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 1

寫在前面：在2014年的暑假，我參與了當時屬於汶川地震後續幫扶項目之一的一個田野調查項目，目的是調查留守兒童的親子關係和心理狀況。昨天無意中看到當時的相片，想起來可以把當年每天寫的調查日記重新整理一下。那時我才18歲，激進、憤怒、莽撞，參與這個項目時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自己可以幫助他們，不可避免地經歷了挫折感，甚至想要逃避一切的類似的項目。現在已經過去了七年，文中的小孩子們部分已經成年，也不知道現在他們過著怎樣的人生。

第一天：二零一四年七月四號

第一天上午和小学生们见了面，做了些破冰游戏，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翻译小助手。小学生们大多腼腆，如果我们不主动问他们问题，他们大多不会说话，而是和自己要好的同学用当地话聊天。我的小助手叫赵冬琳，是新鲁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生，开学就在新鲁中学上初一了。他的妈妈还在这边，家离新鲁中学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爸爸在海南做建筑工人，当我问他对爸爸外出打工有什么看法时，他说很想爸爸，他认真的神态让我的怜悯之心怦然而动。我不清楚他妈妈的工作，感觉他的生活状况还算不错，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虽然不清楚是不是他妈妈暂时借给他用的），他也不是很频繁地使用那部智能手机，大半天内我只看到他用手机接了他妈妈的电话。 下午就正式开始我们的留守儿童现状调研了，经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极其颠簸的田间小道，伴随着超载的面包车后男孩子们夸张的诶呦声以及女孩子的笑声，

最开始的一户是先由社工姐姐沟通好的，社工姐姐会讲四川话，便和一家开便利店的人家说明了我们的情况，他们家父母都在当地工作，所以小孩并不是留守儿童，这个小孩已经五年级了，可以独立填问卷，在我偶尔的提示下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份问卷。

第二户人家的寻找历尽了千辛万苦，敲了几扇没有反映的门，勉强听懂爷爷婆婆们不耐烦的告诉我们某一片区没有小学生后尴尬地离开，最终我们走上田垄穿过田野到远处另外一个片区寻找人家。 最大的困难仍旧是语言障碍。听不懂普通话的爷爷婆婆辈不愿意和我们交流，小翻译们可能因为紧张，居然和我们说四川话，和当地人说普通话，完全乱了阵脚。当然，这其中也带着当地人怀疑与不安的眼神。我们只能勉强笑笑企图先从和小孩子沟通入手，取得他们的信任。

恐惧，怀疑，惧怕是我对接下来采访的两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的第一印象，他们在匆忙中躲避着我的眼睛，蚊虫的叮咬和夏日的炎热使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冗长的提问，我参杂着犹豫和试探性的问句，偶尔几瞥围观婆婆的怀疑，挫败感无疑笼罩着我。 一年级的农村孩子，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迷茫和不安，这是不同于城市孩子的，我有一个与他们同龄的表弟，虽然迷茫是儿童眼睛中共有的东西，但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差别，好奇抑或空洞。

我无法忘记第一个男孩李帅光着沾有尘埃泥土的上身，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边因蚊虫叮咬而抓痒边迷茫地呆望着远方的神态。他似乎对父母的离去已经不在乎了，因为父母好像早已将他们遗忘，连偶尔的联系都显得多余，他们说也不期待和父母打电话，我不禁被这强迫出的冷漠惊得发抖。 孤僻，自闭，老一辈人不恰当的过度保护让李涛像森林中受惊的小鹿，敏感脆弱，只顾躲闪，甚至为了躲避都不顾及自己的安全。那些婆婆不懂得与他们沟通，不懂得教育，他们的父母被生计所迫在外地打工，一年只能回家一两次，一次也一般是不到五天。他说，受到危险时都会想到爸爸妈妈，但爸爸妈妈太远了，可是自己也不想过去读书，因为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李涛极其害怕我们，在我们对他提问的过程中一直低着头，不敢也不想看我们。他被婆婆教育说不要和陌生人讲话，可是谁又为他的孤僻和寂寞负责呢？ 半天短暂的调研结束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烈日依旧，我们想着未来的辛劳和那些沉重的故事，没有选择，只能继续访问，但愿他们能拥有更多的机会，起码，拥有希望。

第二天：七月五號

今天早上是阴天，几乎没有阳光，偶尔的微风让走在水库池塘边上的我们看见了些希望，但愿天气都能如此，炽热的阳光实在太容易让我们精疲力竭。 最开始，我和琨娜又被分配到了鲜有人家的村队，狗吠声迎接我们、驱逐我们，小助手们跑在最前面为我们恐吓狗狗们，他们用石子驱逐狗狗，我们刚开始很怕因此狗反而会扑上来咬我们，当我们退缩在后或者心惊胆战地让他们别招惹狗时，他们告诉我那样才能吓走狗，我们半信半疑地放下心来，开始调研。

