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时代，群星/是否也应熄灭？——《极乐迪斯科》的迷幻世界（上）
1966年，加州奥克兰的一群黑人青年开车驶过金门大桥，在把毛语录以几美分的价格卖给那里的大学生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他们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漫步在纽约的大街，除了黑色的皮肤和格格不入的太阳镜，别无异样。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梦想看上去并不是无根浮萍。1970年，黑豹党领导人Huey Newton与Elaine Brown到访北京，一年后回国时他们说：“有种自由的感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完全的自由，在同胞们中的自由。”
将时钟向后拨动十余年，Huey Newton死于因毒品而起的枪战，他的死显然难言“重于泰山”，曾扬言暴力革命的黑豹党甚至连奥克兰市长的竞选都赢不下来；而中国也在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甚至苏联也溘然长逝。后来，王小波“拜访”了黑豹党中的一员。他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道：
“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陪我们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的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露天集会、大示威、大游行，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时的振奋心情。讲的时候，眼睛里都冒金光。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但不大喜欢谈。
……总的来说，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某位旧友，当年情同手足，现在却话不投机。”
这位黑人朋友依然沉浸在六十年代的左翼思潮叙事中：巴黎的大学生在凯旋门下的街垒上对着无名烈士墓高唱《国际歌》；日本165所大学进入斗争状态，京都大学的礼堂被学生们改造成碉堡；葡萄牙里斯本的民众将康乃馨插在军人们的步枪上，推翻了二十世纪西欧为期最长的独裁政府。甚至对于早期的Zionist也有过“我们必须解放所有人，才能解放犹太人自己”的思想。
然而当诗与远方破灭时，情况会比之前更好吗？非洲在90年代后依然是军政府常态，在迷宫中探寻了半个世纪后，又回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底层。宏大的阶级叙事在新自由主义的不断努力下，终于被悄悄解构，分裂成一个又一个小的社会议题，并且被抹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现在谁再谈阶级、谈马克思，甚至是谈论毛，都会被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身份政治代替了宏大叙事，德州的某位新型资本家可能因为支持LGBT议题而被底层劳动者视为左翼，而加州的某位工人可能在积极争取降低剥削率的同时因反对BLM而被视为右翼。被分裂的“左派”被笼统地装在一个笼子里（左不左还另说），犬牙交错，形成了齐泽克口中的“不可能的联盟”。甚至不要说“意识形态”这个看似和生活完全无关的词语了，连政治都成为了当代人疏远的对象，理想的消退使大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面前归于犬儒。
那些鼓吹着“我们有着各式各样自由，这是最好的时代”（特指某些100%向往或正在享受先进的西方物质文化的人）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不必真的存在某个人站在那里挥舞着鞭子，从官方来看意识形态在普通人中已然不复存在，也没有上个世纪那种满街宣传标语，因为已经不需要了——意识形态已经深深地嵌入每个人的思维中，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零件，这是新自由主义对于人的奴役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胜利：这种奴役与服从正在被当做“新型自由”贩卖给我们。举个例子：越来越少的人可以拥有终生雇佣制的工作，人们可以在一个国家工作一段时间再换一个，但是却不能拥有这个国家的永久医保。意识形态会告诉你：这难道不好吗？你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可以重新发现你自己，你不再是一个被定义的工具，却对没有固定医保这件事讳莫如深。他们把无产者继续细分，创造出“中产阶级”这个非常魔幻的定义，让人们去挤破脑袋争辩“我xxxxx收入我在xxx一定是中产阶级了”这种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题。这其实是一种披着自由的外衣贩卖给人们的新型焦虑，你是自愿去与同为无产者的人们竞争，自愿去接受一个较高的剥削率以获得那一点点施舍。
为了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上面这一段内容，笔者讲一个齐泽克小故事（为什么又是齐泽克？）：假设在传统父权制权威的前提下，你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周日下午你想和朋友出去玩，然而你爸爸和你说：“今天是你奶奶的生日，你必须要去拜访她，你要按照我的说的好好去做。”听上去非常粗暴和不近人情，是不是？那么再假设你有一个“后现代父权制权威”（不用知道这个是什么，看完故事就知道了）的父亲，他会和你说：“你愿意怎么做我不管你，我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今天下午是奶奶的生日，去不去看她你自己决定，但是！不要忘了平时奶奶是怎么疼你的，还有我们平时是怎么教育你尊老爱幼的。”这难道不是更加恐怖吗？在自由选择的形式下，后现代的父权制下达的是一个更为强硬的命令——你不仅要去，而且要“自愿”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人们思想的侵蚀，它直接在思想最底层把人们的反抗精神缴械，让人们心甘情愿去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以上这些，都是在为更好地表达我对《极乐迪斯科》的感受做铺垫。我想谈一谈这个游戏对于后苏联时代的康米主义者的生存，以及一点关于女权主义的看法。
《极乐迪斯科》总是被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怀念苏联”、“左派必玩”这种粗暴的标签，然而我觉得这显然是有些肤浅的。Robert Kurvitz和ZA/UM的确是来自爱沙尼亚，并且《极乐迪斯科》也的确是悲悯共产，但是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于马列主义的宣传。TGA2019颁奖仪式上，ZA/UM团队在“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给我们的政治教育”之外还感谢了Viktor Tsoi这位同是崔姓（误）的摇滚巨星。我想一个死硬的列宁主义者应该是不会“感谢”这位所谓“唱垮了苏联”的摇滚歌手吧。哦，很巧合的是，Tsoi和金警督一样，都是韩裔。是巧合吗？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在下半篇中，我会对游戏中的一些场景进行解释，并且谈一谈我对于这个游戏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的看法。整个游戏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段落之一，是主角与“幼稚”的康米主义学生的对话：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我得说，我从未真正理解过那是什么意思，但我想或许答案就在某个地方。”
你：“但要是人性反反复复地令你失望呢？”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没人说让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你不追求物质利益，为崇高的信念而奋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
你：“即使当他们冲我们开枪？”
……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你先前问过的那个问题，它让我想起一首你或许会欣赏的诗。”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公社社员，他牺牲于联盟军登陆的那场战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凝望着防线写下它。我不记得整首诗了，但其中有一行我时常想起。”
你：“是什么故事线？”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在黑暗的时代，群星/是否也应熄灭？”
“不管怎么说，晚安。”
“失败了又能怎样呢？来吧，我们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