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人文学术理论话语风格

引言

由于相应政治历史原因，大陆人文学术的理论话语风格迥然有别于世界学术。这些话语风格近一个世纪中屡有变迁，本文旨在梳理其较为一贯、和近二十年的特点（自2024年始人类事务开始不可言说，而姑妄言之之中，话语风格更为突出并为混乱“条理”之一）。这种梳理无疑将有利于世界人文学术（地区间）相互理解、交流和共同追求，至少有助于减少地区间误解和失语。

这里不包括位数甚矩的“异化”学者（以高校学者为例：“拳头产品”后无暇读书和思考，评职称、填表、申报、评审、学术“创收”， 忙于学者“当官”，授课则忙于应付捡查和学生举报）；本文又较少涉及典型的、尤其是非学院派的“国学”学者（后者几乎“对象话语”-“元话语”不分，沉溺于引经据典，不时为了“国学”与自豪民族的认同而暂时放下门户之见，胡乱“批评”自己一知半解的“西学”一番）。

另外，这里不包括为数不多、高度操控语境中和习惯“跟风的”网上学者；主要从事译介“西方”学术（主要见于年轻学者的学术成长期或“拳头产品”生产期）的学术风格，亦不在本文之列，其本身应为独立主题。

故知，这里（大陆）的真正人文学者并不多。但讨论学术，首先不在参与人数的多少。

大陆学者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有意或无意表现出这种“理论话语风格”，或以话语风格本身，或在其内容或思维特色、但更多地在其无意中（涉及中国的信仰特点）坚持的原则和自认的“绝对\自明真理”、或学术信念中表现出来。

本文旨在引发注意和思考，故重在列举和描述现象，少论证、不探源（这里可参考本作者“华夏心性-文化生态特征与研究主题”一文），亦无意提供充足例证。

一

大陆学者学术的生存和展开基于“理所当然的”世界想象：“我们与西方分割全世界”（涉近代以来的自我-他者建构），对象与元话语以及学术社会-文化语境齐整二分为 “中/西”（从高校专业设置开始）：首先是中国历史\世界（主西方）历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中医\西医、中国文学与语言\西方文学与西方（诸）语言、国画\西画等等的截然区分，其次在认为必要的语境中，才有（独立而普世的）历史、哲学、文学与语言等学科和学术领域。 

在此基础上，学术世界分为二元对立的“中国学问”和“西学”，并且引发谁比谁更“厉害”的“永恒”关注和主题。无论有意无意，基本政治文化语境致使多数大陆学者以各种方式（与一般话语配合）维持和捍卫前者对后者的无条件“优越感”：“爱国”（爱传统或当代或二者因 “时代号召”而异）学者可随意蔑视和嘲笑“西学”，后者对于前者，要么敬而远之，要么（有意或敷衍地）讨好；

然后有仪式性（常在学术文本或话语的导言或结语部分）的“爱国学者”学术批评姿态（这无疑在缺乏健全学术批评的死水表面激起些许涟漪）：以笼统的中国立场泛泛批评笼统的“西学”或其（“我们”一贯建构性理解的）“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以自我抬高的方式加强“中-西”二分世界及其高下之分。 

二

对人与世界的哲学把握，以几乎只限于“客观-主观”、 “唯心-唯物”二维；相应哲学话语和跨学科理论话语的中心（关涉“自明真理”）概念，则是不与世界学术共享而限于黑格尔浸染的马克思概念： “辩证法”、“矛盾”、“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

相应地，认定“原始-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历史发展图式（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自明（故唯一）历史存在真理；

三

宏观-微观学术干扰较多，民族自我标榜式和“门户”式权威崇拜：“孔孟云”或“老庄曰”，或“中国古人早就认为”，往往可一锤定音；

人文学术处于高度操控性的社会与学术语境中，学者主动或被动配合和迎合此语境，包括适应或迎合随时变易的“时代号召”和自上而下意识形态操控。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语境中还有特定时期和永久性禁忌主题和领域，其中最著者如近代史诸主题（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传教士来华及其文化贡献、三反五反、“四清”、土改、大跃进、“文革”、知青、计划生育（尤其是其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人文生态的全方位）等等。

