個非常重要，余先生是說，我們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怎麼去達到這個目標？可能我們不能用，所謂全盤地反傳統、全盤地激進的方式，希望能一夜之間透過激烈的革命達到這個成果。如果不能用這個方法，我們能用什麼方法？這個又回到錢先生剛才所講的，等一下我也會講。余先生一生努力要做的，就是希望能夠建設我們的公共文化，希望能夠將民主、自由的信念，在我們的公共文化裡面生根。然後從這一點，慢慢推進我們中國的政治轉型。我相信這個是從五十年代開始，他對台灣對中國大陸，其實都有同樣的希望，跟同樣的努力。這兩張PPT，可以看到從他年輕的時候到最後，我相信有一個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一種自由主義的立場。
在這一點上，我談一下我的報告的立論，
第一想法就是，我判斷，余先生是繼胡適先生之後，在華人思想界中，最有影響裡和最敬重的一個自由主義者。我相信這個說法會有很多人認同。尤其可以參看周質平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做《自由主義的薪傳》，在《如沐春風》這本書中，大家可以參考。這是我的第一個判斷。
第二點，我覺得余先生通過學術書寫，公共評論，跟他自己的政治參與（我特別強調政治參與）。我不同意余先生自己的說法，說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如果余先生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的話，我相信中國，或者今天華人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沒有其他人好像他那個樣子，那樣地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所以我特別強調，他的書寫本身就是一種行動，他的評論本身就是一種行動。他是有政治參與，在他的參與中，他一生都在努力推動自由，民主，人權，法制這些價值在華人社會中生根，形成一種，我剛才講的，自由主義式的公共文化，就是Liberal public culture。然後為政治轉型做準備。
我相信余先生是有非常精準的political agenda，他不是只是在書齋裡講講而已，他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改變。他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標，然後他身體力行的去推動，我相信這跟今天所謂的知識人是有不一樣的東西的，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立場，我相信他是一生都在做這個實踐的。
第三，余先生從年輕時開始，他就以一個所謂「現代的知識人」自許，我想強調，他跟古代的「士」是不一樣的。因為古代的士人，是希望透過作官、透過參與朝廷，去改變這個世界。余先生一生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官，從來沒有想過要參與到所謂的現實政治裡面去，他希望的是影響公共文化，他希望是以一個獨立知識人的身分，去參與到這個過程裡面去，所以他是「現代知識人」。他對自己的責任跟角色，他是有非常清楚自覺的。從他20多歲的時候，看他的文章，你應知道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責任，然後他知行合一，吾道一以貫之，成為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一個典範知識人。後面這句話是主持昨天第一場的丘慧芬老師寫的一篇悼念余先生的文章的標題。我特別要在這個機會，推薦丘慧芬老師的兩篇文章（參見關聯文章）。我在過去的兩週中讀了丘慧芬老師的文章，我自己的受益是很大的，因為丘慧芬老師對余先生的理解，對余先生一生的學問和公共參與的理解，我覺得非常的恰當，而且給我很大的啟發。希望大家可以去參考丘老師的文章。
這些是我今天整個報告裡的基本立論。
在我要談自由主義是什麼的時候，我首先要談，自由主義不是什麼，因為我要回應一些人在外面對余先生的評價，我非常簡單的來說，「余先生不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千萬不要誤會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之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一個民主社會，他怎麼可能去保守什麼現在的價值呢？他希望的是對現實做出批判，希望能夠去努力尋求文化、社會、政治上的變革。所以如果大家以為余先生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甚至，我也不覺得他是所謂在文化上在政治上是一個儒家學者，我相信這也不是他的立場。
