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雪夫年間的外匯黑市案

蘇聯法律禁止本國境內使用外國貨幣。雖然刑事處罰很嚴厲，但仍然有著相當規模的外匯地下黑市，其活動在赫魯雪夫“解凍”年間達到高峰。

尼基塔·赫魯雪夫1954年上台，1964年下台，即使在同時代人眼裡他的統治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赫魯雪夫公開譴責史達林的罪行，推動改革，並實現了人類首次軌道飛行；另一方面，國家生活仍然取決於個人意志——這個人衝動、感情用事，好突發奇想。

約瑟夫·史達林在位三十年，僅出國兩次：德黑蘭、波茨坦，目的是同美、英領袖決定戰後國際秩序。而赫魯雪夫則希望成為世界領導人俱樂部正式成員，經常跑出去交流經濟經驗。他真誠相信蘇聯體制天下第一，不厭其煩對人家誇耀、推銷。而當外國領導人指出蘇聯的缺陷時，赫魯雪夫動輒走極端：要嘛全國“玉米化”，要嘛處死“令國家蒙羞”的外幣販子。

1957年夏天莫斯科舉辦第六屆世界青年和大學生節，131個國家的34000名代表齊聚蘇聯首都。這次空前盛況讓普通蘇聯人眼界大開，他們第一次看見這麼多外國平民，第一次領略陌生的異域文化——短褲、文化衫、牛仔褲，第一次察覺自己對舒適、優質、近乎完美的外國產品竟如此渴望卻不可即。當一些大學生交換衣服、帽子留念的時候，個別蘇聯人嗅到了發洋財的機會，他們盡力從外國人手中收購各種東西，之後轉賣牟利。

於是“法佐夫卡”（倒外國貨的）一詞應運而生。敖德薩人信誓旦旦聲稱這個名詞最早出自他們那裡，原本指的是看准機會在市場上低價掃貨再高價倒賣的販子。善於投機的首都公民邀請外國人建立買賣關係，這個詞在莫斯科口語中就成了英語“for sale”的奇怪變體。

聯歡節畢竟短暫，“法佐夫卡”並未因此從小打小鬧升級到成熟體系，發展壯大的契機其實是阿拉伯國家軍官。赫魯雪夫時期曾有一些敘利亞和埃及軍人在莫斯科軍事院校深造，最具冒險精神的蘇聯“法佐夫卡”開始從他們手中購買外幣和黃金而非日用商品。所以這些人才是蘇聯地下換匯市場的主要推手。

外國遊客抵達蘇聯，只能到大使館將本國貨幣兌換盧布，數額有限。但在遊客住宿的地方，從來不缺晃來盪去的外匯販子。政府連鎖經營的“小白樺”外匯商店直到1964年才出現。所以在此之前，“法佐夫卡”除了拿著美元、英鎊買外國人夾帶入境的服裝等商品，最主要的還是收購古董金幣。它們在歐洲不難獲得，只要順利帶過海關，就有蘇聯人來買走。

金幣的最終買主是稀缺商品、化妝品的地下生產者，以及銷售柑橘類水果的高加索影子企業家。這批暴發戶手裡拿著大把盧布不敢存銀行，否則就要說明巨額現金來源。所以投資黃金最可靠，但只能通過黑市購買舊金幣的途徑實現。

俄羅斯作家愛德華·赫盧茨基肯定地說最受歡迎的是尼古拉一世年間的舊俄國金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用來償還貸款。瑞士的銀行儲存了太多太多這種金幣，1950年代末以9美元一枚的價錢公開出售，輾轉帶入莫斯科可賣20美元。金英鎊（索維林）也在蘇聯黑市流通，2800盧布一枚。

國安部門當然察覺了地下活動，但剛開始僅僅追蹤、監視而已。1959年美國左派經濟學家、美共黨員維克多·佩洛訪問莫斯科，竟有意無意當了一回“吹哨人”。貴客登門，阿納斯塔斯·米高揚設宴隆重款待，席間佩洛半開玩笑地問：“在我旅館外頭晃蕩的那些人是誰？總來問我有沒有東西賣給他們。”又說有個年輕人提出令人驚訝的優惠匯率兌換美元，還表示這是蘇聯新推出的經濟政策。

米高揚打官腔回答：“我們調查一下啊”，隨即報告赫魯雪夫。總書記聞訊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狠狠批評警察不作為，要求KGB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成立專職打擊外匯販子的部門，搜捕涉外賓館附近糾纏老外的犯罪分子。KGB相信這些人不是單打獨鬥，肯定屬於某個組織嚴密的團伙。有些跑腿的是在校學生，換了外幣交給小頭目，小頭目再上交大頭目。經過一番工作，得知幕後老闆共三位，真實姓名不詳，綽號分別叫“博納羅蒂”、“斜眼”、“古董商”。

