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从公共场域退缩是中国民众深陷“内卷”的根源

  近几年，“内卷”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高频词。所谓“内卷”简而言之，就是人们为学历、职位、收入、地位等，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精力等资源参与竞争，且这种竞争过程并不能益于其个人和社会，竞争内容同质化、没有新的突破，空耗人们的精力、增加压力和痛苦，反过来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阻碍社会真正的进步。

   而近年的中国人，正是处在这种“内卷”中。例如高考考学，全省至全国上千万考生，为争夺固定的录取名额/比例，而埋头练习考试，过程中鲜少学到有用知识，且分数随考生竞争而水涨船高，最终录取的比例却并未因平均得分提高而增多，每个考生却要付出更大代价。中国大多数地区（尤其中部和南部）中学生往往需要从早上6：00学到晚上10：00，身心颇受摧残，但又不得不如此“内卷”以踏过高考“独木桥”。

  而在就业领域，“内卷”同样严重。所谓“996（早9点工作至晚9点、每周六天）”就反映了中国白领阶层的辛苦。而中国餐饮、快递等服务业也陷入“内卷”，餐品和快递费用惊人的低廉（如不少县城一份肉菜仅人民币5元；在厦门这样的大城市，盐焗虾、海鲜煲、鸡、炒冬粉四样菜和汤的精致套餐，才58元人民币），代价是服务员和快递员微薄的报酬，以及餐饮/其他产品的低品质、以次充好。新兴的网络直播行业，也颇为“内卷”，如一座“网红大桥”上有时会有数十个女主播排排坐、向粉丝直播，以获取打赏。

   在高等教育、科研、文艺等领域，从业者们也都普遍为了绩效而生产大量没有创新创造性、缺乏实用价值、仅为应付差事和获取补贴的“学术垃圾”，不仅劳而无用，还浪费国家经费、挤占真正有价值的科教活动。

   总之，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陷入“内卷”，白白消耗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做“无用功”（或起码事倍功半）。“内卷”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残酷、本来的良性竞争转为恶性，人们之间为一点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为取得优胜不择手段。而多数人又很难摆脱这种“内卷”，因为如果自身放弃竞争，就意味着那点微薄的利益都不再与自己有缘。

    而中国近年来“内卷”之所以愈演愈烈，追根溯源，和近十年中国公共空间日益收窄、人们普遍退回私域，有着同步性和密切的关联。

   从大约2014年至今，中国的政治空气和社会氛围发生了悄然但日益产生压迫感的变化。之前十多年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公民维权空间、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空间，逐渐被压缩、蚕食。一些触及“红线”的人，轻则被“喝茶”和删帖封号，重则锒铛入狱。

   之后，曾经关心公共事务和陌生人喜怒哀乐、积极批评制度性结构性不公的中国人，也就不得不放弃对他者的关怀、对体制的批判，转而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崇尚“奋斗”和“个人努力”。社会风气也由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义占主流，变成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

   正是这样的前情，促成了近年中国人的“内卷”。因为中下层国人无法通过改变大环境、制度性不公、分配的极度不均，就只能在狭窄的人生“赛道”里，与同类竞争那剩余的有限机会和资源。对于遭受的不公和损害，也只有去从更弱者那里“找补”。

   但越是这样“内卷”，国人付出的代价越大、人与人之间博弈的零和性越强、社会矛盾越剧烈，参与“内卷”者又需要付出更多心力，形成恶性循环，国人也越陷越深。

   虽然近年一些国人有所醒悟，明白“内卷”的危害，有的人选择“躺平”以抵制“内卷”。但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稀薄，人们“手停口停”、不工作就没钱，只有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所以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能真正“躺平”。

  而想真正结束“内卷”、停止各种过度和不必要的竞争，根本途径只有重新开放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推动体制的改革、资源分配的公平，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最起码，中国应回到2010年前后较为开放的体制和环境。而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革也应重启，并将公平和扶弱作为改革重中之重。这样，中国人才有望减轻压力、摆脱“内卷”，社会也将变得和谐、有活力，人们也能从不必要的低效甚至无效“内卷”中解脱、致力于真正且有益的学习和工作，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也能再度振兴。

（本文发表于《议报》）