第二，余先生他一生是一個歷史學家，但他對中國的文化，用錢穆先生的說法，他對中國歷史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他也跟林毓生先生一樣「拒絕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這是林毓生先生很有名的，一個關於五四運動的說法。當然余先生一生都是做關於士、關於知識人、傳統士的研究，同時他自己也承繼士人的精神，我說前面這幾點，都不表示中國不應該走向政治現代化。對余先生來講，前面這幾點他都接受，但都不等於說因此中國就應該回到以前，或者停留在現在。而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努力一起講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我相信這個不是他的立場。
第三，對於余先生來講，他的立場，從五十年到到今天，很清楚的一個立場，在基本的制度建設上面，中國的出路，必須是保障每一個公民享有基本權利的一個民主的憲政制度，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任何壓制個人自由壓制基本權利制度，都必須反對，我覺得余先生在這一點上，終其一生，絕不含糊。一以貫之。這個一定要把握住，余先生無論對當年國民黨的威權政治，或者今天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他都是毫不含糊的反對，反對的理由很清楚，就是，因為這些政體，這些制度，沒有辦法很好的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自由。
同時，我要特別強調，很多人對余先生有一個想法，或者很多做學問的人，很多時候會將余先生去政治化，或者對余先生的公共參與，或者政治參與，或者政治表達，抱持存而不論，甚至覺得是有點負面的，跟他的學術世界是分開的想法。我不是這樣想法。
我要特別強調，為什麼對我來說，余先生的歷史研究跟余先生的公共實踐，絕對不是兩個割裂的，互不相關的，甚至有內在張力的狀態，而是有內在的一致性跟整體性的想法。我讀余先生的文章，讀他的很多書，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余先生的公共參與跟他的歷史研究是兩個世界的割裂，我覺得他沒有。
我先補充一點，余先生這種一方面在學術方面他尊崇學術的規範有極大的成就，同時他在公共參與裡作為公共知識人發揮他的作用，這些一點都沒有意外，看海倫阿倫特，看德沃姆斯，你看薩伊德，你看穿穆斯基，這些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典範，他們在自己的學術領域裡都非常有成就，同時他們也能夠把他們在專業領域學習到的知識拿來參與到公共領域中去，而這兩個世界是互相補足，互相支持的。
為什麼這麼重要，我要特別強調完整性的原則。完整性原則 Principle of integrity，我覺得尤其對一個知識人來講，完整性原則的實踐是非常重要的，什麼叫完整性原則：我們作為一個主題，我們能夠將自己真誠相信的一些政治原則倫理原則，能夠主動的貫徹到生命的不同領域裡去，並且為自己的行動承擔責任，從而活出人格上的一種一致性，完整性。我說的完整性就是不能夠人格分裂。不能說一套做一套。不能說在公共領域中我們相信一套，在另外的領域裡我們做相反的事，尤其對知識人來說，這特別的重要。第二點，我認為余先生不是活在兩個割裂的世界裡，同時對他來講，不是說他的學術世界就高於他的公共參與，不是這樣的。
第三，余先生所相信的自由主義，他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意識形態，也不是一時的激情。這是什麼意思，他不是基於個人或者階級利益而相信的，而是基於他的獨立反思，而經過反思之後接受的，同時余先生接受自由民主理念也不受到國家宣傳機器洗腦所致，所以他不是意識形態。
余先生所相信的自由主義信念，是從50年代開始、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裡面，經過長期反思，充分參考人類的歷史經驗、尤其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深入了解人性尊嚴跟侷限之後，他認為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一套價值系統。他不是我們所講的被人洗腦、或說只是他個人偏見，它是一個長期反思的結果。我借用羅爾斯的一個說法結論，它是理性主體，經過來回反思之後，達致的一種反思均衡的結果，英文叫「reflective equilibrium（反思均衡）」，它不是意識形態來驅策，而是反覆來回的思辨得到均衡點。
回憶錄裡他說：「何況『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對於自己所思所信，也只看做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不過他強調「我經過反思以後呢，我不是相對主義，我不是主觀主義」，他說「這一價值取向使我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余先生說，有本事你就challenge我、挑戰我，如果我錯了，你用理由來說服我，我的立場不是一時的想法，而是經過長期的思考後，做出的一個判斷。