第一位被抓純屬偶然。

1960年9月的一個早晨，某清潔女工在莫斯科波德科洛科尼內胡同一棟房子門口的暖氣片後拾獲包裹，內有大摞外幣。午餐時間來倆青年索還包裹，勇敢的清潔女工非但沒給他們，還報了警。警察讓她翻看外匯販子相片，從中認出一位來要包裹的人。這個人早就是警局監視對象，一直沒抓。

綽號“博納羅蒂”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被拘捕。搜查其住所未發現涉及外匯黑市的任何線索，更糟糕的是包裹內外及鈔票上也沒他指紋（事後查明他從不親手接觸包裹，總讓同夥代拿）。偵查員暫時無法提出指控，只能先扣著他。

KGB安插一名眼線進入法比申科監室，該眼線設法騙取法比申科信任，得知他租下一間公寓“放東西”。這回走好運了，不僅繳獲巨額美元、英鎊，還找到一包50枚金幣，簽名縮寫ЯР。

KGB調出全部嫌疑犯檔案，研判兩個字母符合叫“揚·羅科托夫”的人。此人常在阿拉伯軍官喜歡去的阿拉戈維飯店附近出沒，有時甚至跟阿拉伯人同桌吃喝。負責監視的探員注意到那些軍官平日眼高於頂，擺出貴族派頭，卻對無業遊民羅科托夫畢恭畢敬，彷彿他是個大人物。

起初KGB懷疑羅科托夫可能是打擊盜竊社會主義財產局(ОБХСС)的“編外情報員”，後來證明“斜眼”（羅科托夫小時候上化學課做實驗弄傷一隻眼）確實給警察提供過有效線索，甚至偶爾檢舉幾個外匯販子。另外，探員還發現羅科托夫幾乎每隔一天都要到莫斯科“列寧格勒”火車站寄存同一個手提箱，行跡十分可疑。當他再次“從城外旅行歸來”領取手提箱時，KGB將其抓捕，從中搜出合計150萬美元的黃金和外幣。

至於三號老闆“古董商”，KGB探員是在跳蚤市場偶然聽到有人向小販詢問他的電話號碼，從而偵知其身份——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他確實做古董買賣，也是ОБХСС線人，而且是三人中唯一爽快交待全部犯罪事實的。

至此案件告破，繳獲344000盧布、金幣1524枚，英鎊、新/舊法國法郎、西德馬克、比利時法郎等各國外幣若干，估計涉案金額2000萬盧布，以蘇聯標準絕對是天文數字。1960年，法比申科、羅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因違反外匯管理條例，被判處最高刑罰：8年監禁。

如果赫魯雪夫不再追究的話，這三人無非坐等出獄罷了。但總書記自從1958年就在想盡辦法促使美國、英國、法國撤走根據《波茨坦協定》駐紮西柏林的軍隊，目的是減輕莫斯科支持的東柏林的軍事壓力。這個議題討論多次，始終未談出赫魯雪夫樂見的結果。歷史學家認為其中部分原因是赫魯雪夫與眾不同的外交禮儀，比如威脅美國“埋葬你們”，以及聲稱“柏林是西方的睪丸”。

西方陣營拒絕讓步，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令全世界面臨核子大戰。但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赫魯雪夫訪問柏林，又用教師爺口吻嘲諷西方“把這座城市變成泥沼，遍地投機倒把和黑市”。不料人家笑著回應：聽說莫斯科的黑市也舉世罕見啊。

這話就像一記耳光。赫魯雪夫飛回莫斯科，怒斥KGB打擊不力。總書記盯上法比申科、羅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案，明確指出判八年太少了，告誡總檢察長羅曼·魯堅科：“別以為您做的是終生職位！”（後來魯堅科成為唯一死在任上的蘇聯總檢察長）負責審理三人案的莫斯科市法院院長列昂尼德·格羅莫夫被徹底解職。

於是重審正在服刑的法比申科、羅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改判15年。

事情傳開，蘇聯官辦媒體也來登台助陣。幾乎每份報紙都報導說這三個外匯販子對蘇維埃制度構成致命威脅，工人群眾紛紛要求克里姆林宮和最高法院嚴辦罪犯。莫斯科儀表廠六位工人聯名寫信控訴：“他們比叛徒更壞，早就該殺，我們要求你們判處這夥人極刑——槍決”。

這封信轉交蘇共中央，赫魯雪夫拿去會上宣讀，迫使時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簽署加強懲辦違反外匯管理制度的法令。於是三審法比申科、羅科托夫和雅科夫列夫，按照最新規定全部改判死刑，上訴一律駁回。該判決在法律界引起廣泛爭議，赫魯雪夫女婿、《消息報》主編阿列克謝·阿朱別依也認為這樣做既違背法律基本原則，又觸犯РСФСР《刑法典》第6條之規定，試圖幫三人申訴，但總書記心意已決。

換句話說，在國際司法史上，這可能是法院根據晚於犯罪發生時間制定的法律做出死刑判決的唯一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