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著臺灣的「我們」：無法回「家」的非公民觀點

本文為【Stop the Wall: 陸生在2020】專題之二，出自3月28日由《文化研究》學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的「邊界、身份與污名：新冠病毒疫情下的兩岸移動」論壇上的講者發言稿。

原編案：

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發生後，在臺求學與工作的陸港澳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過年回鄉省親的大陸配偶立即面臨，因為防疫特殊處置而無法返臺、或被迫滯留第三地的窘境。同時，也有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和台商因此無法返回工作崗位，甚至在兩岸對奕的緊張態勢中蒙受不必要的指摘。雖然疫情尚未過去，防疫的邊界管制亦未消除，但相關措施已然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讓兩岸關係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尤其4月9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來台升學就學的試點工作，不僅加劇兩岸關係的惡化，更實質地影響了「陸生」的權益，乃至未來兩岸高教的地景。是故，我們希望藉著舉辦這個論壇及這一系列的文章，向受到影響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致意，並且展開對「陸生」、「陸配」以及其他兩岸身份的討論。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視角的觀察，思考兩岸移動的未來。

大家好，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約五年前來臺灣，目前在臺灣的居留身分是「香港僑生」，住在萬華，和來臺七、八年的陸生女友同居，並且共養了一隻貓。2014及2019年的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的前期和中期則在香港。

去北京

    我在2020年1月21日和同為來臺讀書的陸生女友一同回北京過年。去北京的原因是，一來，作為一枚酷兒，我和香港的原生家庭關係本來就沒有特別好，回自己原生家庭過年可以是很尷尬的經驗；二來，女友害怕我過年期間自己一人獨居臺灣，會觸發憂鬱症狀；三來，女友家庭比較開明，女友相信我去北京散心可以有助於我的情緒健康。所以在思前想後和一系列認真的考量下，我們決定一同回北京過年。

    上飛機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知道大陸有冠狀病毒，但因為當時還是大陸的隱瞞期，所以對於病毒會擴散得多大我們都沒有具體的把握，但當我們看到機場沒有人戴口罩的時候，就感覺不妙，所以心裡其實也是想著速去速回。但是，很快我們就在大陸看到了武漢封城和臺灣暫緩陸生入境的消息。1月26日，臺灣疾管部門就發布命令，說即日起至2月9日暫緩陸生來臺。而由於我們當時都以為這意味著2月9日以後就會有更具體的陸生返臺隔離政策，所以為了工作的原因，我就先行回臺，預留時間居家隔離十四天。沒想到，說好的2月9日回臺的想法，現在看起來是遙遙無期——我們因此被迫相隔兩地。至今，陸生到今天還是無法回臺。我們的家裡還是少了一個人。 

反應

    畢竟當時的感覺是陸生不過是暫緩來臺，我們天真地認為，開學的時候就會再在臺灣見面。所以對心裡的「悲哀」和「不忿」我還沒有一種很迫切的感覺，也不清楚這種情緒本身的政治性和公共性何在，只是用很個人的方法消化掉它。甚至，其實我當時也浸淫在一種「幸好」的感覺當中：幸好──我是香港人，幸好──我有居留證，幸好──我有健保；而對於陸生女友的「不幸好」，我也只是停留在「不能在一起」、「好久不能見貓」，還有十四天不出門會不會導致我憂鬱發作之類的憂慮中。

    但是，隨著女友久久不能回臺，我的悲哀和不忿就越益堆積，終於觸發了我想要公共地處理這個情感的契機。畢竟，我和女友的故事非常直接地指出了，臺灣政府在防疫上的謹慎不是一種公平和科學的謹慎，而是藉機對某些二等甚至三等公民給予更嚴苛的防疫要求。因為就感染的風險而言，和女友具備相同旅遊史的我，一定也是同樣的危險，那為什麼我可以入境，她就不可以了呢？那難道我不就是臺灣的防疫漏洞嗎？我不知道這種只看國籍、不問旅遊史的想法，在制訂時，有什麼理性的依據？甚至，這樣的防疫政策所製造出來的歧視可能比病毒本身影響更為深遠──特別是當歧視披著科學的外衣時。

    一個反駁的說法是，這不是歧視，而是為了節省醫療資源。那我與臺灣人也同樣擁有健保，為何他們當時只需要自主健康管理，而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關照」：居家隔離14天呢？而為何在今天，同樣享有健保的港生也不能入臺，但有居留證的外國人就可以入臺呢？然後，陸生平常都被強制繳交的高額醫療保險，又為什麼不能成為疫情間陸生來臺的保障呢？我與女友的愛情讓我有了某種換位思考的契機，而只是看身分而造成的陸生與香港僑生明顯的差別待遇，對我來說明顯是不合理的。