所以對余先生來講，自由主義不是絕對、不可質疑、獨斷的教條，也不是相對於階級、文化、國族可以隨時變動的信念，他不是獨斷教條，也不是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對他來講是建置於人的實踐理性，不斷反思、有合理的理由去支持、而且可以被修正的政治道德觀。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說法，是unfinished的modernity，是一個unfinished的project，沒有完成的規劃。自由主義從洛克開始走到今天，沒人說它是完美的，但是自由主義一直還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因為它能一直因應我們世代的挑戰，而做出反思跟調整。加上我自己的說法，在這個追求里面，加上一種反思性和客觀性。（這是我的想法，今天沒有時間闡釋這些理念，但是我想讓大家知道）。
余先生談自由主義的時候，大家不要輕鬆地說一句「余先生反共」就完了，絕對不是這樣，他是背後有思想的。
那麼自由主義是什麼？總是要給出一個說法，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希望，如果余先生再生，我能跟他對話的話，我相信他也有理由接受我這樣的想法。很簡單。
很多人對自由主義有不同的理解，我給自由主義非常簡單的一個定義：
一個具有正當性的國家，必須充分保障每一個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基本自由跟權利。用英文來講，就是「basic liberty and right」（基本自由和權利），從而使每個人都有機會opportunity跟條件condition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自由主義的目標就是這樣。自由主義希望什麼？希望國家，不需要國家，這個國家如果有正當性的話，國家必須要滿足一個條件，使他能夠保障我們每一個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
這些基本自由包括什麼？大家很熟悉，人身自由、良心跟信仰的自由、言論跟思想的自由、新聞跟網路的自由、學術出版自由、集會跟結社的自由、擁有正當的個人財產的自由，還有最重要的，參與政治、可以選舉的自由。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標準來測試一下，今天的香港、中國大陸，是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自由主義和傳統儒家間難以化解的張力
我覺得自由社會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則。第一，人是自主的個體（autonomy being）；同時，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自主跟平等構成了自由主義兩個最重要的腳。因此，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並尊重每個人平等的自由，所以國家不能夠做什麼呢？國家不能夠強迫所有人追求同一個絕對的、普遍的、獨立於個體而存在的「上帝」──儒家說法裡是「天道」、柏拉圖說法裡是「至善」、共產黨的說法是「黨的意志」。所以，自由主義跟傳統儒家跟基督教，其實有難以化解的張力，不是因為這些信仰、理論必然是錯的，而是因為自由主義尊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自主的權利，這些信仰必須要得到每一個個體發自內心的認可。
所以，因為要尊重我們每個人發自內心的認可、尊重我選擇的自由，所以你不能夠強迫我相信某一個宗教、某一個黨的教條。如果沒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逼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自由主義的社會，必須容許個體有充分的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宗教認同，所以它必然是一個文化跟價值多元的社會。
從自由主義來講，任何對個人自由的壓制，都意味著個體選擇空間的減少，也就意味著個體無法在許多重要的領域做選擇。包括政治上我們沒有選舉；宗教上我們沒有宗教的自由；教育上我們一定要讀什麼的教科書；言論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們要翻牆，我們被炸號⋯⋯經濟上，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國大陸的事情，包括娛樂。你會發覺，如果我們沒有自由的話，就意味著我們在生活的很多重要的領域裡，我們可選擇的空間會大大的減少。因此我們沒辦法根據自己的意願，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今天很多在大陸的朋友，應該很清楚這裡的意思。只要觀察一下你在生活裡面，選擇的空間被國家收窄的時候，你感受到多大的痛苦，你就知道自由為什麼那麼重要。
