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从公共场域退缩是中国民众深陷“内卷”的根源
近几年,“内卷”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高频词。所谓“内卷”简而言之,就是人们为学历、职位、收入、地位等,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精力等资源参与竞争,且这种竞争过程并不能益于其个人和社会,竞争内容同质化、没有新的突破,空耗人们的精力、增加压力和痛苦,反过来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阻碍社会真正的进步。
而近年的中国人,正是处在这种“内卷”中。例如高考考学,全省至全国上千万考生,为争夺固定的录取名额/比例,而埋头练习考试,过程中鲜少学到有用知识,且分数随考生竞争而水涨船高,最终录取的比例却并未因平均得分提高而增多,每个考生却要付出更大代价。中国大多数地区(尤其中部和南部)中学生往往需要从早上6:00学到晚上10:00,身心颇受摧残,但又不得不如此“内卷”以踏过高考“独木桥”。
而在就业领域,“内卷”同样严重。所谓“996(早9点工作至晚9点、每周六天)”就反映了中国白领阶层的辛苦。而中国餐饮、快递等服务业也陷入“内卷”,餐品和快递费用惊人的低廉(如不少县城一份肉菜仅人民币5元;在厦门这样的大城市,盐焗虾、海鲜煲、鸡、炒冬粉四样菜和汤的精致套餐,才58元人民币),代价是服务员和快递员微薄的报酬,以及餐饮/其他产品的低品质、以次充好。新兴的网络直播行业,也颇为“内卷”,如一座“网红大桥”上有时会有数十个女主播排排坐、向粉丝直播,以获取打赏。
在高等教育、科研、文艺等领域,从业者们也都普遍为了绩效而生产大量没有创新创造性、缺乏实用价值、仅为应付差事和获取补贴的“学术垃圾”,不仅劳而无用,还浪费国家经费、挤占真正有价值的科教活动。
总之,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陷入“内卷”,白白消耗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做“无用功”(或起码事倍功半)。“内卷”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残酷、本来的良性竞争转为恶性,人们之间为一点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为取得优胜不择手段。而多数人又很难摆脱这种“内卷”,因为如果自身放弃竞争,就意味着那点微薄的利益都不再与自己有缘。
而中国近年来“内卷”之所以愈演愈烈,追根溯源,和近十年中国公共空间日益收窄、人们普遍退回私域,有着同步性和密切的关联。
从大约2014年至今,中国的政治空气和社会氛围发生了悄然但日益产生压迫感的变化。之前十多年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公民维权空间、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空间,逐渐被压缩、蚕食。一些触及“红线”的人,轻则被“喝茶”和删帖封号,重则锒铛入狱。
之后,曾经关心公共事务和陌生人喜怒哀乐、积极批评制度性结构性不公的中国人,也就不得不放弃对他者的关怀、对体制的批判,转而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崇尚“奋斗”和“个人努力”。社会风气也由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义占主流,变成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
正是这样的前情,促成了近年中国人的“内卷”。因为中下层国人无法通过改变大环境、制度性不公、分配的极度不均,就只能在狭窄的人生“赛道”里,与同类竞争那剩余的有限机会和资源。对于遭受的不公和损害,也只有去从更弱者那里“找补”。
但越是这样“内卷”,国人付出的代价越大、人与人之间博弈的零和性越强、社会矛盾越剧烈,参与“内卷”者又需要付出更多心力,形成恶性循环,国人也越陷越深。
虽然近年一些国人有所醒悟,明白“内卷”的危害,有的人选择“躺平”以抵制“内卷”。但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稀薄,人们“手停口停”、不工作就没钱,只有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所以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能真正“躺平”。
而想真正结束“内卷”、停止各种过度和不必要的竞争,根本途径只有重新开放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推动体制的改革、资源分配的公平,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最起码,中国应回到2010年前后较为开放的体制和环境。而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革也应重启,并将公平和扶弱作为改革重中之重。这样,中国人才有望减轻压力、摆脱“内卷”,社会也将变得和谐、有活力,人们也能从不必要的低效甚至无效“内卷”中解脱、致力于真正且有益的学习和工作,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也能再度振兴。
(本文发表于《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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