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些日子，许多关在家里的上海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上海为什么会走到如今这般田地？
我也想了很久。今天我尝试将自己粗浅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
我不想陷入情绪的宣泄，因为将批评和指责朝向外面是容易的，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的反思和自省。
一、骄傲与大意
我觉得，造成今日局面的根源或许根植于对过去“胜利”的过分自我陶醉。
2020年，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全世界首先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一次次小范围的疫情，都通过封锁隔离的方法，做到了“动态清零”。于是我们有些骄傲自满起来，嘲笑许多国家的失败，认为他们之所以“失败”在于制度问题、人民素质低、对疫情的轻视，一些人甚至可能认为我们的方法是最佳的。
两年多来，随着国内长时间处于没有重大疫情的状态，我们逐渐忽视了外界疫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冠病毒的几个主要变异株都是首先在国外报告，并在国外引发了一波一波新疫情，而对于这些发展背后逐渐积累起来的本质变化，我们缺少警觉。
更重要的是，我们浪费了大好的时机没有去完成本应该做的重要工作—— 提高老年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到今天，我们仍有4000多万老人一针疫苗也没有打。（上海60岁以上只有62%接种了两剂疫苗）如果说防疫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老年人，我们可以说是坐失良机。致使我们今天对自己的免疫墙极为不自信。
与此同时，国外已经被全世界证明安全且具更高保护力的mRNA疫苗迟迟没有被批复引进。国产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也不顺利。直到最近，才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终于引进了国外的抗病毒药物。
我们也没有在这段时间里准备好足够的医疗资源储备。张文宏医生曾说过：面对未来的疫情，人们手中将持有三种“武器”，第一是疫苗的充分注射；第二是有抗病毒药物的有力支撑；第三是有非常充足的医疗冗余度。这些有没有做到？上海疫情中的表现已作了回答。
最要命的是，两年多来，我们曾经的“胜利”使得清零的观念被灌输得太成功了，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也太深了，大部分人都对此坚信不疑，很难转过来了。
二、低估奥密克戎
因为骄傲自满，所以低估了病毒。
科学告诉我们，病毒是会变异的。自从新冠病毒被发现那一天起，它就不断在传播过程中演化变异以很好地传播和存活。大部分变异在自然传播中逐渐消失了，然而，另一些突变则带来了疫情的重大变化。
带有这些突变的毒株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值得关切变异株（VOC）。目前VOC类别包括了最早在英国发现的阿尔法变异株、在南非发现的贝塔变异株、在巴西发现的伽马变异株、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变异株以及2021年11月在非洲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这些主要变异株本身也会发生进一步变异产生子变体，彼此之间也可能发生重组变异。
其中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都引发了全球新冠大流行轨迹的重大改变。目前，奥密克戎的子变体BA.2占据全球新冠病毒的主导地位，占了全部基因测序的94%以上。
去年底，在西安引发了近千例病例疫情的正是上一代主导毒株德尔塔。西安用了一个月的艰苦封城才将其压住，1300万人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那位封城期间在医院门口不幸流产的孕妇画面想必深深刺痛了许多人的心。
彼时，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全球多地开始崭露头角。当我们通过封锁隔离的老方式再一次清零后，我们并没有反思是否需要调整策略以应对传播力越来越强的变异毒株。
很快，奥密克戎的子变体BA.2就在上海引发了中国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奥密克戎BA.2和2020年我们曾经清零过的武汉原始毒株，以及曾在西安勉强压制住的德尔塔毒株都完全不同。三者的差异可以用下图简要说明。
竖轴为传播力，横轴为毒株对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逃逸能力，左下角黑点是武汉原始毒株、红点德尔塔（Delta）和奥密克戎（Omicron）。
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用老办法去应对奥密克戎吗？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一些两年多来一直与各种变异毒株“近身肉搏”的国家是怎么应对奥密克戎的，又是如何走出来的。
以色列——几乎在每一项举措上走在所有国家前面：最早关闭边境、最早开始接种疫苗、加强针（第三剂）和第四剂。
以色列卫生部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以色列政府应对奥密克戎大流行的三项原则是——尽可能保持经济开放、保护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以及保持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
以色列的经验显示，高疫苗完全接种率（包括第三剂）或无法防范奥密克戎的感染和传播，但却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率，守住医疗系统不崩溃的底线。
在另一个和中国文化更接近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强调，新加坡防疫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保护（民众）生命和保障生计。如何兼顾和平衡两个目标是难点。
新加坡走的是一条更柔和渐进的道路。在认识到无法完全消除病毒的现实后，做到了既避免出现大量重症和死亡病例，保护医疗系统免于崩溃，也兼顾了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坚持对外开放，让民众越来越有信心恢复正常的生活。
新加坡做的最好的一点，或许是它没有一成不变，而是结合许多国家的有益经验，随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当时的疫情。对所有国家而言，新加坡的实践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对象。
回到我们自己，又是怎么应对的？
当“闭关”很久后，面对突然出现的传播力已超出我们想象的新变异病毒，依然很自信地用“老方法”去应对，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三、封锁会成功吗？
我们在武汉曾经尝试过，成功了。在西安再试过，也终于清零了。所以我们认为还能照搬。
其实，其他国家也曾经尝试过，不要以为用封锁来清零的只有中国，而且还不是与我们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而是西方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全世界封锁时间最长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从2020年3月20日起至2021年10月3日，六次封城累计长达245天。疫情发生的头一年半，新西兰一直坚持“清零”策略。
然而在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后，新澳两国政府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在提高疫苗接种的前提下，最终转向了与病毒共存。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是这样解释这一转变的：“对于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清零非常困难，仅靠封锁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对于这次疫情，很明显，长时间的严格限制并没有让我们达到零病例。”
上海此次从一开始也并没有打算封城。甚至在3月26日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还有官方专家表示，上海不会也不能封城。
这一说法两天后就遭“打脸”。上海仓促决定变阵“全域静态管理”——在官方和民众均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地进入到了事实上的封城中，结果是引发的次生灾害远远超过新冠疫情本身。
为什么上海至今已经发封城半月有余，疫情仍没能有效控制？许多专家提出过建议分析。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我无法一一展开。仅举一例。
全员核酸的做法是否有必要？是否有漏洞？如何能做的更好？
海外媒体分析指出，上海此波疫情的发展趋势有些像此前的香港。在香港疫情最胶着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是否要做全员核酸的争论，最后中央专家组梁万年到香港，调整了抗疫方针。香港至今没有做过全员核酸。
即便要做，是否有必要如此频繁？太多专家指出，如此频繁的群聚性全员核酸下，是很容易导致交叉感染的。许多小区封闭十数日全阴，却在反复核酸后出现阳性，这是为什么呢？
我毫不怀疑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有能力将这次疫情清零。但是下一次呢？
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教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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