專制最惡的地方，就是傷害人的自主性跟主體性。它沒辦法讓人能夠有尊嚴地活著，也沒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讓我們能全面發展自己的心智、建立良好的社會聯繫跟社群生活。
活在一個不自由的制度之下，每個人的生命質量都在遭受根本的破壞，沒有人能倖免。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活在國家之中、活在制度裡面，如果制度不改變的話，無論你是有錢人、沒錢的人，你是什麼階級的，在整個制度之下，我們每一個人的完善的個人發展，其實都會受到傷害。
接下來，是報告的第二部分，這部分很好玩。
接下來說余先生是一個歷史學家，注重所有事情發生都有歷史脈絡，當然余先生的自由主義信念不會無緣無故的出現。它從哪裡來呢？香港。
余先生1950年就來香港，1952年從新亞畢業，再5年才去哈佛。那5年在香港的時間，我用一個詞叫「defining years」，「defining」就是界定的意思，余先生那5年其實是define了他的人生。他能夠獨立於他的父母、獨立於其他的權威，自己根據自己的反思，界定我是誰、我的人生目標、我的人生計畫、我的人生追求的是什麼。在那時，余先生界定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所以我覺得，香港對余先生來講不是一個過客之地，而是構成他自我self的一個重要部分。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解釋為什麼余英時先生去了美國以後，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對香港問題的關心，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還是那麼關心香港的政治發展、還是那麼關心香港的處境，我覺得，是因為他跟香港有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
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幾段非常精彩的他在香港的故事。
這個是《明報月刊》1985年6月號，我手上的這個雜誌是從垃圾堆裡撿回來的，昨天晚上我聽完大家的報告，在書房裡搜查一下，發現了這本雜誌，這裡面就是有最多人引用的余先生的文章，就是余先生最多說過的主題「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談我的中國情懷」，這個名字很重要，因為有兩本書都是用這個書名，劉紹明編的《情懷中國》和彭國翔編的《中國情懷》，這兩本書都來自於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余先生就詳細的解釋了他為什麼去國那麼多年，對中國還是那麼的關心。
這裡面余先生講了一個故事，昨天的講座裡好幾位老師都提到了這個故事。鸚鵡的故事。
他說，大概「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可以說明在這方面的中國情懷吧。余先生1949年離開以後，1978年回國一次，之後就沒有回去。但是直到他人生的最後，他一直都那麼關心中國。關心中國可能對他的個人好處一點都沒有，但是他還是像鸚鵡一樣，一次又一次的在做這個事情，然後很多活在這個山裡的人，不僅是沒有欣賞，甚至還會嘲笑余先生⋯⋯這還不是我最想講的。下一張我覺得是更精彩，尤其是對我這樣的香港人來講，我覺得特別要跟大家分享，余先生說「不但對中國如此，對香港我也一樣又“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情感。最近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六七年，何忍見其一旦毀於大火。」余先生講這句話的時候是1985年。到今天2021年。1985年的時候香港還沒有大火，但今天香港真的是大火，真的是山河破碎。所以我完全理解余先生過去這一兩年的心情。可能跟我是一樣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悼念他的文章用了李白的那首詩，就是「拔劍四顧心茫然」。因為我覺得，我跟余先生一樣，我們都受了香港的很大的恩惠，然後我們見到香港在這個大火的邊緣，都是同樣的一種心情。我希望大家知道余先生是有香港情懷的。香港情懷跟他的人生經歷有重要的關係。
接下來，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有兩個故事很有意思。第一個，就是1950年過羅湖橋。來過香港的朋友應該知道，從深圳到香港要過一條河，上面那條橋叫羅湖橋。余先生說，過羅湖橋的時候有個很特別的經驗，「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是我的感受之深，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經驗。」就是說對他來講，香港其實代表著一種自由的狀態，香港就是代表自由，羅湖橋的那一端跟這一端，其實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有這種感受了。