调研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隔代家长的抗拒。大多数隔代家长，也就是爷爷婆婆（奶奶），不一定是完全怀疑我们---尽管刚开始可能会因为我们说普通话而产生怀疑心理，但经过小助手的翻译以及我们努力的解释，差不多已经可以化解部分怀疑了，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抗拒，可能是因为差异而起的自然抗拒吧，也是主客体的两分造成的抗拒，我们难以在短时期内化解掉我们的身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主动权与被动。语言在这里扮演着表面上的决定作用，肤色，衣着，相貌形态也使我们与他们如此不同，最根本的则是身份了，我们进入这里，尽管辛苦，尽管放弃了一段时间内我们本能够享受的安逸生活，但我们终究会离去。我们访谈了，记录了，最好的结果是将结果变成帮助、扶持他们的政策和活动，但我们我们无法将他们变成我们。

他们将是永恒的他者。 “人非工具”---在田间地头我想着这康德的道德法则。这个法则其实表面上否定了许多人类学的工作，表面上我们打扰了当地村民的生活，这两天我每天都能看到一些满脸狐疑地看着我们的村民，他们不象城里人般圆滑灵敏，他们就那样呆呆地看着你，目光充满了疑惑、不满甚至质疑，但他们的神态如此真诚，他们审视着我们这些衣着鲜亮，背着挎包，拿着文件夹，成群结队的外来者。他们的姿态提醒着我们“人非工具”。 如果我们真的只为了猎奇，为了自己的学术成果侵犯他们的生活，将他们当作工具，那该多么可悲与可怕。表面上的“工具化”虽然极易变为现实，但是大部分的调查活动还是能够再进行一次转化的，即便被访者为主体，以他们为目的。实际上，具有真正人文关怀的问卷的设计，半结构式访谈其核心宗旨都是以被访者为目的，尽管采访过程中不得不变预设的主体为客体，但如果方法得当，调查者真的有能力和意志力认真去做调查，被访问者便能最低限度地被工具化，成为自始至终的目的。

许多被访者会十分热情的招待我们，切开刚才地里摘下的西瓜请我们吃，和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闲聊，问问我们的基本情况。我觉得这一过程在访谈时十分重要，具有推进的作用。在他们“访谈”我们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被他们客体化了，这种双方互动的交流不仅仅是增进了信任感和亲密度，还是化解心中主客体鸿沟的可行方法。

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被访者是一名一年级的小女孩，她妈妈因为家里太穷而离开了三台（家），爸爸留在家里照顾她，与她关系较近的还有她的二姑，她因为身体不好（据常和她玩小男孩讲，是身体里长了一个东西），前两天刚做完手术，所以我们见到她时，她穿着毛衣，而且当我们扇扇子时她暴躁地说她不能吹风。她做问卷做得很慢，时常对着我和小助手吐舌头，她的好朋友（那个小男孩）提醒着她如何填问卷，当然这种善意的提醒免不了儿童之间初露端倪的攀比和讥讽。她的回答充满着矛盾，她希望自己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爱读书，广交朋友的，可是她却无法做到。她的家庭状况在新鲁镇是极常见的，她的孤僻和渴望（理想中的自己）也是新鲁镇留守儿童的典型性格特征。 我无法让自己停止想起昨天那个长著极美的眼睫毛和大眼睛的小女孩，他们都一样，那么聪慧美丽，天真烂漫，充满着无限可能，但只要一想到苦难将关闭他们的许多可能性，我就会感到心痛。我不想，毋宁说恐惧她在十五年后不得不成为餐馆的服务员，看着廉价手机上的电脑制作网络小说，眼神空洞。她这么美，她的美的摧毁，就是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的摧毁。我们要阻止这种摧毁，起码阻止它加快的进程，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七年後重讀讀後感：

我當時真的是一個充滿了分別念的人啊⋯⋯現在看到自己當年「居高臨下」的「想幫助別人」的態度真是感到羞愧。現在想想，成為餐館的服務員又如何呢？僅僅是眼神空洞地望著陌生人就可以說明她／他是比陌生人更不好的嗎？當年只是從理論上知道“不要把對方當成客體”的我，真是實際上每分鐘都在把對方當成客體。

如果現在讓我去參加同樣的田野調查項目，可能我能更和當地人打成一片了吧，坦率地去和他們一起笑。可是，這種“無法真正幫助他人”的感覺可能還是會有，但可能會更能接納自己的局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