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咖啡館

1920年的巴黎瀰漫著超現實主義（Surréalisme），藝術家們把一戰的惡果歸咎於理性主義橫行；精神分析學說、直覺主義、潛意識、達達主義重回巴黎。那時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和曼‧雷（Man Ray）分別從馬德里和紐約來到巴黎，另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巴勃羅‧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也在巴黎。1940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酒館、咖啡館、書店、畫廊、工作室、出版社、報社紛紛聚集在左岸，與右岸的巴黎市政廳、白修德，以及二戰後出現的馬歇爾計劃總部相映成趣。位於巴黎塞納河左岸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見證着這句話：“左岸是情感，右岸是理性”

自17世紀以來流行在法國藝術家之間的沙龍（salon）模式：“禮貌、優雅和誠實”，文人雅士趨之若鶩，他們談論文化、歷史、音樂、文學，唯有政治絕口不提。20世紀的法國精英雲集，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等人聚集在左岸，打扮時尚的年輕男女們在左岸談時論政，展現出巴黎獨有藝術品味。

沙特的其貌不揚絲毫無減其左岸領袖的魅力，七百多頁的《存在與虛無》出版後，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已經席捲全球，“存在先於本質”的理念使得只要有沙特出席的演講幾乎座無虛席。沙特說：“我們說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指甚麼呢？意思就是說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湧現出來──然後才給自己下定義。”物件正與人相反，沙特以裁紙的刀片指出刀片的概念被製造出來的時候已經被定性，與人的非定性截然不同。人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用自己定性自己，人不可能只有一種本質，人會因應環境的轉變而改變自己，人就是這樣成就自己。法國在二戰解放後，沙特主張法國必須走出政治上的第三條路，法國頓時變成全球的焦點，大家都在注視這位存在主義大師如何帶領年輕人解放及重塑巴黎。

二戰後倫敦把文化之都的美譽交給巴黎。沙特：“我們完全把自己黏在這裡了。從早上九點到中午，我們在這裡寫作，我們去吃午飯，下午兩點又回來跟在這裡遇到的朋友們聊到晚上八點。晚餐之後，我們在這接待約好的人們。這可能有點詭異，但我們簡直把花神咖啡館當自己家了。”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成為巴黎藝術家的“媒介”，藝術家帶著不同目的而來，在“花神”裡施展著不同的藝術“手段”，把“花神”盡情地佔有。波娃除了日夜審批《現代》外，她的著作《第二性》進入最後寫作的階段，波娃與沙特之間獨有的情感關係、波娃在同性間的暗湧，《第二性》將引起全巴黎人的注目是必然的。《第二性》對女性二戰後被受壓迫的現象進行詳細分析，高舉女權主義的旗幟的波娃，不再是沙特的追隨者，西蒙‧波娃是當代女性主義的奠基者。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的“荒謬三部曲”推出後，在哲學上與沙特的分歧愈見明顯。沙特在評論《異鄉人》時指出“聲稱提出原始經驗，但實際上，狡猾地過濾掉全部有意義的聯系，但這些聯系也是經驗的一部分”“即使站在宇宙的尺度來說，生活也不是荒謬的”後來在討論審判二戰通敵者的問題上，沙特和波娃與卡繆的立場更是壁壘分明：沙特和波娃堅持為了廣大人民的未來，一些冷酷無情的行為很有必要；卡繆在《戰鬥報》(Combat)進行了大膽的反抗活動後，更加明確自己的行為：不拷打、不殺害──至少不是在國家的批准下進行。阿爾貝‧卡繆被波娃描述為溫暖、有趣、熱情的人在作品和政見上漸漸走上另一條道路。

20世紀50年代，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Arthur Baldwin) 說道：“我住進法國旅館的時候，才明白法國咖啡館的必要性。”開業已達一百多年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依舊成為談話、保持頭腦活躍的場所。當年它支配了沙特等人的社交生活，那裡有日益壯大的圈子：當年的巴勃羅‧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阿爾伯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米歇爾‧萊里斯(Michel Leiris)、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讓‧熱內(Jean Genet)。“花神”曾經是存在主義的代名詞，如今遊客依然絡繹不絕，他們在咖啡館桌子旁邊建立關係。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讓-米歇爾‧弗雷德里克‧馬克龍(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宣布，因應新冠肺型疫情出現第二期反撲，大巴黎地區以及8個大城市將於10月17日開始實施4到6週宵禁。在法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咖啡館活動又要停止好一段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