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十字架

顺着贴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的小巷一直往前走，经过两座香火鼎盛的佛堂，走到转弯处左转，可以看见一个菜市场。周日清晨八点，最喧嚣最繁忙的早市已经结束了，但仍可以看见木制案头上凝滞粘腻的大块猪肉，在水盆里不断摆动尾巴的鲜鱼，还有挎着菜篮子和小贩讲价的阿嬷阿公。由于菜市场的纵深极长，看不见场内更多招徕顾客的小贩，他们在更深的黑暗中守着摊点，极有耐心地等待着。

而我需要做的，是绕开这个热闹的菜市场，从一个已经生锈的虚掩着的铁门进去。一栋抹着灰色水泥砂浆的六层老式居民楼。我走上前去，按响了绿色防盗门上的白色电铃。我感受到电铃在手下震动，但听不到任何声音。

没有任何声音，闹市已经被隔绝在铁门外。我似乎只有我自己。

我疑心自己走错了地方，低下头打开手机连上VPN，再一次检查telegram群里发送的消息。这时，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朝我微笑，示意我进门。我跨进了门，穿过一个小小的四面白墙的会客厅，打开了另一扇虚掩的防盗门。一阵整齐而悠远的歌声突然涌过来。我看到了三十多个陌生人，男女老少都有，站着，在一起唱歌。

祷告

这是海城北区的一处家庭教会。

16世纪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内部分裂出诸多宗派。尽管基督教新教信奉的都是同一本圣经，但在宗教仪式和神学立场上仍存在着种种不同观点。据于可主编的《当代基督新教》，大体而言，其中主要的宗派可分为路德宗、改革宗、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礼宗和卫斯理宗等六种。此外，由于国内三自爱国教会（注：“三自”指“自治、自养、自传”，是在政府登记在册，接受宗教事务局监管的教会）和家庭教会（注：又称地下教会，不接受政府管辖）分庭抗礼，也有学者如于建嵘认为改革宗、福音派和灵恩派才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基本分野。如果按照那些如蛛网一样盘根错节的宗派细分，这处家庭教会应被定义为改革宗派。

但此时聚在一起唱歌的人们看起来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印在书本上的定义，他们遵从着朴素的身份认同哲学：他们是基督徒，是愿意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身份。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一个戴黑框眼镜，穿着简单的白短袖和黑色牛仔裤的高个中年男人站在红木宣讲台背后，以沉稳的语调开始讲话。讲台前方刻着一个灰色的十字架，这也是整个屋子里唯一可见的十字架。

“平安！”底下众人齐声回答。

旁边有人告诉我，那个精瘦而皮肤黧黑的男人就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传道人看向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笑说：“看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慕道友。”前面五排坐着的人都饶有兴味地回过头来，第一排坐着的两个看起来七八岁的小孩子甚至站了起来。我迎着或惊讶或审视的目光，有点狼狈地站起来朝大家欠了欠身子。那个给我打开门的男人递给我一本黑皮封面的《圣经》，包边的书页是鲜艳的红色，是2018年印刷的和合本。“要好好珍惜，现在这个版本的圣经已经不印刷了。”他拍拍圣经表面不存在的灰尘，双手递给我，嘱咐道。

很快大家也都站了起来，他们需要看着投影在墙上的幻灯片，大声地回答由传道人源源不断提出来的教义问题：“信服耶稣基督是什么？圣经怎样有救人的效力？祷告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出自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沿革于一六四七年的英国威斯敏斯德会议，按照内容的深浅被分为了大小两份。

传道人讲解完经文之后，最后一个环节是祷告。大家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头深深地埋下去，似乎想用额头触碰双手。传道人开始感谢上帝的恩赐和奇迹，并担忧国内疫情是上帝降下的罪。“是的，是的”，身边响起此起彼伏的喃喃低语。屋子被拉起来的紫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时黑暗中只能看见传道人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背后亮起的苹果图标。“阿门！”这两个字说出口，祷告就结束了。

但没有人料到，传道人担忧的“降罪”很快就来了。第二周，海城的疫情来势汹汹，海城各区全都封锁起来，集会因此改成了线上的Zoom会议。不懂得翻墙和视频软件怎么操作的老人们也在摸索着，他们的会议名字往往都是默认的手机设备名字：华为、荣耀、iPhone，这些黑色的小框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讲道中，始终沉默着。

