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文化已经失去了把握当下的能力
文化已经失去了把握当下的能力
马克·费舍/文
王立秋/译
Mark Fisher, “Culture has lost the ability to grasp the present”, Open Democracy, 15 September 2022,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mark-fisher-ghosts-retromania/。本文为费舍著作《我的生活的幽灵》的节选。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在《未来之后》中，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提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对未来的缓慢取消”。他阐述道，
我说的未来指的不是时间的方向。我想到的毋宁说是在进步现代性的文化情景中出现的那种心理感知，在现代文明的漫长岁月中被制造出来的、在二战后达到顶峰的那些文化期望。这些期望凭借的方法不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和建立新总体的神话；资产阶级的福利和民主国家的线性发展神话；技术统治的科学知识无所不能的神话等等——但它们都是在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的概念框架下形成的。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神话的时间化的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要摆脱这种神话的时间化，抛开这种时间镜头来看现实很难，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我绝不可能根据新的现实来生活，无论它的社会行星（运转）趋势是多么地明白无误甚或令人眼花缭乱。（《未来之后》[After the Future]，AK Books, 2011, pp.18-19）
比弗比我大一辈，但他和我在这里的时间分野的同一边。我也绝不可能适应这个新情景的矛盾。在这里，你可能马上就会感受到这样的诱惑，即把我所说的东西纳入一种熟悉到让人厌烦的叙事：不就是老一辈无法接受新事物，说他们的时代情况更好吗？但现在过时的，确切来说正是这种看法及其假设，即年轻人自动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
与其说老一辈因为害怕和不理解而在“新”面前畏缩，倒不如说，那些文化期望成形于更早时代的人，更容易为可识别的形式的持续存在而感到震惊。这一点在流行音乐文化中尤其明显。很多我们这些成长于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人正是通过流行音乐的变异，才学会怎样衡量文化时间的流逝的。但面对21世纪的音乐，这种未来带来的震撼感却消失了。
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就能很快证明这点。想象一下把过去几年发行的任何一张张片传送回比如说1995年然后在广播上播放。很难想象它会给听众带来什么震动。相反，会让1995年的听众感到震撼的，反倒可能是这些声音的可识别性本身：接下来17年里音乐发生的变化真这么小么？这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风格的快速更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1989年的听众播放1993年的Jungle音乐唱片，你会发现它在后者听起来是如此之新，以至于它会促使他们重新思考音乐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与对未来的缓慢取消相伴的，是期望的紧缩
主宰20世纪的实验文化的是一种重组的谵妄，这谵妄让人觉得“新”取之不尽；而21世纪则为一种碾压性的有限和竭尽感所压迫。它给人的感觉就不像是未来。或者，它并没有给人21世纪已经开始了的感觉。我们还被困在20世纪。
与对未来的缓慢取消相伴的，是期望的紧缩。可能就没几个人相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会有像比如说Stooges的《Funhouse》或Sly Stone的《There’s Riot Goin’ On’》那样伟大的唱片发行。我们更不会去期待披头士或迪斯科带来的那种断裂了。生得晚了的、活在淘金热过去之后的感觉既无所不在，又四处遭到否认。
拿此时此刻的萧条景象来和先前时代的繁荣相比，你很快就会被扣上“怀旧”的帽子。可当前艺术家对早就确立的风格的依赖表明，当前的时代陷入了一种形式上的怀旧，一种更短的怀旧。
在对未来的缓慢取消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相反，那30年是一个带来大规模、创伤性变革的时代。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结束了所谓战后社会共识的令人不安的妥协。
资本主义经济的跨国重构强化了撒切尔在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向所谓后福特主义（全球化、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化和劳动的临时化）的转变彻底改变工作和修休闲的组织方式。同时，在过去10到15年里，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也彻底改变了日常经验的质感。