    然而，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香港僑生的圈子，我這種批判都是屬於比較小眾的聲音。在今天之前，我還特地上網搜尋了香港學生對臺灣防疫政策的反應，發現大家無不是說「那香港人要乖乖居家隔離哦」那類的話。臺灣的網路上幾乎沒有任何來自香港的位置的批評與反省，幾乎沒有看到絲毫來自香港學生的異議聲音（只有一篇交大港生聲援陸生的文章）。

    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有那麼深的感受，想要在臺灣和香港的差別待遇及歧視上繼續寫點什麼。不只是因為我的愛人是一個北京來的陸生，而是我感受到，作為香港人，我有責任去反省自己的既得利益──特別是，這種既得利益是建立在對大陸人的離棄甚至是歧視之上時。我所得到的小確幸和可以留臺的恩惠，是建立在無視及切割大陸人民的基礎之上。然而，這些被視為「他國人民」的大陸人民，有許多其實是活在臺灣的「非公民」，就像東南亞移工和港澳僑生一樣，我們都是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但不得不說，我的情感狀態是軟弱的，在我這個位置，有時候是會覺得發出的力道打在棉花上，很難發力的感覺。而我也認為，除非有朋友親人是陸生，要不然在臺的港生也很難以意識到自己被放置在「模範少數」（model minority）的位置。

反應之難

    香港僑生難以意識到自己是模範少數，我理解是有幾個相連的歷史過程所造成的。首先，陸生和港澳僑生在臺灣生活的經驗還是會不一樣，這也讓兩個群體有某程度上的天然分割──這種經驗差異，主要是日常互動方面。香港人的身分使得我們在臺灣總是可以更低門檻地可以進入臺獨的圈子和話題，而如果是陸生，一般臺灣人要和他們討論到這些議題就總是會比較小心翼翼。這使得香港僑生在香港更容易接觸到獨派政治，變成「天然獨」──陸生雖然不見得會因此就跑到獨派的反面，卻在日常生活中比僑生有更高門檻才能融入臺灣。然而，單純只是這個原因並不會導致香港僑生自動走入模範少數的位置。

    然而，自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以後，臺灣政府和香港示威者一直在塑造臺港共同體的說法。臺灣方這樣做當然有選舉的考慮，蔡英文的整個塑造就是為了以香港作為活樣板，透過支持香港示威者，既可以塑造自己支持民主自由的形象，也可以同時警惕臺灣人必須票投蔡英文，要不然會如香港般「淪陷」中共手中。但香港方，特別是年輕人和示威者和許多在臺的香港僑生，就算是看出了「香港」不過是蔡英文的政治議程的棋子，卻一方面樂意被利用，因為被國際利用總比被國際離棄要好。所以，香港僑生作為模範少數，是臺灣官方和香港民間共謀（即互相「扯貓尾」）的結果。而大部分沒看出香港的抗爭被蔡英文利用的香港僑生（或刻意不去看），是真心被蔡英文的說辭打動。他們認為，自己在心繫香港，而香港正在風雨飄搖之際，因此蔡英文所管治的臺灣就像是一個避風港那樣。香港僑生的政治創傷和痛感在臺灣得到了蔡英文政府的止痛，就比之前更加支持蔡英文的政治議程和一切政策，包括好好活出蔡英文政府口中所說的「臺港共同體」；因此，我們「應該」做得是：對臺灣感恩、對政府感恩、努力配合，最好還要在網路hashtag「#真心覺得活在臺灣真好！」，曬出滿滿的「幸好感」和對民主自由的追求！而「不應該」做的是：質疑政府、和陸生站到一起、為大陸人說話等，特別是這些「大陸人」看起來都有更高的機率是「被洗腦的小粉紅」，不會反思和批判中國這個傳播病毒的「專制極權壓迫者」。在防疫的時刻，港陸切割是以對陸生遭遇「事不關己」的模樣出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特別在2020年（即反修例運動滑入低潮）的這個當下，在臺的香港僑生無論是在心情上（想要對「臺灣」示好並同時與作為壓迫者的「中國」「割蓆」），還是資源上（日常生活中可以更低門檻地融入臺灣），都使得香港僑生沒有去質疑或批評臺灣政府的防疫政策，並且在新冠肺炎時期擁有更大的動力和能力，與陸生的遭遇切割。

