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难题之二：财政危机：改革第一推动力
【财政危机：改革第一推动力】
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外部世界对苏联最强烈的感性认识，是1981年9月4日西方-81军演，这也是广大「苏联爱好者」最为难忘的时刻。
当时苏联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规模都远超美国，军费甚至比美国高出50%，处于全球扩张的顶点。
石油价格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上升的最重要助推器。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只用了19天，每桶石油由3美元涨到13美元，其后一路上涨近20倍。而苏联在1969-1980年间，石油产量增长了9倍。
从石油危机爆发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的石油红利高达2700-3200亿美元。美国的苏联史权威科特金认为，没有石油，苏联可能提前20年解体。
但是，国运被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用完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石油成交价已由80年代初的40美元暴跌到10美元，油价走低同时，为苏联贡献滚滚财源的油井开始老化，采油成本迅速上升。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苏联，外表无比强大，但腐败和低效问题空前严峻，对继任者来说，最紧迫的威胁，其实是急剧恶化的财政问题。
为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军费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长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3，为应付居民的消费需求，1985年补贴超过73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8%。而七十年代为应付粮食不足，不断增大粮食进口，它日益成为一个外汇无底洞。
财政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西方债务也迅速攀升，1975年债务为154亿美元、1980年为252亿美元，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上升到383亿美元。
当时，人们以「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来区分保守派与改革派。所谓「技术派」，就是认为生产力提高靠技术设备的投资，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经济派」则认为，经济手段激励也是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赫鲁晓夫、柯西金。
戈尔巴乔夫有轻微的「经济派」倾向，地方工作经验，让他更容易看到统得过死的弊端。
但是，无论是谁上台，都面临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无论其是偏向「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改善财政的可选项都一样：
削减开支的选项：1、削减军费；2削减对友好国家援助；3、削减居民福利、4、削减行政成本；5、反腐；
增加收入的选项只有两条：1、改变管理制度，释放社会生产力；2、加消费税
对斯大林体制的态度是改革还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个财政问题，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是财政危机，其推进决心与面临的困境压力成正比。
所以，勃列日涅夫从支持柯西金继续改革，到重弹计划经济和加强集中管理的好处，把「改革」变成「完善」，并非他突然又喜欢上了斯大林体制，而是从天而降的「石油红利」，手头突然宽松了
既然手头突然宽松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以伤害大批同志的利益为代价去改革呢？
更大的诱惑是，财政突然变得特别宽裕，谁不想把权力上收，集中资源办几件能让人看得见的大事，让自己以有为之君载入史册呢？
同样，当巨大的财政压力旧体系无法维系时，无论是情报头子出身的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是为赶进度不惜人命瞎指挥的赫鲁晓夫，还是因理论正统曾被「红色主教」苏斯洛夫赏识的团派干部戈尔巴乔夫，最后开出的药方几乎一样：
对外与西方缓和、给盟友松绑，允许小弟各走特色道路，对内则是变革斯大林体制，调动生产热情。
如果改革阻力太大，需要争取民心和声望来提升政治资源，则有两个办法：一、反腐反特权；二、平反冤假错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上继续安德罗波夫的反腐和反特权，以年轻化之名清洗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高层成员。生产纪律整顿上，则以强力手段严惩偷窃、矿工、酗酒、溜号等破坏生产的行为。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举措，却是典型「技术派」的「加速战略」，即通过重点加大对机械、化工、金属领域的投资追赶西方，「加速战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戈尔巴乔夫真正被外界打上「改革派」标签，是主动恢复裁军谈判。他第一次在西方露脸，是1983年5月作为政治局新人访问加拿大，他的睿智、犀利，与苏联领导人的老迈、僵硬形成鲜明对比。
戈尔巴乔夫既能舌战激辩加拿大参众议员，又能与西方记者谈笑风生；刚上谈判席时，是个冰冷的对手，仅过两年就变成和平天使，西方从没见过这样让人迷惑的苏联领袖。
从198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关于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看法的「新思维」，到两年后他在联大同题演讲，西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诚意上。
戈尔巴乔夫成功掩饰了其真实动机，占据牌面巨大优势的西方国家，要在苏联解体后，才知道当时苏联正处于内部塌陷式崩溃的边缘。
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戈尔巴乔夫甚至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相信当初积极主动的和平主张，是因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伟大理念而非手里缺钱。
外交新思维让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赢得巨大声望，稳固了国内地位。政治代价是得罪了军方和相关从业者高达500万-800万人的军工集团。
戈尔巴乔夫最失败的改革，是1985年5月实施的禁酒令，当时他才上台两个月。
酒在斯大林时代就为国家专营，对苏联财政的贡献相当于烟草对中国财政的贡献。如果规划得当，它本可以加价增税方式纾解财政困境，但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衣钵传人，一定要完成前人未竟事业。
利加乔夫负责制定的方案，比1958年的赫鲁晓夫，1983年的安德罗波夫禁酒令要严苛得多，雷日科夫认为如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可行，但方案获得戈尔巴乔夫首肯。
1988年，轰轰烈烈的禁酒改革悄然谢幕，它虽然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成效，甚至真的短期提升了生育率，但数百亿卢布的财政损失，让它以雪上加霜型改革载入史册。
除去军费和对外援助，财政负担最重的是居民消费补贴。
1971-1985年间，苏联货币流通量增长2.1倍，而消费品生产却未增加。严控物价导致消费品严重短缺，享受补贴的苏联公民也没沾到好处，他们以每天排队的方式支付了真实价格。
尽管面临沉重的消费品补贴压力，苏联却不敢像1988年中国那样实施「价格闯关」，修正扭曲的价格体系，减少财政补贴。
1980年代初，苏联隐形通胀已经严重到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就极可能会清空城市居民钱包的程度，没人敢冒这样的险。
1962年5月，赫鲁晓夫只是提高肉蛋奶价格，就民怨沸腾，新切尔卡斯克爆发大罢工，先得罪全党同志，再得罪老百姓，几头不讨好的赫鲁晓夫不久即被退休。
赫鲁晓夫闯关翻车，苏联领导人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为了避免城市居民放下筷子骂娘，只能一边不断提高食品征购价，一边冻结零售价，财政补贴买社会稳定。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财政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坡道上滚了二十年的大雪球。
中国抢在苏联之前尝试价格闯关，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刚启动不久的改革，曾取得过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成果，改革推进者由此获得更充分的社会信任和推进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