他在回憶錄另外一個很好玩的故事是說，余先生當時在燕京大學念書，來了香港以後，本來是希望回去的，結果坐火車回去，過了深圳以後，火車壞掉了。在那個幾個小時裡面，他突然發覺了自己的心，「我不想回去，我要重新回到香港來」，這個決定當然就改變他一生的命運。你想想沒有那個決定的話，就後來沒有余先生後來的發展，今天我們就沒辦法讀到余先生那麼多精彩的作品。
回憶錄最後一段，他描述50年代的香港：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50年代這個時期，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求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這個判斷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我們，包括我們很多香港人都沒有想過，50年代的時候，香港當時有這麼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影響了後來香港化的發展。我們今天思考香港的角色、香港的重要性、香港在未來中國的民主轉型過程裡面扮演的角色時，我相信余先生這段話，還是同樣可以當作很重要的參考。
余先生在香港出了六本書，都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書。他後來很少寫政治哲學方面的書了。余先生在25歲之前，在香港出了六本書。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余先生作為一個在學術上有那麼大的成就的人，余先生花那麼多時間去寫公共評論的文章、花那麼多時間去聲援民主運動。從50年代開始，在很多知識人在權力面前選擇沉默、逃避、主動獻媚投誠的情況之下，余先生一直保持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民主的舉動做出批判，並給予抗爭者公開聲援和支持。
我問一個問題，余先生這樣是理性rational的嗎？他是傻瓜嗎？他幹嘛要這樣子做？他在普林斯頓、在哈佛，為什麼他不能夠好好享受大學者的悠閒，好好做學問，幹嘛要做這麼多的事情？他這是理性的嗎？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值得今天每一個中國的知識人發問。
我試著給出一個可能性。余先生這樣做，當然知道會有很多不利跟麻煩，消耗很多的時間跟精力，會被同行嘲笑跟非議，甚至書被下架，得到政治權力的報復，但是他依然堅持。我覺得余先生這樣做，肯定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或者只是「不忍見耳」。我相信余先生一定是很清楚自己這樣做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這些意義跟價值，遠遠凌駕於他個人的得失。
我列出幾點我的思考：
如果你問余先生這個問題，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這個只能夠這樣做，沒有其他的方法，非如此不可。」
張潔平：
非常感謝保松，很鮮明的argument，尤其是從余先生不是什麼來切入。
最後引用邱惠芬老師在紀念余先生的文章中說的話，呼應保松提到的余先生為什麼非如此不可。邱老師說：余先生知道自己生活在民主社會，那就必須要把握自由的空間去振筆直書，為受到政治權利掌控和壓制的人發聲，才能保存歷史的真實，而不讓青史煙滅成灰。
接下來的時間交給蘇曉康老師。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六四流亡者、作家蘇曉康：
這些天我一直參加很多活動，追思余英時先生，總是覺得有說不完的話。我很感謝，潔平把我拉進今天的這個活動裡。我想藉這個機會來專門講一下，跟余先生有直接關係的一群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就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跟余先生的交往的故事。我曾經這樣寫過，余先生在離開大陸之後，一直都非常關心大陸裡面的知識人的處境生存以及他們的苦難，余先生跟很多乘桴浮於海的學人是不一樣的，他地位很崇高但是他對大陸學人的處境一直非常關心，當然我們知道他寫過很重要的人物，陳寅恪，吳宓。他讀《吳宓日記》讀得那個仔細。他對陳寅恪的書寫就更不用說了，他從陳寅恪的詩中考據出陳寅恪的後悔。假如真的有一群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學人，到了余先生的跟前會發生什麼？
差不多1990年到1994年間，普林斯頓出現了「中國學社」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我今天就來講講。
這方面的歷史和經驗，余先生的自傳、回憶錄根本沒有寫到普林斯頓時期，不過，我估計他即使寫到普林斯頓時期，也不會寫中國學社這一段。中國學社裡面大概有20幾個在中國大陸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就我所知，大部分的人也沒有公開地去寫過中國學社的事情。所以，這完全變成了一段沒有見諸文字的歷史，我今天想藉機會來講一講裡面的故事。也是從中可以讓大家看見余先生的人格、風格，他如何處理人的關係、和處理跟大陸出來的學人的關係。