“林夏瓦姐妹和陈亚当兄弟的婚礼原定于9月25日，因疫情再次推迟，具体时间再作通知。”传道人在最后一页幻灯片上简单地写到，还有一张新人穿着白婚纱和黑西装的结婚照，新娘洁白的裙裾落在黑色的墓碑上，墓碑上鲜红的十字架闪闪发亮。

婚礼

林夏瓦的婚礼最终定在了在10月底。新娘新郎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双方父母也都是基督徒，新娘来自北区的家庭教会，新郎则来自南区的三自教会。他们经由一个极擅长拉红线的老姐妹相亲认识，半年后就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领证后两人开始轮流去对方的教会做礼拜。林夏瓦第一次去三自教会，迈入那个有高高塔尖的教堂，隔着层层叠叠的长椅，听着穿黑色长袍的牧师用晦涩的经文解释着圣经。她听着讲解，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着，却发现了天花板的角落里安装的摄像头。陈亚当第一次去家庭教会，这个来自“不纯洁教会”的年轻人立马被年长的阿公阿嬷们包围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要回头是岸”，转投到北区的教会来才能更好地服侍上帝。一个满头白发的阿嬷气愤地宣告：“三自教会的人都唱红歌、升国旗，这算哪门子的基督徒呢！”

这对夫妇面对这些好心的劝告，也只好无奈地笑笑，“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三自教会也有他们自己的使命，三自也好，家庭也好，都只是在各自的轨道上崇敬着同一个上帝而已。” 最后敲定宾客的时候，北区的家庭教会和南区的三自教会的基督教徒们、信教的不信教的同事朋友们都被邀请去了婚礼。

婚礼定在一个辉煌的五星级日式酒店，穿着和服的服务员把我引进大厅。狭窄的走道上铺着塑料的粉色花瓣，脸上蒙着白头纱的新娘正挽着穿黑西装的父亲的手臂，从这条走道上穿过花门，迈上红地毯。在北区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面前站定，互相交换誓言，交换戒指，新郎掀起新娘的面纱。传道人开始讲上帝取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使她成为与亚当完美相配的助手。新郎新娘说出了那句经典的“我愿意”，随后是唱诗班上台。

唱诗班一共十个人，七女三男，一位头发已花白的女指挥和一位司琴（注：教会中专门负责弹奏音乐的人）。他们用海城方言唱着祝福歌：

完备生命，愿主厚赐新夫妇，
恩爱之情，有如地长天久，
更望此情，愈久愈新愈深固，
虽遇贫苦病死也愿同当。

歌声在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厅里回荡，低回的和高昂的音调交错着。新娘仰头闭着眼小声地跟着唱，慢慢的，前后左右的教徒们像得到了感召，站起来开始合唱，大厅里的歌声开始变得高亢而明亮。穿着校服的小孩子和拄着拐杖颤巍巍站着的老太太，脸上都有着类似的沉醉和专注。一曲完毕，一个还坐在妈妈怀抱里的小孩子热情地鼓起了掌，唱歌的人都被逗笑了。

现场当然也有一些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被逗笑的人。坐我右边的那个光头男人，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被侵犯感，他小声地打着电话：“这些都是信基督教的，虔诚得很，我搞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信教的。”

这时新娘开始扔捧花，几个年轻人闹哄哄地朝前拥去。这片光亮而嘈杂的喜悦淹没了他的疑惑。

小组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政府、教会、坊间和海外流传着五花八门的数据，2300万、5000万、8000万、甚至1亿，如2010年世界基督徒资料库（The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就认为中国基督徒总数超过一亿人，其中家庭教会成员有7000万人。数字之争背后潜藏的并非单纯的统计领域学术问题，其背后纠缠了太多的现实考量。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在2003年出版了《耶稣在北京》，而这本轰动一时的书的副标题“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似乎可从中略窥背后涌动的政治风云。

但对于爱芳和她的妈妈而言，那些似乎都是太过虚无缥缈的斗争。

爱芳六岁时才被完全确诊为自闭症，爱芳妈妈姓梁，不识字。得知女儿是自闭症，做爸爸的迅速地提出了离婚。眼看母女俩就要被房东赶出来，教会的人给这对母女找了一处住所，送女儿上了行为纠正机构。从那之后，爱芳妈妈就对外称自己和孩子也是基督徒了。她们并没有受洗，但还是每场不落下地参加周日的聚会和每周三晚上的小组活动。