这些禁忌并非仅仅意味相应研究和思考的缺失，更意味作，由于意义参考框架和互主题（及互文本）意义关联不健全和扭曲，其它“合法”主题及其研究的意义不周全、缺失，并常常因此而扭曲、变形。

四

与传统学术-文艺批评相应，习惯将学术与学者的“人品”联系起来，由此对学术观点进行修辞性（实与学术无关）价值评估或判定：先人品，后学问；没有“好人的坏学问”或“坏人的好学问”，只有“好人的好学问”或“坏人的坏学问”；

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精神。学术批评要么陷入门户间褒贬，要么变成人身攻击；或反向言之：为了避免陷入门户间褒贬，或陷入人身攻击，而普遍回避学术批评；

语言表达（包括身体语言）易造作，拿腔调；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故作伟岸高大（略与传统“读书人”或“士”的傲气和桀骜不驯平行），行色语言随时展现“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气概，若与与民族自豪感配合，则有一种中国学者不输“西方”学问的形象（这是近年全民普遍努力表现的精神生态特征之一）。       

五

多结论导向少问题导向；在存在论、方法论、解释路径和理性审美方面，追求一元性和绝对性，追求简易的决定性（与实用导向配合），拒斥多样性和相对性（喜“一以贯之”；又：“道”的形下意象为单向道路），以及“必要的张力”和开放性。

故“…尚无定论”、 “…尚莫衷一是”或“…众说纷纭”成为学术问题的导入，或（在学术讨论结束时）作为遗憾之辞，表示“问题”是个问题，无奈“有待进一步研究”；

少纯粹求知兴趣或好奇，求知过程往往情绪和伦理判断先行或相伴，容易（有意或无意）导向伦理说教；又因此几乎都以实用价值为目的导向（大学各级几乎所有文科专业的论文模板最后一项都是“拟解决问题”）。

六

对学术语境中的语言-符号意义敏感不足（“国学”语境的“小学”训练及其敏感性属于另一封闭语义系统）。首先，未普遍认识到语言的建构性（对于“现实”）和构成性（对于人类主体）本质特征，故忽略了基本语义敏感性和分析对于人文研究的普遍学术意义，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水准；

其次，在涉及象征、符号、隐喻、类比、“工作定义”的设定与维持，词语\术语的本义-引申义、日常-学术意义、历史词源意义-当下学术意义、词语-学术术语-概念-范畴区别与联系的语境，学术语义敏感性较低，其精微区别不重视，故相应混乱和模糊多而不自觉（这自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语言特征有内在关联）。 

七

深谙西语者不多，加之（“成名”后）读书有限（中文如此，外文更有限；ai 使用无涉读书思考），至少带来学术话语风格的以下特征：

对术语或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语义变化或差异不敏感，常常因此不自觉陷入学理混乱，更不能以相应的语义清理为研究的启动背景因素之一（“语言和语言学转向”之后，这已是涉及跨文化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工作）。这里涉及因语言本身原因、“辞-物”（福柯）不匹配原因，或传统习惯而“正确翻译”（实极不当）的译文表达：在词语-术语层面者如“文化生产（产业、工业）”’、“女权”、“东方主义”、“全球化”（学界外则有“宪法”、 “联合国”、“陪审团”）等；“辞-物”（福柯）不匹配而至的混乱学术语境：如有关王阳明心学的“心”和心理学的“心”、王阳明与路德的“良知”的简单比较研究； 

其次，不明了翻译的错误或不当，导致学理上的语义混乱，如“美学”（故大陆有对“丑学”的大肆批评）、“身份”（identity）、（溢出马克思语境的）“形而上学”和“矛盾”等；

以赶时髦的方式误用或滥用源于西语而未能准确理解的学术概念或理论，如“文化研究”、“本体” 、“解构”、“隐喻”（泥于传统语文修辞学理解），甚至“宏大叙事”等等；

最后， 由于于民族情感语境和学术政治语境，常常有意或无意借对“西方”概念或理论的无知或误解，展开对相应概论和理论常常情绪化的的修辞性批评或抨击，如对（主要因“美学”翻译不当而产生的）所谓“丑学”、弗洛伊德“泛性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