中國學社其實是非常偶然地出現的。50年代有一位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艾略特先生（John Elliott），一個企業家，住在普林斯頓，他在普林斯頓讀過書。他在1989年夏天，聽到了天安門大屠殺的消息以後，非常震驚。北京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所有關心中國、喜歡中國的人來說，都是驚天動地的事。艾略特先生是一個喜歡中國文化的外國人，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他非常地痛苦。他把一張100萬美金的支票寄給了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寫了封信。據說，他跟校長講，希望學校用這筆錢去幫助那些在普大讀書的中國留學生。
校長接到支票以後，覺得不太好處理。因為實際上，在普大讀書的那些研究生，不管是讀碩士還是讀博士，都是有獎學金的，不需要額外的資金補助。於是校長就把這張支票交給了東亞系處理，畢竟他想東亞系是跟中國有關的，比較符合捐款人的原來的意願。余英時教授當時就在東亞系教書，那時候在東亞系的還有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Perry Link，林培瑞先生，還有周質平等另外幾位教授。接到支票以後，他們做了一個研究，覺得按照捐款人的意願，拿這個錢去幫助從中國大陸流亡出來的文化人，可能也很合適。
我是八九以後遭到中國政府的通緝，當時香港的黃雀行動把我救到香港，然後馬上把我送到法國巴黎。我是1989年的秋天，大概是8月底、9月初到巴黎。我在年底就接到余先生寄來的邀請函，邀請我去到普大去做訪問。我當時也知道，還有一些跟我一樣在法國的流亡者也接到這樣的信。後來到第二年，我們陸續都到了普林斯頓。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了以後，做了一些什麼樣的工作，我大致介紹一下。
普林斯頓的東亞系大概陸續來了25、26個中國大陸的流亡者。比較知名的比如說，中國大陸著名的記者劉賓雁先生，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諮先生，中央黨校的阮銘先生，還有蘇紹智先生（他比較晚來，他是當時中國社科院的馬列所所長）；還有一些跟我年紀差不多的，比如孔捷生，蘇瑋等等，大概差不多有20多個人。最早幾個學生的領袖，比如說柴玲，也曾在中國學社，但是後來離開，到普林斯頓大學讀書了。
大家可以看這張照片，學社的大部分人都在這張照片裡。
余先生和東亞系告訴我們，大家自己選一個理事會，自己管理自己。東亞系不管大家具體的事情。中國學社成立了一個理事會，第一次選的時候，我被選出來做這個理事會的（執行）主席。但是我覺得一塊兒來的人當中，比如劉賓雁先生等等，年紀比較大，資歷比我高的，這些前輩，我後來就提出讓劉賓雁先生做名譽主席。我做執行主席。這樣就有一個架構來管理學社。
然後捐款人提出，大家既然來了普大，就上上課，聽一些課程。後來由東亞系組織在中國學社開了大概3個月的課，我們當時上了很多非常好的普林斯頓大學課程。那些教授都是非常著名的學者。比如有Republic of Plato（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樣的課程，還有古典世界的終結，還有歷史與電影，還有希臘戲劇等等。當然也講到現代，比如說英國憲章史。這些課，我認為我們到普林斯頓大學收穫最大、最有意義的，是上了一些這樣的課。當時雖然大部分人實際上英文不行，聽課還要翻譯，但是這些老師都是最著名的學者，給大家講了一圈課，我自己覺得是最受益的是這件事情。
另外中國學社也做了一些研究，希望能夠寫當代中國史。余先生跟我們專門上了一堂歷史課。他很風趣，他說「你們都是創造歷史的人，我是寫歷史的。可是呢，創造歷史的人不見得會寫歷史。」歷史要怎麼寫呢？他說，「寫歷史首先要問材料從何而來？如果做八九民運的研究、當代史的研究等等，你都第一步要去查書目，要先看看以前別人在這個問題上說過什麼？然後你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他跟我們上了一堂這樣的課，講了一些最基本的寫歷史的方法。學社當時是列了一些計畫的，最後這個工作沒有完成。沒有進行下來。
中國學社完成的一件事情是開了一個大型的討論會，叫做「文化中國——從五四到《河殤》」。為什麼要開這個會，這個要從杜維明先生說起，哈佛大學的杜維明先生聽說我們到了普大之後，他就專門從哈佛到普林斯頓來找我，他要跟我對話，他說你寫的《河殤》批判中國傳統，我要個你討論討論，你知道什麼是傳統？等等。他跑來了不只一趟。他來找我後，大家都來參加聽跟杜維明先生對話，談文化問題，主要談一個問題，就是反傳統的問題。他來了幾趟以後，我就去找余先生，我說杜教授從哈佛專門過來，跟我們討論中國文化的問題，我向余先生匯報了。余先生說，你看看，我們乾脆開一個討論會吧，這個討論會就叫「從五四到《河殤》」，這個討論會的題目就是余先生起的。所以在1991年的五四，中國學社在普林斯頓大學開了一個國際性的文化討論會。當時從歐洲從香港從台灣來了很多學者，我在會上做了主題發言。中國學社的所有成員都在會議上從自己的角度談了中國的文化問題，有的就是從經濟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來講的。這個會，我還把這個會集成一本書，這個好像就成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一個成果。跟學術有關，跟研究有關的這些活動。