小组是教徒们更为紧密的社交圈。除开周日的聚会，每天晚上教会都有不同的小组活动，而小组非常自然地按照各自的学历和地位划分了人群，不同小组的人几乎没有往来，互相也只是停留在点头互称弟兄姐妹的情分而已。有的小组几乎全是海城的高中或大学老师、医生和企业家，他们往往交了教会每个月绝大部分的什一税；有的小组则是在菜市场卖咸蛋的小摊贩、打零工的工人和不识字的老人，在这些小组里，往往会有一两个在公益机构工作的志愿者，这些人在教会内被称作“事工”。

我认识了其中一个专门负责脑瘫和自闭症儿童的事工云瑞。云瑞和丈夫在海城有五套房子和一家旅馆，由于资历老，可以直接参与教会里的大小事务。十年前，她收养了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自闭症的女儿，开始了现在的事工。云瑞每周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三个不同的晚间小组，教会周边五个家庭，都需要她每天打电话和走访。

云瑞每周五下午去探访爱芳母女，她们已经互相认识了二十年。云瑞还记得自己带着圣经第一次上门时的场景。做妈妈的警惕地问：“你是谁？来做什么的？”得知是教会的人，她欢喜地接过送来的大米、食用油和红包，然后随意地把那本黑色封皮的厚厚的圣经放在了一边。熟悉之后，云瑞提过多次让母女俩受洗，爱芳妈妈都千篇一律地回答：“你看我现在读圣经这么喜乐，难道不是一个基督徒吗？”这样的对话多了两次，久而久之，云瑞也不再提受洗的事了，只是每周五例行公事一样的去看看她们。

我们拎着水果和面包，从疗养院保安室旁一条窄路穿过去，绕了好几圈，来到了一个矮小的平房面前。爱芳母女二十年前搬来了这里。

“这是我们信主的姐妹吗？”刚进门，爱芳妈妈就直直地盯着我问。

“不，我还不是。”我回答。

“哦。”爱芳妈妈好像突然丧失了对我的一切兴趣，再也不朝我看一眼，径自和云瑞开始聊天，她絮絮叨叨地讲爱芳最近不肯去工作也不肯出门，乱发脾气，还偷偷去打了耳洞。

二十五岁的爱芳坐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大人讲话，趴在床头柜上用铅笔在本子上写字。我凑过去看，她写的是圣经的《诗篇》。每个字都被仔细地描画了两三遍，“上帝”这两个字因为描画得太重戳破了纸。我问她，对她而言，上帝是什么？她歪着头想了半天，说：“就、就是你每天把大门打开，就可以把上帝迎进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罪人的道路。”

“在读圣经吗？她特别会读圣经的，诗篇可以全部背下来，传道人都表扬过她的。”爱芳妈妈突然接话说，“你是会读书的，你看看她读得好不好？”我迎着她期待的眼神，重重地点头。她咧开嘴笑了，脸上的皱纹一根根地绽开。我们要走，她坚持要出来送我们。我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到她站在窄路的尽头朝我们挥手。

传道人有一次在祷告时总结说，耶稣基督在世上就是要寻找那些破碎的人，“基督教其实是为破碎的人准备的。”

“那您呢牧师？您是那个修补破碎的心的人吗？”我反问道。

他从眼镜背后平静地凝视着我，没有说话。

传道人

传道人、牧师、长老、牧者、牧长，按立为具备传道资格的牧师后，他有着无数的名称。但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他的名字是新华。

“想到教会，你最开始想到的是什么？”新华问我。

“高耸的哥特式尖顶教堂，圣歌，长长的布道，还有虔诚祷告的人。”我诚实地回答。

“这的确是很多人对教会的第一想法，所以他们不太相信原来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不正式的‘地下非法组织’。现在，你会觉得幻想破灭了吗？”新华笑。