     作為模範少數的另一個問題是，其實香港僑生並不理解，香港人什麼時候是模範少數，什麼時候不是。他們其實沒有太多的話語權。但想要努力玩好模範少數的遊戲是危險的，這不是一個獎罰分明的遊戲。一直以來，在臺灣的政治傳統上，很多臺灣人還是認為大陸人是共匪，香港人則是「潛在共匪」或「潛在夥伴」，而至於什麼時候我們是「潛在共匪」或「潛在夥伴」，什麼時候是「臺港共同體」或「危險人物」，其實從來也是臺灣說了算的，是時刻隨著臺灣自身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臺灣政府當下的政治議程而可以隨時改變的。我們得到的（小）恩（小）惠，因此，也是臨時而脆弱的。

    而這也造就了在臺的香港居民處在很尷尬的位置。一方面，我們和臺灣人比較起來，甚至現在和有居留證的外國人比較起來，很明顯地還是屬於「二等公民」（2020年2月10日起，他們有居留證就可以回臺，但港澳僑生有居留證也和陸生一樣都不可以回臺了）；但另一方面，我們被要求（或覺得應該）要感恩，因為我們不像大陸人那樣是「三等公民」。

    以上，是我那些「幸好──我是香港人，幸好──我有居留證，幸好──我有健保」的「幸好感」的基底，而這不只是相對於陸生女友的「不幸好」而已。當我毫無反省地墜入這種美好的「幸好感」的時候，我甚至是成為了模範少數，成為了陸生這個位置的對立面或制約點。但這卻是普遍香港僑生「幸好」感的基底──也是為什麼我們如此難以做出批判的反應的脈絡。

非公民視角的可能

    然而，因為我的女友是陸生，這使得我有了一個契機去反省自己的既得利益位置。再一次是陸生女友提醒了我：我這些幸運是多麼的僥倖。難道女友不是和我一樣，早早離開了自己的出生地和原生家庭，把生活重心──也就是包括住房、寵物、朋友、工作、學習、郵局帳戶、甚至是健保等生活的一切──都投放在這片土地上了嗎？我們的感情和生活連帶不都在這座島上，反而和我們的出生地，除了行政上的需要外，已經無所牽絆？我們的經歷如此的相似──來臺讀書、去北京過年、對這個土地的愛也是如此同質──卻因為身分的不同，一個被拒諸門外，一個感到有口難言。但我也是有了愛情的動力，才有勇氣去超克自己對既得利益和模範少數的執著，得以與女友可以在「非公民」的角度「共在」，看到目前防疫政策的歧視問題，甚至是效率問題。

    文化研究經常說流動的權利，在防疫的今天，聽起來或許不合時宜，所以我今天要說的是：安居的權利。防治病毒傳播的方法就是讓人減少流動，而減少流動的方法就是要讓人可以回到「家」中居家隔離。然而，「家」是有條件的。我在臺灣已經五年了，我的陸生女友在臺灣住了七、八年了，我們在自己的出生地是沒有健保或醫療保險的，同樣，我們在自己的原生地也是沒有住房的，我們的生活重心早就在臺灣了──在這裡我借用了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概念：「生活重心」。而目前的政府不問旅行史，只看護照的封關措施，害我們沒法回到我們在臺灣的家，現在的很多措施，其實不是傷害了我們的移動權，而是傷害了我們安居的權利，也因此無法有「生活重心」安心抗疫。更重要的是，無法回臺，也是否認了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付出──無論是勞心，還是勞力。

    2020年2月10日，是持有居留證的港澳僑生無法再入境臺灣的日期，但持有居留證的外國人士還是可以入境。我不知道其他香港人此刻是否感受到作為模範少數，對自己實也是一把雙面刃。因為政治議程而被特殊化，並獲得差別對待，哪怕是「小恩小惠」，到最後還是可以被突然收回的。像我們這種對於臺灣而言，具有特別歷史和政治意義的非公民，必須要看到我們和其他非公民的共同性，才不會被模範少數的恩惠所吸引，而遺忘了塑造出一種更為基進和平等的政治的重要。我相信，不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即令無法遮掩言行中的歧視，仍會堅持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臺灣好」。但我們何嘗不是為臺灣好？但為臺灣好不是代表就要對臺灣政府唯命是從，而是認真對待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並為之負責；這裡的人民不只是臺灣人，也應該包括非公民，因為我們都一直在這片土地上付出，也把我們的心紮根在此。我一直認為，這是我和女友愛著臺灣的方法——儘管臺灣政府沒有真的愛著我們。

本文經作者及主辦單位授權，轉載自《文化研究》學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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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6月1日

文｜劉璧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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