實際上這麼一大群人到了普林斯頓以後，其實產生了很多問題，這些事情已經是差不多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沒有人再去提過。我就借今天的機會講一講，也反映出余先生面對這些人事問題，他是怎麼解決的。這也是他的一個實踐。這裡大概講起來有這麼幾件事，比較大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余先生處理了陳一諮先生的工資問題。一件事是資助人John Elliott突然辭職的事情。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辭職。他辭職後，余先生沒辦法，只好說服Perry Link林培瑞先生來做主席（因為余先生自己不好當主席）。Parry當了中國學社的主席之後，雖然他在六四事件中，陪著方勵之經歷了一些複雜的事情，但他在之後還是能夠去北京進中國的。但他當了中國學社的主席之後，他再去中國，中國就在首都機場把他攔截下來，從此之後再也沒有進中國。好像是因為這個原因。
關於中國學社，大概的情況就是這樣，這個學社，我93年有了車禍，後來這個學社沒有錢，也就散了。現在從我的日記裡查，94年有一回余先生請我和太太去他家吃飯，他跟我說，你們發生車禍了，你的事情我會管，學社我不再管了。也可能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學社基本就結束活動了。雖然中國學社現在還在，牌子還在，但後來大家都各找出路了。
關於我個人，我和太太發生車禍以後，確實是余先生和余太太的幫助和扶持，讓我走過了這段非常艱難的過程。我從日記裡找出來，我們發生車禍是在1990年7月，當時我和太太傅莉被送進在水牛城的一個醫院裡面，人基本上就是剛從昏迷當中過來。當時，余先生和余太太當時坐著火車，從普林斯頓趕到醫院裡來看我們。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從普林斯頓怎麼坐火車到Buffalo去，因為余先生他們也不會開長途車開到那去。
他們到的那一天，我就哭著拉著余先生，從病房裡出來，說「我想回國，我想帶傅莉回國去治療。」余先生當時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你不想一想？」這句話，我當時聽不懂。但是，過了差不多20多年，到了2003年我父親去世，我向中國提出想回國奔喪，中國大使館當時給我的答覆就是「我們不能給你簽證」。所以，對於制度、對於這個政權，余先生他有一種穿透力，他能一下子就看透。反而我們這些從那個制度下出來的人，反而根本不懂這個政權，不懂這個制度。這是我自己的親身的感受。
車禍之後，余先生和余太太對我和傅莉和我的兒子，都給予了極其無微不致的關心和切身的幫助。直到這回翻看我從前的日記，我才一條一條的回憶起來。
我就借此機會，說一說，余先生跟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跟我的往來，這也是一個學人他在真實的生活中，他會遇到的人事，他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社會上的事，他所表現出來的他的人格。我就說這麼多。
問答中補記：
1978年余先生回了中國一趟，他以後再也沒回去過。當然我們可以從文化、從理論等角度去解釋余先生再也不踏上中國土地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國政權千方百計地要拉余英時回去，甚至把余先生的潛山老家修得富麗堂皇，完全變成一個當地景點。某個有中國官方背景的人送給我一套余英時老家的照片，好漂亮啊，我差點把這個照片拿去洗出來，給余先生送去，結果讓我太太擋住了。我太太傅莉說，你幹嘛，余先生不回國的，你跟他送照片幹什麼去。後來余太太跟我說，我們也有這些照片，但他不回去。
余先生為什麼不回去？我沒有讀到余先生的文字裡曾提過這件事情，可是他有一次跟我講，他1978年那次回國，獲知余家一族留在中國大陸的人、後代，當地的政府都不准他們上大學。這對余先生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他不再踏上這片土地，跟這有很大關係。
余先生有個表妹叫張先玲，張先玲的兒子叫王楠，就是在六四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的。當時王楠還是個中學生，他拿相機照相，一閃光，一顆子彈就過來。王楠被打死以後，張先玲找了多少天，找不到兒子。戒嚴部隊進來以後，把屍體弄走，在附近找個地方埋了。後來張先玲是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個中學裡頭，挖出她的兒子。這些都是具體的、私人性的，跟這個政權的關係，不開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