然而，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越来越有这样一种感觉：文化已经失去了把握和表达当下的能力。或者也可能是，在某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如今再无当下可供把握和表达了。
未来不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贝拉尔迪的表述“对未来的缓慢取消”是如此地贴切，因为它捕捉到了过去30年里未来遭到的那种一点一点的、持续的侵蚀。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第一次能够感觉到当前的文化时间性危机的话，那么，直到21世纪，西蒙·雷诺兹所说的“时间的不同步(dyschronia)”才流行起来。
这种时间的不同步，这种时间的脱节，本应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可雷诺兹所说的“复古热”的盛行又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一切怪异、恐怖(unheimlich)的色彩：如今，年代错乱已被视为当然。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回顾、拼贴的倾向——的诊断已经“自然化”了。
以像阿黛尔那样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为例：虽然她的音乐不以复古为卖点，但她的唱片也没有什么特别属于21世纪的东西。和如此之多的当代文化生产一样，阿黛尔的唱片充满了一种模糊但持久的过去感，但这种过去感又不会让人想起哪个具体的历史时刻。
詹明信把后现代“历史性的衰微”等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他很少谈到为什么二者等同。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到来会导致一种回顾和拼贴的文化？
不稳定工作和数字交流的结合导致了对注意力的包围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提出几个临时性的猜想。第一个猜想和消费有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团结和安全的破坏，带来了一种对既定的、熟悉的东西的补偿性渴望？保罗·维利里奥写到过一种“极惰性”，那是一种交流大规模加速产生的效果和对这种加速的平衡。
维利里奥举的例子是霍华德·休斯，他在一个酒店房间里生活了15年，没完没了地反复看《大北极》。休斯曾是航空事业的先驱，后成为存在领域(existential terrain)——网络空间即将开启的就是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你不再需要身体移动就能访问整个文化史——的早期探索者。或者就像贝拉尔迪论证的那样，晚期资本主义工作文化的高强度和不稳定使人处于一种既筋疲力尽、又因为受到过度刺激而亢奋的状态。
不稳定工作和数字交流的结合导致了对注意力的包围。贝拉尔迪称，在这种失眠、被淹没的状态下，文化变得去情欲化了。在贝拉尔迪看来，引诱的艺术太耗时，像伟哥那样的东西回应的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欠缺：极度缺乏时间、精力和注意力的我们要求快速解决问题。和贝拉尔迪提到的另一个例子色情片一样，复古也提供了快速、简单的承诺——在已经熟悉的满足之上做最小限度的变化。
对晚期资本主义与回顾之间的关联的另一种解释以生产为中心。虽然在修辞上强调新和创新，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逐步但系统地剥夺了艺术家生产新东西所需的资源。
在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和高等教育维持津贴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流行文化中大多数实验的间接资金来源。随后在意识形态上和实践上对公共服务的攻击意味着，一个可以为艺术家提供庇护，使其免于生产立即见效的作品的压力的空间受到了严重限制。随着公共服务广播的“市场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制作和已经成功的作品相似的文化产品。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人们可以从工作中抽身并沉浸于文化生产的社会时间急剧减少。如果说有哪个因素直接导致了文化的保守主义的话，那就是房租和抵押贷款成本的大幅膨胀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在朋克和后朋克那里）文化发明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些城市正好有大量可以偷住的和廉价的房子——这一巧合并非偶然。自那时起，社会住房的衰落，对偷住行为的攻击和房地产价格的疯长意味着，人们可用于文化生产的时间和精力也大大减少了。
但也许，随着数字通讯资本主义的到来，这种情况才达到了终极的危机点。自然，贝拉尔迪所描述的对注意力的包围既适用于生产者，也适用于消费者。要生产新东西，你得先各种退出——比如说，退出社交，退出预先存在的文化形式——可当前主流形式即社交网络化的网络空间——和它带来的无限的微接触机会，和在这个空间中泛滥成灾的油管链接——又让退出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
抑或，如西蒙·雷诺兹简洁有力地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日常生活加速了，文化却慢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