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60: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1967年8月中國外交部「48小時最後通牒」是六七暴動的轉捩點,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最後通牒」無疾而終之後,左派把抗爭延展了幾個月,手段就是發動罷工,街頭放真假炸彈,擾亂社會。但經濟下滑,最受影響的卻是左派自己。左派所有事業陷於凋敝,中共依賴香港的外匯收入暴減,給罷工工人的安家費也付不出,只好要求工人復工、轉業、改行(簡稱「復轉改」)。北京儘管仍然是文革派掌權,但周恩來看到香港情況不妙,就向「偉大領袖」請示,獲毛澤東回應「香港還是那樣子」。雖語帶含糊,但周抓住了毛在1959年的一句話:「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以這樣的「毛思想」去訓示執行中共政策的香港新華社負責人。12月中旬,一夜間所有真假炸彈絕迹,「反英抗暴」全面收攤,為這場動亂獻身的左派群眾,除了事業基礎全失、生活無着之外,最悲哀的還是從意氣風發變成灰頭土臉。當然,香港共幹有一套動人說辭去說服盲眾,而盲眾聽起來也覺頭頭是道,自感安慰。
六七暴動,對中共和香港左派來說,幾十年來都是曖昧難言的話題。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九七後特首向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頒發大紫荊章,引起社會質疑,但究其實,當時鬥委會委員都只是檯面上的角色,真正指導「反英抗暴」運動的是以新華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經常來指導我們工作的,都是在鬥委會名單上見不到的人。
「48小時」及林彬事件後,除了左報還嘴硬之外,香港的輿情和民心都「一面倒」向殖民地政府了。戴麟趾給倫敦的電文中,表達了他對這樣的殖民地民情感到「意外」。於是,10月底,港府就舉辦了「香港週」,主旨強調港人可以在法律和社會秩序下,享有不受恐懼威脅的行動自由,人權受尊重,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珍視的權利。當時全港各處有多項展覽和表演活動,讓市民在本土化的娛樂中找到身份認同,香港人的身份矇矓中成形。
戴麟趾接著推行多項新政,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69年開始建造第一條海底隧道。
1971年,英國派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這是首次不是由聯邦事務部而是由外交部派出的總督。麥理浩在他長達10年半的任期內,大刀闊斧地對香港進行改革。 他任內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這些政策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更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
麥理浩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相繼提出和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香港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創業的依歸。
輿論說這是香港的「麥理浩時代」,即是讓香港改頭換面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新政在戴麟趾時代已經開始了。只是一來戴麟趾鎮壓暴動的強硬,使英國與北京關係難以轉寰,二來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多傾向保守,反而外交官對改革更少顧慮。但要問的是: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為什麼到戴麟趾後期才開始有好好管治、建設香港的意志呢?答案就是六七暴動帶來的轉變。
左派自辯說,六七風暴的積極作用是使「港英受到群眾壓力被迫改善施政」。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反英抗暴」突然被新華社叫停,所有左派群眾都感到沮喪。那絕非「反英抗暴」的勝利,相反是「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
國家的組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當掌權者、人民都對土地有認同感,就會為這地方的發展開拓出輝煌局面。
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目睹所處社會的迅速轉變,我不否認當時的困惑。自許為中國人和愛國者的我,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無論思想和事業,那時都處於徬徨中。當時的確不知道,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
(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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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