死亡和幻灭似乎都是这位四十五岁的传道人常挂在嘴边的词。倘若对一位牧师的每天工作有什么神圣的幻想，那他的日常或多或少也会让人觉得有些幻灭。

每天八点在办公室楼下的早餐车买豆浆和包子，站在早餐车前两三口吃完，上楼开始处理教会杂务、查经、准备讲道，中午再下楼去临近的饭馆解决午餐，通常是那家在黄招牌上印着绿色清真图标的兰州牛肉拉面馆。

办公室隐匿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三楼，从防盗网看过去，还能看到隔壁阳台上晾晒的小孩子的尿布。一个简单的两室一厅一卫的套间，小的房间是杂物间，大的房间用作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两个六层高的黑色木制书架和一张干净得像没人用的书桌，牧师会把自己的手机面朝下放在这里。如果教区里有人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无论是大到人生困惑或圣经迷思，还是小到夫妻吵架或搬家人手不够，牧师都需要拿起放在书桌上的手机，接听，应答，就像随时准备着接到这个电话一样。

但时间回到1996年，新华还在一个读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腼腆男孩，大概无法想象之后自己的生活会是这样百呼必应。深陷于迷茫而遍寻出路不得的大学三年级，他被同学带进海城一个有名的团契（注：团契类似于教会，通常由年纪稍大的基督徒带领，形式比较灵活，常以年龄划分，如少年团契、学生团契和老年团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所有知识能带给他的震颤，“就像是黑夜里突然有了一双温暖的手，或者一颗明亮的星。”两个月后他就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从大学毕业后，在求职上屡屡碰壁的他，最终去一家出版社公司做了图书营销编辑。他当时心里想，为什么自己会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呢？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这时候没看到自己虔诚的心呢？他为什么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呢？

2006年，和妻子结婚之后，新华最后还是决定从出版社辞职。当时海城北区的这处家庭教会刚刚设立不过两年，有人问他想不想成为一名全职牧师。工资一个月多少钱？老婆孩子可以养得起吗？到时候会不会后悔？同工（注：负责教会日常事务的常设职位）都是年长的教徒，会不会不听自己的？这些问题像紧箍咒一样缠绕着，但他都暂且抛在了脑后，去成都华西一家神学院进修了硕士学位。这家神学院背后倚靠的正是2018年被政府取缔的秋雨之福教会，其创立者牧师王怡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刘晓波也曾为他的文集作序。但2018年后，这个名字成为了公共话语空间中一个不可说的符号，因为王怡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北区的这间教会在2018年也受到过一次警方的突击检查。原因既不是颠覆国家罪，也不是非法经营罪，而是违法聚集和违规教育培训。彼时教会主办的学堂已规模初具，甚至其他区的教会子女也会送来读书学习，孩子们在这里背诵大段大段的圣经经文、诗篇、箴言和使徒书信。新华牵头办学堂的目的很简单，“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再走教育的弯路，学政治这些没用的东西。”

但自2018年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施行后，风声逐渐收紧。海城一些庞大的教会已经忙不迭地自我缩减，分裂成了好几个小组，一些教徒被约谈和监视后选择了沉默地淡出所有集会。当时的宗教局局长给新华打电话，称教育是红线不能碰，把教育撤出来，才可以保住教会。作为让步的结果，教会的主内学堂被强制解散，但教会却得以保留。原本的集会地点被查封之后，教会众人商量之后，干脆在附近的酒店继续集会。所以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常常出现一个颇为滑稽的现象：警察在前台询问事宜，旁边的房间里就是教会的歌声和祷告声。警察装作没听见唱诗的歌声，也没看见鱼贯而出的教徒。

“我们这样都没被抓，这是主的奇迹。”新华向我点头说。他开始准备周日聚会的PPT，又因为最近翻墙软件不稳定，换了好几条VPN线路调试Zoom平台。现在每周日仍有三十到四十人会在线上参加祷告，而那些在线上化名为彼得、书亚和以诺的人们，在2018年后再也没有去过线下的周日聚会。

又一个周日聚会，传道人不紧不慢的声音透过话筒传过来，身边的人坐在椅子上不舒服地活动着肢体，椅子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聚会已快接近尾声。

“现在开始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从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姐妹的老年手机里，一个机械女声开始自顾自地报时。

她的时间比标准北京时间晚了四分钟。这在一片寂静中突兀响起的晚到的报时声音，严肃、冰冷，还带着点怀旧的意味，无意中一些没有说出口的期待和落寞，深于一切语言、一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